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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底，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论战不绝于耳。在笔者看来，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确是不争的现状。对现下政府而言，真正的挑战是，中国收入分配未来将转向何方。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例如，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70，巴西为0.55，智利和墨西哥为0.51；而作为对比，25个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32。
同样开篇的故事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剧情。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南非、印度、印尼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0年至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0升到0.70；印尼家庭消费基尼系数从0.29升到0.37，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收入差距则持续缩小。1996年至2009年，巴西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1降到0.55；1995年至2008年，土耳其则从0.49降到0.39。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巴西等五国近15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新现象。笔者发现，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和教育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是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二次分配也起到促进作用。这对中国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巴西等五国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限制了制度因素放大收入差距。在政府退出生产领域、不干预市场、资源和要素由市场配置等方面，五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行一步，而且更加彻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和交易中的垄断和寻租。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国内垄断资本产生冲击。市场自由化冲击了盘踞在要素市场上的各种阻扰自由交易的“寻租”力量，以及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国有企事业改革则破除了行业保护，剥夺了企事业单位依靠行政“寻租”的权力，迫使他们追求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行政权力”。
劳动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所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效率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除就业歧视、行业保护、地区藩篱，让劳动力在同一市场上流动，平等竞争，同工同酬，市场供求关系将最终发挥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机制。
除了劳动生产率差别导致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权力寻租”放大了收入差距。“寻租”本质上是政府财政之外的“征税”，利益主要由少数特殊阶层掠夺，成本却主要由劳动阶层负担。清除“寻租”，劳动自然可通过市场获得更平等的收入份额。
第二，城市化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巴西等五国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开始发挥调节劳动收入差距的功能。城市化使工农业劳动收入差别缩小，劳动力市场整合加速，服务业蓬勃发展，妇女就业水平提高。
巴西等五国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1990年至2011年，五国农业年平均雇用18%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93%；南非等三国雇用37%的劳动力，增长2.41%。巴西等五国的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更容易流动，劳动力市场整合度提高。1995年至2007年，巴西大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从30%降到20%。
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2010年，巴西15岁-64岁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5%，南非仅为52%，其中巴西妇女参与率为65%，南非仅为47%。1990年至2011年，巴西等五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平均是工业的1.7倍-2.8倍，增加值年平均增速是工业的1倍-2倍。可见，服务业就业比例大，增速快，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壮大。
第三，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指出，教育差距的缩小带来拉美地区工资差距缩小。
2011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80%以上，墨西哥达到71%。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11%、38%、21%、15%和13%，提升到2009年的36%、71%、59%、28%和46%。随着教育的发展，初级劳动力供给下降，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在素质上的差距缩小。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巴西等五国的情况，是丁伯根所论述的“教育和技术竞赛”中，教育超越技术的典型例子。发达国家是技术进步创新的策源地，教育方法上遇到瓶颈，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的节奏。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外部技术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因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自发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相对于技术，教育可以发展得更快。建立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制，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和分担成本的多元教育体系，将最终缩小工资差距。
第四，巴西等五国的二次分配，特别是针对绝对贫困者的现金转移支付，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例如，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现金扶贫项目覆盖了200万和580万个家庭。在巴西，乡村养老金计划覆盖了840万人口。五国还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1987年至2007年，土耳其公共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从3.4%升到10.5%，墨西哥从1.7%升到7.2%。1990年至2007年，该比例在智利保持在10%-13%之间，2007年在巴西达到17%。
与此同时，五国没有依赖高税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基本和其他国家相似。所以，在资本技术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各国在税收方面没有太多的自由。五国也没有像南欧国家那样过度依赖债务来增加公共福利支出。2010年五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6.9%、58.7%、5.8%、44.6%和46.1%。作为对比，同年OECD国家平均债务水平为97.9%。
