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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开国功臣榜上，舒同是有作为、有才华的一位。毛泽东说他是“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枝笔”。他为人讲诚信、认死理，有时耿直到伤和气的程度，由此又有“毛驴子”的名号。他的风雨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细细品之，对我们这一代人极有教益作用。
品人
舒同(1905—1998)，原名文藻，字号宜禄。著名书法大师，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05年，舒同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一个贫困家庭中，幼年时，父亲引导他拜乡间塾师习字修文，10岁时因书艺出类拔萃被邑人誉为“神童”。13岁时他牛犊卖勇，敢为坊间店铺题写匾额，一时成为美谈。
当他进入风华正茂之年，恰逢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鼓动学运，意欲挽救民族危亡。在这种新思潮熏陶下，他毅然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为寻求救国道理，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乡县当时惟一的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东乡县党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舒同到武汉寻找党组织。为了生计，当汉口远东饭店招聘书写人(实为代作生意广告)时，他便化名舒同(他不姓舒，舒同是“书童”的谐音)应试，结果一箭中鹄。老板看过他的文章，感佩他的意蕴和书艺超群，祝贺道：“尔辈子孙后代来此打尖，永不用付银了!”即可以来店白吃饭，不必付账)因他找党组织心切，婉拒了老板聘他当文案的盛情。后来转道到安徽含山打听消息，平日靠卖字为生。当地一清代拔贡看到他的字格(卖价表)后，吃惊地发问：“后生绝非江湖客，定是才高八斗人。”于是请他留下来做家庭教师，又被舒拒绝。离皖后他又夜宿晓行，规避关卡搜查，好不容易来到上海，还是靠卖字为生。
一天，他从一个官绅模样的人口中得知，黄埔军校招收一名录事，不需担保。他暗想黄埔军校里肯定有共产党，这是找到党组织的线索，于是前去应试。按要求应试者除相貌口齿条件外，试文还要写一张小楷，内容自择。舒同一时技痒，挥毫草就一篇小楷外，加一篇大楷，字迹遒劲，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卷官一看大悦，当即录用舒同。
在广州黄埔军校服务一年后，他又从《中央日报》得知红军在江西活动的消息，于是乘夜深人静，来个不辞而别，回到江西东乡老家，策应红军攻打抚州。后来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变，他又跟随大部队一路，要求参加红军。
此时的舒同刚满25岁，因不修边幅，外表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红军领导嫌他“老”，怕他跑不动误事，指挥员杨成武就给他出主意：“瞒掉两岁不就成了!”就是这次善意的撒谎，使舒同成了红军队伍中的成员。
有此伏笔，当舒同90大寿时，他的儿子王征拿了“半”只蛋糕到同在医院治病的杨成武那里让其分享舒老的生日。杨成武揭秘道：“老爷子90大寿有误啦，其实他已经92岁啦!那两岁是我叫他贪污来的。”一席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壮大全民抗日力量，中共拟请当地一位有威信的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可那位老夫子摇头拒绝，放出重话：“吾辈不与没文化者谋事。”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文辞华美，笔走龙蛇，洋洋洒洒，以理服人。这位前清遗老阅信后，啧啧称道：“字美文雅，上乘之属。”又点头叹道：“吾未料赤党内竟有绝顶人才，佩服，佩服……”随即应诺参政。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高兴不已，连声称道：“好啊，好!”并说舒同不愧是“党内一枝笔”。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当时是不能公开宣传的，舒同就亲历过这种事。
1948年，中国共产党准备解放台湾，中央已做出战略部署。时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行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虽然没有正式上任，但他以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身份，直接参与领导了对台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情报搜集工作。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内线“密使一号”工作出色。他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为尽快取得吴石手中的绝密军事情报，舒同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朱谌之机敏沉着，是忠诚的红色特工。她巧妙抵台后，吴石于秘室约见朱谌之，交付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还有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空军的部署和兵力分布图等。这批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递送党中央。
