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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两年前的7月9日那天清晨，李正秀与甘文亮的回忆不尽相同。
李正秀说，当时她独自在家，抱着一岁大的小儿子无所事事，甘文亮推门就进来了，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屋里灯光昏暗，李正秀看不清对方的脸，她觉得有些唐突，问：这么早呢？
甘文亮抱着孩子就往外走，在门口丢下一句，不是早说好的，带你外出打工。
天光大亮，街面上零星有些赶早儿的人在走动，青灰色的晨曦下，没多少人声，出奇地安静。
眼睛盯着儿子，一直跟着走，李正秀无法回忆后来自己如何上了长途车，又如何离开仙居。这个31岁的少妇，说起话来，齐耳短发来回甩动，脖子高高昂起来，脸涨得通红。她的世界被浓缩在两座县城里，三分之二在遥远的云南广南县城的老家，三分之一在浙江东部这个叫仙居的小城。
但甘文亮关于这一天的记忆，却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当时是凌晨5点，天未大亮，他正躺在自家床上，李正秀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她嘟嘟囔囔地说：“走吧，我们在车站等了。”甘文亮觉得这个女人一向口齿含糊不清，让人无时无刻不觉得她像个“傻子”，但此时他听得真切，她说的是“我们”，不是“我”。
电话来得比预计早了一些时候，甘文亮很兴奋，他立即拉起妻子张小仙，直奔车站。他并不是冲李正秀而兴奋，让他动心的是李正秀说的“我们”——那个一岁大的小男孩，白白胖胖，长得结实，大名叫蒋科豪。
那是他追踪已久的猎物，“是一沓钞票”。
无论事情是如何开始的，最终的结果是，2010年7月9日清晨，三个大人带着一岁多的蒋科豪，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仙居。
从甘文亮开始，只有14个月大的蒋科豪经历了漫长的被转卖生活，15个月后找到他时，他已先后被十余人转手。
这些人不曾爱他，但也不承认自己在害他。他们大部分是农民，两个是文盲，只受过小学教育，8人此前没有犯罪前科，有几人在将孩子转手后，还曾设法把他找回，却因一次意外的失窃，无奈地终结了自我拯救计划。
2012年4月，这起牵涉人物众多的复杂拐卖案，在仙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判。
（一）浙江仙居·甘文亮
李正秀走在仙居县城关镇的街面上时，没什么人愿意与她搭话，一来是她“脑子笨，说不来话”，二来是她不太懂仙居本地方言，“无法交流”。
1997年，丈夫蒋赵云在云南广南县见了她一面，就拍下5000块人民币把她娶了回来。两年后，大儿子降生，但患上了严重的白癜风，于是夫妻俩又要了个“小二子”，取名“科豪”，“科举及第，满门豪华”。
45岁的蒋赵云皮肤黝黑，走路微跛，他本来住在仙居乡下，离县城十几里路。大儿子上学后，不得不在县城里租下一间房子，全家搬来，但他平日都要去邻县山上的林场伐木，只有“落雨的时候，手里活儿歇了，才能回家”。所以，在那间租住屋里，大部分时光只有李正秀和两个幼子。
他不太放心妻子，坦率地说，这女人“傻乎乎，有些弱智，走路也不正常，被人瞧不起，不会收拾家务，也爱和邻居吵架，我总教训她，她就恨我”。
这样一个独自生活的异乡女子，在碰到说着老家土话的甘文亮来搭讪时，很快就放下戒心聊起来，她还惊喜地发现，甘文亮就住在她老家相邻的村里，两地相距不过40公里，李正秀的一些亲友就和甘文亮同村，甘文亮甚至还能一一报出他们的名字。
他乡遇故知，陌生人甘文亮在几分钟内就让李正秀相信，他是“自己人”。
