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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报;蒋汪叛变后的党报使命;白色恐怖下的党报
蒋介石“4·12”开始的大屠杀，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报刊或被查封或隐蔽起来，“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1]一时，人间哀号，万马齐喑，党的声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从汉口秘密迁入上海，兵戈抢攘的残酷斗争没有阻遏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斗志，相继策划、出版了《布尔塞维克》《上海报》和《红旗日报》等党的地下机关报刊，一直战斗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江西瑞金。对险象环生中党中央机关报的研究，现有成果大都篇章简略，偏重于形式而忽略内容分析，难以再现地下斗争时期党报的艰难历程。但在大量文献、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和其他历史资料中记载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新闻叙事，错综复杂的党内外斗争由于受制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给后人留下许多曲折、沉痛的记忆。
一、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追随蒋介石叛变，党中央立刻转入沉寂的秘密工作。藏匿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急切想听到党的声音，盼望中央发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此时，只有党报才能满足革命群众这个愿望，并迅速聚集力量剪灭国民党的暴虐。为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21日在党内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文件，要求开展政治宣传，各地尽快出版机关报，用各种宣传形式回击反动派的诋毁和镇压。
1927年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向导》出版。会上，时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沉思片刻对大家说：“我觉得不必再恢复《向导》了，可以改出一份新的党刊，24开本，有统一的格式，每期可有社论、论文、各地通信和读者来信，还有，就是悼念我们最近牺牲的同志的文章。刊名可以叫《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停顿一下，对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罗绮园说：“我们每个星期开一次编委会，审一下稿，安排下一期文章，常委会精神我也会在编委会上传达。具体印刷发行事务你去落实。”[2]
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提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級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央临时常委决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和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编辑委员会主任。最初，编辑部设在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76弄34号。
编辑人员经过两天的紧张组稿、编辑及排版和印刷，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出版了第一期，到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5卷52期。这份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党报原定为周刊，由于可疑之徒不期而现，有时不能按时编排或付印，后来改为半月刊、月刊和双月刊。“在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看不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的情况下，《布尔塞维克》重新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令读者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工农革命者看见《布尔塞维克》后，胸中积郁很久的沉闷和失望顿消，似乎看到空中出现一盏明灯，暗中“纷纷敬祝布尔塞维克精神的胜利！”[3]据不完全统计，《布尔塞维克》创刊后，全国各级党组织陆续创办的地下编印、公开发行的报刊有《无产青年》《大江报》《中国工人》《群众日报》《河南报》《福州工人》等288种，《布尔塞维克》是当时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最权威的机关报。这些报刊的编辑部和印刷点是党的机密，不能向外透露，发行虽然公开，但多采用各种掩护手段保证发行的安全。为促进《布尔塞维克》全面反映各地的革命动态和遇到的问题，扩大发行与阅读范围，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增补蔡和森、张太雷、周以栗、任旭、毛泽东、周恩来等21人为编委。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还要出版一批“灰色报刊”，不刊载党的文件，不暴露与党组织的关系，而以“第三种人”的口气说话，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只用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相同。[4]
几乎所有研究论著认为，《布尔塞维克》是当时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确定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定位）、任务和隶属关系。本文的结论是，这是一张当时党的临时中央机关报，主要根据是，决议原文把《布尔塞维克》称为“报”，没有说它是理论刊物。究竟是“报”还是“理论刊物”，关键要看它登载的内容。《布尔塞维克》第一期除了发刊词和社论，其余篇幅都以新闻为主，比如《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这篇纪念性文字，介绍了他们同敌人英勇搏斗、慷慨就义的经过，许多细节感人至深，新闻色彩浓厚。《布尔塞维克》登载的对知名革命者的悼文多达几十篇，每期报道一位或几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烈，除了赵世炎、陈延年还有罗敬、施英、萧楚女、向警予、春木、张太雷等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家。从第11期起，专门开辟《我们的死者》栏目，记载那些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的壮烈事迹，号召民众“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
《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大量文章，都“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认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性和党的斗争策略。第1期《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革命叛徒的写真》《革命的江苏农民》等文，以记述重要事件为主，重现了蒋汪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嘴脸和党领导的军队、农会干部的顽强反抗，深刻反映了革命的挫折、沉痛的历史教训和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2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刊载的重头报道，一桩桩鲜活的新闻叙事令读者震撼。《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印度的五卅运动》《国民党的御用工会与上海工人》《云南社会与政治概况》《东昌的农民暴动及其发展趋势》等11篇报道与新闻分析，对国内外两个阶级的大搏斗进行了深刻描述，赞颂了被压迫阶级取得的暂时胜利。这一期刊载的主要理论文章有三篇，即《中国革命低落吗？》