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不懈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的结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新篇章，而且在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纪元。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对供给侧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生产和消费是起点和终点。这四个环节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生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决定性地位、起着支配性作用，既决定着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性质，又与消费直接同一、互为前提、相互创造对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有关生产决定消费以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思想，为认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要求在供给侧发力而不偏废需求侧。
二是对供需平衡的深刻分析。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其重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总产品视角把全部生产在物质上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找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都得到补偿，即不存在过剩亦不存在短缺的實现条件，指出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间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并提出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及在社会生产各个部分之间保持比例关系的思想。这揭示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动态均衡的内在机制。
三是对改革手段的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同时，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又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阶段，相关制度和体制应适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借鉴吸收其他相关经济理论精华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看：
一是注重从供给侧发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问题，经济发展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为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并要求“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症下药，从生产端入手、从供给侧发力，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产品供给质量，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消费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思想的实际应用，同时也借鉴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有关增长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经济增长源泉的部分思想。
二是关注供需结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运行面临的“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集中体现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满足。大力推动供给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供需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跃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要义。习近平同志分析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等思想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借鉴吸收了发展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相关理论精华。
三是将改革作为主要途径。我国供给结构调整之所以滞后于需求变化，供需结构性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在于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手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等辩证统一思想的深化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借鉴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等相关理论精华。 二、借鉴并丰富发展了西方供给学派思想
西方经济学对供给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在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生产。亚当·斯密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一国财富决定于实际产量、取决于供给。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更是进一步发扬了古典经济学思想，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的著名论断，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萨伊定理”失效，凯恩斯主义“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需求管理理论兴起，指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主张通过政府刺激消费、实施投资等需求管理政策拉动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失效，強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限制货币发行量等结构性改革政策，美国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英国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之后其他欧美国家也采用过类似政策。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和结构性改革帮助英美摆脱“滞胀”困局，在一定阶段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负面影响。
我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但与西方供给学派在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政策手段和政策机制，特别是背后蕴含的思维方法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一是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突发“滞胀”，而凯恩斯主义应对“滞胀”时效果不尽人意，使得部分学者开始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信仰，极力宣扬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并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与之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面临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要求解决新阶段的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主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是政策手段和政策机制不同。供给学派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极力推崇刺激供给的政策，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要求需求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协调配合。因此，供给学派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提出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主张，辅之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改革，政策涉及面较窄。与之不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等五大政策支柱，政策涉及面更为广泛，影响也更加深远。此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政策实现机制也存在很大差异。英美等国家推行供给学派政策时期，已完成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经济结构和制度较为成熟和僵化，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不足，改革空间较为有限，短期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难度也就较大。与之不同，我国当前总体仍处于中高等收入水平，与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进一步增长仍存在强烈需求。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仍较为突出，诸多体制机制和制度尚处于构建和变化之中，通过结构优化和改革创新仍有望能够释放出很大的发展潜力。
三是思维方法和哲学基础不同。西方供给学派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影响下，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导致其思维的局限性甚至绝对化，片面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与之相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整体性关联性设计，“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
总体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对供给侧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生产和消费是起点和终点。这四个环节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生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决定性地位、起着支配性作用，既决定着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性质，又与消费直接同一、互为前提、相互创造对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有关生产决定消费以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思想，为认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要求在供给侧发力而不偏废需求侧。
二是对供需平衡的深刻分析。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其重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总产品视角把全部生产在物质上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找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都得到补偿，即不存在过剩亦不存在短缺的實现条件，指出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间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并提出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及在社会生产各个部分之间保持比例关系的思想。这揭示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动态均衡的内在机制。
三是对改革手段的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同时，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又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阶段，相关制度和体制应适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借鉴吸收其他相关经济理论精华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看：
一是注重从供给侧发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问题，经济发展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为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并要求“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症下药，从生产端入手、从供给侧发力，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产品供给质量，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消费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思想的实际应用，同时也借鉴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有关增长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经济增长源泉的部分思想。
二是关注供需结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运行面临的“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集中体现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满足。大力推动供给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供需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跃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要义。习近平同志分析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等思想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借鉴吸收了发展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相关理论精华。
三是将改革作为主要途径。我国供给结构调整之所以滞后于需求变化，供需结构性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在于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手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等辩证统一思想的深化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借鉴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等相关理论精华。 二、借鉴并丰富发展了西方供给学派思想
西方经济学对供给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在强调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生产。亚当·斯密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一国财富决定于实际产量、取决于供给。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更是进一步发扬了古典经济学思想，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的著名论断，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萨伊定理”失效，凯恩斯主义“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需求管理理论兴起，指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主张通过政府刺激消费、实施投资等需求管理政策拉动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失效，強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限制货币发行量等结构性改革政策，美国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英国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之后其他欧美国家也采用过类似政策。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和结构性改革帮助英美摆脱“滞胀”困局，在一定阶段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负面影响。
我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但与西方供给学派在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政策手段和政策机制，特别是背后蕴含的思维方法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一是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突发“滞胀”，而凯恩斯主义应对“滞胀”时效果不尽人意，使得部分学者开始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信仰，极力宣扬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并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与之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面临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要求解决新阶段的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主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是政策手段和政策机制不同。供给学派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极力推崇刺激供给的政策，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要求需求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协调配合。因此，供给学派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提出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主张，辅之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改革，政策涉及面较窄。与之不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等五大政策支柱，政策涉及面更为广泛，影响也更加深远。此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政策实现机制也存在很大差异。英美等国家推行供给学派政策时期，已完成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经济结构和制度较为成熟和僵化，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不足，改革空间较为有限，短期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难度也就较大。与之不同，我国当前总体仍处于中高等收入水平，与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进一步增长仍存在强烈需求。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仍较为突出，诸多体制机制和制度尚处于构建和变化之中，通过结构优化和改革创新仍有望能够释放出很大的发展潜力。
三是思维方法和哲学基础不同。西方供给学派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影响下，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导致其思维的局限性甚至绝对化，片面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与之相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整体性关联性设计，“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
总体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