当年，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女共产党员秘赴台湾从“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记上一功哟!”还在红格信笺上写下20个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盛赞台湾地下党的赤胆忠心，也肯定了舒同在没有硝烟战场的工作成绩。
后来，国民党保密局捕获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及工委书记蔡孝干。不料蔡孝干变节投敌，致使岛内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也未能幸免，最后蒋介石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害。
和平年代，舒同出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舒同过从亲密的人讲，他“沉默少言，不善词令，不好交际，更不媚上。”生活中的舒同诚如斯言，有时遇事认死理“犯倔”，有“毛驴子”的别号。
“文革”中，舒同被红卫兵多次批斗，肉体受到无情折磨，被监禁长达6年之久。到了1977年，杨尚昆、习仲勋等老同志多次恳请还是“右倾典型”、且要接受批判的他出任广东省第三把手，说是“暂作过渡”，然后再安排进中宣部或中组部，让“老秀才”有用武之地。他思考多日，竟主动要求去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兼战史编辑部主任。老友们闻之，劝他放弃，说你想当“三冷主”混日子啊?“三冷”指冷板凳、冷衙门、炒冷饭(指谈论无关痛痒的话题)，能有作为吗?舒同听后朗声大笑：“吾辈有生之年，想干点力所能及之事。”此话发自肺腑，掷地有声，老骥伏枥的形象十分感人。他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由他主导编写的解放军战史，成为一部具权威性、史实性于一体的传世之作。
品文
1925年，气血方刚的舒同心怀救国之志，公开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一文，以忧国忧民的笔触，痛斥强权政治下的民国“是由少数之魔王变为多数之魔2E"的混沌国度，“以全国而供多数魔王之欲，其后患害数倍于昔，乌得云稍减乎?”指明“居上者以惠下为怀，为民者以爱国存心，选贤任能，去邪除奸，则真正之共和可得”。一个青年人对国家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抗战爆发后，舒同先是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随后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转任根 据地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1939年9月17日，《抗敌报》刊出署名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的文章——《致东根清一郎书》，以文情并茂的笔调，批驳日本美化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日本民众团结起来反战。文中称：“日本军阀法西斯，不特是中国国民之公敌，亦实日本国民之公敌也”，并申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此文被推举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坦诚对话”。它动情地劝说日本人民不要送子弟来华当炮灰：“委厂肆于城廓，弃田园于荒郊，父母痛而流涕，妻子悲而哀号，牵衣走送，且行且辍，虽属生离，实同死决。其行也，车有过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见异域之日迫，望故乡而弥远，梦幻穿插，生死交结，心逐海浪，不知何之。”读来有古人的苍凉风韵，产生感同身受之叹息。此雄文便是舒同一气呵成之作。据说日本侵华派遣军本部获此报纸惊恐万分，怕“反战”思想蔓延，明令“阅者杀无赦”。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说舒同是“党内一枝笔”，既是肯定他的书法造诣，又是肯定他文采出众。学界泰斗匡亚明先生评价舒同：“他的文章、气节、书法，将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出独特光芒。”舒同逝世后，有名家撰挽联云：
持战戟具燕赵雄风，征战万里，伟业功成山河壮；
作书得晋唐神韵，自成一家，大星殒落动地哀!