甘文亮脸腮狭长，2005年全家来仙居打工。他会电焊，但这几年厂子大不如前，他看新闻说，全球都经济危机了，长三角这样的加工贸易重镇也跟着不景气，他的工资因此也缩了水，一个月千把块，日子紧巴巴。不只他如此，他的一个叔叔，叫甘朋忠，在40公里外的开发区打工，做防盗门生意，也跟他说日子过得“抠抠搜搜”。
2010年夏天，没多少活儿，甘朋忠就到侄子家串门，有一天突然对甘文亮说：“能不能找个小孩卖，赚些钱？”
这话来得唐突，甘文亮一时没反应过来，叔叔接着说，无本生意嘛，比辛苦打工强多了。他还说，自己认识个拐卖小孩行当的人，只要能搞到孩子，不愁卖不出去。
甘文亮听着，慢慢就动了心。
他之所以这么快动心，除了事后自己所谓的“一时糊涂”外，警方给出的另一个猜测是，与他的家乡广南县某种尽人皆知的秘密风气有关。广南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跨滇、桂、黔三省区，始终是拐卖案多发之地。
有了决心，接下来便是寻找目标。
甘文亮事后坦白，李正秀还在怀孕时，他就瞄上了。通过观察，他觉得此人“脑子有点钝，好骗”。孩子出生后，甘朋忠也曾在街上看到，评价说：“这小孩漂亮，能卖好多钱。”
于是，便“他乡遇故知”了，李正秀独自在家，闷，甘文亮就说，哪天带你外出打工，李正秀相信了他。
直到妻儿消失一个多月后，伐木工人蒋赵云才接到李正秀姐姐的电话，说李正秀正在老家，和一个男人回来拿户口去结婚，但孩子不见了。他们都怀疑，那个男人拐骗了李正秀，卖了孩子。
蒋赵云回到镇上，又得到消息，7月8日那天，有人看到李正秀送大儿子回乡下奶奶家了，然后母子二人也不见了。
蒋赵云惊慌起来，立即报警。这时，是2010年8月23日。
（二）浙江安吉·梁正梅
41岁的梁正梅也是广南县人，一直在老家开酒吧，晚上支个烧烤摊子，还做点小旅馆的生意，“一年能赚几万块”。
她戴着手铐坐在仙居县看守所提审室外封闭的院子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已经剪去长发，穿一身黑色紧身衣，显得胖，也更衰老。与人说话时，嘴唇一翘一翘，一对三角眼里眼光闪烁，透着精明。
说自己的事儿时，她始终很平静，直到说起自己的孩子，才有些哭腔。她抬手用扣着手铐的双手抹了抹眼睛，但没有眼泪。
她说自己没文化，不懂法。但一边的警官提醒她：你丈夫不也是拐卖人口，现在还在河南坐着牢嘛，你能不知这是犯法？
她便不应声儿了。
梁正梅的丈夫，就是甘朋忠告诉甘文亮的那个“卖小孩行当的人”。
她说，那天，老乡甘朋忠打电话来，本意是找她丈夫，听说“在牢里，判了5年”，就换了口吻：“嫂子，这有点事，你带些钱来，投资。”
“啥事儿？”
“这有两母子。”
“哪来的？”
“妹家闹离婚，孩子没人要。”
梁正梅于是提议在安吉县接头。她如今回忆，当时心里也打鼓，于是就不停地喝水，对自己说，别想，别想。
从仙居去安吉，约300公里，3个小时车程，李正秀抱着儿子，一路摇摇晃晃。孩子很乖，一路都不哭。当夜，他们住在安吉车站旁的小旅社。登记没要身份证。
甘文亮第一次参与拐卖。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张小仙一直在耳边絮叨，怕出事。小旅馆里的灯不亮，一直点了半宿。李正秀却毫无顾忌，睡得酣。
转天，他们就住进了张小仙的姐夫冯光荣家里。
冯光荣在安吉做搬运工，彼此多年未见。甘文亮对冯光荣倒不避讳，直说李正秀母子是拐来的，想卖掉。
冯光荣想也没想，就说，他有一个亲老表叫李祥斌，36岁，还没老婆。他打电话去问，李祥斌却叫他寄路费过去，冯光荣气了，“之前他向我借了600元还没还”，就挂了电话，这算谈崩了。
甘文亮还是睡不好，尤其是小科豪的哭声在夜里响起时。他的妻子张小仙这时还突然说想自己的小孩。他们有两个孩子。
张小仙说，咱回去吧，这事闹得心里扑通扑通的。
甘文亮说，你别冲我喊，哪里这么容易坐牢。这孩子非卖不可。
两人开始争吵，彼此生对方的气，却又怕声音过于张扬，尽量压低了声音发泄心中的紧张。
