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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至今为止世界上价码最高的摄影师，
被誉为是摄影界里的左拉。
作为滚石杂志的首席摄影她几乎创造了一个时代，
拍下了约翰列侬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日薪十万，给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拍照，说服她取下了皇冠。
然而在她如日中天的几年做的唯一一件事，却是记录灵魂伴侣生命的最后几年，
她是安妮·莱波维兹，而她是苏珊·桑塔格。
车上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成为艺术家
1949年，安妮·莱波维兹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军官和舞蹈演员组成的家庭，在快乐而充满波西米亚精神的家中排行老三。由于父亲工作需要，莱波维兹家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车上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世界就是通过车窗看到的一幅幅拍好的胶片，那就是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多年后，滚石乐队的吉他手依然疑惑道，安妮总能观察到别人从没发现的东西。
拍摄的传统或者说习惯于生活在镜头之下，是安妮·莱波维兹那位擅长舞蹈的母亲培养的。这位快乐的主妇喜欢用摄影机记录下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旅行时总是拿着相机不停地拍，而几个孩子自然从小就认为相机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从那时起，安妮对相机和镜头就没有了陌生感，它是她看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家庭一直其乐融融。直到那场愚蠢的战争爆发，父亲被派上了越南战场，而孩子们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参加了纽约的反战游行。父亲一度想将孩子们带到越南，让一家人恢复原状，但孩子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安妮为了逃避父亲的“追缉令”，选择去旧金山艺术学院求学。她买了生平的第一个相机，相机里有一个小指针，每次她都要把指针调整好位置才能有正确的曝光度。
大学的第二年对她来说意义非凡。正是这一年，她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团——一个真正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组成的团体。他们白天各自分散到城市的角落，晚上则洗出当天拍的照片，彼此讨论分析各自的作品。那段时间她积累了不少今后事业发展必备的摄影技巧，认识了不少朋友，生活愉快充实，对创作有了新的观念。
其间，她看到了欧洲摄影大师布列松的作品，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摄影，第一次发现摄影可以环游世界。你是一个人，可你有方向有目标地前行，每一次的拍摄都能成为一次探险。
来自纽约的传奇
1966年的旧金山迎来了摇滚时代的萌芽期，空气中也孕育着骚动的气味，届时的信条是“为自己相信的而努力，说出看到的与听到的。”
《滚石杂志》应运而生，一本意味着前卫文化的音乐杂志，负载时事报道的功能，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还在上学的安妮·莱波维兹被当时的男友开车载到了杂志社的大门前，几乎是被推了进去。
莱波维兹拿着一袋自己拍的照片跟美编见了面，随后成为杂志社的一员。她的名声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一直坚信与众不同的才是好东西，她在《滚石杂志》这本白皮书上任意挥洒，几乎创造了一种风格。那个时代所有的王牌摇滚乐队都曾出现在她的镜头下，成为历史的纪念碑。当人们说到摇滚说到滚石，脑子里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安妮·莱波维兹拍下的那些精彩瞬间。约翰列侬在拍完那张著名的与大野洋子裸身在地板上相拥的照片后，24小时内便被刺杀，那张照片成了约翰列侬在这个世间最后的纪录。
安妮·莱波维兹逐渐爱上了为杂志拍摄，因为可以随时旅行，从一站到另一站，这和她小时候的生活没什么两样。1983年，她成为《名利场》的首席摄影师，并长期为《VOGUE》供稿，作品在世界各地出现，获奖无数，她从摇滚摄影圈进入了名人肖像摄影，并因此而享誉整个摄影界。
摄影明星与知识偶像，“请叫我们情人”
1980年，莱波维兹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摄影明星，然而于她而言，更为重要的事件却是在这一时期认识了年长她16岁的“美国最睿智的女作家与美国公众良心”的苏珊·桑塔格。此后两人相知相守了15年，亲密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05年苏珊·桑塔格因癌症不治病逝。