《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续），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而且每篇文章都列举不久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布尔塞维克》上的大量报道与新闻分析，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罪行，让广大群众认识蒋汪的残暴与凶恶。瞿秋白在创刊号的社论《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中指出，国民党和军阀一样“屠杀和压迫工农”，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是一群吴佩孚那样的残忍暴徒。“大多数民众愈加要受压迫，兵士群众枉然的做炮灰……都只是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譺 《布尔塞维克》发表了《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等系列报道，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喉舌，《布尔塞维克》的首要任务是谴责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革命遗嘱的行径，让全国人民认清他们勾结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敬告读者，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激励革命者在血泊中站起来，继续点燃革命的烈火。
以上列举的刊载稿件，大部分带有新闻的性质，称其为党中央机关报符合实际。在52期中，《布尔塞维克》共发表了88篇理论文章，占刊文总数的20.23%，将其定性为理论刊物根据不足。正因为如此，1929年中共中央对它提出进一步充实理论宣传的改进意见：“特别要注意使党的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内容充实起来，使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5]1928年11月，《红旗》和《上海报》创刊后主要承担报道新闻的任务，《布尔塞维克》才逐渐转变为党中央的专门理论性机关报，具体时间大体为1931年1月后。因为1931年1月27日中央特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规定为“中央理论机关报”。[6]
二、《布尔塞维克》吹响农村暴动的号角
从《布尔塞维克》前两卷的大量报道看，蒋介石一叛变，工农群众就立刻投入武装反抗的洪流。1927年4月25日，广东英德县城及小江乡汇集了五六百人的工农武装，攻打国民党县政府，建立北江地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失败后北上参加南昌起義）。这一事件让党内一些同志茅塞顿开——中国革命只有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才能打破反动派的残酷统治。6月13日，毛泽东、蔡和森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武汉接见了逃亡这里的农会干部，听取湖北农民被缴枪、被杀害的申述，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要求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保护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动员农民反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的袭击。此后，身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在汉口一家旅馆对湖南的农会代表说：“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毛泽东的启发下，6月29日湘潭西乡和宁乡农军在沩山宣布起义，同安源工人武装会合后掌握了千余条枪，成为秋收起义的先声。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对陈独秀把“农军”改成国民党的“安抚军合法保存”，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再度提出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7]
《布尔塞维克》和其他地方党报报道数月前发生的这些工农武装暴动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是旧闻，却让共产党人看到革命烈火在燃烧。7月26日，湖北发生了潭洞、鸡麻湖和鱼湾暴动，成立了丰霖乡和鱼湾苏维埃政府。8月初，八一南昌起义后，九江德安县召开数千人群众大会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组成一支30人的农民武装，在永丰、木环垄等地活动，两次打退国民党德安县警备队的进犯。南昌起义和中国工农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国外，共产国际幡然自悔，不再强调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其让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果断纠正和结束了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确定湘、鄂、赣、粤四省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布尔塞维克》刊载了这次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布尔塞维克》多次刊载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罗盘。
《布尔塞维克》从创刊到1929年末，不断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武装暴动”的号召，吹响农村武装斗争的号角，陆续报道了各地农民军抗击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对湘西、鄂中天门与沔阳、鄂东的麻城与黄安、皖北的阜阳和皖西六霍等地千人以上的26次暴动，都作了详细介绍，赞扬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分析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原因，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指引了方向。《布尔塞维克》用大量篇幅肯定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把白色政权包围下生存的红色政权，视为世界革命的范例。1928年《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5期刊载的《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文，记录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创举，描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率领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布尔塞维克》在《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战争的开展》的述评中，评价朱毛红军的胜利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写道：“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的农村斗争，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
《布尔塞维克》报道工农武装暴动的同时，还发表了多篇研究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策略的文章，预测了农村武装割据的胜利前景。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强调，建立工农政权是武装斗争的首要目标，“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9]《布尔塞维克》在《武装暴动的问题》《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两个国内战争》《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等文章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与历史条件，确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三、《布尔塞维克》对“三个战略转折”的宣传