次日一早，张小仙就气鼓鼓地独自回了仙居。
好处费，从没人提起，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事后警察讯问时，发现双方都仅是“有限的认识”，互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背景，甚至看照片也想不起来是否见过。
整个交易过程，没有一个人提起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七）云南·梁正梅
甘文亮去找梁正梅的时候，梁正梅刚好不在家。原来，她从甘朋忠那里也得知事情败露了，甘朋忠的想法和甘文亮一样——把孩子找回来。
已回到云南，梁正梅又给李战军打电话，李战军说，要孩子可以，拿5万块。
甘朋忠一听，上哪找这么多钱去？梁正梅思前想后，破费点儿总比坐牢好，就自己凑了5万元，打算先要回孩子再说。没想到，刚到昆明就遇上了小偷，装5万元现金的小包和手机都被偷了。
既联系不上上家，也联系不上下家，钱也没了，梁正梅两眼一抹黑，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找当地朋友借了点路费，灰头土脸地回了家。
这事儿真倒霉，她想。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再也不想。
（八）山东·买家
李战军、梁正梅不知道，和马保起、蒋万书一起来接孩子的，还有一面包车人，一辆车没坐下，还有两个是骑摩托车来的。
摩托车的乘客之一赵东玉，就是蒋万书找到的介绍人、46岁的莘县尧舜村农民赵东玉。
赵东玉常年务农，没啥门路，但也没有拒绝，“都是村子里的人，能找到你，就是看得起你，要是不接着，可就不是场面上的人了”。
赵东玉于是找了他认为有门路的翟继文。
翟继文是邻近的阳谷县西湖镇翟庄村人，平常做些劳务输出的生意，认识人多。
他的确认识一家想要小孩儿的人，翟继文叫他“小军”。
“小军”已经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没有生育，曾跟翟继文提过，想要收买个小孩儿，因此，当赵东玉的消息传来时，翟继文就去找了“小军”。
“小军”本名叫薛君才，是个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住在阳谷县大布乡薛楼村。他听了翟继文的话以后，表示愿意要这个“父母离婚了不要的小孩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钱定在了4万8千元。薛君才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多方讨借，筹得钱款。
交易那一天，薛君才夫妇和众亲戚乘坐一辆面包车，由翟继文骑摩托带路，先到了赵东玉家，又由赵东玉带路，到了约定地点。翟继文说，有人说“人多了影响不好”，他没有去交易现场，而是和薛君才的一个亲戚带着钱在另外一处等着，直到赵东玉通知他们去送钱，他们才过去。
赵东玉和翟继文都称，他们连小孩子的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
事实上，卖家要找回孩子的事情，在三四个月后，也传了过来。
李战军接到梁正梅要孩子的电话，就去找了段丙修，两个人一起去找张秋重要小孩儿。张秋重此时却患上了癌症，病危在床，只能把马保起所在县城和村子名儿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段丙修。
马保起说，只要给钱，就退孩子。
这大概就是梁正梅接到的“5万元”退还价的消息。梁正梅的手机被偷，双方都联系不上，只好作罢。
（九）破案
甘文亮始终无法找到。
警方曾抓到一个用甘文亮的身份证到网吧上网的人，结果却是甘文亮的一个堂弟，因没带身份证，就用了甘文亮寄放在他那里的身份证去上网。他说，甘文亮离开仙居后，没有再联系上过，原来的电话号码也停用了。
