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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8日，香港。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0941.HK，下称中国移动）推出了亚太地区首张TD-LTE/LTE FDD融合网络。在两个星期前，千里之外的四川成都，也打通了TD-LTE的首个视频电话。
TD-LTE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TD-SCDMA的演进技术，去年10月被国际电信联盟确立为三大国际第四代移动通信（4G）标准之一。另两大标准是美国主导的WiMAX和欧洲主导的LTE FDD。从理论值看，4G移动上网的最高速率可超100M，是3G网速的50倍左右。
在3G时代，中国TD-SCDMA未能走出国门，成为“孤岛化技术”。为了避免遭遇同类情况，中国政府在加速推进4G进程上决心十足。2012年10月，工信部表示，中国决定将2.6GHz频段（2500-2690MHz）共计190MHz频率全部规划为TD频谱。此前的9月，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中国的首张4G牌照，将于一年左右后发放。
由此，中国4G商用开始倒计时。作为目前国内TD-LTE唯一的运营主体，中国移动亦加快了建网步伐。2012年以来，中国移动相继开通了杭州、深圳、广州、南京、成都等城市的TD-LTE试验网。
目前在国内，中国移动在13个大型城市部署了城市试验网，并力争在2013年建成100个大型城市的试验网。
中国移动也开始加紧布局终端产品。2012年12月中旬，中国移动宣布，将既定的3.4万部TD-LTE终端招标数量，提升至7万部，这次招标是中国移动首次针对TD-LTE 13个试点城市进行的终端招标。此前半个月，在此轮TD-LTE终端的招标测试中，TD-LTE的芯片能力尚未完全达到商用要求，甚至出现逾半数参测企业的芯片产品通过率低于50%的情况。
失守3G后的中国移动，希望在4G空白市场上先声夺人。
此次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融合网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2012年2月，中国移动香港公司竞拍到TD-LTE频段，2009年中移动曾获得该地区LTE FDD频段，并已提供相关服务。目前香港地区的4G业务以LTE FDD为主。中国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技术可行（即实现在全球两种4G模式下的漫游），以督促政府尽快发放4G牌照。
但是，这一4G“快战略”并未得到电信产业链的快速响应。在4G芯片上，能够达到要求的半导体厂家仍属少数；为了获得一张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4G网络，除了从3G网络平滑升级到4G，中国移动还需要建立为数众多的新基站，这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据悉，成都等部分城市的基站建设时间，事实上会有所推迟。
如果一味寻求速度，中国在与国际其他标准的4G网络竞争中将丧失优势，这就有悖于中国力推TD-LTE的初衷——让中国自主研发的通信技术走出国门。
被迫加速
对中国通信行业来说，3G的教训记忆犹新。
中国3G标准（TD-SCDMA）于1999年提出来，2000年与CDMA2000、WCDMA、WiMAX一起成为国际标准。但遗憾的是，直到2009年中国才正式发放3G牌照，其中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牌照则交给了2G用户最多的中国移动。
当时中国政府曾希望，借助中国移动庞大的用户数，进而带动TD-SCDMA的产业成熟。但已为时晚矣，中国3G标准错过了最佳产业化的时间，未能获得国际上其他运营商的支持，至今只有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采用TD-SCDMA标准。
正是受此影响，中国移动虽然拿的是3G的终端，但是维持它运营的实际上是靠2G的网络，所以3G的优势没有被发挥出来。中国移动从2G时代的垄断地位，一下跌至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平起平坐的位置。
截至2012年11月30日，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合计3G用户达到2.2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分别为8242.9万户、7332.4万户、6585万户。11月，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继续保持向上的增势，分别环比增长1.6%、2.9%，中国移动则环比下滑16.1%。
中移动寄希望通过4G摆脱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国际4G进程正高速递进。
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GSA）的报告称，目前全球共有52个LTE FDD商用网络，而TD-LTE商用网仅为5个，数量对比悬殊。FDD阵营还在迅速扩大。目前，全球共有285个运营商在超过93个国家部署FDD 4G网络。
