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我国两位被尊为“国学大师”的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在同一天逝世：季老寿高98岁，任老寿高93岁。而在已去世和尚健在的著名专家学者中，像季、任两位寿高的“大师”级人物不在少数。例如，已故的启功93岁，齐白石94岁，巴金101岁，马寅初101岁，钱学森98岁，尚健在的周有光104岁……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寿数都远远超过中国目前的人均寿命值。
　　那么，大师多长寿的缘由何在?他们的“长寿之道”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里试探索之。
　　
　　养生必先养德
　　
　　在如何才能长寿这个问题上，孔子有自己的见解。他明确地将道德修养与寿命长短联系在一起。他在《论语》中提出了“仁者寿”的观点，后来又有“大德必得其寿”的论述。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首席教授、荣获首届“国医大师”称号的、现年93岁的邓铁涛先生认为，“养生必先养德，缺德者难长寿”。他说：“大师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们的胸襟宽广，时常考虑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要做大事业，因此他们不会看重个人一时得失，对苦难、挫折的耐受力特别强。”“如马寅初，他的一生算是苦难了，但是他有大智慧，写出了‘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大气魄的对联，他的心理素质是相当过硬的。”邓先生说：“心态才是决定长寿的重要因素。”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55年写就《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7年在北京大学讲演《新人口论》并向人大提案计划生育。在当时，“新人口论”因与领袖的“人多是好事”之说相左而受到批判，他则坚持己见，拒绝检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在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全国人大也罢免了他的常委职务之后，继续钻研“新人口论”，后又撰写《农书》。他认为发展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遗憾的是，他用墨笔写在白色宣纸上的百万字《农书》长卷，在文革期间连同其他经济学资料被人付之一炬，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往昔，他呼吁“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甚至“写好遗嘱去演讲”，慷慨激昂地抨击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对之恨又无奈。解放后，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压力，他提出了“新人口论”，结果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直到1979年，他才被恢复名誉。毫无疑问，马老的铮铮铁骨，表明他就是个大德之人。
　　马老如此，其他享有高寿的“大师级”人物从不同角度也表现了他们的“德”，譬如巴金强调的是“讲真话”；季羡林则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也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任继愈同样声言：“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些，都体现了他们的高尚情操，也表明“大德必得其寿”的论述是有道理的。
　　
　　“三不主义”
　　
　　2008年，教育部副部长、原北大副校长郝平给季羡林拜寿，季老打趣地说：“你们千万不要祝我长命百年，我今年97岁了，这样说顶多只能再活三年。”郝平于是说道：“那祝您寿比南山，活到一百二十八!”众人大笑。
　　季老曾说：“我已到了九十岁，可谓长寿矣，因此经常有人向我询问长寿之道、养生之术，我敬谨答曰：养生无术是有术。”
　　何谓“养生无术是有术”?那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季老说：“我这个‘三不主义’，容易招误会。其实，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季老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他有两个朋友，十分重视养生，每天至少要锻炼两个钟头。季老感叹：“人生不过百年，每天费上两个钟头，统计起来，要有多少钟头啊!利用这些时间，能做多少事情啊!”“可他们二人，一个先我而去，一个卧病在家，不能出门。”所以季老说道：“一个人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不正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
　　应该说，“动”在生命中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但对于运动是不是可靠的益寿之道这一问题，1985年在纽约召开的国际老年学学术会议上，却只有1／3的学者赞成此说，另有1／3的学者不赞成此说，其余的则表示“吃不准”。不过，即使赞成运动有益长寿的人，也主张体育锻炼要循序渐进和适可而止。若运动过度，可以加速身体某些器官的“磨损”使生理功能失调，人的寿命反会因此而缩短。
　　季老说：“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有人年才逾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求长寿，岂非南辕而北辙!”在《季羡林之谜》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季老说：“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削了皮的苹果还要再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多少，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老的观点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肥拣瘦，只要符合口味，什么胆固醇、高脂肪，一概通吃。”许多长寿名人如马寅初、启功、丁聪等，都主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季老说：“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这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要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人应该顺其自然，老了，难免会有些小毛病，闹些不舒服，我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爱怎样就怎样。”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的周有光先生说道：“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都是“三不主义”，季老与周老的内容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颗乐观处世的心。
　　乐观地对待疾病是“不嘀咕”的重要内涵。在这方面，书法和文物鉴定大家启功先生也是笑对病痛的大师。请看他诙谐风趣的《渔家傲·就医》：“痼疾多年除不掉，灵丹妙药全无效，自恨老来成病号。不是泡，谁拿性命开玩笑。牵引颈椎新上吊，又加硬领脖间套。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日且唱渔家傲。”
　　
　　养生要“忙”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副会长、年逾九旬的著名漫画家方成在回答关于他的养生之道时写 了这样一首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作画写文章。养生只有一个字：忙!”
　　可以认为，“忙”的确是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养生诀窍。他们正是一辈子忙个不停，从不考虑享“清福”，才使他们神清脑健、寿达期颐。
　　拿季羡林来说，人们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就能看到他的书房亮灯了。他说：“起来好去干活呀!”算起来，九十多岁的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10小时。
　　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的周有光，数月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我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书室中，看报、看书、写文章。”而今，他每个月都有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对年逾百岁的老人来说，其勤奋、其“忙”可想而知。
　　齐白石也是信奉“忙”的著名人物。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须作画若干，信条是：“不教一天闲过。”
　　贝时璋生于1903年，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2007年的一则访问记中，贝老说工作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事。那时他的眼、耳功能已很差，可他在家除接待经常到访的国内外客人外，每天仍要工作3小时左右，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科学课题进行理论探索与研究。
　　不少人以为，人到老年就该吃喝玩乐。但科学证明，相比较而言，适度的忙对健康长寿更有好处。
　　
　　长寿没有固定模式
　　
　　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行之有效、普遍适用的长寿之道。就是说，健康长寿并没有固定模式。因此，古今中外的无数“长寿秘诀”都只是仅供参考而已。也因此，季羡林的“三不主义”，还有“忙”的观点，等等，都不能看作是养生经典，也只供参考。笔者认为，我们要理解和学习的是“大师们”对健康、疾病和生命的态度，而不是照搬他们的一点一滴的具体做法；关键是不要养生过头，不要痴迷于所谓的“健康饮食法”与“健身运动法”。
　　西方有谚曰：“你的头脑就是你的一切。”指的是：若脑这个人体司令部状态正常，则“指挥”得体，调度有方，全身各部门的“机器”就能更好地和谐运转起来，人自然就会健康。笔者注意到：“大师们”都是终生勤于用脑的典范。他们在顺境与逆境情况下都不忘工作与学习，都不忘要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事实一再证明，常用脑、多学习、勤思考是延缓大脑生理老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挖掘大脑潜力、发挥聪明才智的不二法宝。笔者认为，“大师们”长寿的重要缘由就在于勤奋用脑，养生关键就在于脑保健。
　　总之，在养生问题上，我们既不迷信“国粹”，也不迷信“洋货”；对老祖宗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他国、他民族的东西，要取长补短、合理吸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避免片面与痴迷，可能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