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既到长安，所见皆为历史。如今，置身十三朝古都西安，梦回秦汉与盛唐，必定要去游览具有“古都明珠，华夏宝库”之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陕历博）。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的陕历博，向来因馆中琳琅满目的珍贵历史藏品而闻名于世。但值得一提的是，去过西安的人都到过陕历博，但到过陕历博的人却大多没有去过一个神秘的展馆——唐代壁画珍品馆。
　　2011年6月20日，唐代壁画珍品馆正式开放，它不仅是我国第一座唐墓壁画馆，也是国内最大、设施最为先进的唐代壁画专题陈列馆。馆中陈列的一幅幅美奂绝伦的壁画是如何重获新生的？从古墓到博物馆，一幅壁画需要经历怎样的流程，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展品？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唐墓壁画的“重生”历程。

墓葬壁画的原址保护困境

　　陕历博现存有保存数量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李寿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14座墓葬的近600幅、约 1000平方米的壁画，所收藏的唐墓壁画数量之多、等级之高、保存现状之好而又具有比较完整的序列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绝无仅有。不过也曾有人产生疑惑：“为什么这些壁画不在出土墓葬的原址进行保护，那样岂不是可以避免对壁画进行切割时造成的损害吗？”对此，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基地办公室主任王佳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进行解答：“一般墓主身份级别越高，他的墓葬下挖越深，通常是地下十几米甚至是几十米。在这个情况下，墓道受地下水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地下潮湿的环境、微生物等等，所以很多墓葬壁画如果放在原址，保存的难度非常大。”

　　王佳介绍道，每当墓葬壁画被发现时，究竟是进行原址保护还是异地迁移保护，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看壁画的历史价值，壁画的价值越高，异地迁移保护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看墓葬的保存环境，如果环境不佳，不利于保存，同样要进行异地迁移保护。同时也受到具体制定修复方案人的选择或者当时的技术要求的影响，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结果。
　　对壁画进行原址保护，建筑壁画和石窟壁画会相对容易，这两类壁画毕竟在地面上，可以有效控制和保护，但墓葬壁画基本上无法做到安全的原址保存，需要进行异地迁移保护。尤其是近年章怀太子墓原址的情况，让王佳更坚定了墓葬壁画异地迁移保护的必要性。他说：“当时章怀太子墓的大部分壁画被揭走后，相关人员在两侧墓道原址照着壁画原来的模样又画了一遍，相当于现代人自己做了一面墙。可现在你再去看那个壁画，上面全部都是白色的颜料，而且已经大面积地脱落，这还是现代人画的，才过了几十年。再想想一千多年的壁画，如果放在那里，那是什么环境？而且更关键的是，墓葬的墓室已经打开，它和外界的环境是连通的，外界的环境变，里面的环境也会跟着改变。文物保护工作中，有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环境一定要稳定。哪怕是在一个温度较高或者是湿度较高，但很稳定的环境，都要比时高时低安全。”
　　除了以上原因，原址保护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就是无法在每个墓葬原址都建立一个遗址性博物馆来对壁画进行有效保护，这就决定了异地迁移保护必然是大多数墓葬壁画的归宿。

如何揭取一幅壁画？

　　对墓葬壁画进行异地迁移保护并非轻而易举。如何从墓室中将壁画揭取，是一切馆藏壁画修复与保护的必要前提。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最为珍贵的壁画当属陕西地区最著名的“三大墓”，即乾陵的三大陪葬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三大墓”的壁画相继出土，陕历博馆藏的18幅国宝级壁画全出于此。至1991年，陕历博在现址建馆后，将几十年来保存在碑林旧馆中的唐墓壁画全部转移过来。而对唐墓壁画的揭取工作，一直到21世纪后仍在陆续进行。
　　要在墓葬中揭取壁画并非易事。文保工作人员要使用一些科学仪器、科学手段，对壁画的颜料、地上成分、表面病害等进行分析，了解它的保存现状；然后再进行信息提取（也叫数据化保护）。王佳说：“文物保护从修复理念上来说，每一件文物，从发掘出土后，就在不停损毁。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能做的工作就是减缓它损毁的速度。”此外，还要对壁画一些表面的病害进行处理。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才能进入正式的揭取环节。
　　作为曾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王佳介绍了揭取墓葬壁画的具体过程：先以一些加热的手段，烘烤壁画表面，因为墓室里是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所以需要先把它烘干，把壁画表面的湿度降到最低；然后刷桃胶；接着将准备好的与壁画面积一样大的纱布贴上。有时为了保险起见，还会先贴一层宣纸后再贴一层纱布。完成以上几项工作后，再用小型的手持式切割机将壁画边缘切出来，整个过程中务求小心谨慎。
　　在切割完成，壁画与墓壁分离之前，文物工作者们会准备一个板子，当壁画分离瞬间，让其正好被板子接住，以免震荡受损。而后文保工作者们将板子放平，用另一张板子将其夹起来进行加固，这样保持平稳后，壁画才能运回博物馆进行进一步修复。