这都为中国4G标准带来巨大压力。血统相承于TD-SCDMA的TD-LTE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TD-LTE有可能重蹈TD-SCDMA失败的覆辙。这也是中国政府2012年加大4G推进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中国政府来说，目前急需向国际市场证明TD-LTE的技术实力。曾为TD-SCDMA唯一运营主体的中国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标杆型运营商。只有中国移动这种大型运营商取得成功，才能给产业发展释放有利信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希望借大型运营商的成功部署，带动整个4G产业链的完善和成熟。
与中国移动不同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继续享受3G时代的网络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两者为此投入的成本还未完全收回。只不过，在国际市场和中国政府的4G进程之下，两者不得不开始圈建4G网络。无论是出于对投资规模，还是未来商用前景的考虑，同时也为了与中国移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倾向于目前更加成熟的FDD-LTE标准。
目前，中国电信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测试了LTE FDD试验网；中国联通也公开表示开建LTE FDD试验网。这对中国移动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而与3G时代相比更糟的是，中国移动已不复拥有当年2G时代绝对垄断的用户基数。
在内外因的推动下，中国移动走上了4G的快车道。 芯片困局
按照中国移动的规划，2013年，中国移动将在超过13个省份发展超过7万个试商用用户，这一数字还在随着更多城市的网络建设成熟而呈几何级增长。保守估计，到2014年，100个城市将发展超过50万体验用户。
为了保证TD-LTE在发展之初就具备全球应用和漫游能力，2012年10月，中国移动公开表态，要积极推动支持五模十频（即支持5种模式10个频段）的TD-LTE数据终端迅速成熟。两个月之后，出于对全球更多主流运营商的频段支持，多模多频段的要求从五模十频上升到五模十二频。
但这也同时成为TD-LTE快战略中的最大瓶颈。工信部巡视员张新生用一句话概括了芯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4G发展中，高难度的动作、复杂性的工作全部留给终端和芯片了。”
4G终端产品的好坏，将决定4G网络的用户体验。而芯片又是终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
张新生的话并非危言耸听。TD-LTE芯片可谓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最复杂、要求最高的芯片：不仅要求全模全频，同时要求解决电池高容量、低功耗等难题。
智能手机的高耗电量问题，在3G时代较为突出，对于下载和运行效率更高的4G而言，解决电池容量成为终端成败的关键。适用于3G终端的40纳米技术，无法满足4G业务的高功耗。因此，尽快实现28纳米级全模全频智能芯片的量产供货，成为当务之急。
在TD-LTE网络商用初期，中国移动想要形成稳定的TD-LTE终端供货环境，至少需要四家芯片厂商，且能够实现百万片规模以上、可接受良率范围内的批量供货。
问题在于，鉴于高达数千万美元级别的研发成本，目前通信芯片厂商中，只有美国高通等极少数厂商研制出了28纳米级全模全频智能芯片。而且，从研制成功到批量供货，将是一个漫长的产业链成熟过程。
TD技术论坛秘书长时光预测，有实力的芯片厂商研发28纳米芯片可能只需要一年时间，但从研发到批量供货（百万片以上量级），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这还不包括软件匹配所需花费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芯片产业链的成熟至少需要等到2015年。这个时间节点，显然和中国移动的战略有所差距。
多模多频冗长的测试周期，也将拉长芯片批量供货周期。在不久前的一个专业研讨会上，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传峰提及：不仅测试仪表需支持2G、3G、4G所有的制式和频段，在实际测试中，每一个频段到每一个模式，都有一系列测试要单独完成，仅TD-LTE一个频段的一致性测试就要150个-200个小时。一个完整的终端测试周期将长到使产业界无法容忍的地步。
芯片产业的慢周期特性，令中国移动不敢贸然前行。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阶段，中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速产业成熟，解决商用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她表示，中国移动将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打造TDD/FDD融合多频段LTE MiFi（便携式宽带无线装置）终端（避开智能手机），二是构建全球数据漫游。
