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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政民互动的喉舌，国家卫生健康部门主管的媒体是如何发挥其风险沟通职能的？在不同传播环境以及不同危机阶段采取了怎样的信息治理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健康新媒体，目前已成长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享疫情信息与政务沟通的平台，其信息治理水平显著提高，正在发挥“健康新媒体 政务”的优势。
【关键词】公共卫生危机;健康媒体;信息治理
一、研究缘起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较“非典”时期，发生在信息传播格局异常复杂的媒介化社会时代，新技术带来移动化、社会化、数字化等传播新特征，削弱了信息的发布门槛，“官媒关系、官民关系、公众与媒体的关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1]在此条件下，作为政府主管的耳目喉舌的健康媒体，如何承担风险的二次传播，将政务信息解码、编码再传递给公众，存在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家卫生健康部门主管的媒体作为政民互动的喉舌，在不同传播环境以及不同危机阶段如何发挥其媒体的风险沟通职能，同时探讨应如何优化。
二、健康媒体的角色调适：公共治理的驱动
互联网的崛起使得媒介系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媒介赋权使得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纽尔·卡斯特认为，“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范围转移——从围绕政府机构到围绕媒介系统”。[2]媒介从单向信息传播的时代走向开放、交互的智媒时代，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媒介的角色调适也融入时代变革之中。随着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媒体的角色转变与体制改革、传播观转变密切相连：
（一）政府体制改革：电子政务与信息融通
“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更重视电子政务建设，即“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新型网络技术，在公共网络平台上有效实现全方位政务管理功能”[3]，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正式树立起电子政务的建设标准。在媒介化时代，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决策、执行以及评估等各个环节都与信息处理密不可分。政务新媒体作为“互动社会并沟通社会舆论的政府公共社交传播媒介”[4]，承载为政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6.94亿，占网民整体的76.8%。
《健康报》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之前为卫生部）主管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卫生行业报。在融合发展的浪潮下，2019年《健康报》正式主办“健康中国”新媒体政务平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中国”充分发挥了政务新媒体矩阵优势，不仅在其客户端动员3000多个卫健机构参与抗疫宣传，而且外联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5家部委和机构发起抗疫话题，有力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
（二）传播观的转变：公众意识与媒介责任
健康媒体从性质上是政府部门连接人民的桥梁，实现其角色效能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包括受众意识、舆论监督职责等的加强密不可分。
从受众需求出发，政府层面率先进行传播观念的革新，将媒介系统与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系统进行融合，赋予健康媒介的多维结构，例如赋予其政治监督、政民沟通等功能。随着政务新媒体的融合，传媒成为不同群体进行互动的媒介平台和交往场域，将不同意见进行整合形成公众意见反馈给政府，从而影响政治议题的形成。如国家卫健委微信平台设立的“政民互动”板块，群众可以直接建言献策，同时开展“互联网督查”，助推了社情民意的畅达和问题的处理。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媒体的信息治理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脱域（Disembedding），来解释处于变革下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事件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认为时空分离造成虚化和缺场，会导致社会关系重构。
笔者梳理“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时间节点健康媒体的信息治理过程，并以《健康报》、“健康中国”新媒体账号为例，使用python3.7软件和人工识别对文本进行爬取，探讨政务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如何通过信息治理更有效地化解风险，试图在应对突发风险处置、提高信息治理能力方面提供有益参考。
（一）疫情初期阶段：从反应滞后到及时响应