安妮·莱波维兹与苏珊·桑塔格，一个是当时文化界风华绝代的知识偶像，一个是时尚界炙手可热的摄影明星。两个明星闪闪却代表着不同文化圈子的代表人物，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正是接受了为苏珊·桑塔格的新书封面拍摄任务，才让安妮·莱波维兹认识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灵魂伴侣。拍摄期间里，苏珊·桑塔格带她去了很多她从未去过也从未想去的地方，让安妮彻底从她所熟悉的时尚圈中完全抽身而出，从波斯尼亚到塞拉耶佛再到庐安达，安妮将镜头对准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战争，贫穷，饥饿，死亡。
第一次为苏珊拍照，安妮·莱波维兹做足了功课，平日不爱看书的她甚至读了苏珊的著作。拍摄过程中两个人聊得很愉快。写过《论摄影》的苏珊非常自信，也知道在镜头下如何精确地表现自己。对于一向用镜头“操控”别人的安妮来说，苏珊太不可思议了，一下子被她完全迷住。
事实上，在安妮的一生中常常都是和男性打交道，但最终她愿意以“情人”相称的人，只有苏珊·桑塔格，“叫我们情人好了，我爱苏珊。”
在两人相识的15年里，安妮与苏珊·桑塔格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过。两人比邻而居，彼此住的公寓都能够看到对方，让她们无比亲密的同时又能各自保持独立的自我。当1998年苏珊·桑塔格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安妮放下了所有的工作一直陪在她身边，两人一起飞到约旦，安妮为苏珊拍下了一生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正是从那时起，安妮将镜头专注于病中的苏珊·桑塔格。从1990年到2005年，从躺在病床上到尸体陈列在殡仪馆，所有的细节被她一一记录了下来。虽然外界对这些照片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安妮始终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苏珊在世，她一定会为这些照片感到骄傲。我经历了所有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两年后终于可以重看这些照片，可以很好地面对。我并没有双重生活，照片记录的就是我的人生。”
当安妮·莱波维兹50岁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生一个孩子。2001年，她找了位代孕妈妈，在精子库中进行挑选，不久后，便迎来了自己的3个孩子。
当她抱着女儿，指着展览墙上的照片中已经去世的父亲说，“和外公说再见吧。你还记得我说过人要归于尘土吗？回到大地里，再度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外公就是去了那个地方，回到了土里，回到了地下，回到了世界，成为所有生命的一部分，苏珊也去了那里。”
当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父亲和苏珊先后离她而去，随着失去，真正的失去，拍照成了一种慰藉。她对所有人说，我希望能拍到死，我没有两重生活，只有这一种。
被誉为是摄影界里的左拉。
作为滚石杂志的首席摄影她几乎创造了一个时代，
拍下了约翰列侬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日薪十万，给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拍照，说服她取下了皇冠。
然而在她如日中天的几年做的唯一一件事，却是记录灵魂伴侣生命的最后几年，
她是安妮·莱波维兹，而她是苏珊·桑塔格。
车上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成为艺术家
1949年，安妮·莱波维兹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军官和舞蹈演员组成的家庭，在快乐而充满波西米亚精神的家中排行老三。由于父亲工作需要，莱波维兹家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车上长大的孩子，很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世界就是通过车窗看到的一幅幅拍好的胶片，那就是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多年后，滚石乐队的吉他手依然疑惑道，安妮总能观察到别人从没发现的东西。
拍摄的传统或者说习惯于生活在镜头之下，是安妮·莱波维兹那位擅长舞蹈的母亲培养的。这位快乐的主妇喜欢用摄影机记录下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旅行时总是拿着相机不停地拍，而几个孩子自然从小就认为相机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从那时起，安妮对相机和镜头就没有了陌生感，它是她看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家庭一直其乐融融。直到那场愚蠢的战争爆发，父亲被派上了越南战场，而孩子们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参加了纽约的反战游行。父亲一度想将孩子们带到越南，让一家人恢复原状，但孩子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安妮为了逃避父亲的“追缉令”，选择去旧金山艺术学院求学。她买了生平的第一个相机，相机里有一个小指针，每次她都要把指针调整好位置才能有正确的曝光度。
大学的第二年对她来说意义非凡。正是这一年，她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团——一个真正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组成的团体。他们白天各自分散到城市的角落，晚上则洗出当天拍的照片，彼此讨论分析各自的作品。那段时间她积累了不少今后事业发展必备的摄影技巧，认识了不少朋友，生活愉快充实，对创作有了新的观念。
