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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繁盛的时代，其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东亚邻国所景仰和向往。于是这些国家积极利用与唐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唐统治者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跟唐朝频繁地开展文化交流，考察和吸取唐文化。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唐朝；长安教育；唐文化圈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作为大一统帝国，唐朝社会繁荣，文化昌达，再加上其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使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同中国进行交往，把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
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教育事业极为发达，学校种类之齐全，生徒之众多，等级之森严，学习内容之丰富，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当时，在长安国子监里有许多国家派来深造的留学生，在寺庙里有众多来中国求法的学问僧，可谓"万方辐辏，盛况空前"。① 在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中，以东亚邻国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学成回国后，带回大量汉文典籍，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使他们国家的文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都基本上模仿唐朝。这样，在7-9世纪时，东亚地区②逐渐形成了一个"唐文化圈"。 "东亚唐文化圈"，就是以唐朝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文化体系。汉字、儒学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点。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是东亚邻国同唐朝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以汉字为基础，创制本国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标志。汉字在唐以前就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被他们吸收和运用。到我国唐朝时期，他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在唐代，长安国子监下设书学，专门教习汉字，并开设书法课程。新罗、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他们回国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本国文字，对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世纪末时，新罗就发明了利用汉字的音和义来标记新罗语言的"乡札标记法"。但是，汉字毕竟不是本国文字，用异国文字来表达本民族的语言，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以致"学书者患其旨趣之难晓，治狱者病其曲折之难通。"于是，在7世纪末（新罗已统一朝鲜半岛），曾到长安留学、精通汉字的新罗人薛聪在总结整理以前的"乡札标记法"的基础上，系统制定了 "吏读"方法。吏读，又称吏道，吏文，是吸收中国汉字的字型结构、音义符号而构成的汉语、朝鲜语混合文字。这种文字形式上都是汉字，语法从朝鲜语，按照朝鲜语的语序排列，并在汉语词后面添加一些用汉字标记朝鲜语语法意义的助词。
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后来的日本文字是借汉字形成的。从5世纪开始，日本逐步运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到8世纪时，假名已在日本和歌诗集《万叶集》中大量使用。假是借的意思，名即指文字，假名即假借之字。当时还出现了用大小汉字书写诏敕的所谓"宣明体"，大字汉文意思不变，小字则作为日语助词等的表音符号。然而，无论是假名还是宣明体，都难读难写，在应用上极不方便。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期，曾在长安留学、学过书法的吉备真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学长安、于汉字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学问僧空海，借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并把它编成七音歌，被广泛传颂。空海还编成了《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古代第一部汉语字典。9世纪后期，天台宗名僧安然最后排定了五十音图，即日语字母表。从此，日本语言文字便迅速发展定型。日语的创制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尤其是为文学的创作开辟了前景。此外，从日本文字与汉字的关系看，日本文字由汉字脱胎而来，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这也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书法艺术依然风行日本，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纽带之一。
二、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
中国儒学为春秋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所创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的继承发扬，得到持续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到唐朝时期，统治者虽然奉行儒佛并举、兼尊道教的文教政策，但儒家文化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学校的主要课程以及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以儒学为主。长安国子监所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开设的主要科目就是儒家经典和文史典籍。新罗、日本派来长安的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归国后，他们带回许多儒学书籍，并亲自传授弟子，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儒家思想，从而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高潮，使儒学文化风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入唐后，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发展，新罗贵族子弟大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学习经术，并专门派遣王族子弟入唐进朝宿卫，这实际上也是进入国子学或太学学习中国儒学思想的最佳机会。在众多新罗留学生中有许多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在唐朝宾贡科（专为留学生开设的科举考试）应试中中举，不少人还在唐为官，最著名者为崔致远和金云卿。这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后，或在新罗王廷中充任高职，或传授弟子著书立说，为中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及新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入唐留学的高潮促进下，新罗国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试等方面也完全取法于唐朝长安的中央官学。
综上所述，新罗和日本通过往长安派遣留学生、学问僧，积极汲取唐文化，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唐为中心，包括朝鮮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以汉字、儒学为共同点的唐文化圈。唐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增加了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唐朝对外认识的提高。唐文化圈的形成，主要是唐文化向东亚邻国辐射的结果。而我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批判甚至彻底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从盛唐的文化辐射国变为今日的文化受容国。在教育上，我们一味地要求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盲目地尾随在一些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后面，而忽视了中国教育自身的魅力。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积极展示自己的教育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
