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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环节，所涉及的“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但从农村金融方面来说，进展不太理想。
2012年初，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等部委批复在全国建立24个农村改革实验区，其中由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玉田县、吉林省九台市、福建省沙县、湖南省沅陵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承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任务。目前看来，上述地区的改革试点效果参差不齐。
农村问题所涉及的改革大致分三类，即“三农”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村金融的配套改革，也应从这三方面着手，包括对农业产业本身的金融支持的改善，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文发展的金融创新，对农民个人及家庭消费金融的提升。
围绕这三大领域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才算是切入了正题。
“四化”导向
近年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屡屡提到“四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金融如何支持农业“四化”成当务之急。为此，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都应大力拓展并积极调整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粮食产量保持了10年增产，并于2013年首次突破全国粮食总产量6亿吨大关。但这并非表示农业发展从此不再发愁，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2013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并将此摆在2014年六大经济任务之首。
目前，中国农业仍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农业经营单位仍以家庭化生产为主，经营方式仍延续已实行多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生产力分散和孤立，抗风险能力较弱，劳动生产率低下。
有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0%，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更低，大约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左右，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排名长期位于全球50名之外。但同时，中国谷物单产、水稻和小麦单产却已达发达国家水平，玉米单产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呈现出“一腿长一腿短”的尴尬。
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第二，农村人口严重老龄化。“空村”现象严重，眼下职业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农业劳动力可持续性非常弱。
此外，中国农产品远不够丰富，稻米、小麦等谷物类产品数量突出，大豆等基础性农产品则大量依靠进口。
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针对前述三个问题加以考虑。
金融首要支持的，应该是科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尤其对现代新型农业和企业加大支持力度。不论是单个农户、农业企业还是大型农场，只要符合政策要求，就应积极支持其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对于高新科技农业企业，金融机构应予以重点支持，例如对种子行业的高科技公司加强信贷扶持力度。
而提供支持的不能仅靠商业银行，还需要基金、私募等多种金融方式和各种综合性金融机构参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扮演好引导角色，以专项的产业引导资金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科技化，制定适时有效的贴息机制，增强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
解农村和农民之困
“三农”中，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发展过度依赖大型城市，忽略中小城镇和县级以下地区的均衡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发展规模，合理控制大中型城市，放开中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符合国际规律。
根据欧美国家的现实经验，从宜居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居民心态、和谐程度与幸福指数来看，特大城市往往输给了“中小城市+小城镇”模式。而中国的医疗、教育、商业等资源却普遍集中于大城市，使得“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优良模式始终未得到长足发展，导致人口定向流动、过度集中或出现“空城”、“空村”现象。
总体说来，解决之道有二：一是运用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实现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加强中型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硬件”、“软件”均衡发展。二是用金融手段改善农村尤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在给排水、供暖供电、供水供气等方面下大力气，加大年轻劳动力回流的速度与规模。而这也正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资金缺口较大。
信贷手段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不十分适用，一方面源于中国的乡镇数量合计近5万个，建设投资规模巨大，银行信贷额度受限；一方面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且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商业银行短贷长用势必造成期限错配。
为此，发债这一金融手段最应得到强调，市政债、项目债等多渠道融资应逐渐活跃于农村金融市场。并且，政府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也是必要之举，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必然。
除此之外，政府应更加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中国目前已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食收储而未涉及农村建设，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负责国家重大投资及项目融资和运营，也基本未涉足县级以下建设投资。因而，中国长期缺乏负责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专项银行。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可考虑将中国农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分拨出来，为农村基建以及县级以下单位、企业和个人融资成立一家城镇开发性银行，因地制宜甚至一地一策，将支持“三农”的举措落到实处。
对于“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则应该为其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贷款、消费品贷款等社会金融，对农村家庭消费电器、汽车和农民子弟创业等，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此外，在商业银行难以将网点村村铺设、甚至因成本等缘由收缩战线之时，及时将手机支付、移动金融等新型金融手段深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对非洲等地普遍发展移动金融、大面积惠及农民的模式加以有效借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聂欧采访整理）