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初为“非典”疫情初期时段，疫情伊始，小道消息的传播加剧了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购物资的风潮。2003年2月11日上午，广东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广东疫情情况进行全面通报，但由于公众获得信息的不对称，产生的负面影响已难以挽回。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时段可为2019年年底至2020年1月2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其政府职能部门“以人为本”，态度坚决，科学处置，信息发布及时透明。当时，国家卫建委公众号发布了66条疫情相关信息，其中健康科普类议题占比最多最大，然而疫情通报类篇均阅读量最多。这说明在疫情初期，民众最为关注疫情进展和疫情防控指挥，以此了解疫情動态，进行信息研判。同时也说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初期，由于病毒风险尚且有待核查，事件还处于监测和把握事实阶段。在此期间，健康媒体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通报式传达以及科学信息普及，发布已有事实，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事态的发展情况，并在此提醒公众重视风险，学习预防知识，保持社交距离，提醒发热病人戴口罩等，这些有力措施让公众尽早获知风险，有利于初期事态的控制。
（二）疫情迅发阶段：从延后发声到积极对话
在疫情迅速发展阶段，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发展，其破坏严重性以及利益相关性持续上升，逐渐成为公众聚焦的热点话题。
2003年2月至4月，“非典”疫情进入迅发期。新华社于3月26日首发了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关于“非典”疫情的官方报道，表明输入性“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原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于4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了目前中国“非典”疫情病例，表明中国将积极防治。作为当时国家卫生部主管媒体《健康报》，于4月11日刊发《卫生部通报“非典”疫情》。从4月17日开始，疫情信息由官方统一发布。纵观“非典”疫情前期的信息发布，有延后发声的征候。 反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及媒体反应主动积极。2020年1月24日，全国14个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同日，国家卫健委通过微博传递政务讯息，播报疫情最新情况，增加疫情科普。自1月26日起，国务院启动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让相关部门解答物资援助、卫生治理等民众关注的相关问题。这一时期的传播数量远高于疫情初期推文量，就议题发布数量而言，“救援动态”议题的信息发布占比最多，达到总量的33%。就传播效果而言，“疫情通报”篇均阅读数最多，“健康科普”总阅读数最多，这说明受众最为关注疫情的实时发展，同时关注防控政策。通过对比发现，在疫情的发展期，随着“健康媒体 政务”的融合发展，国家卫健委能够运用政务新媒体平台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影响力，及时反映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对策和行动，做到疫情信息动态更新及时，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继续追踪与事态相关的舆情热点，答疑解惑，注重与民众互动，实现高效率的沟通对话。
（三）疫情高涨阶段：从转变观念到引导话语
在此阶段，伴随着公共危机的加重，疫情相关资讯已成为公共议题，频上新闻“热搜榜”，网络舆论场一片沸腾。在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良性对话与噪声同在。顶点即为拐点，也是政府进行信息治理最关键的时期，观念转变，措施得力，就能扭转局面。
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透明地发布“非典”疫情信息。在此期间，《健康报》发布了约90条相关新闻，卫生部每日更新疫情动态消息，逐渐完善疫情统计指标，增设“疑似病人数”“出院数”等，改善信息发布的疏漏之处。2003年5月9日，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成为疫情应急处置的规范性文件。国家在打出国际合作、官员问责、专家指导的“组合拳”后，2003年5月初“非典”患病人数迅速减少，广东、北京相继出现新增病例为“零”的拐点记录。
2020年2月12日至3月11日这一时期的信息发布数量递增较多，议题发布方面，“救援动态”和“防控指挥”占比较多。结合实况说明，在这一阶段，国家卫健委公众号加大对疫情的信息发布量，其对内主动设置新闻议程，从简短的“信息通告”转向“讲故事”的多元化形式，对外建设信息矩阵，以对话答疑的方式，扩大风险治理的参与主体，动员全民参与，以期达到提高公共风险应对的高效、灵活和协调一致的目标，提振了众志成城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对比发现，在这一阶段，政府防控思想转变，健康媒体继续贯彻信息公开的原则，满足公众疫情防控的要求，内容上拓宽了信息发布的亲民性、多样性，有针对性地回应热点话题，广泛发动新媒体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拓宽民众网络信息参与渠道，扩大风险治理的主题，以此掌握网络舆论话语高地，有力维护了舆论的良性生态。
（四）疫情回落阶段：从完善信息到反思提升
在此阶段，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社会生活已经基本恢复，如何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及教训，进一步提高信息治理水平，是值得思考的议题。
2003年5月至8月，全国各地陆续解除“非典”疫情危机，并逐渐复工复产。原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于8月16日通报，全国多日已没有“非典”病例，按照国际惯例，标志着“非典”疫情防控成功。在这一时期，来自抗非一线正面战场的直接新闻减少，其侧面战场发生的伴随新闻得以迂回递增。《健康报》在这一阶段陆续刊登有关疫情诊治经验、健康管理等的重要信息，对我国当时的卫生管理体系进行反思，并解读改革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3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从发布数量来看，这一阶段的国家卫健委公众号除了继续更新疫情动态外，还将视点聚焦于抗疫事迹报道以及防控指挥;这一时期，社会秩序基本恢复，受众关注应急管理和健康科普知识，以此来进行不同场所的常态化疫情防控规范。此阶段，“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政民互动栏目下设有就医查询、心理援助热线等疫情防控项目，使得“互联网 疫情医疗”的主题服务亦更为完善。
