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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年前，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人热情万分又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山珍海味一通猛上，饭毕又恭恭敬敬地将两位老人家送回家里，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留下一地的土特产，才告退离开。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谁呀？谁这么大方？”她絮絮叨叨告诉我，这个学生叫邵水通，“文革”时的初三毕业生。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后来，在饭桌上，经对方一再提醒，外加启发、暗示，她才记起了他的诨名：潲水桶。
“想起来没有？我跟你们说过的，他上学时，我对他多好！结果呢，他反而嫉恨我，‘文革’时批斗我，揪掉我一撮头发！”
母亲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这个人来自农村，怎么说呢，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其实那年头，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邵水通的家境不过是比班里其他同学更加贫苦而已。他个头小、面黄肌瘦，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县中学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每人一个粗陶饭钵，自带粮食，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由食堂代为蒸饭。菜票却是各自购买，吃饭时八人一桌，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菜桶，冬天白菜、夏天茄子，炖得烂兮兮、软乎乎，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连汤带水混个假饱。吃到最后，每桌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黄叶之类。这时候，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打扫战场”，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倾倒，喝汤吃菜之后，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半点可怜的油花。这免不了让同学笑话，背地给他起个诨名，叫“潲水桶”。
上到初二，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听说是饿死的。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贫困，可他没有退学。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他就用这钱买菜票。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不是大米，也不是麦糁或小米，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
后来，同宿舍的学生中开始隔三岔五地丢菜票。也不知道怎么的，同学都认准这菜票是邵水通拿了。也有依据：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这星期忽然有钱打菜了。
就有学生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我母亲那里。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母亲的想法是，这种事说大也大，关乎品质;说小也小，长身体的孩子，肚里没油水，他饿得慌啊。母亲怜悯邵水通，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未来。
于是，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买了厚厚一沓食堂菜票，趁学生宿舍无人时，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那也就罢了。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顺便说一下，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将枕头掀开，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
五块钱啊！一毛钱一张的菜票，有五十张之多。
当时的情况，所有人都愣在宿舍里，每个人的目光都像箭一般地刺向了那捆菜票，准确而深刻。一两分钟之后，大家又哗地散开，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掏扯口袋，检查自己的菜票夹，拿出来，沾着唾沫星，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一遍，不能确信，回过头再数。这一切，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丝毫也没有回避他的意思。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悲伤和黑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在我母亲这儿，从那一天开始，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一直持续进行，直到“文革”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被迫结束。援助的情况是这样：每天早晨，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拿花手绢包着，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到第二节课下课后，她走到教室窗口，招手喊邵水通出来，带他到走廊的僻静处，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之后急忙转身，做贼一样回办公室。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之所以立刻就走，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