在中国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布尔塞维克》这盏高悬的明灯不断照亮前进道路，多次引导革命者从曲折的困境中走出来。从1927年夏到1932年初，《布尔塞维克》先后宣传了党的路线的三次转折，既有正确的决定，也有沉痛的教训。这“三次转折”的要点是：（1）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报道中国农村暴动的同时，部分内容转向对世界革命形势和苏联成功经验的思考，引导读者摆脱大革命的失败情绪而转向迎接“革命高潮”;（2）由宣传发动农村暴动转向鼓吹夺取大城市，从批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转向推行“左”倾机会主义;（3）宣传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革命方针逐渐转向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
1928年末，《布尔塞维克》开始重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报道，拿出一定篇幅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成就，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1928年12月，《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之最后出路，只有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建设自己的专政。”“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口头上的理想，它已经在世界上七分之一的土地上，建设了自己的国家。”？譼 1929年6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亦非常不普遍，对于反动派诬指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并不能为有力的辩明，甚至许多同志还感觉拥护苏联的口号，有些说不出口。苏联的实际生活，工人农民兵士妇女的状况，经济政治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我们都没有具体地向广大群众介绍。这样严重的缺点，不但使中国革命不能超出狭隘的民族的范围，并且显然不能号召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奸计。”[10]《布尔塞维克》刊载的《苏联十三年建设的成绩》《苏联集体农业运动近况》《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报道和评论，全面介绍了苏联工农业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布尔塞维克》在1929年6月集中宣传了中国农民暴动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布尔塞维克》报道“六大二次会议的宣言”时，配发言论号召中共全体党员带领群众为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中国革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宣言》说：“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处在大革命火山之上了！继续加紧斗争呀！促进这一火山更快的爆发起来，把帝国主义的统治炸毁，使中国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都得到彻底的解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吃人的制度，轰成灰烬，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共产社会！中国革命万岁！共产主义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发生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起始于美国，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大萧条导致各国几千万工人长期失业，动摇了欧美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纳粹党及法西斯借机上台。全世界到处是反抗的呼声，从1926年起英国市民就拿起武器，组织了民间武装;奥地利出现了“黑色维也纳”与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的对抗，成立了名为“还乡团”（Heimwehr）的洋枪队。[11]1922年至1936年英国共产党组织了六次“全国饥饿游行”（National Hunger March 1928-1930年规模最大）;奥地利工人从1929年初开始不断上街游行，终于酿成1934年2月12日—17日的自发性武装起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世界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多次对中国共产党下达命令，立即组织城市工人罢工，在大城市夺取政权。《布尔塞维克》从1928年10月开始大量报道上海、苏州、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斗争，先后发表了《上海邮务罢工的经过与教训》《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海法租界水电厂工人罢工》等报道，对江南造船厂、華商电车公司、上海大生纱厂罢工等连续宣传鼓动。项英写的《一九二九年“五一”以来的工人斗争》一文还列出表格，对上海1929年5月—12月罢工的次数做了统计。？譾 《布尔塞维克》把报道城市工人斗争作为宣传重点，标志党中央由发动农村暴动向鼓动武装夺取大城市的转折。为了表达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尔塞维克》还发表了六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譿 ，高高举起加入世界革命行列的大旗。
《布尔塞维克》的宣传发生这种转折的同时，也开始由农村暴动向鼓吹夺取大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转折。这是一次由革命狂热走向激进失败的转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到了”。“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12]1927年11月，瞿秋白及其临时中央的领导制定了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农总暴动方针，《布尔塞维克》对“两湖暴动”“广州起义”“上海暴动”接连做了报道，特别是对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宣传，还出版了两期《广东报道特刊》。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表了多篇“盲动色彩”浓厚的文章，最典型的一篇是《中国革命低落吗？》，认为“中国革命无疑是在高涨，问题只在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广州起义就失败了。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低潮，夺取大城市的革命战略不可避免地把正在积蓄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的枪弹下，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瞿秋白写的《武装暴动》一文强调，“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讀 1928年7月，《布尔塞维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批判“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字眼，是小资产阶级式原始农民的急躁情绪，崇尚“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讁 “党在这样盲动的策略之下，又受到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 ？輮 1928年11月1日，李立三掌握《布尔塞维克》领导权，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接替瞿秋白任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开始推行更加激进的“左”倾冒险主义，史称“立三路线”。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即由布哈林总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1928—），“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剧、世界动荡不安、世界革命高涨、苏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观点，开始在《布尔塞维克》上宣传。李立三完全接受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对于这一理论的补充，1930年三四月间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和《红旗》上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论革命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和《怎样夺取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条件》等文章，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强调，“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组织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主要的策略。” 由于《布尔塞维克》《红旗》的编辑成员多是赞成李立三主张的人，发表的文章大都充满“冒险主义”的气息。