中国移动选择了积极结盟，对象是全球最大手机芯片厂商高通。在TD-SCDMA时代，国际大芯片厂商缺席，中国电信运营商最终失去终端优势。如今高通介入，将极大调动电信产业链的积极性。
在最近的一次TD-LTE终端招标中，超过十家中外芯片厂商参与了芯片招标，阵容空前强大，高通一家就独占四成份额，在共30款TD-LTE中标的TD-LTE终端中，12款采用高通的芯片，包括了2款数据卡、6款MIFI、1款CPE、1款智能手机，及1款国际漫游型MIFI。
值得一提的是，高通对于28纳米级芯片的研发正在持续加速。2012年10月高通推出了骁龙S4处理器，其公司相关中国区业务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高通正在继续推进基于28纳米级全模全频芯片的研发，并强调，在2013年的下半年，会推出一些更高性能，和更具有功耗管理效率的全新处理器。
但另一些厂商并不这么想，入围中国移动TD-LTE终端招标的Marvell移动产品总监张路表示，从成本和供货的角度上来说，2013年，40纳米工艺更加现实。他认为，28纳米芯片在成熟度和产品良率方面目前还不完善，过早推出只能揠苗助长。
如果不能获得上游芯片厂家大力配合，中国4G标准可能将重蹈TD-SCDMA（即3G）时代的覆辙。
部分基站延期
芯片还不是中国4G面临的唯一问题，它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建成一张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4G网络。
按规划，2013年，中国移动将在全国100个城市建设超过20万个基站的规模，投资总额约为1800亿元。2012年底，中国移动的目标是在全国13个试点城市建设2万个基站。在建网方式上，中国移动选择由2G、3G平滑升级的组网方式，即：能在原有基站上升级的，就尽量不新建基站。这一做法一方面可大大减少投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寻找站址的漫长时间，加快建网进程。
但由于2G、3G、4G频谱、组网特点的不同，仍需建设一定比例的新基站。以广州和成都为例，广州TD-LTE全网包括3700个TD-LTE基站，其中1800个为原有的TD-SDCMA基站升级，另外1900个为新建；成都的大部分基站则都需要新建。按照中国移动的规划，成都应在年底前建成1000个基站，但据记者了解，目前仅在个别试点主要区域建成少量基站。在四川移动内部，这一目标被推迟至2013年3月。
“时间紧，任务重。”四川移动某网络建设负责人概括建网压力。
这与中国移动的预期有所背离。中国移动总裁李跃2012年3月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条件成熟，TD-LTE网络部署计划可能提前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年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四川，第二批、第三批入选的试点城市，也存在着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问题。
“不是网络设备技术和设备产品不给力，而是基站选址难，运营商还要花时间和相关利益部门协调。”爱立信首席市场官常刚告诉《财经》记者。 如果免去基站寻址之难，采用由2G、3G基站平滑升级方案，也有掣肘。平滑升级策略通常需要在同一个设备厂商提供的基站上完成，例如，把一个采用爱立信设备的2G基站升级到4G，需要采用爱立信的升级技术和设备。四川通信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程德杰告诉《财经》记者，运营商2G、3G基站的设备供货厂商队伍十分庞大，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调配难度较大。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试点城市首创的平滑升级方案，已被证明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成熟条件。
杭州“现网共模”的升级模式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浙江移动在TD-LTE升级方面，采用与TD-SCDMA同样的F频段，从而实现了在原来TD-SCDMA基站上增加一些板卡就能升级。当时曾有人预计，该技术如果推广到全国，大约可节省数千亿元的投资。
但杭州模式显现的种种弊端，令其在全国范围推广面临阻力。
国家频谱管理研究所顾问何廷润教授认为，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运营商的频段只能按划分的业务来经营，中国移动却用本属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TD-SCDMA）的F频段（1880-1920MHz）来交叉进行TD-LTE部署，属于在一些试验城市打擦边球，有政策风险。
某试点城市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TD-LTE与TD-SCDMA在技术上有很大的不同，组网方式的差异也很大，仅靠对TD-SCDMA原有基站设备的软硬件升级，并不适用于所有厂商设备，也不适用于部署大规模商用TD-LTE网络。
考验决策智慧