对比来看，面对危机，具有开放胸襟的中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不断探索和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一方面，中国的健康新媒体也不仅是信息发布平台，而且已经成长为政府主导下的民众、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共享疫情信息与传播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公共精神的感召下，媒体提供信息互通的渠道，学界提供医疗智库支持等，逐渐建立起多元参与、科学完备、服务型的应急管理机制。
四、结语
结合表1发现，在两次疫情中，媒体的态度、应对措施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抗击疫情期间，媒体信息公布时间更及时，信息发布渠道更完善，社会监督更及时彻底。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处理中，健康新媒体坚持信息公开和及时发布，根据自身的信息、数据优势来选择符合社会语境的传播策略，设置亲民的专业性议题，实现了媒体价值和媒体担当，也标志着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民众水平的提升和自信心不断增强。
目前，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健康新媒体应继续发挥“新媒体 政务”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构建“可沟通”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6]，丰富传播话语形式，增加与民众的互动，加强全民健康科普，将疫情资讯、防控科普等内容有效传递，提高人民的科学防控意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更好地體现健康媒体治理后新的特质。
参考文献：
[1]蔡文玲，靖鸣.政府治理突发事件谣言的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11）：21-24.
[2]Castells M. The new public sphere：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and global governance[M].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616.
[3]熊小刚，廖少纲.电子政府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4]侯锷.政务新媒体在舆论治理中的新思维[J].新闻与写作，2017（3）：13.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8.
[6]王晶晶，邢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提升策略[J].新闻爱好者，2020（9）：22-26.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0级新闻学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公共卫生危机;健康媒体;信息治理
一、研究缘起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较“非典”时期，发生在信息传播格局异常复杂的媒介化社会时代，新技术带来移动化、社会化、数字化等传播新特征，削弱了信息的发布门槛，“官媒关系、官民关系、公众与媒体的关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1]在此条件下，作为政府主管的耳目喉舌的健康媒体，如何承担风险的二次传播，将政务信息解码、编码再传递给公众，存在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家卫生健康部门主管的媒体作为政民互动的喉舌，在不同传播环境以及不同危机阶段如何发挥其媒体的风险沟通职能，同时探讨应如何优化。
二、健康媒体的角色调适：公共治理的驱动
互联网的崛起使得媒介系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媒介赋权使得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纽尔·卡斯特认为，“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范围转移——从围绕政府机构到围绕媒介系统”。[2]媒介从单向信息传播的时代走向开放、交互的智媒时代，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媒介的角色调适也融入时代变革之中。随着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媒体的角色转变与体制改革、传播观转变密切相连：
（一）政府体制改革：电子政务与信息融通
“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更重视电子政务建设，即“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新型网络技术，在公共网络平台上有效实现全方位政务管理功能”[3]，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正式树立起电子政务的建设标准。在媒介化时代，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决策、执行以及评估等各个环节都与信息处理密不可分。政务新媒体作为“互动社会并沟通社会舆论的政府公共社交传播媒介”[4]，承载为政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6.94亿，占网民整体的76.8%。