瞿秋白、李立三以及他们领导的党报党刊，之所以发生转向“左”倾的错误，第一，是执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形势没有清醒、客观的分析;第二，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统一的特点，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时期不懂得从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容易成功的道理。他们在党报党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一些主张，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没有慎重研究，也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只是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布尔塞维克》宣传内容的第三个转折是，从强调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和对中国革命的操纵，转向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隐晦地回到陈独秀多次坚持的“由中国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张。1922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738个决定，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所谓“陈独秀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责任、对自己文过饰非的产物。[13]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北伐革命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拉菲斯提出，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陈独秀针对拉菲斯的谈话指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陈独秀曾数次向共产国际建议中共要“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要决定夺取武装，不要为罢工而罢工”“要加强对武装暴动的宣传，宣传品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文字要特别显浅”。[14]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多次发来电报或由鲍罗廷等国际代表转达“不要过早地举行起义”，“暂时不进行公开作战，务必千方百计不同上海的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5]维经斯基、鲍罗廷多次要求陈独秀在同国民党合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在组织上实行领导”，“决不要打击蒋介石的意见”，“更远大的全部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16]陈独秀与其他党中央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对国民党步步退让，“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 。这就是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
1927年5月，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内。“武汉国民政府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机关”，“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共产党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17]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突然发来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应开始组建八个或十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此事不得拖延”。随后，共产国际又给在武汉的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武汉领事）发来电报，即“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动员2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18]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5万人的军队，是根本做不到的。谭平山、张国焘等人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也抱怨莫斯科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形势。几天后，国际代表罗易竟然将此电报内容泄露给汪精卫，促使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陈独秀已经束手无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提不出主张。[19]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是敬仰和力图服从的，尽管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到1927年6月下旬，陈独秀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坚定地、公开地提出不同意见，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先前是没有的”。[20]
于是，1927年7月共產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要求陈独秀悔过。陈独秀气愤地回答：“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拒绝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1]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参加六大。他坚决不去，并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同时，斯大林认为，鲍罗廷、罗易“同样不执行共产国际紧急指示”[22]，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和罗易在先前被召回莫斯科的马林、维经斯基之后离开中国，接替者罗明纳兹由于鼓动“左”倾路线，在1927年12月（又一说是11月中旬）也被调回苏联，此后共产国际先后派来的米特凯维奇和米夫，指导中国革命仅有数月和一年左右，由于继续鼓吹“左”的路线不得不被召回。但米夫很重视自己的翻译王明，极力扶持王明成为中共领导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 从此共产国际除了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再没有任命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太上皇”，中国真正转向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的宣传，也完全转向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方式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31年7月28日，《布尔塞维克》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写道：“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革命的转变形式与速度与俄国革命将有许多不同，因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在中国机械地运用。”