同样站在公平的十字路口，中国应吸取八个主要新兴国家收入差距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采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的措施。我们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整合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教育公平，这样中国的收入分配才能走上持续改善的道路。同时，这些措施因提高了市场效率，提供了服务业增长机会，促进了以人力资本积累（教育）为特点的内生增长，也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措施，可以收获效率和公平“双重红利”。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例如，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70，巴西为0.55，智利和墨西哥为0.51；而作为对比，25个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32。
同样开篇的故事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剧情。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南非、印度、印尼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0年至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0升到0.70；印尼家庭消费基尼系数从0.29升到0.37，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收入差距则持续缩小。1996年至2009年，巴西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1降到0.55；1995年至2008年，土耳其则从0.49降到0.39。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巴西等五国近15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新现象。笔者发现，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和教育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是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二次分配也起到促进作用。这对中国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巴西等五国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限制了制度因素放大收入差距。在政府退出生产领域、不干预市场、资源和要素由市场配置等方面，五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行一步，而且更加彻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和交易中的垄断和寻租。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国内垄断资本产生冲击。市场自由化冲击了盘踞在要素市场上的各种阻扰自由交易的“寻租”力量，以及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国有企事业改革则破除了行业保护，剥夺了企事业单位依靠行政“寻租”的权力，迫使他们追求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行政权力”。
劳动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所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效率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除就业歧视、行业保护、地区藩篱，让劳动力在同一市场上流动，平等竞争，同工同酬，市场供求关系将最终发挥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机制。
除了劳动生产率差别导致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权力寻租”放大了收入差距。“寻租”本质上是政府财政之外的“征税”，利益主要由少数特殊阶层掠夺，成本却主要由劳动阶层负担。清除“寻租”，劳动自然可通过市场获得更平等的收入份额。
第二，城市化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巴西等五国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开始发挥调节劳动收入差距的功能。城市化使工农业劳动收入差别缩小，劳动力市场整合加速，服务业蓬勃发展，妇女就业水平提高。
巴西等五国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1990年至2011年，五国农业年平均雇用18%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93%；南非等三国雇用37%的劳动力，增长2.41%。巴西等五国的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更容易流动，劳动力市场整合度提高。1995年至2007年，巴西大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从30%降到20%。
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2010年，巴西15岁-64岁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5%，南非仅为52%，其中巴西妇女参与率为65%，南非仅为47%。1990年至2011年，巴西等五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平均是工业的1.7倍-2.8倍，增加值年平均增速是工业的1倍-2倍。可见，服务业就业比例大，增速快，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壮大。
第三，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指出，教育差距的缩小带来拉美地区工资差距缩小。
2011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80%以上，墨西哥达到71%。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11%、38%、21%、15%和13%，提升到2009年的36%、71%、59%、28%和46%。随着教育的发展，初级劳动力供给下降，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在素质上的差距缩小。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巴西等五国的情况，是丁伯根所论述的“教育和技术竞赛”中，教育超越技术的典型例子。发达国家是技术进步创新的策源地，教育方法上遇到瓶颈，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的节奏。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外部技术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因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自发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相对于技术，教育可以发展得更快。建立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制，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和分担成本的多元教育体系，将最终缩小工资差距。
第四，巴西等五国的二次分配，特别是针对绝对贫困者的现金转移支付，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例如，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现金扶贫项目覆盖了200万和580万个家庭。在巴西，乡村养老金计划覆盖了840万人口。五国还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1987年至2007年，土耳其公共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从3.4%升到10.5%，墨西哥从1.7%升到7.2%。1990年至2007年，该比例在智利保持在10%-13%之间，2007年在巴西达到17%。
与此同时，五国没有依赖高税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基本和其他国家相似。所以，在资本技术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各国在税收方面没有太多的自由。五国也没有像南欧国家那样过度依赖债务来增加公共福利支出。2010年五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6.9%、58.7%、5.8%、44.6%和46.1%。作为对比，同年OECD国家平均债务水平为97.9%。
同样站在公平的十字路口，中国应吸取八个主要新兴国家收入差距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采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的措施。我们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整合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教育公平，这样中国的收入分配才能走上持续改善的道路。同时，这些措施因提高了市场效率，提供了服务业增长机会，促进了以人力资本积累（教育）为特点的内生增长，也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措施，可以收获效率和公平“双重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