报案10个月后，孩子的下落还没有一点进展。2011年6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重点督察案件。
机会出现在一次案件分析会上。2011年6月26日，有人问了句：嫌疑人亲属的银行信息查了没有？
这提醒了侦查人员。很快，通过查阅甘文亮弟弟甘文方的银行交易信息，发现甘文方曾有在嘉兴存汇款的记录，可是甘文方本人并不在浙江而一直生活在云南老家。专案组判断，这很可能是甘文亮借用甘文方的身份进行的。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2011年6月28日，甘文亮在嘉兴市辖区内的平湖市信达电子塑业有限公司车间被抓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他时，他闷着头，眉头紧锁，说，能给支烟吗？
接着问身边的警官：我才赚了5000块，判我7年是不是重了？你们抓我时，老板还欠我4000块工钱，7年后我还能讨回来吗？
警官说，你可以写信让你妻子去要。
甘文亮低头说，怕是我本人不去，老板不会爽快。之后，就站在树叶筛下的阳光碎影里默默地抽着烟。
由甘文亮起，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梁正梅、李战军、段丙修、马保起。抓获地点多是在家里，直到被警方抓获，他们也没觉得一年多前的那次交易，有什么不对之处。
刚拿到500元好处费那会儿，老农民段丙修有些兴奋，想在村子里找个人喝酒，走了一圈，又觉得没合适的人，就独自回家。钱很快花完了。他一直喃喃地说，像场梦。
找到张秋重时，他已于2011年11月14日因癌症去世。
这条利益链到马保起这里又断了。他不知道谁来抱走的孩子，“蒋万书知道”。可蒋万书逃跑了。
蒋万书听到有警察来的消息，就知道此前那套“两口子离婚孩子没人要”的说辞果然是假的。他和所有参与这起案件的人一样，明知可能有假，但不愿去追问，假的多说几次，也就当真了。
夜不能寐，这个老农民选择逃跑；逃跑之后，又担心被抓，罪上加罪。
2011年8月10日这天，莘县王奉镇派出所收到一位出租车司送来的手写便条。便条比A4打印纸略小，泛黄，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松散地写着：“莘县成吴镇尧舜大队人，他叫赵东玉，家柱（住）尧舜桥西边河北涯大棚柱，他知到（道）小孩下落，注：赵东玉在桥北鸡棚住。”
直到今年2月蒋万书被抓获，警方才知道，这张便条正是他在辗转反侧中送来的，他希望以此帮助警方找到孩子，减轻自己的罪行。他供认，自己事后只收到100元介绍费，但马保起说，给了他600元。
断了的线索因此又续上了。
由赵东玉，警方找到翟继文，继而找到了最后的买家薛君才。
2011年10月5日，仙居公安局重案组指导员吴明和民警赵狄等人悄悄摸进村里，趁着对方不注意，迅速从薛家院中带走孩子，吴明说：“就怕在村里滞留，引起村民聚集。”
DNA结果显示，这正是已失踪一年多的蒋科豪。孩子已经在薛君才家喂养了一年零两个月，有了新名字，“薛柄豪”。
“我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要是知道是拐来的，我肯定不要啊！”被讯问时，薛君才一直这样说。
2012年4月13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甘文亮被判有期徒刑7年，梁正梅被判有期徒刑5年，其余等人分获2至3年有期徒刑，甘朋忠仍然在逃。
2012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看望重新回到蒋赵云身边的蒋科豪时，孩子已经三岁了。对于之前的经历，孩子大概全无印象，但只要有人拉他走，他就会向后赖着身子，咧嘴要哭。蒋赵云说，这孩子现在不敢与生人走。