“农民在各个革命阶段对革命的态度，也就与欧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问题的策略也就不能把列宁对俄国农民的策略机械地来运用。” 1930年后，《布尔塞维克》发表多篇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批判文章，批驳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非马克思主义原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就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与列宁指示的‘不要与资产阶级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完全违反;这就是极可耻的以阶级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该文还对过去宣传罗明纳兹的“不间断”革命论和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批判了机会主义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
在毛泽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若干地区红军所控制的红色区域相继扩大，预示中国革命的这一独特道路将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以及如何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代表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和红军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影响。这两篇重要文献，为瞿秋白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根据。该文发表在1931年的第4卷的《布尔塞维克》上，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路线和策略，坚定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 为此，《布尔塞维克》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发展并完成中国的革命》《目前几个主要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转变的前途和任务》等文章，引导中国革命转到正确的方向。
四、白色恐怖下的《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当时的中央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尹宽评价《布尔塞维克》说：“仅就已出的第一、二两期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布尔塞维克》已经比《向导》好得多。”这种“好”主要体现在“从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实际在政策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地位的态度，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了共产党独立的政治面貌来” ？輵 。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布尔塞維克》的出版和发行更加困难，编辑部也经常改变地点，而且按照共产国际“（出版物）的外表应与通常的货物一样，但内部则有我们的材料”的指示，采取封面伪装的方式送到读者手里。从第2卷第2期起，多次以《少女怀春》《金贵银贱之研究》《平民》《中国古史考》《虹》等书刊的名字做封面，掩人耳目。后来用《中央半月刊》出版了32至34期，第35期改为32开本，用《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印有“小学校高级用”“商务印书馆”字样）刊行。
《布尔塞维克》难以按时定期出版，中间曾几次休刊，并由周刊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直至不定出版，最后于1932年7月1日停刊。
中共六大后不久，李立三成为党内握有实权的四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罗绮园出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为加强宣传工作，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红旗》，交由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罗绮园与李求实筹备出版。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因工作颇有成效，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罗绮园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到1931年1月27日，根据中央的决议，《布尔塞维克》成为“中央理论机关报”。[23]
《红旗》在上海创刊后，由谢觉哉、罗绮园任主编，开始时是周刊（第1-22期），自1929年6月19日出版的第24期起改为周三、周六出版。在白色恐怖下，《红旗》曾化名《快乐之神》《真理》《出版界》《时事周报》《新生活》等名目出版，后来无法公开发行，请上海报社、海光日报社、各地赤色工会、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各分会、上海工联会各分会、各地党组织的支部帮助发行。为了指导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为《红旗》的特约撰述员，《红旗》大量刊载党的正式文件，新闻的鼓动性与时效性十分欠缺。
此后，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报》于1929年4月17日发行，最初叫《白话日报》，主要编辑有李求实、谢觉哉、李炳忠、陈为人、吴永康、萧洪升等人。出版不久，遭到当局查禁，没有印刷商敢承接印制，不得不改名《上海报》另觅地方出版。然而不到两周《上海报》又被查禁，印刷厂被封，老板被捕。《上海报》不断变换名称发行，至1929年11月12日才恢复了《上海报》的原名。《上海报》的报馆门旁公开挂出报社牌子，交报贩公开出售，在1929年纪念“五卅”活动中创下5小时售出8000份的纪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动警察逮捕报贩、没收报纸，采访部、发行部一再被查抄，经理和主笔被通缉，不得不又一次转入地下。《上海报》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直接发展工人通讯员，在工厂组织发行网，报道内容迅速反映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及时揭露工贼、改组派、取消派的欺骗性宣传及黄色工会的阴谋，对当时的上海工人运动具有指导作用。
1930年8月15日，党中央把《红旗》和《上海报》合并，在上海创办了《红旗日报》，报头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字样。1931年2月14日，《红旗日报》从第162期到第182期，又在报头下标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主编先后为潘文育、王稼祥，潘汉年为采访部主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全面负责对该报的领导。《红旗日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刊登小说和美术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不到一个月即达1.2万多份。上海海员工会曾接到美国纽约的文利索拉号和英国兵船号工会来信，要求代订《红旗日报》六七十份。根据读者要求，《红旗日报》还出版了副刊《实话》。1930年9月30日，《红旗日报》在第44期发表了《红旗日报宣言》称：“我们揭起了中国苏维埃的旗帜，号召了全国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战争的革命运动，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中之一切政纲与主张，发布了中国广大群众在目前时局中的斗争要求与战略，鼓励了全中国之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阶级斗争。” 