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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因为存在着深厚的底蕴和财富，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基础。但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包袱，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市场经济和文明社会的大厦在不断地升高，但是却是在旧体制的地基上。
中产阶层，这个被中西方社会学者誉为社会稳定剂的阶层，但在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却也成为舆论集中攻击的对象。有攻击公共事务管理者全面腐化者，有攻击工商业全为“原罪”者，有攻击中介服务业坑蒙拐骗者，记者变成“妓者”，教授成为“叫兽”，医生是“白眼狼”，宗教人士则被当做“神棍”，许多在西方职业声誉榜上位居前列的职业，到中国却都成了“臭名昭著”。
事实上，部分与职业伦理背道而驰的中等收入阶层，本身确实难以洗清“为虎作伥”嫌疑，其行为与其职业规范确实不符，甚至背离，如卖官鬻爵的公共管理者，化公为私的工商业，以“打关系”为能事的律师，协助假账的会计师等。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的发育，专业的、规范的、自治的中产阶层还是在许多领域逐渐成长了起来，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对旧体制的依赖，但已经更多地依靠专业能力和诚信来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相对丰裕的生活和独立的人格，也对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推动作用。
中产阶层虽为老定义，但其生成和行为方式弥新，中产社会虽为老命题，但其对中国影响弥新；中产话题虽为老话题，但其意义思之弥新。
一言以蔽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中产，其命维新。
用企业的精神做社会的事
许多原来由政府包办的事，现在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政府和社会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五道营，北京雍和官附近一条普通的胡同里。穿着牛仔裤，背着双肩运动包的段德峰把我们引进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几乎不用记者发问，健谈的他就把自己在NGO工作的感受和盘托出。
段德峰是江苏淮安人，由于家里贫困，18岁中专毕业，他就放弃升学，外出经商。后又通过自费考学，拿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在媒体工作几年之后，段德峰于2007年辞去《第一财经日报》北京新闻部主任的职务，接受了香港乐施会(Oxfam)的聘用，开始了他的NGO生涯，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是海仓慈善基金会的总千事。
现在虽然收入已经不菲，他还是总是一身轻便装束，到哪儿都带着自备筷子，尽量步行，这是典型的NGO人的风格。不过他的年龄和收入显然已经不同于一般读者想象中的NGO工作者：年轻风发，“除了理想一无所有”的志愿者。
“其实在西方成熟的NGO也是一种公共事务性的企业治理方式，”段德峰说，“比如乐施会在牛津城的总部是个很大的建筑，每层都有六七百名员工，在全球有几万名专职工作人员。而乐施会的研究中心，是英国社会工作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机构，他们做的不只是简单的扶贫项目，还通过自己的科研力量推动公共事务改革。”
西方国家NGO员工的收入，也和普通白领阶层的类似，“大的NGO的主管，也可以达到六位数的年薪。与企业不同的就是，NGO员工的收入是根据级别和年资确定的，不会根据业绩来分红。并且你做到顶级了，薪酬也就不再增长了”。
在乐施会，除了丰裕的薪资之外，段德峰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发13个月的工资。而到他自己开始主管一个全新的基金会之后，他发现中国本土的NGO并非都有这么舒服的工作。
在中国，NGO通常包括三种组织：民间社团(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包括公墓基金和非公募基金)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很多行业协会和大型公募基金都有政府背景，与其说是NGO，不如说是事业单位。
、
“我看到一个数字说，中国NGO有几百万，估计是按照民政部的注册统计的吧。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红十字会就有几千个，妇联就更多了，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NGO呢。”而按照段德峰自己的估计，真正的“民间的”、本土的NGO，也就是所谓草根NGO，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七八千人左右。
前不久，段德峰在国内NGO的负责人圈子里边做了个小调查，让他们提名国内十家最好的NGO。“大家只提出了180家备选机构，集中度很高。而其中排名前十的NGO，全部加起来的工作人员不到150个人。我们这么大国家，最优秀的NGO不到150个人，怎么能满足社会需求?”
“NGO发展不起来，当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比如注册难，但是缺钱是一个主要障碍。”他说，“没有钱，自然也就招不到优秀的人才，比如聘请一位资深的中年项目经理，小NGO的预算只有月薪五六千元，但同样职位在企业体系中可能达到月薪万元以上。“在国外，很多顶级商学院的毕业生会到NGO工作，给团队带来企业化的管理。但是，我们现在连社会工作系的学生也不愿意来NGO工作。”
在段德峰看来，缺少资金是中国草根NGO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大型公募基金应该为此负责：“在国外，公募基金的责任就是支持草根NGO，但是我们的公募基金只愿意把募到的资金留在自己的系统中使用。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有了一笔钱，就发给各个省的红十字会，省再分到县里，每分一次就要扣除一笔管理费。除了扶贫基金做了一些草根NGO的项目之外，我没看到哪家公募基金愿意捐钱给小NGO。小NGO又不允许募款，资金链都断了。还怎么发展?”