“文革”开始，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邵水通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头目，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每有批斗会，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些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押解途中，因为绳子勒得太紧，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她喊他的名字：“邵水通……”母亲心里一定认为，她对他是有恩的，别的不讲，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人不能不讲良心。
就在那一刻，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他突如其来地发作了，豹子一样跳起来，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哗地一下子，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淌了满脸。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更加狂暴，跳着、骂着，用脚尖拼命踢着……
那一顿暴虐的结果，是母亲浑身青紫，腰部软组织挫伤，肩胛骨骨裂，头皮被撕裂一块，至今还留着一个不规则的疤痕。
母亲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说：“邵水通当年是做了坏事，他现在忏悔了，他来看我，说明他真心觉得对不起我。”
“你确信？他对你道歉了吗？”我追问。
老太太“哦”了一声：“那倒没有。道什么歉啊，我不在乎形式的。”
有一年，我记得是“非典”过后，邵水通专门开着一辆奔驰到南京来，除了送上当季的土特产品之外，还执意要带我的父母出去吃饭。那天赶巧我在母亲家，邵水通顺带邀请了我。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老板的真面目。之前在母亲的叙述中，她这位学生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可是见面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谬误。这位邵老板非但圆胖喜感，个头也算得上高大魁梧，跟我老态龙钟的母亲站在一起，视觉上的对比相当强烈。
就餐的饭店是南京最好的海鲜酒楼，我和父母加上邵水通，总共四个人，摆上席面的食物十四个人都吃不完。古典式桌椅，银光闪闪的餐具，精致繁复的菜品，一切都带着那种昂贵的、奢华的、派头逼人的气势，压迫得我们呼吸艰难。我看见母亲把一副银制餐具拿起又放下，惊慌失措地拿提花餐巾去擦她面前的一小滴汤汁，非常努力地去咀嚼她根本嚼不动的牛肉，把一个简单的就餐程序弄得复杂而慌乱。她不时地抬眼看我，又看邵水通，脸上的神情小心翼翼又自惭形秽，仿佛在说，瞧我这个没出息的土老太婆，怎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 吃完饭，邵水通又开着大奔送我父母回家。到了楼门口，他执意要把两位老人送上楼。“不差这几步的。”他说，态度非常诚恳。其实，我父母虽说年迈，腿脚还相当利索，每天上楼下楼买菜散步，自己走得清清爽爽，搀扶或者架助的时候还远远未到。邵水通如此夸张地服侍二老，在我看起来总是不够自然，有一点儿舞台上演戏的模样。
又是几年过去，邵水通的探访断断续续、坚持不懈。那些肥肥的鸡仔、白花花的大米、泥巴还未及干透的萝卜、山芋，以及麻鸭蛋、水菱角、豆瓣酱、干腌菜……新鲜丰富的物品，铺天盖地而来，排山倒海而来，仿佛要把我母亲淹没，把我们这个家庭淹没。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夏天，天气极其闷热潮湿，邵水通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是他们班级毕业四十周年，他想搞个周年庆典，师生们聚一聚。费用他来出，吃住都在他的饭店，一切都不消别人操心。邵水通对我母亲说：“老师，你无论如何要来，你和老先生都来，班主任不能不到场，学生们都想你。”
我母亲最听不得煽情的话，一听就信以为真，就飘飘然。可是她又有点犹豫，毕竟七八十岁的人，出门总是有风险的。母亲就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那不行。”我说，“我最近事情多，抽不出空陪你们去。让你们单独出门，我不放心。”
我母亲没有继续坚持，大概她自己也觉得大热天出行终究不是正事。
到晚上，邵水通竟把电话打到我家来了。他好半天没有开口，再说话时却先叹一口气：“妹子啊，你听我说，我们这届学生，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班里有两个同学前几年就跟我们阴阳两隔了。说句大俗话，人到这个岁数，是见一次少一次。这回是我挑头做东，恳求你帮帮老哥，成全我一次。”
一席话，说得万般悲凉，我一时竟然发了愣，身上麻酥酥的，不知道如何接腔。
“反正，有我们这些学生，老人家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最坏的可能是，天塌了，那还有我们几十个人顶着呢。”他又开起了玩笑。
我还有什么话说？我不能把人家的情分不当情分。
邵水通的确尽心尽责，自己腾不出空，专门安排他饭店里的公关经理来接我的父母。