该篇宣言一登出，外国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组成了搜查队，逮捕该报的发行人员四五十人，多次封闭承印厂，唆使包探和流氓破坏该报的印刷。1930年9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工人起来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工人阶级的出版物，并为《红旗日报》募捐。当时上海几乎每个工厂、每个赤色工会都建立了该报的代派处和通讯员。铁路工人、海员工人、邮政工人、纺织工人都主动帮助《红旗日报》发行，各校青年学生和各商店店员也帮助推销《红旗日报》。后因印刷所连续遭到破坏，已无法正常出版。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抵达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成为临时政治局主要成员。他根据《红旗日报》面临的困境，3月9日将其改名为《红旗周报》，恢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字样。为保证《红旗周报》按期出版，在上海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1180号设立了专门的秘密印刷所。这幢临街的三层楼房的三楼是印刷车间，安放着排字架和圆盘印刷机，地板和墙壁都以棉毯等物隔音。每次印完《红旗周报》，均以一楼烟杂店送货的名义传递到有关联络点。《红旗周报》第1至9期以报纸形式出版，从第10期起以书的形式伪装封面掩护发行，先后使用过《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等16种假封面。从第59期起又改为《红旗》半月刊。1933年1月，张闻天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紅旗》半月刊在1934年3月1日停刊，共出版64期。
此外，1928年10月12日在西安创办了《西北红旗》日报，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1929年2月—1933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英租界创办《北方红旗》，共出版72期;1930—1931年在湘鄂西苏区首府瞿家湾，创办了湘鄂西《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红色军人》等红色报刊20余种;1930年9月15日在沈阳创办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旬刊，1932年在哈尔滨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整个“红旗”系列报纸的内容同《布尔塞维克》上的新闻和理论文章一样，坚持报道农民暴动、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中央苏区三次打破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围剿，鼓舞全国工农群众以各种方式向反动派斗争。“红旗”系列同样报道了各地革命志士的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发表了多篇哀悼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反抗的滔天罪行。
1929年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查毁共党假名刊物》的密令与《中央查禁反动刊物名册》（附有《共产党反动刊物化名表》，残酷迫害《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印刷商、卖报人和读者。《上海报》先后有10名送报人和特派员被捕，其中有的被判8年重刑。国民党反动派除了驱使特务捣毁报馆和印刷所，还残暴地杀害知名的编辑记者。1928年4月《布尔塞维克》编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在上海杀害，1931年2月《上海报》主编李求实被杀，不久《向导》的主编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4月29日《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也在上海被杀，1935年6月《布尔塞维克》主编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长汀。《布尔塞维克》《红旗》等系列报刊虽然公开发行，但在广大读者的掩护与支持下，发行方式不断变换，编辑部行踪严格保密，才没有使更多的编辑人员被捕、被杀害。上述早期中共领导人和报刊工作者的牺牲，多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些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注 释：
①据《向忠发和苏兆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5日）提供的数据，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被杀害的工人、农民和党员达25万人，其中党员2.6万人，一些党员脱党、叛变，近6万人的党组织顷刻锐减到1万多人。
②《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③《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④《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⑤《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⑥《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一九三○年五月。
⑦《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⑧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⑨《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⑩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续）》，《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一九三○年五月。
同注释 。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这等于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义务。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輵 尹宽：《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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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蒋介石“4·12”开始的大屠杀，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报刊或被查封或隐蔽起来，“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1]一时，人间哀号，万马齐喑，党的声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从汉口秘密迁入上海，兵戈抢攘的残酷斗争没有阻遏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斗志，相继策划、出版了《布尔塞维克》《上海报》和《红旗日报》等党的地下机关报刊，一直战斗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江西瑞金。对险象环生中党中央机关报的研究，现有成果大都篇章简略，偏重于形式而忽略内容分析，难以再现地下斗争时期党报的艰难历程。但在大量文献、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和其他历史资料中记载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新闻叙事，错综复杂的党内外斗争由于受制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给后人留下许多曲折、沉痛的记忆。
一、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追随蒋介石叛变，党中央立刻转入沉寂的秘密工作。藏匿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急切想听到党的声音，盼望中央发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此时，只有党报才能满足革命群众这个愿望，并迅速聚集力量剪灭国民党的暴虐。为此，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21日在党内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文件，要求开展政治宣传，各地尽快出版机关报，用各种宣传形式回击反动派的诋毁和镇压。