“TD-LTE具有中国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其发展路径将不仅仅是中国移动的战略，更将决定中国通信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的排序。不能被中国移动强推TD-LTE的表象所迷惑，更要慢下来，令整个产业厚积薄发。”时光认为，TD-LTE到底以何种4G网络形态出现，将直接决定TD-LTE能在国际上走多远。
TD-LTE将是一张只需具备数据业务商用能力的4G网络，还是一张融高速数据传输能力、话音能力，技术持续演进的全网？从目前中国移动的规划来看，更多将TD-LTE定位为“承载高速数据业务流量”的主力网。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组建一张纯数据业务的TD-LTE网络，很快就可商用，有利于运营商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但对TD-LTE本身技术发展不利。厂商有利可图，就会更多考虑技术研发成本，失去进一步前沿技术的研发动力，TD-LTE语音技术的下一步演进将被无限期推后。如果没有持续技术演进和积累的TD-LTE网络，也不会长期吸引更多规模化的、有多种业务需求的国际运营商。
平衡技术进步和加快商用进程之间的天平，已经超出中国移动能力范畴和主观意愿，需要政府层面的规划和决策。
在TD-LTE全球推广形势微妙的当下，如何及时把握TD-LTE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同时又如何等待产业链的成熟，成为政府监管机构需要反复计算的一道难题。
基于此，更多扶持政策不断释放。在中国移动TD-LTE目前的13个试点城市中，当地市及省政府对TD-LTE建网，普遍给予了诸多税收、资源统筹等方面的扶持。不过，这显然远远不够。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希望，政府在确定TD-LTE发展规划、政策取向和商用计划方面还可以更快一些，此外，指导企业研发投资方向，及时完成技术积累和改进，扶持和鼓励全球产业链厂家共同参与TD-LTE发展等辅助措施更是势在必行。
最为考验监管智慧的是，在中国3G仍未收回投资的当下，何时、以何种方案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发放4G牌照？在FDD-LTE与TD-LTE之间，将如何分配频谱资源？是否会强迫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使用TD-LTE模式？这些问题都将影响中国4G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在不久前的中国移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说，“TD-LTE有节约频谱资源的绝对优势，可以和FDD LTE共同发展，TD-LTE会在全世界成功。”
TD-LTE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TD-SCDMA的演进技术，去年10月被国际电信联盟确立为三大国际第四代移动通信（4G）标准之一。另两大标准是美国主导的WiMAX和欧洲主导的LTE FDD。从理论值看，4G移动上网的最高速率可超100M，是3G网速的50倍左右。
在3G时代，中国TD-SCDMA未能走出国门，成为“孤岛化技术”。为了避免遭遇同类情况，中国政府在加速推进4G进程上决心十足。2012年10月，工信部表示，中国决定将2.6GHz频段（2500-2690MHz）共计190MHz频率全部规划为TD频谱。此前的9月，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中国的首张4G牌照，将于一年左右后发放。
由此，中国4G商用开始倒计时。作为目前国内TD-LTE唯一的运营主体，中国移动亦加快了建网步伐。2012年以来，中国移动相继开通了杭州、深圳、广州、南京、成都等城市的TD-LTE试验网。
目前在国内，中国移动在13个大型城市部署了城市试验网，并力争在2013年建成100个大型城市的试验网。
中国移动也开始加紧布局终端产品。2012年12月中旬，中国移动宣布，将既定的3.4万部TD-LTE终端招标数量，提升至7万部，这次招标是中国移动首次针对TD-LTE 13个试点城市进行的终端招标。此前半个月，在此轮TD-LTE终端的招标测试中，TD-LTE的芯片能力尚未完全达到商用要求，甚至出现逾半数参测企业的芯片产品通过率低于50%的情况。
失守3G后的中国移动，希望在4G空白市场上先声夺人。
此次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融合网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2012年2月，中国移动香港公司竞拍到TD-LTE频段，2009年中移动曾获得该地区LTE FDD频段，并已提供相关服务。目前香港地区的4G业务以LTE FDD为主。中国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技术可行（即实现在全球两种4G模式下的漫游），以督促政府尽快发放4G牌照。
但是，这一4G“快战略”并未得到电信产业链的快速响应。在4G芯片上，能够达到要求的半导体厂家仍属少数；为了获得一张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4G网络，除了从3G网络平滑升级到4G，中国移动还需要建立为数众多的新基站，这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据悉，成都等部分城市的基站建设时间，事实上会有所推迟。
