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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靠向银行举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只是，“负翁”们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
2001年，CCTV做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有三位嘉宾，依照年龄从高至低分别是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经济学家樊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专家钟伟。主持人问他们,一年挣的钱怎么花？李强说他全部的钱都存在银行了；樊纲说他一半的钱存在银行了，一半的钱在投资；钟伟说他在银行没有存款，而且是负债。
这并非有意安排，而恰是三个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三个年龄阶层的消费观成为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一个缩影。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推动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从“无产主义”欣欣然地奔往“负产主义”。
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2003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金额达到1.2万亿。不到7年的时间，几乎翻了60倍。
而来自各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汽车个人消费信贷2002年全年不到700亿，截至2003年10月，却突破1800亿元，一年时间翻了番。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靠向银行举债，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充满乐观精神的“负翁”们
“个人‘负翁’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比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要小。可以被形容为三明治薄薄的奶油中的生菜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钟伟说，个人“负翁”属于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要有第二套住宅)。
资料显示，个人“负翁”们往往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深圳这样典型的“移民”城市，年龄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最有望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却也最缺乏来自祖辈的荫泽。
卢坚拿到北京名校MBA学位后，毕业分配留在了北京。如今，她靠贷款终于在自己心仪的西山附近购买了一套房子。“十年前，住在筒子楼烧煤油炉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段有自己的屋子，但加上装修现金一次拿出来要100多万，如果不借助贷款，需要砸锅卖铁才买得起，会比较紧张，但是等将来我不紧张了，可能房子就没有了。负债消费可以让人们提前获得可能在将来不再的商品。”
吴宏在高校任职，正在攻读博士的他，贷款购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他对前途非常乐观，觉得即使在最坏情况下，自己这些年对教育做了这么多的投资，拿去变现供房也毫无问题。
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甘勇，在清河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居，支付完首付和契税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装修，更不用提买家具。可是四壁空空也是家，他幸福地在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毛坯房里享受着成为业主的欢愉。未来还长，但这已是这个来自遥远省份的青年扎根北京的第一步。
王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前门，拆迁的梦盼了10多年，两年前，他终于决定不等了，改变生活要从改变住房开始，他贷款买了一个“鸽子窝”，虽然只有30多平米，但是解决了两大难题：洗澡和上厕所。虽然他仍盼望拆迁了换个大屋子，可是他不愿意在等待中耗费自己的青春，享受现在才是硬道理。
“几乎所有的‘负翁’都对靠自己的能力谋取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预支将来，而‘透支未来’是都市‘负翁’最明显的特征”，钟伟如是说，他本身亦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典型一员。
据国际权威的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旗下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估计，目前北京、上海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住房是通过按揭方式购买的，他认为将来这个比例将来可能会达到九成左右。这将与发达国家逐步看齐。
曾在法国念MBA的李辉介绍，他的法国同学，几乎无一不是用贷款买房买车；来自香港的卓振邦在一家丹麦公司的华南办事处工作，他告诉记者，香港除了顶级豪富，即使是做生意的人，也会选择分期付款，让自己的资金流动起来，更不用说打工阶层，后者贷款买房买车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城市青年，由零开始，用不到10年的时间，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大规模负债提前消费，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积极投奔到了全球化“负产主义”的怀抱。
房车生活后面的风险与代价
在外企工作的乔洁本来生活十分轻松。她和先生的月收入加起来过万，在同龄人中最先贷款买房，而且选择了较高的月供额度。因为房子离市区太远，于是再贷款买了辆车，有了孩子后，加上聘请保姆等费用，每月等着付的账单就将近1万，几乎没有任何周转的余地，不得不月月等出粮。然而，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与老板发生冲突，她辞了职，在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准，乔洁只好靠借债度过难关。倘若不能够及时找到工作，乔洁辛苦挣下的房车生活将面临破产。