父母去了两天，每天来一个电话向我汇报：来了多少学生，同学宴摆了几桌，场面如何热闹。我听得出来，老太太置身在从前的集体当中，在她那些步履蹒跚的搭档和发鬓斑白的学生当中，是真的开心。第三天中午，父亲打来电话，却把我吓得半死。父亲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说：“你妈妈晕倒了，正在校园里拍集体照呢，人就倒了。”我心里一凛，急忙问父亲：“人怎么样了啊？抢救没有啊？”
“那个那个……送医院了，没事了哦，真没事了哦。”父亲有脑萎缩的症状，语言正在往幼儿园孩童的用词水准退步，无法把一件事情描述得精细详尽。
我赶快放下手边的事情，叫了一辆出租车，火急火燎赶往故乡县城。
到了县医院一看，母亲早已恢复如常，一个人占着一个单间病房，倚在抬高的病床上，脑袋后面垫着雪白的靠枕，笑眯眯地享受着身边一群老学生的伺候。
“哎哟，”母亲说，“不是告诉你没事嘛，大老远地还过来。”
原来她的一个学生就在这家医院当院长。有这样的关系，我果然是多余操心。
年届退休的院长很负责地把我带到办公室，依次展示了我母亲的胸片、心电图、脑部CT片，和林林总总的化验报告。“老人家健旺得很，再活二十年都没大问题。”院长拍胸脯保证。
“那么，她怎么突然会晕倒？”我询问。
院长挠着头皮说，还真是查不出原因。兴许是气压低，天气热。“毕竟是小八十岁的人了呀。”他说。
“也或者，是她这几天兴奋过度。”我开了个玩笑。
“有可能。”院长点头附和。
“你们也真行，毕业四十年了，还能聚起这么多人。”
“那是啊！你母亲都到了，我们怎么能不到？”
我心里忽地一动，明白了邵水通为什么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不把我母亲请过去不肯罢休。这事说起来，的确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少年时代被同学戏称为“潲水桶”的人，曾经因为几张菜票和一餐饱饭差点儿被赶进深渊的人，他出钱出力筹办一个同学会，容易吗？
出了院长办公室，我在走廊里碰到邵水通。他正满头大汗地拎着两个大西瓜往病房里跑。我本想对他发火，起码也要谴责几句，为他把我的老母亲当成道具，可是看到他的一头大汗，满脸惊惶，竟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况且我发现，他似乎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从前油光光、喜感十足的一张脸，居然瘦得松松垮垮，我不由得怜悯起了他。
我对他说：“是我母亲让你们费心了！老人家嘛，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站着明天会不会躺着，生命规律。”
他越发感激涕零，连声称道：“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晚上是告别宴会，同学聚会上最后的晚餐，他邀请我参加。我母亲本是好热闹的人，输过两瓶营养液后，精神大好，坚持要出院，跟她的学生们共享欢乐。
宴会就在邵水通自己的饭店里举行，他选了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厅。席间，餐具之精美，菜品之丰富，烹饪之讲究，服务小姐之甜美可爱，完全配得上一个县级城市五星级饭店的称号。尽管如此，我发现邵水通的神色中还是透着紧张，似乎他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着的，像雷达一样往各处发射着信号，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吃啊，吃啊，菜不好，酒管够！”他热情地、急切地，甚至有点上赶着似的招呼大家。
在吃完桌上一圈分量巨大的冷盘之后，客人们已经有了饱意，面对源源不断堆上桌面的山珍海味，举筷的频率明显放缓。毕竟都是往六十岁上奔的老人了。一个吹着翻翘头，挂珍珠项链，模样像是当地干部的，慢悠悠地放下筷子，突然说了一句：“如今人家不是‘潲水桶’了，这称号该换到我们头上了。看到没有，我们大家在这儿胡吃海喝的，人家到现在筷子都没动过。”
还真是，宴席过半，邵水通面前的餐具却干净如初。
那边喝酒已经喝到高潮，敬班主任，敬数学老师、俄语老师，敬班长，敬学习委员，敬来敬去，乱成一团也笑成一团。我看见我母亲端坐着，不停地举杯，不停地笑，脸上居然泛着少女般的红晕。
一帮发丝花白、体态臃肿的女同学，大概也喝得有点高了吧，开始敲着桌子放声歌唱，唱的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歌。唱着唱着，还不尽兴，七八个人挪开酒桌，空出一片场地，上去就跳，是藏族舞蹈《洗衣歌》。
“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阿拉嘿司！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
当年的班长，拿起餐桌边上两个精巧的酒桶，双臂像翅膀一样展开，自告奋勇跳进女同学群里，手拎着酒桶做炊事班长挑水状插科打诨，乐颠颠地穿来插去。
就在这欢宴的高潮中，我看见邵水通孤独地站在角落里，面无表情，遥遥地望着他当年的同学们。他的目光，蒙眬而又尖锐，像是望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将来，又像是退回到他忍辱负重的少年时代。
回到南京不多久，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吧，我母亲接到消息说，邵水通去世了，死因是胃癌。母亲跟我唠叨这件事的时候，唏嘘了很久，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谈着谈着，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你说说，邵水通办那场同学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恍然记起邵水通在医院走廊里对我千恩万谢时，那张瘦得松松垮垮的脸。
母亲扬起脸，很坚定地表示：“他到死都还怨恨着我。”
我说：“这不可能，邵水通活着时对您多好，逢年过节，恨不能把副食品店搬到您这儿来。”
“你不懂。”我母亲说，“他这是要让我尝一尝，嗟来之食是什么味道。”
我心里忽然一疼，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我呆望着母亲的脸，感觉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是那么虚妄空幻，缥缈无常。