其间，她看到了欧洲摄影大师布列松的作品，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摄影，第一次发现摄影可以环游世界。你是一个人，可你有方向有目标地前行，每一次的拍摄都能成为一次探险。
来自纽约的传奇
1966年的旧金山迎来了摇滚时代的萌芽期，空气中也孕育着骚动的气味，届时的信条是“为自己相信的而努力，说出看到的与听到的。”
《滚石杂志》应运而生，一本意味着前卫文化的音乐杂志，负载时事报道的功能，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还在上学的安妮·莱波维兹被当时的男友开车载到了杂志社的大门前，几乎是被推了进去。
莱波维兹拿着一袋自己拍的照片跟美编见了面，随后成为杂志社的一员。她的名声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一直坚信与众不同的才是好东西，她在《滚石杂志》这本白皮书上任意挥洒，几乎创造了一种风格。那个时代所有的王牌摇滚乐队都曾出现在她的镜头下，成为历史的纪念碑。当人们说到摇滚说到滚石，脑子里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安妮·莱波维兹拍下的那些精彩瞬间。约翰列侬在拍完那张著名的与大野洋子裸身在地板上相拥的照片后，24小时内便被刺杀，那张照片成了约翰列侬在这个世间最后的纪录。
安妮·莱波维兹逐渐爱上了为杂志拍摄，因为可以随时旅行，从一站到另一站，这和她小时候的生活没什么两样。1983年，她成为《名利场》的首席摄影师，并长期为《VOGUE》供稿，作品在世界各地出现，获奖无数，她从摇滚摄影圈进入了名人肖像摄影，并因此而享誉整个摄影界。
摄影明星与知识偶像，“请叫我们情人”
1980年，莱波维兹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摄影明星，然而于她而言，更为重要的事件却是在这一时期认识了年长她16岁的“美国最睿智的女作家与美国公众良心”的苏珊·桑塔格。此后两人相知相守了15年，亲密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05年苏珊·桑塔格因癌症不治病逝。
安妮·莱波维兹与苏珊·桑塔格，一个是当时文化界风华绝代的知识偶像，一个是时尚界炙手可热的摄影明星。两个明星闪闪却代表着不同文化圈子的代表人物，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正是接受了为苏珊·桑塔格的新书封面拍摄任务，才让安妮·莱波维兹认识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灵魂伴侣。拍摄期间里，苏珊·桑塔格带她去了很多她从未去过也从未想去的地方，让安妮彻底从她所熟悉的时尚圈中完全抽身而出，从波斯尼亚到塞拉耶佛再到庐安达，安妮将镜头对准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战争，贫穷，饥饿，死亡。
第一次为苏珊拍照，安妮·莱波维兹做足了功课，平日不爱看书的她甚至读了苏珊的著作。拍摄过程中两个人聊得很愉快。写过《论摄影》的苏珊非常自信，也知道在镜头下如何精确地表现自己。对于一向用镜头“操控”别人的安妮来说，苏珊太不可思议了，一下子被她完全迷住。
事实上，在安妮的一生中常常都是和男性打交道，但最终她愿意以“情人”相称的人，只有苏珊·桑塔格，“叫我们情人好了，我爱苏珊。”
在两人相识的15年里，安妮与苏珊·桑塔格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过。两人比邻而居，彼此住的公寓都能够看到对方，让她们无比亲密的同时又能各自保持独立的自我。当1998年苏珊·桑塔格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安妮放下了所有的工作一直陪在她身边，两人一起飞到约旦，安妮为苏珊拍下了一生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正是从那时起，安妮将镜头专注于病中的苏珊·桑塔格。从1990年到2005年，从躺在病床上到尸体陈列在殡仪馆，所有的细节被她一一记录了下来。虽然外界对这些照片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安妮始终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苏珊在世，她一定会为这些照片感到骄傲。我经历了所有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两年后终于可以重看这些照片，可以很好地面对。我并没有双重生活，照片记录的就是我的人生。”
当安妮·莱波维兹50岁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生一个孩子。2001年，她找了位代孕妈妈，在精子库中进行挑选，不久后，便迎来了自己的3个孩子。
当她抱着女儿，指着展览墙上的照片中已经去世的父亲说，“和外公说再见吧。你还记得我说过人要归于尘土吗？回到大地里，再度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外公就是去了那个地方，回到了土里，回到了地下，回到了世界，成为所有生命的一部分，苏珊也去了那里。”
当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父亲和苏珊先后离她而去，随着失去，真正的失去，拍照成了一种慰藉。她对所有人说，我希望能拍到死，我没有两重生活，只有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