《健康报》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之前为卫生部）主管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卫生行业报。在融合发展的浪潮下，2019年《健康报》正式主办“健康中国”新媒体政务平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中国”充分发挥了政务新媒体矩阵优势，不仅在其客户端动员3000多个卫健机构参与抗疫宣传，而且外联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5家部委和机构发起抗疫话题，有力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
（二）传播观的转变：公众意识与媒介责任
健康媒体从性质上是政府部门连接人民的桥梁，实现其角色效能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包括受众意识、舆论监督职责等的加强密不可分。
从受众需求出发，政府层面率先进行传播观念的革新，将媒介系统与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系统进行融合，赋予健康媒介的多维结构，例如赋予其政治监督、政民沟通等功能。随着政务新媒体的融合，传媒成为不同群体进行互动的媒介平台和交往场域，将不同意见进行整合形成公众意见反馈给政府，从而影响政治议题的形成。如国家卫健委微信平台设立的“政民互动”板块，群众可以直接建言献策，同时开展“互联网督查”，助推了社情民意的畅达和问题的处理。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媒体的信息治理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脱域（Disembedding），来解释处于变革下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事件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认为时空分离造成虚化和缺场，会导致社会关系重构。
笔者梳理“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时间节点健康媒体的信息治理过程，并以《健康报》、“健康中国”新媒体账号为例，使用python3.7软件和人工识别对文本进行爬取，探讨政务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如何通过信息治理更有效地化解风险，试图在应对突发风险处置、提高信息治理能力方面提供有益参考。
（一）疫情初期阶段：从反应滞后到及时响应
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初为“非典”疫情初期时段，疫情伊始，小道消息的传播加剧了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购物资的风潮。2003年2月11日上午，广东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广东疫情情况进行全面通报，但由于公众获得信息的不对称，产生的负面影响已难以挽回。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时段可为2019年年底至2020年1月2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其政府职能部门“以人为本”，态度坚决，科学处置，信息发布及时透明。当时，国家卫建委公众号发布了66条疫情相关信息，其中健康科普类议题占比最多最大，然而疫情通报类篇均阅读量最多。这说明在疫情初期，民众最为关注疫情进展和疫情防控指挥，以此了解疫情動态，进行信息研判。同时也说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初期，由于病毒风险尚且有待核查，事件还处于监测和把握事实阶段。在此期间，健康媒体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通报式传达以及科学信息普及，发布已有事实，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事态的发展情况，并在此提醒公众重视风险，学习预防知识，保持社交距离，提醒发热病人戴口罩等，这些有力措施让公众尽早获知风险，有利于初期事态的控制。
（二）疫情迅发阶段：从延后发声到积极对话
在疫情迅速发展阶段，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发展，其破坏严重性以及利益相关性持续上升，逐渐成为公众聚焦的热点话题。
2003年2月至4月，“非典”疫情进入迅发期。新华社于3月26日首发了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关于“非典”疫情的官方报道，表明输入性“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原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于4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了目前中国“非典”疫情病例，表明中国将积极防治。作为当时国家卫生部主管媒体《健康报》，于4月11日刊发《卫生部通报“非典”疫情》。从4月17日开始，疫情信息由官方统一发布。纵观“非典”疫情前期的信息发布，有延后发声的征候。 反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及媒体反应主动积极。2020年1月24日，全国14个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同日，国家卫健委通过微博传递政务讯息，播报疫情最新情况，增加疫情科普。自1月26日起，国务院启动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让相关部门解答物资援助、卫生治理等民众关注的相关问题。这一时期的传播数量远高于疫情初期推文量，就议题发布数量而言，“救援动态”议题的信息发布占比最多，达到总量的33%。就传播效果而言，“疫情通报”篇均阅读数最多，“健康科普”总阅读数最多，这说明受众最为关注疫情的实时发展，同时关注防控政策。通过对比发现，在疫情的发展期，随着“健康媒体 政务”的融合发展，国家卫健委能够运用政务新媒体平台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影响力，及时反映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对策和行动，做到疫情信息动态更新及时，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继续追踪与事态相关的舆情热点，答疑解惑，注重与民众互动，实现高效率的沟通对话。
（三）疫情高涨阶段：从转变观念到引导话语