（欲何依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一书，本刊有删节，何保全、于泉滢图）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谁呀？谁这么大方？”她絮絮叨叨告诉我，这个学生叫邵水通，“文革”时的初三毕业生。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后来，在饭桌上，经对方一再提醒，外加启发、暗示，她才记起了他的诨名：潲水桶。
“想起来没有？我跟你们说过的，他上学时，我对他多好！结果呢，他反而嫉恨我，‘文革’时批斗我，揪掉我一撮头发！”
母亲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这个人来自农村，怎么说呢，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其实那年头，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邵水通的家境不过是比班里其他同学更加贫苦而已。他个头小、面黄肌瘦，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县中学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每人一个粗陶饭钵，自带粮食，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由食堂代为蒸饭。菜票却是各自购买，吃饭时八人一桌，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菜桶，冬天白菜、夏天茄子，炖得烂兮兮、软乎乎，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连汤带水混个假饱。吃到最后，每桌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黄叶之类。这时候，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打扫战场”，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倾倒，喝汤吃菜之后，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半点可怜的油花。这免不了让同学笑话，背地给他起个诨名，叫“潲水桶”。
上到初二，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听说是饿死的。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贫困，可他没有退学。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他就用这钱买菜票。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不是大米，也不是麦糁或小米，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
后来，同宿舍的学生中开始隔三岔五地丢菜票。也不知道怎么的，同学都认准这菜票是邵水通拿了。也有依据：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这星期忽然有钱打菜了。
就有学生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我母亲那里。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母亲的想法是，这种事说大也大，关乎品质;说小也小，长身体的孩子，肚里没油水，他饿得慌啊。母亲怜悯邵水通，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未来。
于是，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买了厚厚一沓食堂菜票，趁学生宿舍无人时，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那也就罢了。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顺便说一下，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将枕头掀开，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
五块钱啊！一毛钱一张的菜票，有五十张之多。
当时的情况，所有人都愣在宿舍里，每个人的目光都像箭一般地刺向了那捆菜票，准确而深刻。一两分钟之后，大家又哗地散开，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掏扯口袋，检查自己的菜票夹，拿出来，沾着唾沫星，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一遍，不能确信，回过头再数。这一切，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丝毫也没有回避他的意思。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悲伤和黑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在我母亲这儿，从那一天开始，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一直持续进行，直到“文革”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被迫结束。援助的情况是这样：每天早晨，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拿花手绢包着，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到第二节课下课后，她走到教室窗口，招手喊邵水通出来，带他到走廊的僻静处，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之后急忙转身，做贼一样回办公室。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之所以立刻就走，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
