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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作者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评述了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大陆的八种思潮。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本刊从2012年第6期起，逐一向大家介绍这八种思潮。
一把双刃剑
我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熱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
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边界不与国家边界重合，这就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中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愤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民族主义演化至今，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个人对集体完全驯服。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的。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
在中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民族意义，而且两个字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Bluntshli.J.K）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这就是：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近代中国连续遭受西方侵略，亡国的利剑高悬在国人头顶。提倡五族合一的首要目的，是促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主义亦由此诞生。保国保种，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课题和最重大的任务。
自辛亥革命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亡国灭种的危险不复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付诸实现。
但是，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80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飙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激烈的反西方言论
何新最早在1990年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反击西方颠覆阴谋。萧功秦也在稍后提出，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资源。
《战略与管理》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季羡林在1992年8月撰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从21世纪开始，东方文化将主宰世界。季先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说，西方国家要克服自身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思想资源。1994年创刊的《原道》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以上这些讨论，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徐友渔说，这是上层的民族主义。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据说发行300万册，骤然掀起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狂潮。徐友渔说，以此为标志，民族主义进入下层民粹层面。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遭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来的。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引起世界注意。此书一出，出版界的商业炒作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十余种“说不”著作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谁要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中国可以说不》的创意来自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1989年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的内容，是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和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困心理，改换成情绪化的顺口溜，挑动那些见世面不多、理性欠缺的年轻人脆弱敏感的神经。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入魔，“发炎红肿”。请看这本书提出的口号：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
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种非理性发泄方式，无疑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向美国靠拢，从而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该书还耸人听闻地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那么，怎样评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他说，《说不》一书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和平与发展，需要对话、理解、合作与妥协，求同存异。动辄说不，不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中国是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和平与发展負有重要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
《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熊蕾、刘康等八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八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作者揭露说：“美国媒体只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等等。
众所周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反对美国资产阶级。正相反，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说，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美国学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国未来将有可能进口粮食的问题。《妖魔化》一书说：“宣扬中国在下个世纪……会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对世界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中国粮食供求是否能长期保持平衡，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疑问。对布朗提出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斥之为敌意，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从各国进口粮食不是一个秘密。2010年还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以弥补需求，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书全盘否定美国电影，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地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这个电影角色不近女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但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四年时间拍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 “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作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这些话，充满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美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也没有时间限制。事实上，30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报，就发表了近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以至于中国经济学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在2010年发表的《我不看〈参考消息〉》一文说，所谓《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
近来，甚至还有西方人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受到国人追捧。
有些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产生一种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可以理解。《妖魔化》的八个作者当然有权利高涨自己的民族主义激情，但这股激情是否对中国有利，那就另说了。
2009年3月问世的《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人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对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的反应，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这本书发行了50万册。
请看这本书的几个要点：
它宣扬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
它规划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
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
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
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
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商战；
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然而，与《中国可以说不》受到热捧不同，这本书非但没有得到公众赞赏，多数媒体对此书甚至持嘲讽态度，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成熟。
吴稼祥在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批评这本书。
吴稼祥说，《中国不高兴》像早春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的是未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暴力。
吴稼祥指出，这本书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恰如王小东所说：“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
总之，这本书的五个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在世界上展开征服式战争。他们说，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应该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在强国道路上扫清颓风。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五个作者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总之，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吴稼祥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增长，有些人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了，他们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的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的病态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简直是法西斯主义。
另有三位青年评论家，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在2009年6月合著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一书，揭穿《中国不高兴》的煽惑。
叶楚华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读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血液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一个大市场”。廖保平的补充也一针见血：“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周筱赟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这不是玩弄民众吗？
周筱赟指出，《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全世界去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比如王小东说，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王小东还说：“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这些极富侵略性的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只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叶楚华说，与这本书互相唱和的，还有中华网、铁血网等利用民族主义愤青牟利的网站，经常有针对性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提供愤青發泄和意淫，从而增加知名度和流量，以此捞钱。
2010年1月出版的另一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引起关注。作者摩罗早前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转身变成一个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
摩罗告诉人们，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是地球的顽症，中国文化必将拯救西方病。“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建立起世界政府。”
摩罗说，那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统统是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重点批判的，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摩罗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 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而今却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的洋奴。摩罗给他们加上的罪名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
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已经死了。
比如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
比如蔡元培。他在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
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摩罗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下转第80页）（上接第80页）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现出来。”
最后，事情演变成只要是反对英美，就统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难怪摩罗热烈地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敬佩的。”（摩罗采访录，广州《南都周刊》2010年3月5日）摩罗还肯定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勇于挑战英美的霸权！（参见《中国站起来》前言）这样的民族主义，岂不是走火入魔太甚？
摩罗，这位曾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一度曾皈依基督教。现在，他的图腾却是国家。他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重合了。他这样定义爱国主义：“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全看它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原来是非善恶、圣人恶魔都无所谓，也不再有什么道德判断尺度，一切都看对国家有利没利。摩罗称赞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道理全在于此。
