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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
84岁的阎明复近期出版了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代号:“67124”
1967年11月17日夜,我这个被“公审”、“逮捕”的“苏修特务”,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一间平房,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秦城人”的特征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晚上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秦城的伙食
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胀得难受。
囚徒生活
独牢中孤独漫长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许探监)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自言自语、唱歌、转圈散步,还有隔三岔五的放风,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发、剪指甲……
入狱一个多月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入狱初期,发给我的书籍有限,只发了《毛泽东选集》,我反复通读了两三遍,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可以说,狱中精读毛选,对我197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时领会精神、查找出处都有极大好处。后来监狱图书室的藏书,包括《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属探监时送来的大量书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王亚南译的艰涩难读的《资本论》,甚至中学几何、小学生英语自学读本,只要我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读书之余,为了休息眼睛,打发时间,我常常在囚室里一边散步一边小声地唱歌。先从中国歌唱起,从《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学过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时代学的童歌,什么《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战歌曲,什么《松花江上》呀、《游击队之歌》呀,最后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情歌。唱着中国歌曲熬过了大半年,接着又哼起了学生时代学的苏联歌曲。
唱歌之外,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长期不讲话而失声,又能多一种度日的“游戏”。
不知不觉地,打发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单人独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剪指甲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U”字牢房,中间就是放风场,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
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父子同狱
在牢房里,与我同在的唯一大个儿的动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细观望这些长着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脑袋的黑灰色的小动物,默默地看着它们如何在屋顶墙角编织网罗食物的大网。当小虫被网粘住而拼命挣扎时,它们又怎样迅速地扑上去,用黏黏的蛛丝把猎物缠得严严实实,把针尖似的嘴插进它的躯干,从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时,我在想,多亏这些蜘蛛吞噬小虫,否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多蚊虫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像我父亲的声音。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久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从门底下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只蜘蛛,径直朝着我的床爬来,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老父亲出了什么事,它来预示什么?我默默地说,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诉我什么的话,我知道了,你就转身走吧,我不会伤害你。说也奇怪,它果然向左边的墙壁爬去,爬上墙后却掉进了墙边的洗脸池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我连忙走过去,用手纸把它拨拉出来。之后,它又慢慢地爬向门口,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后来,一连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为父亲的安危而担忧,又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
谁能想到,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父亲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人:父亲代号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我才知道,就在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
84岁的阎明复近期出版了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代号:“67124”
1967年11月17日夜,我这个被“公审”、“逮捕”的“苏修特务”,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一间平房,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秦城人”的特征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晚上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
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秦城的伙食
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胀得难受。
囚徒生活
独牢中孤独漫长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许探监)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自言自语、唱歌、转圈散步,还有隔三岔五的放风,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发、剪指甲……
入狱一个多月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入狱初期,发给我的书籍有限,只发了《毛泽东选集》,我反复通读了两三遍,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可以说,狱中精读毛选,对我197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时领会精神、查找出处都有极大好处。后来监狱图书室的藏书,包括《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属探监时送来的大量书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王亚南译的艰涩难读的《资本论》,甚至中学几何、小学生英语自学读本,只要我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读书之余,为了休息眼睛,打发时间,我常常在囚室里一边散步一边小声地唱歌。先从中国歌唱起,从《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学过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时代学的童歌,什么《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战歌曲,什么《松花江上》呀、《游击队之歌》呀,最后又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情歌。唱着中国歌曲熬过了大半年,接着又哼起了学生时代学的苏联歌曲。
唱歌之外,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长期不讲话而失声,又能多一种度日的“游戏”。
不知不觉地,打发了漫长的狱中岁月。
单人独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剪指甲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U”字牢房,中间就是放风场,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
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父子同狱
在牢房里,与我同在的唯一大个儿的动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细观望这些长着长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脑袋的黑灰色的小动物,默默地看着它们如何在屋顶墙角编织网罗食物的大网。当小虫被网粘住而拼命挣扎时,它们又怎样迅速地扑上去,用黏黏的蛛丝把猎物缠得严严实实,把针尖似的嘴插进它的躯干,从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时,我在想,多亏这些蜘蛛吞噬小虫,否则自己肯定会遭到更多蚊虫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像我父亲的声音。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久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从门底下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只蜘蛛,径直朝着我的床爬来,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老父亲出了什么事,它来预示什么?我默默地说,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诉我什么的话,我知道了,你就转身走吧,我不会伤害你。说也奇怪,它果然向左边的墙壁爬去,爬上墙后却掉进了墙边的洗脸池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我连忙走过去,用手纸把它拨拉出来。之后,它又慢慢地爬向门口,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后来,一连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为父亲的安危而担忧,又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
谁能想到,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父亲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人:父亲代号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我才知道,就在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