李正秀说，当时她独自在家，抱着一岁大的小儿子无所事事，甘文亮推门就进来了，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屋里灯光昏暗，李正秀看不清对方的脸，她觉得有些唐突，问：这么早呢？
甘文亮抱着孩子就往外走，在门口丢下一句，不是早说好的，带你外出打工。
天光大亮，街面上零星有些赶早儿的人在走动，青灰色的晨曦下，没多少人声，出奇地安静。
眼睛盯着儿子，一直跟着走，李正秀无法回忆后来自己如何上了长途车，又如何离开仙居。这个31岁的少妇，说起话来，齐耳短发来回甩动，脖子高高昂起来，脸涨得通红。她的世界被浓缩在两座县城里，三分之二在遥远的云南广南县城的老家，三分之一在浙江东部这个叫仙居的小城。
但甘文亮关于这一天的记忆，却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当时是凌晨5点，天未大亮，他正躺在自家床上，李正秀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她嘟嘟囔囔地说：“走吧，我们在车站等了。”甘文亮觉得这个女人一向口齿含糊不清，让人无时无刻不觉得她像个“傻子”，但此时他听得真切，她说的是“我们”，不是“我”。
电话来得比预计早了一些时候，甘文亮很兴奋，他立即拉起妻子张小仙，直奔车站。他并不是冲李正秀而兴奋，让他动心的是李正秀说的“我们”——那个一岁大的小男孩，白白胖胖，长得结实，大名叫蒋科豪。
那是他追踪已久的猎物，“是一沓钞票”。
无论事情是如何开始的，最终的结果是，2010年7月9日清晨，三个大人带着一岁多的蒋科豪，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仙居。
从甘文亮开始，只有14个月大的蒋科豪经历了漫长的被转卖生活，15个月后找到他时，他已先后被十余人转手。
这些人不曾爱他，但也不承认自己在害他。他们大部分是农民，两个是文盲，只受过小学教育，8人此前没有犯罪前科，有几人在将孩子转手后，还曾设法把他找回，却因一次意外的失窃，无奈地终结了自我拯救计划。
2012年4月，这起牵涉人物众多的复杂拐卖案，在仙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判。
（一）浙江仙居·甘文亮
李正秀走在仙居县城关镇的街面上时，没什么人愿意与她搭话，一来是她“脑子笨，说不来话”，二来是她不太懂仙居本地方言，“无法交流”。
1997年，丈夫蒋赵云在云南广南县见了她一面，就拍下5000块人民币把她娶了回来。两年后，大儿子降生，但患上了严重的白癜风，于是夫妻俩又要了个“小二子”，取名“科豪”，“科举及第，满门豪华”。
45岁的蒋赵云皮肤黝黑，走路微跛，他本来住在仙居乡下，离县城十几里路。大儿子上学后，不得不在县城里租下一间房子，全家搬来，但他平日都要去邻县山上的林场伐木，只有“落雨的时候，手里活儿歇了，才能回家”。所以，在那间租住屋里，大部分时光只有李正秀和两个幼子。
他不太放心妻子，坦率地说，这女人“傻乎乎，有些弱智，走路也不正常，被人瞧不起，不会收拾家务，也爱和邻居吵架，我总教训她，她就恨我”。
这样一个独自生活的异乡女子，在碰到说着老家土话的甘文亮来搭讪时，很快就放下戒心聊起来，她还惊喜地发现，甘文亮就住在她老家相邻的村里，两地相距不过40公里，李正秀的一些亲友就和甘文亮同村，甘文亮甚至还能一一报出他们的名字。
他乡遇故知，陌生人甘文亮在几分钟内就让李正秀相信，他是“自己人”。
甘文亮脸腮狭长，2005年全家来仙居打工。他会电焊，但这几年厂子大不如前，他看新闻说，全球都经济危机了，长三角这样的加工贸易重镇也跟着不景气，他的工资因此也缩了水，一个月千把块，日子紧巴巴。不只他如此，他的一个叔叔，叫甘朋忠，在40公里外的开发区打工，做防盗门生意，也跟他说日子过得“抠抠搜搜”。