些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环节，所涉及的“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但从农村金融方面来说，进展不太理想。
2012年初，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等部委批复在全国建立24个农村改革实验区，其中由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玉田县、吉林省九台市、福建省沙县、湖南省沅陵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承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任务。目前看来，上述地区的改革试点效果参差不齐。
农村问题所涉及的改革大致分三类，即“三农”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村金融的配套改革，也应从这三方面着手，包括对农业产业本身的金融支持的改善，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文发展的金融创新，对农民个人及家庭消费金融的提升。
围绕这三大领域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才算是切入了正题。
“四化”导向
近年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屡屡提到“四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金融如何支持农业“四化”成当务之急。为此，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都应大力拓展并积极调整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粮食产量保持了10年增产，并于2013年首次突破全国粮食总产量6亿吨大关。但这并非表示农业发展从此不再发愁，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2013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并将此摆在2014年六大经济任务之首。
目前，中国农业仍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农业经营单位仍以家庭化生产为主，经营方式仍延续已实行多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生产力分散和孤立，抗风险能力较弱，劳动生产率低下。
有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0%，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更低，大约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左右，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排名长期位于全球50名之外。但同时，中国谷物单产、水稻和小麦单产却已达发达国家水平，玉米单产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呈现出“一腿长一腿短”的尴尬。
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第二，农村人口严重老龄化。“空村”现象严重，眼下职业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农业劳动力可持续性非常弱。
此外，中国农产品远不够丰富，稻米、小麦等谷物类产品数量突出，大豆等基础性农产品则大量依靠进口。
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针对前述三个问题加以考虑。
金融首要支持的，应该是科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尤其对现代新型农业和企业加大支持力度。不论是单个农户、农业企业还是大型农场，只要符合政策要求，就应积极支持其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对于高新科技农业企业，金融机构应予以重点支持，例如对种子行业的高科技公司加强信贷扶持力度。
而提供支持的不能仅靠商业银行，还需要基金、私募等多种金融方式和各种综合性金融机构参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扮演好引导角色，以专项的产业引导资金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科技化，制定适时有效的贴息机制，增强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
解农村和农民之困
“三农”中，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发展过度依赖大型城市，忽略中小城镇和县级以下地区的均衡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发展规模，合理控制大中型城市，放开中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符合国际规律。
根据欧美国家的现实经验，从宜居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居民心态、和谐程度与幸福指数来看，特大城市往往输给了“中小城市+小城镇”模式。而中国的医疗、教育、商业等资源却普遍集中于大城市，使得“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优良模式始终未得到长足发展，导致人口定向流动、过度集中或出现“空城”、“空村”现象。
总体说来，解决之道有二：一是运用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实现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加强中型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硬件”、“软件”均衡发展。二是用金融手段改善农村尤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在给排水、供暖供电、供水供气等方面下大力气，加大年轻劳动力回流的速度与规模。而这也正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资金缺口较大。
信贷手段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不十分适用，一方面源于中国的乡镇数量合计近5万个，建设投资规模巨大，银行信贷额度受限；一方面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且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商业银行短贷长用势必造成期限错配。
为此，发债这一金融手段最应得到强调，市政债、项目债等多渠道融资应逐渐活跃于农村金融市场。并且，政府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也是必要之举，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必然。
除此之外，政府应更加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中国目前已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食收储而未涉及农村建设，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负责国家重大投资及项目融资和运营，也基本未涉足县级以下建设投资。因而，中国长期缺乏负责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专项银行。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可考虑将中国农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分拨出来，为农村基建以及县级以下单位、企业和个人融资成立一家城镇开发性银行，因地制宜甚至一地一策，将支持“三农”的举措落到实处。
对于“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则应该为其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贷款、消费品贷款等社会金融，对农村家庭消费电器、汽车和农民子弟创业等，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此外，在商业银行难以将网点村村铺设、甚至因成本等缘由收缩战线之时，及时将手机支付、移动金融等新型金融手段深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对非洲等地普遍发展移动金融、大面积惠及农民的模式加以有效借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聂欧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