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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语文运动特别是五四“汉字革命”运动,是一场“将语文还给大众”和“语文现代化”的文化革新运动,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运动中也时常出现有意无意的“知识性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言文一致”的错误认识、将文白之争比附为拉丁方言之争、将教育落后之责诿过于汉字等方面。“东方文化”派曾一一指出上述错误之所在。这些常识性错谬,反映了“汉字革命”论者的“意图伦理”。如今重新检视这些问题,有利于对新文化运动得失的深度反思。
关键词“汉字革命”语文知识选择性错谬“东方文化派”“意图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9-06
1922年,在“国语研究会”会刊《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第一次祭出了“汉字革命”大旗,胡适、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傅斯年等,从汉字存废、字母化以及国语建设方向等层面,分别提出对汉字加以“彻底改革”的意见。其实,作为一场语文运动,它的时限可以延长很多,上可溯及1892年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的发表甚至更早,下可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甚至更晚。清季民初以来,凡是旨在对中国语文进行大众化、通俗化、拼音化改造的文化活动,都应摄入“汉字革命”的范畴。
“汉字革命”运动敏锐地感应了时代潮流,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客观地讲,它是一种进步的语文还原运动;其所秉持的理论依据有它的真理成分,其所欲追求的目标如今也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正如其历史功绩不可忘记一样,其理论错谬和实践偏颇也同样不可忽略。特别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宣传策略,只要效果不管事实的学术态度,尤其应该反思与警醒。特别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带有“意图伦理”色彩的常识错谬,即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不少“证据”,那些曾经迷倒了无数革命追随者的言之凿凿的所谓事实,原来不过是或子虚乌有、或人为杜撰、或张冠李戴的一次次“乌龙”。本文重新检视“东方文化派”的相关质疑,拟对“汉字革命”派有意的“知识错误”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一次考量。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2)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11XZW014)
一、“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
近代以来,文字改革者发动大众语文运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中国文字“言文分离”,不利于启蒙兴国。基本逻辑是:语言与文字分离,造成学习困难、识字率低;而识字率低,民智不开,又成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欲强大必自语文改革始,而改革语文必走文言向白话、汉字向拼音转化的道路。如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指出言文不一的弊端:“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日本国志
关键词“汉字革命”语文知识选择性错谬“东方文化派”“意图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9-06
1922年,在“国语研究会”会刊《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第一次祭出了“汉字革命”大旗,胡适、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傅斯年等,从汉字存废、字母化以及国语建设方向等层面,分别提出对汉字加以“彻底改革”的意见。其实,作为一场语文运动,它的时限可以延长很多,上可溯及1892年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的发表甚至更早,下可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甚至更晚。清季民初以来,凡是旨在对中国语文进行大众化、通俗化、拼音化改造的文化活动,都应摄入“汉字革命”的范畴。
“汉字革命”运动敏锐地感应了时代潮流,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客观地讲,它是一种进步的语文还原运动;其所秉持的理论依据有它的真理成分,其所欲追求的目标如今也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正如其历史功绩不可忘记一样,其理论错谬和实践偏颇也同样不可忽略。特别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宣传策略,只要效果不管事实的学术态度,尤其应该反思与警醒。特别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带有“意图伦理”色彩的常识错谬,即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不少“证据”,那些曾经迷倒了无数革命追随者的言之凿凿的所谓事实,原来不过是或子虚乌有、或人为杜撰、或张冠李戴的一次次“乌龙”。本文重新检视“东方文化派”的相关质疑,拟对“汉字革命”派有意的“知识错误”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一次考量。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2)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11XZW014)
一、“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
近代以来,文字改革者发动大众语文运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中国文字“言文分离”,不利于启蒙兴国。基本逻辑是:语言与文字分离,造成学习困难、识字率低;而识字率低,民智不开,又成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欲强大必自语文改革始,而改革语文必走文言向白话、汉字向拼音转化的道路。如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指出言文不一的弊端:“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日本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