2010年夏天，没多少活儿，甘朋忠就到侄子家串门，有一天突然对甘文亮说：“能不能找个小孩卖，赚些钱？”
这话来得唐突，甘文亮一时没反应过来，叔叔接着说，无本生意嘛，比辛苦打工强多了。他还说，自己认识个拐卖小孩行当的人，只要能搞到孩子，不愁卖不出去。
甘文亮听着，慢慢就动了心。
他之所以这么快动心，除了事后自己所谓的“一时糊涂”外，警方给出的另一个猜测是，与他的家乡广南县某种尽人皆知的秘密风气有关。广南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跨滇、桂、黔三省区，始终是拐卖案多发之地。
有了决心，接下来便是寻找目标。
甘文亮事后坦白，李正秀还在怀孕时，他就瞄上了。通过观察，他觉得此人“脑子有点钝，好骗”。孩子出生后，甘朋忠也曾在街上看到，评价说：“这小孩漂亮，能卖好多钱。”
于是，便“他乡遇故知”了，李正秀独自在家，闷，甘文亮就说，哪天带你外出打工，李正秀相信了他。
直到妻儿消失一个多月后，伐木工人蒋赵云才接到李正秀姐姐的电话，说李正秀正在老家，和一个男人回来拿户口去结婚，但孩子不见了。他们都怀疑，那个男人拐骗了李正秀，卖了孩子。
蒋赵云回到镇上，又得到消息，7月8日那天，有人看到李正秀送大儿子回乡下奶奶家了，然后母子二人也不见了。
蒋赵云惊慌起来，立即报警。这时，是2010年8月23日。
（二）浙江安吉·梁正梅
41岁的梁正梅也是广南县人，一直在老家开酒吧，晚上支个烧烤摊子，还做点小旅馆的生意，“一年能赚几万块”。
她戴着手铐坐在仙居县看守所提审室外封闭的院子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已经剪去长发，穿一身黑色紧身衣，显得胖，也更衰老。与人说话时，嘴唇一翘一翘，一对三角眼里眼光闪烁，透着精明。
说自己的事儿时，她始终很平静，直到说起自己的孩子，才有些哭腔。她抬手用扣着手铐的双手抹了抹眼睛，但没有眼泪。
她说自己没文化，不懂法。但一边的警官提醒她：你丈夫不也是拐卖人口，现在还在河南坐着牢嘛，你能不知这是犯法？
她便不应声儿了。
梁正梅的丈夫，就是甘朋忠告诉甘文亮的那个“卖小孩行当的人”。
她说，那天，老乡甘朋忠打电话来，本意是找她丈夫，听说“在牢里，判了5年”，就换了口吻：“嫂子，这有点事，你带些钱来，投资。”
“啥事儿？”
“这有两母子。”
“哪来的？”
“妹家闹离婚，孩子没人要。”
梁正梅于是提议在安吉县接头。她如今回忆，当时心里也打鼓，于是就不停地喝水，对自己说，别想，别想。
从仙居去安吉，约300公里，3个小时车程，李正秀抱着儿子，一路摇摇晃晃。孩子很乖，一路都不哭。当夜，他们住在安吉车站旁的小旅社。登记没要身份证。
甘文亮第一次参与拐卖。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张小仙一直在耳边絮叨，怕出事。小旅馆里的灯不亮，一直点了半宿。李正秀却毫无顾忌，睡得酣。
转天，他们就住进了张小仙的姐夫冯光荣家里。
冯光荣在安吉做搬运工，彼此多年未见。甘文亮对冯光荣倒不避讳，直说李正秀母子是拐来的，想卖掉。
冯光荣想也没想，就说，他有一个亲老表叫李祥斌，36岁，还没老婆。他打电话去问，李祥斌却叫他寄路费过去，冯光荣气了，“之前他向我借了600元还没还”，就挂了电话，这算谈崩了。
甘文亮还是睡不好，尤其是小科豪的哭声在夜里响起时。他的妻子张小仙这时还突然说想自己的小孩。他们有两个孩子。
张小仙说，咱回去吧，这事闹得心里扑通扑通的。
甘文亮说，你别冲我喊，哪里这么容易坐牢。这孩子非卖不可。
两人开始争吵，彼此生对方的气，却又怕声音过于张扬，尽量压低了声音发泄心中的紧张。
次日一早，张小仙就气鼓鼓地独自回了仙居。