［2］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张蕾，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现任教于秦皇岛市实验中学，历史二级教师
【关键词】唐朝；长安教育；唐文化圈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作为大一统帝国，唐朝社会繁荣，文化昌达，再加上其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使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同中国进行交往，把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
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教育事业极为发达，学校种类之齐全，生徒之众多，等级之森严，学习内容之丰富，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当时，在长安国子监里有许多国家派来深造的留学生，在寺庙里有众多来中国求法的学问僧，可谓"万方辐辏，盛况空前"。① 在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中，以东亚邻国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学成回国后，带回大量汉文典籍，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使他们国家的文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都基本上模仿唐朝。这样，在7-9世纪时，东亚地区②逐渐形成了一个"唐文化圈"。 "东亚唐文化圈"，就是以唐朝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文化体系。汉字、儒学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点。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是东亚邻国同唐朝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以汉字为基础，创制本国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标志。汉字在唐以前就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被他们吸收和运用。到我国唐朝时期，他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在唐代，长安国子监下设书学，专门教习汉字，并开设书法课程。新罗、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他们回国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本国文字，对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世纪末时，新罗就发明了利用汉字的音和义来标记新罗语言的"乡札标记法"。但是，汉字毕竟不是本国文字，用异国文字来表达本民族的语言，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以致"学书者患其旨趣之难晓，治狱者病其曲折之难通。"于是，在7世纪末（新罗已统一朝鲜半岛），曾到长安留学、精通汉字的新罗人薛聪在总结整理以前的"乡札标记法"的基础上，系统制定了 "吏读"方法。吏读，又称吏道，吏文，是吸收中国汉字的字型结构、音义符号而构成的汉语、朝鲜语混合文字。这种文字形式上都是汉字，语法从朝鲜语，按照朝鲜语的语序排列，并在汉语词后面添加一些用汉字标记朝鲜语语法意义的助词。
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后来的日本文字是借汉字形成的。从5世纪开始，日本逐步运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到8世纪时，假名已在日本和歌诗集《万叶集》中大量使用。假是借的意思，名即指文字，假名即假借之字。当时还出现了用大小汉字书写诏敕的所谓"宣明体"，大字汉文意思不变，小字则作为日语助词等的表音符号。然而，无论是假名还是宣明体，都难读难写，在应用上极不方便。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期，曾在长安留学、学过书法的吉备真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学长安、于汉字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学问僧空海，借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并把它编成七音歌，被广泛传颂。空海还编成了《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古代第一部汉语字典。9世纪后期，天台宗名僧安然最后排定了五十音图，即日语字母表。从此，日本语言文字便迅速发展定型。日语的创制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尤其是为文学的创作开辟了前景。此外，从日本文字与汉字的关系看，日本文字由汉字脱胎而来，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这也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书法艺术依然风行日本，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纽带之一。
二、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
中国儒学为春秋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所创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的继承发扬，得到持续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到唐朝时期，统治者虽然奉行儒佛并举、兼尊道教的文教政策，但儒家文化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学校的主要课程以及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以儒学为主。长安国子监所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开设的主要科目就是儒家经典和文史典籍。新罗、日本派来长安的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归国后，他们带回许多儒学书籍，并亲自传授弟子，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儒家思想，从而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高潮，使儒学文化风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入唐后，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发展，新罗贵族子弟大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学习经术，并专门派遣王族子弟入唐进朝宿卫，这实际上也是进入国子学或太学学习中国儒学思想的最佳机会。在众多新罗留学生中有许多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在唐朝宾贡科（专为留学生开设的科举考试）应试中中举，不少人还在唐为官，最著名者为崔致远和金云卿。这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后，或在新罗王廷中充任高职，或传授弟子著书立说，为中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及新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入唐留学的高潮促进下，新罗国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试等方面也完全取法于唐朝长安的中央官学。
综上所述，新罗和日本通过往长安派遣留学生、学问僧，积极汲取唐文化，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唐为中心，包括朝鮮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以汉字、儒学为共同点的唐文化圈。唐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增加了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唐朝对外认识的提高。唐文化圈的形成，主要是唐文化向东亚邻国辐射的结果。而我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批判甚至彻底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从盛唐的文化辐射国变为今日的文化受容国。在教育上，我们一味地要求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盲目地尾随在一些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后面，而忽视了中国教育自身的魅力。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积极展示自己的教育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
［2］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张蕾，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现任教于秦皇岛市实验中学，历史二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