远看一致，近看有别

　　墓葬壁画的修复工作要解决壁画背面的整体稳定性问题，问题解决后，文物工作者们接下来会对其正面进行修复。
　　正面处理的第一步为揭纱布。先以热蒸汽打湿，而后用毛笔蘸热水慢慢地溶解桃胶。揭开纱布后，要再次对壁画进行总体病害处理，包括处理表面的污染、残留桃胶、泥垢、霉菌，同时还包括壁画上的缺失、空鼓、起甲及错位。叠压的部位需要进行矫形，脱落的部位要进行复原回帖。缺失的部位则需要用熟石灰膏将其充平。 　　对文物进行技术性处理的过程中，选用之材料种类繁多，但王佳认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些材料只能代表我们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因此材料的可逆性十分重要，一定要给未来留下余地。若干年以后，如果有更好的材料，还能进行更换，而不是将文物固定在现在技术手段的保护之下。
　　壁画缺失部分应该如何修复填充？陕历博的文保工作者们遵循着一个原则：可辨识性原则。正如王佳所言：“我们要把壁画填平，当然要比原始的壁画要低一点。你要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修的，不然若干年以后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修复资料遗失了或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后人要知道哪个地方是原始的壁画，哪个地方是后来修的。”
　　对壁画修复的最后一步又称为“美学修复”。即配置矿物原料，填补的白色部分做一层底色，让整体的壁画显得协调，颜料通常是自己配，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颜色，而这个颜色要比原始的壁画稍微浅一些，同样也是为了让后人能看出来。王佳说，自己的团队对壁画进行美学修复遵循的原则就是壁画能够“远看一致，近看有别”。

修复后的壁画为何还会有缺失？

　　传统的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务求把东西修得完完全全还原当时的样子。越看不出来有修复痕迹，说明修复人的技艺越高。
　　然而当我们走进陕历博的唐墓壁画馆参观时，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出土于苏思勖墓甬道东壁的《两人抬箱图》，图中为两位身穿典型圆领缺胯袍的男子抬箱前行，男子头上戴着典型的唐幞头，但偏偏前方男子的幞头几乎完全缺失；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第三过洞西壁的《侍女图》中，着红色圆领袍者身体缺失。按照修旧如旧的标准，恐怕会以为这些都是还未经修复就拿出来展出的壁画。
　　实际上这些壁画都已经过文保工作者们的精心修复，区别在于如今陕历博的理念的更新。自20世纪80年代起，文物修复结合了国外的理念，总结出了新的原则：可辨识性原则，并将其运用在壁画修复之上。
　　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对于壁画中模糊、脱色以及缺失部分，是否要进行考据复原？例如于1960年出土于唐永泰公主墓墓前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图中共9人，人物较清晰。为首一人头梳单刀半翻髻，目视前方，双臂交叉于腹前，挺胸起步前行，姿容华贵高雅。其后一人头梳螺髻，回头似在向其他人吩咐事情。其余7位宫女头梳半翻髻、螺髻或双螺髻，手中分别持有烛台、团扇、如意、方盒、高足杯、拂尘、包袱等物，侧身缓行。画面形象生动，似是侍寝的图景。但也可以明显地注意到，这幅壁画中的宫女有的面部有缺失，有的没有眼睛，有的没有嘴巴，有的发型缺了一块。文物修复者并未将这些缺失部分绘制上去，而是保留其缺失原样。
　　文物复原要在什么前提下才能进行？王佳讲述了馆藏壁画《玄武图》复原的故事。《玄武图》出土于唐玄宗时的著名太监苏思勖墓中，这幅图曾被盗墓贼严重破坏，中间很大一块缺失。万幸的是，那名盗墓贼在盗墓时拍了一张照片，当他被捕后，这张照片被找了出来，上面有《玄武图》原貌。根据这张照片，文保工作者将那些残块捡上全部回贴上去，完成了《玄武图》的复原。

馆藏壁画保护的新阶段

　　相比青铜、陶瓷、金银、玉器等材质稳定性较高的文物，壁画属于材质相当特殊的文物。一幅壁画被发现后，要经历清理、切割、运输、修复、保护等流程，才能进入展陈阶段，在博物馆中重获新生。
　　陕历博的诸多展馆中，唐代壁画珍品馆相当年轻，从开馆至今不过8年时间。展馆中的展柜是壁画馆最大宗设备，皆为意大利进口，展柜玻璃为防紫外线夹胶玻璃，柜门可打开至90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密封性非常好，通过温湿度控制，为壁画提供了相对独立的良好的保存环境。
　　壁画的展陈方式同样有讲究，需要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不能直着、平面展，因为壁画向下有重力，时间长了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少壁画爱好者更关心的是，作为文物中非常特殊且也较为脆弱的墓葬壁画，若涉及外出展览，当如何做好保护措施？根据王佳的介绍，陕历博馆藏壁画外出的展览非常少，基本上没有壁画的外展，“但在少数情况下需要外展的话，通常就两三件壁画。对这些壁画，首先是要求必须得有展馆陈列，其次是主要环境要有保证，再次是空气、外展的展柜等各种因素都要严格考虑”。现在博物馆对于壁画外展都尽可能做到数字化资料的提供，不去移动文物。
　　如今，陕历博唐墓壁画的保护与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8年11月19日，由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申报的“馆藏壁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正式揭牌。在当前国家强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下，这个“基地”的揭牌必然对壁画的保护、材料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及传承文化、提高文物修复与保护技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资料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