至于摩罗何以发生這样的转向，许纪霖写了一篇长文《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对此作了分析。该文在《读书》2010年8月号、9月号连载。许纪霖的意见是，摩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几次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
一把双刃剑
我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熱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
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边界不与国家边界重合，这就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中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愤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民族主义演化至今，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个人对集体完全驯服。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的。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
在中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民族意义，而且两个字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Bluntshli.J.K）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这就是：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近代中国连续遭受西方侵略，亡国的利剑高悬在国人头顶。提倡五族合一的首要目的，是促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主义亦由此诞生。保国保种，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课题和最重大的任务。
自辛亥革命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亡国灭种的危险不复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付诸实现。
但是，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80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飙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激烈的反西方言论
何新最早在1990年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反击西方颠覆阴谋。萧功秦也在稍后提出，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资源。
《战略与管理》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季羡林在1992年8月撰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从21世纪开始，东方文化将主宰世界。季先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说，西方国家要克服自身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思想资源。1994年创刊的《原道》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以上这些讨论，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徐友渔说，这是上层的民族主义。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据说发行300万册，骤然掀起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狂潮。徐友渔说，以此为标志，民族主义进入下层民粹层面。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遭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来的。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引起世界注意。此书一出，出版界的商业炒作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十余种“说不”著作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谁要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中国可以说不》的创意来自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1989年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的内容，是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和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困心理，改换成情绪化的顺口溜，挑动那些见世面不多、理性欠缺的年轻人脆弱敏感的神经。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入魔，“发炎红肿”。请看这本书提出的口号：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
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种非理性发泄方式，无疑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向美国靠拢，从而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该书还耸人听闻地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那么，怎样评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他说，《说不》一书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和平与发展，需要对话、理解、合作与妥协，求同存异。动辄说不，不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中国是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和平与发展負有重要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
《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熊蕾、刘康等八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八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作者揭露说：“美国媒体只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等等。
众所周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反对美国资产阶级。正相反，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说，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美国学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国未来将有可能进口粮食的问题。《妖魔化》一书说：“宣扬中国在下个世纪……会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对世界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中国粮食供求是否能长期保持平衡，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疑问。对布朗提出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斥之为敌意，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从各国进口粮食不是一个秘密。2010年还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以弥补需求，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书全盘否定美国电影，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地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这个电影角色不近女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但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四年时间拍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 “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作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这些话，充满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美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也没有时间限制。事实上，30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报，就发表了近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以至于中国经济学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在2010年发表的《我不看〈参考消息〉》一文说，所谓《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
近来，甚至还有西方人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受到国人追捧。
有些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产生一种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可以理解。《妖魔化》的八个作者当然有权利高涨自己的民族主义激情，但这股激情是否对中国有利，那就另说了。
2009年3月问世的《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人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对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的反应，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这本书发行了50万册。
请看这本书的几个要点：
它宣扬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
它规划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
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
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
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
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商战；
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然而，与《中国可以说不》受到热捧不同，这本书非但没有得到公众赞赏，多数媒体对此书甚至持嘲讽态度，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成熟。
吴稼祥在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批评这本书。
吴稼祥说，《中国不高兴》像早春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的是未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暴力。
吴稼祥指出，这本书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恰如王小东所说：“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
总之，这本书的五个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在世界上展开征服式战争。他们说，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应该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在强国道路上扫清颓风。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五个作者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总之，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吴稼祥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增长，有些人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了，他们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的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的病态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简直是法西斯主义。
另有三位青年评论家，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在2009年6月合著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一书，揭穿《中国不高兴》的煽惑。
叶楚华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读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血液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一个大市场”。廖保平的补充也一针见血：“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周筱赟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这不是玩弄民众吗？
周筱赟指出，《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全世界去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比如王小东说，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王小东还说：“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这些极富侵略性的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只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叶楚华说，与这本书互相唱和的，还有中华网、铁血网等利用民族主义愤青牟利的网站，经常有针对性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提供愤青發泄和意淫，从而增加知名度和流量，以此捞钱。
2010年1月出版的另一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引起关注。作者摩罗早前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转身变成一个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
摩罗告诉人们，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是地球的顽症，中国文化必将拯救西方病。“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建立起世界政府。”
摩罗说，那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统统是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重点批判的，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摩罗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 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而今却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的洋奴。摩罗给他们加上的罪名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
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已经死了。
比如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
比如蔡元培。他在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
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摩罗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下转第80页）（上接第80页）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现出来。”
最后，事情演变成只要是反对英美，就统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难怪摩罗热烈地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敬佩的。”（摩罗采访录，广州《南都周刊》2010年3月5日）摩罗还肯定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勇于挑战英美的霸权！（参见《中国站起来》前言）这样的民族主义，岂不是走火入魔太甚？
摩罗，这位曾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一度曾皈依基督教。现在，他的图腾却是国家。他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重合了。他这样定义爱国主义：“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全看它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原来是非善恶、圣人恶魔都无所谓，也不再有什么道德判断尺度，一切都看对国家有利没利。摩罗称赞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道理全在于此。
至于摩罗何以发生這样的转向，许纪霖写了一篇长文《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对此作了分析。该文在《读书》2010年8月号、9月号连载。许纪霖的意见是，摩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几次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