如果一味寻求速度，中国在与国际其他标准的4G网络竞争中将丧失优势，这就有悖于中国力推TD-LTE的初衷——让中国自主研发的通信技术走出国门。
被迫加速
对中国通信行业来说，3G的教训记忆犹新。
中国3G标准（TD-SCDMA）于1999年提出来，2000年与CDMA2000、WCDMA、WiMAX一起成为国际标准。但遗憾的是，直到2009年中国才正式发放3G牌照，其中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牌照则交给了2G用户最多的中国移动。
当时中国政府曾希望，借助中国移动庞大的用户数，进而带动TD-SCDMA的产业成熟。但已为时晚矣，中国3G标准错过了最佳产业化的时间，未能获得国际上其他运营商的支持，至今只有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采用TD-SCDMA标准。
正是受此影响，中国移动虽然拿的是3G的终端，但是维持它运营的实际上是靠2G的网络，所以3G的优势没有被发挥出来。中国移动从2G时代的垄断地位，一下跌至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平起平坐的位置。
截至2012年11月30日，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合计3G用户达到2.2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分别为8242.9万户、7332.4万户、6585万户。11月，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继续保持向上的增势，分别环比增长1.6%、2.9%，中国移动则环比下滑16.1%。
中移动寄希望通过4G摆脱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国际4G进程正高速递进。
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GSA）的报告称，目前全球共有52个LTE FDD商用网络，而TD-LTE商用网仅为5个，数量对比悬殊。FDD阵营还在迅速扩大。目前，全球共有285个运营商在超过93个国家部署FDD 4G网络。
这都为中国4G标准带来巨大压力。血统相承于TD-SCDMA的TD-LTE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TD-LTE有可能重蹈TD-SCDMA失败的覆辙。这也是中国政府2012年加大4G推进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中国政府来说，目前急需向国际市场证明TD-LTE的技术实力。曾为TD-SCDMA唯一运营主体的中国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标杆型运营商。只有中国移动这种大型运营商取得成功，才能给产业发展释放有利信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希望借大型运营商的成功部署，带动整个4G产业链的完善和成熟。
与中国移动不同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继续享受3G时代的网络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两者为此投入的成本还未完全收回。只不过，在国际市场和中国政府的4G进程之下，两者不得不开始圈建4G网络。无论是出于对投资规模，还是未来商用前景的考虑，同时也为了与中国移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倾向于目前更加成熟的FDD-LTE标准。
目前，中国电信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测试了LTE FDD试验网；中国联通也公开表示开建LTE FDD试验网。这对中国移动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而与3G时代相比更糟的是，中国移动已不复拥有当年2G时代绝对垄断的用户基数。
在内外因的推动下，中国移动走上了4G的快车道。 芯片困局
按照中国移动的规划，2013年，中国移动将在超过13个省份发展超过7万个试商用用户，这一数字还在随着更多城市的网络建设成熟而呈几何级增长。保守估计，到2014年，100个城市将发展超过50万体验用户。
为了保证TD-LTE在发展之初就具备全球应用和漫游能力，2012年10月，中国移动公开表态，要积极推动支持五模十频（即支持5种模式10个频段）的TD-LTE数据终端迅速成熟。两个月之后，出于对全球更多主流运营商的频段支持，多模多频段的要求从五模十频上升到五模十二频。
但这也同时成为TD-LTE快战略中的最大瓶颈。工信部巡视员张新生用一句话概括了芯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4G发展中，高难度的动作、复杂性的工作全部留给终端和芯片了。”
4G终端产品的好坏，将决定4G网络的用户体验。而芯片又是终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
