生活在澳门，工作在珠海横琴，或者工作日在广州南沙，周末回香港与家人团聚，越来越成为不少港澳居民生活的新常态。
　　今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有着7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迎来了彼此深度融合的契机。
　　大湾区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应从何处起步？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应发挥三个方面的枢纽和联动作用：一是互联互通的枢纽作用，既包括大湾区内空间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各项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二是产业升级和产业链条的联动作用;三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之间的联动。
　　在学者看来，只有深度协同，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真正生命力。

合作远远大于竞争

　　尽管《规划纲要》今年2月才正式公布，但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却由来已久。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年之际，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粤港澳三地和国家发改委共同在香港签订《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此后，三地便围绕大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了各项合作。
　　《规划纲要》发布后，广东省印发《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形成了广东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施工图和任务书。
　　根据计划，广东省推进大湾区建设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大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构建起协调联动、运作高效的大湾区建设工作机制，在规则相互衔接和资源要素便捷有序流动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第二步到2022年，大湾区基本形成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第三步到2035年，大湾区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大湾区涉及4个中心城市，7个节点城市，辐射带动周边若干城镇。在受访者看来，4个核心引擎既要单独发力，又要联动配合，不光需要城市主政者拥有合作的胸怀，更需要破除行政阻碍的勇气，和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智慧。
　　同为广东省的两大引擎，广州和深圳如何实现“双核联动、双轮驱动”的作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身为广东省省会和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在大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承担着引领带动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发展的任务。
　　而和香港接壤的深圳，借助特区优势，成立近40年来，在各方面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要求深圳“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
　　2019年9月6日，广州和深圳两市签订了《广州与深圳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围绕创新、产业、交通、民生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全领域合作。
　　“广州市、深圳市各自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一直以来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全省乃至全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市之间是一种良性的、友好、市场化的竞合关系，但合作远远大于竞争。”广州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對《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制度的壁垒正在被打破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等要素的流动，如何打破海关、信息和规则的三道“关”，让三地规则相互衔接，要素自由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系列制度的壁垒正在被打破。近日，人社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这意味着，从明年起，港澳台居民可在内地参加社保，这对于两岸三地人才的自由流动，将是重大利好。
　　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看来，规则的相互衔接，一方面要从市场一体化角度破题，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关的一些体制机制创新和规则标准对接。另一方面，要从社会融合发展角度去考虑，包括跨境救助、跨境教育、跨境医疗、跨境就业所涉及的公共政策的对接。
　　据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市相关部门正会同海关、税务、外汇、边检、海事等单位，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对接国际规则体系，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投资贸易合作。
　　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广州与香港合作开展的“粤港跨境货栈”项目，已实现香港机场与广州南沙保税港区一站式“空陆联运”，极大提升了物流效率。
　　“广州和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几乎在全方位开展了对接、交流，这也是过去40年的一个延续基础。”毛艳华表示，粤、港、澳合作在过去的40年里，走过三个阶段，从八九十年代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分工合作，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服务业和科技合作的升级，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营商环境对接作为新突破口，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这40年，也是粤港澳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40年，只有在不断的合作对接中，才能不断探索体制机制的创新。”毛艳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