好处费，从没人提起，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事后警察讯问时，发现双方都仅是“有限的认识”，互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背景，甚至看照片也想不起来是否见过。
整个交易过程，没有一个人提起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七）云南·梁正梅
甘文亮去找梁正梅的时候，梁正梅刚好不在家。原来，她从甘朋忠那里也得知事情败露了，甘朋忠的想法和甘文亮一样——把孩子找回来。
已回到云南，梁正梅又给李战军打电话，李战军说，要孩子可以，拿5万块。
甘朋忠一听，上哪找这么多钱去？梁正梅思前想后，破费点儿总比坐牢好，就自己凑了5万元，打算先要回孩子再说。没想到，刚到昆明就遇上了小偷，装5万元现金的小包和手机都被偷了。
既联系不上上家，也联系不上下家，钱也没了，梁正梅两眼一抹黑，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找当地朋友借了点路费，灰头土脸地回了家。
这事儿真倒霉，她想。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再也不想。
（八）山东·买家
李战军、梁正梅不知道，和马保起、蒋万书一起来接孩子的，还有一面包车人，一辆车没坐下，还有两个是骑摩托车来的。
摩托车的乘客之一赵东玉，就是蒋万书找到的介绍人、46岁的莘县尧舜村农民赵东玉。
赵东玉常年务农，没啥门路，但也没有拒绝，“都是村子里的人，能找到你，就是看得起你，要是不接着，可就不是场面上的人了”。
赵东玉于是找了他认为有门路的翟继文。
翟继文是邻近的阳谷县西湖镇翟庄村人，平常做些劳务输出的生意，认识人多。
他的确认识一家想要小孩儿的人，翟继文叫他“小军”。
“小军”已经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没有生育，曾跟翟继文提过，想要收买个小孩儿，因此，当赵东玉的消息传来时，翟继文就去找了“小军”。
“小军”本名叫薛君才，是个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住在阳谷县大布乡薛楼村。他听了翟继文的话以后，表示愿意要这个“父母离婚了不要的小孩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钱定在了4万8千元。薛君才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多方讨借，筹得钱款。
交易那一天，薛君才夫妇和众亲戚乘坐一辆面包车，由翟继文骑摩托带路，先到了赵东玉家，又由赵东玉带路，到了约定地点。翟继文说，有人说“人多了影响不好”，他没有去交易现场，而是和薛君才的一个亲戚带着钱在另外一处等着，直到赵东玉通知他们去送钱，他们才过去。
赵东玉和翟继文都称，他们连小孩子的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
事实上，卖家要找回孩子的事情，在三四个月后，也传了过来。
李战军接到梁正梅要孩子的电话，就去找了段丙修，两个人一起去找张秋重要小孩儿。张秋重此时却患上了癌症，病危在床，只能把马保起所在县城和村子名儿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段丙修。
马保起说，只要给钱，就退孩子。
这大概就是梁正梅接到的“5万元”退还价的消息。梁正梅的手机被偷，双方都联系不上，只好作罢。
（九）破案
甘文亮始终无法找到。
警方曾抓到一个用甘文亮的身份证到网吧上网的人，结果却是甘文亮的一个堂弟，因没带身份证，就用了甘文亮寄放在他那里的身份证去上网。他说，甘文亮离开仙居后，没有再联系上过，原来的电话号码也停用了。
报案10个月后，孩子的下落还没有一点进展。2011年6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重点督察案件。