张新生的话并非危言耸听。TD-LTE芯片可谓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最复杂、要求最高的芯片：不仅要求全模全频，同时要求解决电池高容量、低功耗等难题。
智能手机的高耗电量问题，在3G时代较为突出，对于下载和运行效率更高的4G而言，解决电池容量成为终端成败的关键。适用于3G终端的40纳米技术，无法满足4G业务的高功耗。因此，尽快实现28纳米级全模全频智能芯片的量产供货，成为当务之急。
在TD-LTE网络商用初期，中国移动想要形成稳定的TD-LTE终端供货环境，至少需要四家芯片厂商，且能够实现百万片规模以上、可接受良率范围内的批量供货。
问题在于，鉴于高达数千万美元级别的研发成本，目前通信芯片厂商中，只有美国高通等极少数厂商研制出了28纳米级全模全频智能芯片。而且，从研制成功到批量供货，将是一个漫长的产业链成熟过程。
TD技术论坛秘书长时光预测，有实力的芯片厂商研发28纳米芯片可能只需要一年时间，但从研发到批量供货（百万片以上量级），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这还不包括软件匹配所需花费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芯片产业链的成熟至少需要等到2015年。这个时间节点，显然和中国移动的战略有所差距。
多模多频冗长的测试周期，也将拉长芯片批量供货周期。在不久前的一个专业研讨会上，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传峰提及：不仅测试仪表需支持2G、3G、4G所有的制式和频段，在实际测试中，每一个频段到每一个模式，都有一系列测试要单独完成，仅TD-LTE一个频段的一致性测试就要150个-200个小时。一个完整的终端测试周期将长到使产业界无法容忍的地步。
芯片产业的慢周期特性，令中国移动不敢贸然前行。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阶段，中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速产业成熟，解决商用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她表示，中国移动将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打造TDD/FDD融合多频段LTE MiFi（便携式宽带无线装置）终端（避开智能手机），二是构建全球数据漫游。
中国移动选择了积极结盟，对象是全球最大手机芯片厂商高通。在TD-SCDMA时代，国际大芯片厂商缺席，中国电信运营商最终失去终端优势。如今高通介入，将极大调动电信产业链的积极性。
在最近的一次TD-LTE终端招标中，超过十家中外芯片厂商参与了芯片招标，阵容空前强大，高通一家就独占四成份额，在共30款TD-LTE中标的TD-LTE终端中，12款采用高通的芯片，包括了2款数据卡、6款MIFI、1款CPE、1款智能手机，及1款国际漫游型MIFI。
值得一提的是，高通对于28纳米级芯片的研发正在持续加速。2012年10月高通推出了骁龙S4处理器，其公司相关中国区业务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高通正在继续推进基于28纳米级全模全频芯片的研发，并强调，在2013年的下半年，会推出一些更高性能，和更具有功耗管理效率的全新处理器。
但另一些厂商并不这么想，入围中国移动TD-LTE终端招标的Marvell移动产品总监张路表示，从成本和供货的角度上来说，2013年，40纳米工艺更加现实。他认为，28纳米芯片在成熟度和产品良率方面目前还不完善，过早推出只能揠苗助长。
如果不能获得上游芯片厂家大力配合，中国4G标准可能将重蹈TD-SCDMA（即3G）时代的覆辙。
部分基站延期
芯片还不是中国4G面临的唯一问题，它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建成一张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4G网络。
按规划，2013年，中国移动将在全国100个城市建设超过20万个基站的规模，投资总额约为1800亿元。2012年底，中国移动的目标是在全国13个试点城市建设2万个基站。在建网方式上，中国移动选择由2G、3G平滑升级的组网方式，即：能在原有基站上升级的，就尽量不新建基站。这一做法一方面可大大减少投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寻找站址的漫长时间，加快建网进程。
但由于2G、3G、4G频谱、组网特点的不同，仍需建设一定比例的新基站。以广州和成都为例，广州TD-LTE全网包括3700个TD-LTE基站，其中1800个为原有的TD-SDCMA基站升级，另外1900个为新建；成都的大部分基站则都需要新建。按照中国移动的规划，成都应在年底前建成1000个基站，但据记者了解，目前仅在个别试点主要区域建成少量基站。在四川移动内部，这一目标被推迟至2013年3月。
“时间紧，任务重。”四川移动某网络建设负责人概括建网压力。
这与中国移动的预期有所背离。中国移动总裁李跃2012年3月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条件成熟，TD-LTE网络部署计划可能提前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年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四川，第二批、第三批入选的试点城市，也存在着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问题。