这是对舒同盖棺定论的评语，是十分恰当的。
品书
毛泽东不但精书，还是慧眼独具的书法鉴赏家。他将“马背书法家”之名冠给舒同，后来品书时又说：“舒体自成一格。”革命老人何香凝说：“国共有两枝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香凝老人精诗工画，她的评价绝不是溢美之词。
1965年，胡耀邦同志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从山东“左迁”入陕，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战线，由此二人结缘。
“文革”结束，舒同进京，胡耀邦为他安排工作，闲暇谈文论书，十分快意。胡耀邦在指导年轻人练书法时反复强调说，书艺在身，终生受益，并建议除学颜、柳体外，不妨学学“舒体”。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再次肯定舒同的书法成就，也是我国书界首次提出“舒体”概念的第一人。
后来，舒同发起成立“中国书协”，对推动中国书艺发展贡献多多。他自觉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担任了一届书协主席即请辞让贤，为人称道。
舒同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称其为“舒体”当之无，隗。回顾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传统文化一向看重个人的写字功力，有“字如其人”一说。
舒体，又称“七分半书”，是舒同经过漫长的时日砥砺而成，它以“楷、行、草、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而定格。
客观地说，我国书法艺术源流千载，名家代不乏人，但是自两宋以后，写出来的字能被文化人称为“某某体”者凤毛麟角。虽然在近代，有康有为以古拟称奇的“康体”；有于右任“小处不可随便”集书成帖的佳话(于右任的书法不轻易赠人，一次他居处有人就地小解，于右任贴出“不可随处小便”的启事，好事者揭而藏之，剪辑作“小处不可随便”成帖)；有从“十七帖”演变而生的“毛体”，“毛体”指毛泽东师张旭、怀素而成的狂草书艺。但做进电脑供排版印刷的惟有舒体字，尽管进了电脑后的舒体已经大失神韵，但国人对舒体的偏爱，使用频率之高是尽人皆知的。
舒同的字炉火纯青，经常有人慕名请他题字，舒同不以此作“取资”手段。除了“奉命”题写过“抗大”校名和校训外，还有一次与毛泽东合作，为被日军飞机炸毁后重建的“延安新市场”题写名号。毛泽东所撰的对联由舒同书写，这是他与领袖惟一的一次合作。当年延安将此当作“文人相亲”的佳话传诵。
舒同一生才学内敛，不喜张扬，讨厌卖弄，所以他的“墨宝”传世不多。他闲暇经常以蝇头小楷应帖自娱。原华东局的老同事汪道涵在世时说：“看他笔记本上的小楷，好像是一汪清水，隽永得总想多看几眼。”汪老识宝，假如有一天舒同的小楷书法能公诸于世，怕也是书坛一景啊!
令人奇怪的是，舒同将书法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但从不与人谈论书道，仅推崇“悟”字。他将书法与禅道合一，这才是“舒体”别有洞天之处。
舒同驾鹤西天，留下许多遗憾，最让人遗憾的是他生前的书法作品2万余件，无一留在身边，子女和友人欲出版《舒同书法集》，多方搜寻才集得87件，情急之下，连他早年为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题的校名也收进集中。
所幸的是，已成为公共常用字体的舒同书法原件，华东地区多有留存，如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劳动报》等均是。他手书的“上海”二字，已成为上海市的城市名片，为游沪的外地人提供一个津津乐道的“舒体话题”。
品人
舒同(1905—1998)，原名文藻，字号宜禄。著名书法大师，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05年，舒同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一个贫困家庭中，幼年时，父亲引导他拜乡间塾师习字修文，10岁时因书艺出类拔萃被邑人誉为“神童”。13岁时他牛犊卖勇，敢为坊间店铺题写匾额，一时成为美谈。
当他进入风华正茂之年，恰逢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鼓动学运，意欲挽救民族危亡。在这种新思潮熏陶下，他毅然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为寻求救国道理，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乡县当时惟一的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东乡县党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舒同到武汉寻找党组织。为了生计，当汉口远东饭店招聘书写人(实为代作生意广告)时，他便化名舒同(他不姓舒，舒同是“书童”的谐音)应试，结果一箭中鹄。老板看过他的文章，感佩他的意蕴和书艺超群，祝贺道：“尔辈子孙后代来此打尖，永不用付银了!”即可以来店白吃饭，不必付账)因他找党组织心切，婉拒了老板聘他当文案的盛情。后来转道到安徽含山打听消息，平日靠卖字为生。当地一清代拔贡看到他的字格(卖价表)后，吃惊地发问：“后生绝非江湖客，定是才高八斗人。”于是请他留下来做家庭教师，又被舒拒绝。离皖后他又夜宿晓行，规避关卡搜查，好不容易来到上海，还是靠卖字为生。
一天，他从一个官绅模样的人口中得知，黄埔军校招收一名录事，不需担保。他暗想黄埔军校里肯定有共产党，这是找到党组织的线索，于是前去应试。按要求应试者除相貌口齿条件外，试文还要写一张小楷，内容自择。舒同一时技痒，挥毫草就一篇小楷外，加一篇大楷，字迹遒劲，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卷官一看大悦，当即录用舒同。
在广州黄埔军校服务一年后，他又从《中央日报》得知红军在江西活动的消息，于是乘夜深人静，来个不辞而别，回到江西东乡老家，策应红军攻打抚州。后来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变，他又跟随大部队一路，要求参加红军。
此时的舒同刚满25岁，因不修边幅，外表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红军领导嫌他“老”，怕他跑不动误事，指挥员杨成武就给他出主意：“瞒掉两岁不就成了!”就是这次善意的撒谎，使舒同成了红军队伍中的成员。