段德峰认为NGO和营利性商业机构一样，需要企业化的有效管理，更需要各种公司企业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参与NGO的项目。在他看来，美国T
因为存在着深厚的底蕴和财富，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基础。但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包袱，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市场经济和文明社会的大厦在不断地升高，但是却是在旧体制的地基上。
中产阶层，这个被中西方社会学者誉为社会稳定剂的阶层，但在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却也成为舆论集中攻击的对象。有攻击公共事务管理者全面腐化者，有攻击工商业全为“原罪”者，有攻击中介服务业坑蒙拐骗者，记者变成“妓者”，教授成为“叫兽”，医生是“白眼狼”，宗教人士则被当做“神棍”，许多在西方职业声誉榜上位居前列的职业，到中国却都成了“臭名昭著”。
事实上，部分与职业伦理背道而驰的中等收入阶层，本身确实难以洗清“为虎作伥”嫌疑，其行为与其职业规范确实不符，甚至背离，如卖官鬻爵的公共管理者，化公为私的工商业，以“打关系”为能事的律师，协助假账的会计师等。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的发育，专业的、规范的、自治的中产阶层还是在许多领域逐渐成长了起来，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对旧体制的依赖，但已经更多地依靠专业能力和诚信来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相对丰裕的生活和独立的人格，也对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推动作用。
中产阶层虽为老定义，但其生成和行为方式弥新，中产社会虽为老命题，但其对中国影响弥新；中产话题虽为老话题，但其意义思之弥新。
一言以蔽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中产，其命维新。
用企业的精神做社会的事
许多原来由政府包办的事，现在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政府和社会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五道营，北京雍和官附近一条普通的胡同里。穿着牛仔裤，背着双肩运动包的段德峰把我们引进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几乎不用记者发问，健谈的他就把自己在NGO工作的感受和盘托出。
段德峰是江苏淮安人，由于家里贫困，18岁中专毕业，他就放弃升学，外出经商。后又通过自费考学，拿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在媒体工作几年之后，段德峰于2007年辞去《第一财经日报》北京新闻部主任的职务，接受了香港乐施会(Oxfam)的聘用，开始了他的NGO生涯，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是海仓慈善基金会的总千事。
现在虽然收入已经不菲，他还是总是一身轻便装束，到哪儿都带着自备筷子，尽量步行，这是典型的NGO人的风格。不过他的年龄和收入显然已经不同于一般读者想象中的NGO工作者：年轻风发，“除了理想一无所有”的志愿者。
“其实在西方成熟的NGO也是一种公共事务性的企业治理方式，”段德峰说，“比如乐施会在牛津城的总部是个很大的建筑，每层都有六七百名员工，在全球有几万名专职工作人员。而乐施会的研究中心，是英国社会工作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机构，他们做的不只是简单的扶贫项目，还通过自己的科研力量推动公共事务改革。”
西方国家NGO员工的收入，也和普通白领阶层的类似，“大的NGO的主管，也可以达到六位数的年薪。与企业不同的就是，NGO员工的收入是根据级别和年资确定的，不会根据业绩来分红。并且你做到顶级了，薪酬也就不再增长了”。
在乐施会，除了丰裕的薪资之外，段德峰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发13个月的工资。而到他自己开始主管一个全新的基金会之后，他发现中国本土的NGO并非都有这么舒服的工作。
在中国，NGO通常包括三种组织：民间社团(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包括公墓基金和非公募基金)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很多行业协会和大型公募基金都有政府背景，与其说是NGO，不如说是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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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数字说，中国NGO有几百万，估计是按照民政部的注册统计的吧。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红十字会就有几千个，妇联就更多了，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NGO呢。”而按照段德峰自己的估计，真正的“民间的”、本土的NGO，也就是所谓草根NGO，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七八千人左右。
前不久，段德峰在国内NGO的负责人圈子里边做了个小调查，让他们提名国内十家最好的NGO。“大家只提出了180家备选机构，集中度很高。而其中排名前十的NGO，全部加起来的工作人员不到150个人。我们这么大国家，最优秀的NGO不到150个人，怎么能满足社会需求?”
“NGO发展不起来，当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比如注册难，但是缺钱是一个主要障碍。”他说，“没有钱，自然也就招不到优秀的人才，比如聘请一位资深的中年项目经理，小NGO的预算只有月薪五六千元，但同样职位在企业体系中可能达到月薪万元以上。“在国外，很多顶级商学院的毕业生会到NGO工作，给团队带来企业化的管理。但是，我们现在连社会工作系的学生也不愿意来NGO工作。”
在段德峰看来，缺少资金是中国草根NGO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大型公募基金应该为此负责：“在国外，公募基金的责任就是支持草根NGO，但是我们的公募基金只愿意把募到的资金留在自己的系统中使用。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有了一笔钱，就发给各个省的红十字会，省再分到县里，每分一次就要扣除一笔管理费。除了扶贫基金做了一些草根NGO的项目之外，我没看到哪家公募基金愿意捐钱给小NGO。小NGO又不允许募款，资金链都断了。还怎么发展?”
段德峰认为NGO和营利性商业机构一样，需要企业化的有效管理，更需要各种公司企业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参与NGO的项目。在他看来，美国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