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尚全这个名字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决定中国改革和经济走向的四次重要历史关节点的会议：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他亲历了后三个会议，并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20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经济改革鼓与呼，为市场经济加油鼓劲。
“商品经济”，这个名词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很少被人们提及了。可是，谁又知晓，当初将之写进中央《决定》时的艰难
1980年，高尚全调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工作，1982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撤销，高尚全转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室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变革首先从农村展开，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也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体制性原因，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诞生的。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受中央指定，国家体改委由高尚全和杨启先参加起草工作。
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当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搞商品经济。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就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79年9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一次座谈会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说明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在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限于当时政治环境，这些见解当时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
高尚全、杨启先等都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
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面对许多“老资格”，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高尚全巧施高招，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
1984年9月初，北京西苑饭店(当时还叫做西苑旅社)，童大林来了，蒋一苇也来了，一口气来了近20位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话题刚一提出，大家便议论纷纷。
“不搞商品经济，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分工，就必须存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绕过，但企图绕过商品经济，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
与会经济学家的意见令高尚全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奋笔疾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建议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吸纳进文件。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顺利通过。《决定》明确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这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
改革攻坚之年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
高尚全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是举世公认的。但高尚全并不讳言，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体制性障碍，如产权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和社会分配等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体制改革。2002年，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高尚全却大声疾呼：“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高尚全认为，在现阶段，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6月，他在《“十一五”规划的几点意见》中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其中一条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呈送给中央高层领导的建议书中他说到：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经济过热，投资冲动，谁在冲动?是政府。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要有政绩。投资冲动一个是靠银行贷款，一个靠批地，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中国历史的社会特殊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一直是阶级矛盾，强调阶级斗争。党的八大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才转为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又指出这个矛盾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想，现阶段，这个主要矛盾更集中体现在人们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和严重不足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阶段，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医疗、公共信息、法律、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在GDP上反映不是很明显，所以劲头不大。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应该把精力和财力集中在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不然，人们要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
文字编辑：华 南
“商品经济”，这个名词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很少被人们提及了。可是，谁又知晓，当初将之写进中央《决定》时的艰难
1980年，高尚全调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工作，1982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撤销，高尚全转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室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变革首先从农村展开，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也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体制性原因，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诞生的。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受中央指定，国家体改委由高尚全和杨启先参加起草工作。
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当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搞商品经济。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就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79年9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一次座谈会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说明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在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限于当时政治环境，这些见解当时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
高尚全、杨启先等都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
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面对许多“老资格”，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高尚全巧施高招，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
1984年9月初，北京西苑饭店(当时还叫做西苑旅社)，童大林来了，蒋一苇也来了，一口气来了近20位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话题刚一提出，大家便议论纷纷。
“不搞商品经济，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分工，就必须存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绕过，但企图绕过商品经济，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
与会经济学家的意见令高尚全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奋笔疾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建议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吸纳进文件。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顺利通过。《决定》明确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这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
改革攻坚之年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
高尚全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是举世公认的。但高尚全并不讳言，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体制性障碍，如产权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和社会分配等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体制改革。2002年，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高尚全却大声疾呼：“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高尚全认为，在现阶段，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6月，他在《“十一五”规划的几点意见》中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其中一条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呈送给中央高层领导的建议书中他说到：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经济过热，投资冲动，谁在冲动?是政府。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要有政绩。投资冲动一个是靠银行贷款，一个靠批地，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中国历史的社会特殊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一直是阶级矛盾，强调阶级斗争。党的八大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才转为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又指出这个矛盾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想，现阶段，这个主要矛盾更集中体现在人们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和严重不足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阶段，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医疗、公共信息、法律、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在GDP上反映不是很明显，所以劲头不大。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应该把精力和财力集中在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不然，人们要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
文字编辑：华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