有此伏笔，当舒同90大寿时，他的儿子王征拿了“半”只蛋糕到同在医院治病的杨成武那里让其分享舒老的生日。杨成武揭秘道：“老爷子90大寿有误啦，其实他已经92岁啦!那两岁是我叫他贪污来的。”一席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壮大全民抗日力量，中共拟请当地一位有威信的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可那位老夫子摇头拒绝，放出重话：“吾辈不与没文化者谋事。”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文辞华美，笔走龙蛇，洋洋洒洒，以理服人。这位前清遗老阅信后，啧啧称道：“字美文雅，上乘之属。”又点头叹道：“吾未料赤党内竟有绝顶人才，佩服，佩服……”随即应诺参政。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高兴不已，连声称道：“好啊，好!”并说舒同不愧是“党内一枝笔”。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当时是不能公开宣传的，舒同就亲历过这种事。
1948年，中国共产党准备解放台湾，中央已做出战略部署。时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行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虽然没有正式上任，但他以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身份，直接参与领导了对台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情报搜集工作。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内线“密使一号”工作出色。他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为尽快取得吴石手中的绝密军事情报，舒同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朱谌之机敏沉着，是忠诚的红色特工。她巧妙抵台后，吴石于秘室约见朱谌之，交付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还有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空军的部署和兵力分布图等。这批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递送党中央。
当年，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女共产党员秘赴台湾从“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记上一功哟!”还在红格信笺上写下20个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盛赞台湾地下党的赤胆忠心，也肯定了舒同在没有硝烟战场的工作成绩。
后来，国民党保密局捕获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及工委书记蔡孝干。不料蔡孝干变节投敌，致使岛内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也未能幸免，最后蒋介石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害。
和平年代，舒同出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舒同过从亲密的人讲，他“沉默少言，不善词令，不好交际，更不媚上。”生活中的舒同诚如斯言，有时遇事认死理“犯倔”，有“毛驴子”的别号。
“文革”中，舒同被红卫兵多次批斗，肉体受到无情折磨，被监禁长达6年之久。到了1977年，杨尚昆、习仲勋等老同志多次恳请还是“右倾典型”、且要接受批判的他出任广东省第三把手，说是“暂作过渡”，然后再安排进中宣部或中组部，让“老秀才”有用武之地。他思考多日，竟主动要求去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兼战史编辑部主任。老友们闻之，劝他放弃，说你想当“三冷主”混日子啊?“三冷”指冷板凳、冷衙门、炒冷饭(指谈论无关痛痒的话题)，能有作为吗?舒同听后朗声大笑：“吾辈有生之年，想干点力所能及之事。”此话发自肺腑，掷地有声，老骥伏枥的形象十分感人。他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由他主导编写的解放军战史，成为一部具权威性、史实性于一体的传世之作。
品文
1925年，气血方刚的舒同心怀救国之志，公开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一文，以忧国忧民的笔触，痛斥强权政治下的民国“是由少数之魔王变为多数之魔2E"的混沌国度，“以全国而供多数魔王之欲，其后患害数倍于昔，乌得云稍减乎?”指明“居上者以惠下为怀，为民者以爱国存心，选贤任能，去邪除奸，则真正之共和可得”。一个青年人对国家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抗战爆发后，舒同先是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随后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转任根 据地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1939年9月17日，《抗敌报》刊出署名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的文章——《致东根清一郎书》，以文情并茂的笔调，批驳日本美化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日本民众团结起来反战。文中称：“日本军阀法西斯，不特是中国国民之公敌，亦实日本国民之公敌也”，并申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此文被推举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坦诚对话”。它动情地劝说日本人民不要送子弟来华当炮灰：“委厂肆于城廓，弃田园于荒郊，父母痛而流涕，妻子悲而哀号，牵衣走送，且行且辍，虽属生离，实同死决。其行也，车有过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见异域之日迫，望故乡而弥远，梦幻穿插，生死交结，心逐海浪，不知何之。”读来有古人的苍凉风韵，产生感同身受之叹息。此雄文便是舒同一气呵成之作。据说日本侵华派遣军本部获此报纸惊恐万分，怕“反战”思想蔓延，明令“阅者杀无赦”。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说舒同是“党内一枝笔”，既是肯定他的书法造诣，又是肯定他文采出众。学界泰斗匡亚明先生评价舒同：“他的文章、气节、书法，将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出独特光芒。”舒同逝世后，有名家撰挽联云：
持战戟具燕赵雄风，征战万里，伟业功成山河壮；
作书得晋唐神韵，自成一家，大星殒落动地哀!