“文革”开始，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邵水通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头目，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每有批斗会，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些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押解途中，因为绳子勒得太紧，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她喊他的名字：“邵水通……”母亲心里一定认为，她对他是有恩的，别的不讲，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人不能不讲良心。
就在那一刻，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他突如其来地发作了，豹子一样跳起来，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哗地一下子，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淌了满脸。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更加狂暴，跳着、骂着，用脚尖拼命踢着……
那一顿暴虐的结果，是母亲浑身青紫，腰部软组织挫伤，肩胛骨骨裂，头皮被撕裂一块，至今还留着一个不规则的疤痕。
母亲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说：“邵水通当年是做了坏事，他现在忏悔了，他来看我，说明他真心觉得对不起我。”
“你确信？他对你道歉了吗？”我追问。
老太太“哦”了一声：“那倒没有。道什么歉啊，我不在乎形式的。”
有一年，我记得是“非典”过后，邵水通专门开着一辆奔驰到南京来，除了送上当季的土特产品之外，还执意要带我的父母出去吃饭。那天赶巧我在母亲家，邵水通顺带邀请了我。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老板的真面目。之前在母亲的叙述中，她这位学生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可是见面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谬误。这位邵老板非但圆胖喜感，个头也算得上高大魁梧，跟我老态龙钟的母亲站在一起，视觉上的对比相当强烈。
就餐的饭店是南京最好的海鲜酒楼，我和父母加上邵水通，总共四个人，摆上席面的食物十四个人都吃不完。古典式桌椅，银光闪闪的餐具，精致繁复的菜品，一切都带着那种昂贵的、奢华的、派头逼人的气势，压迫得我们呼吸艰难。我看见母亲把一副银制餐具拿起又放下，惊慌失措地拿提花餐巾去擦她面前的一小滴汤汁，非常努力地去咀嚼她根本嚼不动的牛肉，把一个简单的就餐程序弄得复杂而慌乱。她不时地抬眼看我，又看邵水通，脸上的神情小心翼翼又自惭形秽，仿佛在说，瞧我这个没出息的土老太婆，怎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 吃完饭，邵水通又开着大奔送我父母回家。到了楼门口，他执意要把两位老人送上楼。“不差这几步的。”他说，态度非常诚恳。其实，我父母虽说年迈，腿脚还相当利索，每天上楼下楼买菜散步，自己走得清清爽爽，搀扶或者架助的时候还远远未到。邵水通如此夸张地服侍二老，在我看起来总是不够自然，有一点儿舞台上演戏的模样。
又是几年过去，邵水通的探访断断续续、坚持不懈。那些肥肥的鸡仔、白花花的大米、泥巴还未及干透的萝卜、山芋，以及麻鸭蛋、水菱角、豆瓣酱、干腌菜……新鲜丰富的物品，铺天盖地而来，排山倒海而来，仿佛要把我母亲淹没，把我们这个家庭淹没。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夏天，天气极其闷热潮湿，邵水通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是他们班级毕业四十周年，他想搞个周年庆典，师生们聚一聚。费用他来出，吃住都在他的饭店，一切都不消别人操心。邵水通对我母亲说：“老师，你无论如何要来，你和老先生都来，班主任不能不到场，学生们都想你。”
我母亲最听不得煽情的话，一听就信以为真，就飘飘然。可是她又有点犹豫，毕竟七八十岁的人，出门总是有风险的。母亲就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那不行。”我说，“我最近事情多，抽不出空陪你们去。让你们单独出门，我不放心。”
我母亲没有继续坚持，大概她自己也觉得大热天出行终究不是正事。
到晚上，邵水通竟把电话打到我家来了。他好半天没有开口，再说话时却先叹一口气：“妹子啊，你听我说，我们这届学生，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班里有两个同学前几年就跟我们阴阳两隔了。说句大俗话，人到这个岁数，是见一次少一次。这回是我挑头做东，恳求你帮帮老哥，成全我一次。”
一席话，说得万般悲凉，我一时竟然发了愣，身上麻酥酥的，不知道如何接腔。
“反正，有我们这些学生，老人家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最坏的可能是，天塌了，那还有我们几十个人顶着呢。”他又开起了玩笑。
我还有什么话说？我不能把人家的情分不当情分。
邵水通的确尽心尽责，自己腾不出空，专门安排他饭店里的公关经理来接我的父母。
父母去了两天，每天来一个电话向我汇报：来了多少学生，同学宴摆了几桌，场面如何热闹。我听得出来，老太太置身在从前的集体当中，在她那些步履蹒跚的搭档和发鬓斑白的学生当中，是真的开心。第三天中午，父亲打来电话，却把我吓得半死。父亲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说：“你妈妈晕倒了，正在校园里拍集体照呢，人就倒了。”我心里一凛，急忙问父亲：“人怎么样了啊？抢救没有啊？”