近年来，个人因为诚信意识不足，或者过于乐观，未考虑到失业、健康恶化、意外事故等不利因素，贷款超出实际支付能力而不能够及时还款，从而英勇致“负”的实例屡见不鲜,“负债一族”被银行告状案逐月增多。一些仍然在还月供的人，因为房供支出远远超过收入三分之一的安全警戒线，也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危险边缘。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高，贷款的数额越大，出现债务的风险系数则越高——而这一切均建立于一个稳定的工作之上。
并不是职位高，工作就更稳定。据说，现在商界中存在着一批老总一级的“下岗”者。NextStep管理顾问公司总监周敏先生从事猎头业务，他认为高职位、高收入阶层同样存在“就业安全”等问题。一项员工离职原因的调查表明，“高层”员工自企业离职，往往并不是因为薪资待遇低、工作能力不够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对企业的文化或新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对公司的经营战略、理念或管理模式不认同、沟通能力及领导力缺乏、公司机构重组等原因。
而重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敏认为，高收入者在负债消费时需周全考虑，如果两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工作，在收入骤减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按期供款，而不过多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品位。
为此，银监会在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如果贷款个人(或家庭)月收入为1万元，则房贷月供最多不能超过5000元，尽可能地防范此类风险。
香港的卓振邦先生因工作派驻广州近四年。他很诧异地看到中国内地青年买房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买很大的新房。他告诉记者，在香港，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贷款买房子，但是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多少收入，供多大的房子”，由小到大，有能力才换房子，或者先买二手房，以免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他自己就已在香港贷款买了一个二手房。
债务的负担只是你要负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致力于研究消费的陈昕就认为，“负翁”们实际上签了一个约，把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智力、劳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为了不出现债务危机，你所有的精力必须放在赚钱上，这种制度下对你的自由、劳动、时间甚至道德和思想都进行了控制，你个人变成了负债消费的奴隶。”“至少我现在不敢轻易跳槽了”，不少“负翁”如是说。
“负产阶级”有多远？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是2003年香港破产网上的祷告词，祷告方向是“求主怜悯香港人，尤其是负资产及破产人士，求主帮助他们积极面对面前的挑战，为他们开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介绍，香港出现的负资产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其更加恶化。1997年，是香港地产业的转折之年。香港经济由过热被迫冷却，楼价回落了一半左右。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已经只剩下45.71点——也就是说，香港人在楼市上的每一元钱投资，只剩下四毛五分。
香港特有的“负资产”一词(房产实际价格低于所借的银行贷款，超出部分为无抵押的负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到2004年初，香港金管局宣布，去年第四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有67600宗，涉及负资产的未偿还金额有1070亿元，而这已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随着中国个人“负翁”数量的急速上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是否会像香港那样出现“负产阶级”？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对此保持乐观。他认为北京房价一直平稳，不存在像香港那样楼市崩盘的影响，因而不会出现负资产。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的看法也趋同：“现在看北京大环境，我还是坚持处在一个利好阶段。北京、上海出现香港‘负资产’的情况可能性很低。”
但是胡港文举出了一个特例，其实在香港人购买内地外销房时已经出现过“负资产”的实例。1999年上海房地产业处于谷底，当时外销房与内销房两个市场合并，外销房失去了优势，基本上外销房价都下跌了一半。只是当时外销房的购买者大都是香港有钱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投资生意，亏了就离场，没有心理负担，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因而这个情况就没有引起媒介的关注。
这些投资外销房的香港人，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负产者昙花一现，因其数量少，又承受得起损失，还远远构不成一个负产阶级，未在上海造成像香港那样的社会波动。
在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负翁”的大量出现，要上溯到1999年中国福利制分房制度的全面终结。
到今天，人们想拥有一个家的愿望已经远远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那些格林小镇、德国印象、罗马嘉园恐怕无法如它们的广告词那样，承担起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所有未来，但是有屋则安。
更多的个人“负翁”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可能是15年、20年，甚至30年后才真正属于自己。