这是对舒同盖棺定论的评语，是十分恰当的。
品书
毛泽东不但精书，还是慧眼独具的书法鉴赏家。他将“马背书法家”之名冠给舒同，后来品书时又说：“舒体自成一格。”革命老人何香凝说：“国共有两枝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香凝老人精诗工画，她的评价绝不是溢美之词。
1965年，胡耀邦同志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从山东“左迁”入陕，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战线，由此二人结缘。
“文革”结束，舒同进京，胡耀邦为他安排工作，闲暇谈文论书，十分快意。胡耀邦在指导年轻人练书法时反复强调说，书艺在身，终生受益，并建议除学颜、柳体外，不妨学学“舒体”。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再次肯定舒同的书法成就，也是我国书界首次提出“舒体”概念的第一人。
后来，舒同发起成立“中国书协”，对推动中国书艺发展贡献多多。他自觉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担任了一届书协主席即请辞让贤，为人称道。
舒同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称其为“舒体”当之无，隗。回顾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传统文化一向看重个人的写字功力，有“字如其人”一说。
舒体，又称“七分半书”，是舒同经过漫长的时日砥砺而成，它以“楷、行、草、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而定格。
客观地说，我国书法艺术源流千载，名家代不乏人，但是自两宋以后，写出来的字能被文化人称为“某某体”者凤毛麟角。虽然在近代，有康有为以古拟称奇的“康体”；有于右任“小处不可随便”集书成帖的佳话(于右任的书法不轻易赠人，一次他居处有人就地小解，于右任贴出“不可随处小便”的启事，好事者揭而藏之，剪辑作“小处不可随便”成帖)；有从“十七帖”演变而生的“毛体”，“毛体”指毛泽东师张旭、怀素而成的狂草书艺。但做进电脑供排版印刷的惟有舒体字，尽管进了电脑后的舒体已经大失神韵，但国人对舒体的偏爱，使用频率之高是尽人皆知的。
舒同的字炉火纯青，经常有人慕名请他题字，舒同不以此作“取资”手段。除了“奉命”题写过“抗大”校名和校训外，还有一次与毛泽东合作，为被日军飞机炸毁后重建的“延安新市场”题写名号。毛泽东所撰的对联由舒同书写，这是他与领袖惟一的一次合作。当年延安将此当作“文人相亲”的佳话传诵。
舒同一生才学内敛，不喜张扬，讨厌卖弄，所以他的“墨宝”传世不多。他闲暇经常以蝇头小楷应帖自娱。原华东局的老同事汪道涵在世时说：“看他笔记本上的小楷，好像是一汪清水，隽永得总想多看几眼。”汪老识宝，假如有一天舒同的小楷书法能公诸于世，怕也是书坛一景啊!
令人奇怪的是，舒同将书法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但从不与人谈论书道，仅推崇“悟”字。他将书法与禅道合一，这才是“舒体”别有洞天之处。
舒同驾鹤西天，留下许多遗憾，最让人遗憾的是他生前的书法作品2万余件，无一留在身边，子女和友人欲出版《舒同书法集》，多方搜寻才集得87件，情急之下，连他早年为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题的校名也收进集中。
所幸的是，已成为公共常用字体的舒同书法原件，华东地区多有留存，如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劳动报》等均是。他手书的“上海”二字，已成为上海市的城市名片，为游沪的外地人提供一个津津乐道的“舒体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