“那个那个……送医院了，没事了哦，真没事了哦。”父亲有脑萎缩的症状，语言正在往幼儿园孩童的用词水准退步，无法把一件事情描述得精细详尽。
我赶快放下手边的事情，叫了一辆出租车，火急火燎赶往故乡县城。
到了县医院一看，母亲早已恢复如常，一个人占着一个单间病房，倚在抬高的病床上，脑袋后面垫着雪白的靠枕，笑眯眯地享受着身边一群老学生的伺候。
“哎哟，”母亲说，“不是告诉你没事嘛，大老远地还过来。”
原来她的一个学生就在这家医院当院长。有这样的关系，我果然是多余操心。
年届退休的院长很负责地把我带到办公室，依次展示了我母亲的胸片、心电图、脑部CT片，和林林总总的化验报告。“老人家健旺得很，再活二十年都没大问题。”院长拍胸脯保证。
“那么，她怎么突然会晕倒？”我询问。
院长挠着头皮说，还真是查不出原因。兴许是气压低，天气热。“毕竟是小八十岁的人了呀。”他说。
“也或者，是她这几天兴奋过度。”我开了个玩笑。
“有可能。”院长点头附和。
“你们也真行，毕业四十年了，还能聚起这么多人。”
“那是啊！你母亲都到了，我们怎么能不到？”
我心里忽地一动，明白了邵水通为什么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不把我母亲请过去不肯罢休。这事说起来，的确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少年时代被同学戏称为“潲水桶”的人，曾经因为几张菜票和一餐饱饭差点儿被赶进深渊的人，他出钱出力筹办一个同学会，容易吗？
出了院长办公室，我在走廊里碰到邵水通。他正满头大汗地拎着两个大西瓜往病房里跑。我本想对他发火，起码也要谴责几句，为他把我的老母亲当成道具，可是看到他的一头大汗，满脸惊惶，竟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况且我发现，他似乎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从前油光光、喜感十足的一张脸，居然瘦得松松垮垮，我不由得怜悯起了他。
我对他说：“是我母亲让你们费心了！老人家嘛，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站着明天会不会躺着，生命规律。”
他越发感激涕零，连声称道：“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晚上是告别宴会，同学聚会上最后的晚餐，他邀请我参加。我母亲本是好热闹的人，输过两瓶营养液后，精神大好，坚持要出院，跟她的学生们共享欢乐。
宴会就在邵水通自己的饭店里举行，他选了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厅。席间，餐具之精美，菜品之丰富，烹饪之讲究，服务小姐之甜美可爱，完全配得上一个县级城市五星级饭店的称号。尽管如此，我发现邵水通的神色中还是透着紧张，似乎他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着的，像雷达一样往各处发射着信号，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吃啊，吃啊，菜不好，酒管够！”他热情地、急切地，甚至有点上赶着似的招呼大家。
在吃完桌上一圈分量巨大的冷盘之后，客人们已经有了饱意，面对源源不断堆上桌面的山珍海味，举筷的频率明显放缓。毕竟都是往六十岁上奔的老人了。一个吹着翻翘头，挂珍珠项链，模样像是当地干部的，慢悠悠地放下筷子，突然说了一句：“如今人家不是‘潲水桶’了，这称号该换到我们头上了。看到没有，我们大家在这儿胡吃海喝的，人家到现在筷子都没动过。”
还真是，宴席过半，邵水通面前的餐具却干净如初。
那边喝酒已经喝到高潮，敬班主任，敬数学老师、俄语老师，敬班长，敬学习委员，敬来敬去，乱成一团也笑成一团。我看见我母亲端坐着，不停地举杯，不停地笑，脸上居然泛着少女般的红晕。
一帮发丝花白、体态臃肿的女同学，大概也喝得有点高了吧，开始敲着桌子放声歌唱，唱的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歌。唱着唱着，还不尽兴，七八个人挪开酒桌，空出一片场地，上去就跳，是藏族舞蹈《洗衣歌》。
“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阿拉嘿司！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
当年的班长，拿起餐桌边上两个精巧的酒桶，双臂像翅膀一样展开，自告奋勇跳进女同学群里，手拎着酒桶做炊事班长挑水状插科打诨，乐颠颠地穿来插去。
就在这欢宴的高潮中，我看见邵水通孤独地站在角落里，面无表情，遥遥地望着他当年的同学们。他的目光，蒙眬而又尖锐，像是望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将来，又像是退回到他忍辱负重的少年时代。
回到南京不多久，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吧，我母亲接到消息说，邵水通去世了，死因是胃癌。母亲跟我唠叨这件事的时候，唏嘘了很久，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谈着谈着，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你说说，邵水通办那场同学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恍然记起邵水通在医院走廊里对我千恩万谢时，那张瘦得松松垮垮的脸。
母亲扬起脸，很坚定地表示：“他到死都还怨恨着我。”
我说：“这不可能，邵水通活着时对您多好，逢年过节，恨不能把副食品店搬到您这儿来。”
“你不懂。”我母亲说，“他这是要让我尝一尝，嗟来之食是什么味道。”
我心里忽然一疼，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我呆望着母亲的脸，感觉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是那么虚妄空幻，缥缈无常。
（欲何依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一书，本刊有删节，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