只是，无限憧憬的你，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
2001年，CCTV做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有三位嘉宾，依照年龄从高至低分别是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经济学家樊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专家钟伟。主持人问他们,一年挣的钱怎么花？李强说他全部的钱都存在银行了；樊纲说他一半的钱存在银行了，一半的钱在投资；钟伟说他在银行没有存款，而且是负债。
这并非有意安排，而恰是三个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三个年龄阶层的消费观成为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一个缩影。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推动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从“无产主义”欣欣然地奔往“负产主义”。
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2003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金额达到1.2万亿。不到7年的时间，几乎翻了60倍。
而来自各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汽车个人消费信贷2002年全年不到700亿，截至2003年10月，却突破1800亿元，一年时间翻了番。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变成了所谓的“个人负翁”，靠向银行举债，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
充满乐观精神的“负翁”们
“个人‘负翁’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比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要小。可以被形容为三明治薄薄的奶油中的生菜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钟伟说，个人“负翁”属于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高级阶段要有第二套住宅)。
资料显示，个人“负翁”们往往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深圳这样典型的“移民”城市，年龄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最有望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却也最缺乏来自祖辈的荫泽。
卢坚拿到北京名校MBA学位后，毕业分配留在了北京。如今，她靠贷款终于在自己心仪的西山附近购买了一套房子。“十年前，住在筒子楼烧煤油炉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段有自己的屋子，但加上装修现金一次拿出来要100多万，如果不借助贷款，需要砸锅卖铁才买得起，会比较紧张，但是等将来我不紧张了，可能房子就没有了。负债消费可以让人们提前获得可能在将来不再的商品。”
吴宏在高校任职，正在攻读博士的他，贷款购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他对前途非常乐观，觉得即使在最坏情况下，自己这些年对教育做了这么多的投资，拿去变现供房也毫无问题。
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甘勇，在清河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居，支付完首付和契税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装修，更不用提买家具。可是四壁空空也是家，他幸福地在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毛坯房里享受着成为业主的欢愉。未来还长，但这已是这个来自遥远省份的青年扎根北京的第一步。
王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前门，拆迁的梦盼了10多年，两年前，他终于决定不等了，改变生活要从改变住房开始，他贷款买了一个“鸽子窝”，虽然只有30多平米，但是解决了两大难题：洗澡和上厕所。虽然他仍盼望拆迁了换个大屋子，可是他不愿意在等待中耗费自己的青春，享受现在才是硬道理。
“几乎所有的‘负翁’都对靠自己的能力谋取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预支将来，而‘透支未来’是都市‘负翁’最明显的特征”，钟伟如是说，他本身亦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典型一员。
据国际权威的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旗下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估计，目前北京、上海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住房是通过按揭方式购买的，他认为将来这个比例将来可能会达到九成左右。这将与发达国家逐步看齐。
曾在法国念MBA的李辉介绍，他的法国同学，几乎无一不是用贷款买房买车；来自香港的卓振邦在一家丹麦公司的华南办事处工作，他告诉记者，香港除了顶级豪富，即使是做生意的人，也会选择分期付款，让自己的资金流动起来，更不用说打工阶层，后者贷款买房买车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城市青年，由零开始，用不到10年的时间，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大规模负债提前消费，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积极投奔到了全球化“负产主义”的怀抱。
房车生活后面的风险与代价
在外企工作的乔洁本来生活十分轻松。她和先生的月收入加起来过万，在同龄人中最先贷款买房，而且选择了较高的月供额度。因为房子离市区太远，于是再贷款买了辆车，有了孩子后，加上聘请保姆等费用，每月等着付的账单就将近1万，几乎没有任何周转的余地，不得不月月等出粮。然而，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与老板发生冲突，她辞了职，在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准，乔洁只好靠借债度过难关。倘若不能够及时找到工作，乔洁辛苦挣下的房车生活将面临破产。