机会出现在一次案件分析会上。2011年6月26日，有人问了句：嫌疑人亲属的银行信息查了没有？
这提醒了侦查人员。很快，通过查阅甘文亮弟弟甘文方的银行交易信息，发现甘文方曾有在嘉兴存汇款的记录，可是甘文方本人并不在浙江而一直生活在云南老家。专案组判断，这很可能是甘文亮借用甘文方的身份进行的。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2011年6月28日，甘文亮在嘉兴市辖区内的平湖市信达电子塑业有限公司车间被抓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他时，他闷着头，眉头紧锁，说，能给支烟吗？
接着问身边的警官：我才赚了5000块，判我7年是不是重了？你们抓我时，老板还欠我4000块工钱，7年后我还能讨回来吗？
警官说，你可以写信让你妻子去要。
甘文亮低头说，怕是我本人不去，老板不会爽快。之后，就站在树叶筛下的阳光碎影里默默地抽着烟。
由甘文亮起，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梁正梅、李战军、段丙修、马保起。抓获地点多是在家里，直到被警方抓获，他们也没觉得一年多前的那次交易，有什么不对之处。
刚拿到500元好处费那会儿，老农民段丙修有些兴奋，想在村子里找个人喝酒，走了一圈，又觉得没合适的人，就独自回家。钱很快花完了。他一直喃喃地说，像场梦。
找到张秋重时，他已于2011年11月14日因癌症去世。
这条利益链到马保起这里又断了。他不知道谁来抱走的孩子，“蒋万书知道”。可蒋万书逃跑了。
蒋万书听到有警察来的消息，就知道此前那套“两口子离婚孩子没人要”的说辞果然是假的。他和所有参与这起案件的人一样，明知可能有假，但不愿去追问，假的多说几次，也就当真了。
夜不能寐，这个老农民选择逃跑；逃跑之后，又担心被抓，罪上加罪。
2011年8月10日这天，莘县王奉镇派出所收到一位出租车司送来的手写便条。便条比A4打印纸略小，泛黄，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松散地写着：“莘县成吴镇尧舜大队人，他叫赵东玉，家柱（住）尧舜桥西边河北涯大棚柱，他知到（道）小孩下落，注：赵东玉在桥北鸡棚住。”
直到今年2月蒋万书被抓获，警方才知道，这张便条正是他在辗转反侧中送来的，他希望以此帮助警方找到孩子，减轻自己的罪行。他供认，自己事后只收到100元介绍费，但马保起说，给了他600元。
断了的线索因此又续上了。
由赵东玉，警方找到翟继文，继而找到了最后的买家薛君才。
2011年10月5日，仙居公安局重案组指导员吴明和民警赵狄等人悄悄摸进村里，趁着对方不注意，迅速从薛家院中带走孩子，吴明说：“就怕在村里滞留，引起村民聚集。”
DNA结果显示，这正是已失踪一年多的蒋科豪。孩子已经在薛君才家喂养了一年零两个月，有了新名字，“薛柄豪”。
“我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要是知道是拐来的，我肯定不要啊！”被讯问时，薛君才一直这样说。
2012年4月13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甘文亮被判有期徒刑7年，梁正梅被判有期徒刑5年，其余等人分获2至3年有期徒刑，甘朋忠仍然在逃。
2012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看望重新回到蒋赵云身边的蒋科豪时，孩子已经三岁了。对于之前的经历，孩子大概全无印象，但只要有人拉他走，他就会向后赖着身子，咧嘴要哭。蒋赵云说，这孩子现在不敢与生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