“不是网络设备技术和设备产品不给力，而是基站选址难，运营商还要花时间和相关利益部门协调。”爱立信首席市场官常刚告诉《财经》记者。 如果免去基站寻址之难，采用由2G、3G基站平滑升级方案，也有掣肘。平滑升级策略通常需要在同一个设备厂商提供的基站上完成，例如，把一个采用爱立信设备的2G基站升级到4G，需要采用爱立信的升级技术和设备。四川通信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程德杰告诉《财经》记者，运营商2G、3G基站的设备供货厂商队伍十分庞大，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调配难度较大。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试点城市首创的平滑升级方案，已被证明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成熟条件。
杭州“现网共模”的升级模式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浙江移动在TD-LTE升级方面，采用与TD-SCDMA同样的F频段，从而实现了在原来TD-SCDMA基站上增加一些板卡就能升级。当时曾有人预计，该技术如果推广到全国，大约可节省数千亿元的投资。
但杭州模式显现的种种弊端，令其在全国范围推广面临阻力。
国家频谱管理研究所顾问何廷润教授认为，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运营商的频段只能按划分的业务来经营，中国移动却用本属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TD-SCDMA）的F频段（1880-1920MHz）来交叉进行TD-LTE部署，属于在一些试验城市打擦边球，有政策风险。
某试点城市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TD-LTE与TD-SCDMA在技术上有很大的不同，组网方式的差异也很大，仅靠对TD-SCDMA原有基站设备的软硬件升级，并不适用于所有厂商设备，也不适用于部署大规模商用TD-LTE网络。
考验决策智慧
“TD-LTE具有中国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其发展路径将不仅仅是中国移动的战略，更将决定中国通信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的排序。不能被中国移动强推TD-LTE的表象所迷惑，更要慢下来，令整个产业厚积薄发。”时光认为，TD-LTE到底以何种4G网络形态出现，将直接决定TD-LTE能在国际上走多远。
TD-LTE将是一张只需具备数据业务商用能力的4G网络，还是一张融高速数据传输能力、话音能力，技术持续演进的全网？从目前中国移动的规划来看，更多将TD-LTE定位为“承载高速数据业务流量”的主力网。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组建一张纯数据业务的TD-LTE网络，很快就可商用，有利于运营商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但对TD-LTE本身技术发展不利。厂商有利可图，就会更多考虑技术研发成本，失去进一步前沿技术的研发动力，TD-LTE语音技术的下一步演进将被无限期推后。如果没有持续技术演进和积累的TD-LTE网络，也不会长期吸引更多规模化的、有多种业务需求的国际运营商。
平衡技术进步和加快商用进程之间的天平，已经超出中国移动能力范畴和主观意愿，需要政府层面的规划和决策。
在TD-LTE全球推广形势微妙的当下，如何及时把握TD-LTE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同时又如何等待产业链的成熟，成为政府监管机构需要反复计算的一道难题。
基于此，更多扶持政策不断释放。在中国移动TD-LTE目前的13个试点城市中，当地市及省政府对TD-LTE建网，普遍给予了诸多税收、资源统筹等方面的扶持。不过，这显然远远不够。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希望，政府在确定TD-LTE发展规划、政策取向和商用计划方面还可以更快一些，此外，指导企业研发投资方向，及时完成技术积累和改进，扶持和鼓励全球产业链厂家共同参与TD-LTE发展等辅助措施更是势在必行。
最为考验监管智慧的是，在中国3G仍未收回投资的当下，何时、以何种方案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发放4G牌照？在FDD-LTE与TD-LTE之间，将如何分配频谱资源？是否会强迫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使用TD-LTE模式？这些问题都将影响中国4G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在不久前的中国移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说，“TD-LTE有节约频谱资源的绝对优势，可以和FDD LTE共同发展，TD-LTE会在全世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