在此阶段，伴随着公共危机的加重，疫情相关资讯已成为公共议题，频上新闻“热搜榜”，网络舆论场一片沸腾。在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良性对话与噪声同在。顶点即为拐点，也是政府进行信息治理最关键的时期，观念转变，措施得力，就能扭转局面。
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透明地发布“非典”疫情信息。在此期间，《健康报》发布了约90条相关新闻，卫生部每日更新疫情动态消息，逐渐完善疫情统计指标，增设“疑似病人数”“出院数”等，改善信息发布的疏漏之处。2003年5月9日，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成为疫情应急处置的规范性文件。国家在打出国际合作、官员问责、专家指导的“组合拳”后，2003年5月初“非典”患病人数迅速减少，广东、北京相继出现新增病例为“零”的拐点记录。
2020年2月12日至3月11日这一时期的信息发布数量递增较多，议题发布方面，“救援动态”和“防控指挥”占比较多。结合实况说明，在这一阶段，国家卫健委公众号加大对疫情的信息发布量，其对内主动设置新闻议程，从简短的“信息通告”转向“讲故事”的多元化形式，对外建设信息矩阵，以对话答疑的方式，扩大风险治理的参与主体，动员全民参与，以期达到提高公共风险应对的高效、灵活和协调一致的目标，提振了众志成城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对比发现，在这一阶段，政府防控思想转变，健康媒体继续贯彻信息公开的原则，满足公众疫情防控的要求，内容上拓宽了信息发布的亲民性、多样性，有针对性地回应热点话题，广泛发动新媒体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拓宽民众网络信息参与渠道，扩大风险治理的主题，以此掌握网络舆论话语高地，有力维护了舆论的良性生态。
（四）疫情回落阶段：从完善信息到反思提升
在此阶段，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社会生活已经基本恢复，如何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及教训，进一步提高信息治理水平，是值得思考的议题。
2003年5月至8月，全国各地陆续解除“非典”疫情危机，并逐渐复工复产。原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于8月16日通报，全国多日已没有“非典”病例，按照国际惯例，标志着“非典”疫情防控成功。在这一时期，来自抗非一线正面战场的直接新闻减少，其侧面战场发生的伴随新闻得以迂回递增。《健康报》在这一阶段陆续刊登有关疫情诊治经验、健康管理等的重要信息，对我国当时的卫生管理体系进行反思，并解读改革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3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从发布数量来看，这一阶段的国家卫健委公众号除了继续更新疫情动态外，还将视点聚焦于抗疫事迹报道以及防控指挥;这一时期，社会秩序基本恢复，受众关注应急管理和健康科普知识，以此来进行不同场所的常态化疫情防控规范。此阶段，“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政民互动栏目下设有就医查询、心理援助热线等疫情防控项目，使得“互联网 疫情医疗”的主题服务亦更为完善。
对比来看，面对危机，具有开放胸襟的中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不断探索和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一方面，中国的健康新媒体也不仅是信息发布平台，而且已经成长为政府主导下的民众、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共享疫情信息与传播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公共精神的感召下，媒体提供信息互通的渠道，学界提供医疗智库支持等，逐渐建立起多元参与、科学完备、服务型的应急管理机制。
四、结语
结合表1发现，在两次疫情中，媒体的态度、应对措施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抗击疫情期间，媒体信息公布时间更及时，信息发布渠道更完善，社会监督更及时彻底。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处理中，健康新媒体坚持信息公开和及时发布，根据自身的信息、数据优势来选择符合社会语境的传播策略，设置亲民的专业性议题，实现了媒体价值和媒体担当，也标志着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民众水平的提升和自信心不断增强。
目前，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健康新媒体应继续发挥“新媒体 政务”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构建“可沟通”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6]，丰富传播话语形式，增加与民众的互动，加强全民健康科普，将疫情资讯、防控科普等内容有效传递，提高人民的科学防控意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更好地體现健康媒体治理后新的特质。
参考文献：
[1]蔡文玲，靖鸣.政府治理突发事件谣言的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11）：21-24.
[2]Castells M. The new public sphere：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and global governance[M].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616.
[3]熊小刚，廖少纲.电子政府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4]侯锷.政务新媒体在舆论治理中的新思维[J].新闻与写作，2017（3）：13.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8.
[6]王晶晶，邢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提升策略[J].新闻爱好者，2020（9）：22-26.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0级新闻学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