近年来，个人因为诚信意识不足，或者过于乐观，未考虑到失业、健康恶化、意外事故等不利因素，贷款超出实际支付能力而不能够及时还款，从而英勇致“负”的实例屡见不鲜,“负债一族”被银行告状案逐月增多。一些仍然在还月供的人，因为房供支出远远超过收入三分之一的安全警戒线，也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危险边缘。特别是高收入阶层，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高，贷款的数额越大，出现债务的风险系数则越高——而这一切均建立于一个稳定的工作之上。
并不是职位高，工作就更稳定。据说，现在商界中存在着一批老总一级的“下岗”者。NextStep管理顾问公司总监周敏先生从事猎头业务，他认为高职位、高收入阶层同样存在“就业安全”等问题。一项员工离职原因的调查表明，“高层”员工自企业离职，往往并不是因为薪资待遇低、工作能力不够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对企业的文化或新的工作环境不适应、对公司的经营战略、理念或管理模式不认同、沟通能力及领导力缺乏、公司机构重组等原因。
而重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敏认为，高收入者在负债消费时需周全考虑，如果两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工作，在收入骤减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按期供款，而不过多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品位。
为此，银监会在即将出台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如果贷款个人(或家庭)月收入为1万元，则房贷月供最多不能超过5000元，尽可能地防范此类风险。
香港的卓振邦先生因工作派驻广州近四年。他很诧异地看到中国内地青年买房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买很大的新房。他告诉记者，在香港，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贷款买房子，但是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有多少收入，供多大的房子”，由小到大，有能力才换房子，或者先买二手房，以免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他自己就已在香港贷款买了一个二手房。
债务的负担只是你要负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致力于研究消费的陈昕就认为，“负翁”们实际上签了一个约，把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智力、劳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为了不出现债务危机，你所有的精力必须放在赚钱上，这种制度下对你的自由、劳动、时间甚至道德和思想都进行了控制，你个人变成了负债消费的奴隶。”“至少我现在不敢轻易跳槽了”，不少“负翁”如是说。
“负产阶级”有多远？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是2003年香港破产网上的祷告词，祷告方向是“求主怜悯香港人，尤其是负资产及破产人士，求主帮助他们积极面对面前的挑战，为他们开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出路。”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介绍，香港出现的负资产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其更加恶化。1997年，是香港地产业的转折之年。香港经济由过热被迫冷却，楼价回落了一半左右。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已经只剩下45.71点——也就是说，香港人在楼市上的每一元钱投资，只剩下四毛五分。
香港特有的“负资产”一词(房产实际价格低于所借的银行贷款，超出部分为无抵押的负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到2004年初，香港金管局宣布，去年第四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有67600宗，涉及负资产的未偿还金额有1070亿元，而这已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随着中国个人“负翁”数量的急速上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是否会像香港那样出现“负产阶级”？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对此保持乐观。他认为北京房价一直平稳，不存在像香港那样楼市崩盘的影响，因而不会出现负资产。
泛城中国董事胡港文的看法也趋同：“现在看北京大环境，我还是坚持处在一个利好阶段。北京、上海出现香港‘负资产’的情况可能性很低。”
但是胡港文举出了一个特例，其实在香港人购买内地外销房时已经出现过“负资产”的实例。1999年上海房地产业处于谷底，当时外销房与内销房两个市场合并，外销房失去了优势，基本上外销房价都下跌了一半。只是当时外销房的购买者大都是香港有钱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投资生意，亏了就离场，没有心理负担，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因而这个情况就没有引起媒介的关注。
这些投资外销房的香港人，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负产者昙花一现，因其数量少，又承受得起损失，还远远构不成一个负产阶级，未在上海造成像香港那样的社会波动。
在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负翁”的大量出现，要上溯到1999年中国福利制分房制度的全面终结。
到今天，人们想拥有一个家的愿望已经远远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那些格林小镇、德国印象、罗马嘉园恐怕无法如它们的广告词那样，承担起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所有未来，但是有屋则安。
更多的个人“负翁”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可能是15年、20年，甚至30年后才真正属于自己。
只是，无限憧憬的你，在套现了自己的将来后，真的能够像温莎公爵那样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