1927年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向导》出版。会上，时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沉思片刻对大家说：“我觉得不必再恢复《向导》了，可以改出一份新的党刊，24开本，有统一的格式，每期可有社论、论文、各地通信和读者来信，还有，就是悼念我们最近牺牲的同志的文章。刊名可以叫《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停顿一下，对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罗绮园说：“我们每个星期开一次编委会，审一下稿，安排下一期文章，常委会精神我也会在编委会上传达。具体印刷发行事务你去落实。”[2]
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提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級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央临时常委决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和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编辑委员会主任。最初，编辑部设在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76弄34号。
编辑人员经过两天的紧张组稿、编辑及排版和印刷，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出版了第一期，到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5卷52期。这份公开发行、秘密出版的党报原定为周刊，由于可疑之徒不期而现，有时不能按时编排或付印，后来改为半月刊、月刊和双月刊。“在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看不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的情况下，《布尔塞维克》重新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令读者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工农革命者看见《布尔塞维克》后，胸中积郁很久的沉闷和失望顿消，似乎看到空中出现一盏明灯，暗中“纷纷敬祝布尔塞维克精神的胜利！”[3]据不完全统计，《布尔塞维克》创刊后，全国各级党组织陆续创办的地下编印、公开发行的报刊有《无产青年》《大江报》《中国工人》《群众日报》《河南报》《福州工人》等288种，《布尔塞维克》是当时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最权威的机关报。这些报刊的编辑部和印刷点是党的机密，不能向外透露，发行虽然公开，但多采用各种掩护手段保证发行的安全。为促进《布尔塞维克》全面反映各地的革命动态和遇到的问题，扩大发行与阅读范围，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增补蔡和森、张太雷、周以栗、任旭、毛泽东、周恩来等21人为编委。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还要出版一批“灰色报刊”，不刊载党的文件，不暴露与党组织的关系，而以“第三种人”的口气说话，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只用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相同。[4]
几乎所有研究论著认为，《布尔塞维克》是当时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议》确定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定位）、任务和隶属关系。本文的结论是，这是一张当时党的临时中央机关报，主要根据是，决议原文把《布尔塞维克》称为“报”，没有说它是理论刊物。究竟是“报”还是“理论刊物”，关键要看它登载的内容。《布尔塞维克》第一期除了发刊词和社论，其余篇幅都以新闻为主，比如《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这篇纪念性文字，介绍了他们同敌人英勇搏斗、慷慨就义的经过，许多细节感人至深，新闻色彩浓厚。《布尔塞维克》登载的对知名革命者的悼文多达几十篇，每期报道一位或几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烈，除了赵世炎、陈延年还有罗敬、施英、萧楚女、向警予、春木、张太雷等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家。从第11期起，专门开辟《我们的死者》栏目，记载那些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的壮烈事迹，号召民众“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前进”。
《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大量文章，都“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认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性和党的斗争策略。第1期《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革命叛徒的写真》《革命的江苏农民》等文，以记述重要事件为主，重现了蒋汪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嘴脸和党领导的军队、农会干部的顽强反抗，深刻反映了革命的挫折、沉痛的历史教训和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2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刊载的重头报道，一桩桩鲜活的新闻叙事令读者震撼。《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印度的五卅运动》《国民党的御用工会与上海工人》《云南社会与政治概况》《东昌的农民暴动及其发展趋势》等11篇报道与新闻分析，对国内外两个阶级的大搏斗进行了深刻描述，赞颂了被压迫阶级取得的暂时胜利。这一期刊载的主要理论文章有三篇，即《中国革命低落吗？》《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续），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发展，而且每篇文章都列举不久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布尔塞维克》上的大量报道与新闻分析，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罪行，让广大群众认识蒋汪的残暴与凶恶。瞿秋白在创刊号的社论《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中指出，国民党和军阀一样“屠杀和压迫工农”，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是一群吴佩孚那样的残忍暴徒。“大多数民众愈加要受压迫，兵士群众枉然的做炮灰……都只是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譺 《布尔塞维克》发表了《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等系列报道，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喉舌，《布尔塞维克》的首要任务是谴责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革命遗嘱的行径，让全国人民认清他们勾结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敬告读者，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激励革命者在血泊中站起来，继续点燃革命的烈火。
以上列举的刊载稿件，大部分带有新闻的性质，称其为党中央机关报符合实际。在52期中，《布尔塞维克》共发表了88篇理论文章，占刊文总数的20.23%，将其定性为理论刊物根据不足。正因为如此，1929年中共中央对它提出进一步充实理论宣传的改进意见：“特别要注意使党的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内容充实起来，使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5]1928年11月，《红旗》和《上海报》创刊后主要承担报道新闻的任务，《布尔塞维克》才逐渐转变为党中央的专门理论性机关报，具体时间大体为1931年1月后。因为1931年1月27日中央特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规定为“中央理论机关报”。[6]
二、《布尔塞维克》吹响农村暴动的号角
从《布尔塞维克》前两卷的大量报道看，蒋介石一叛变，工农群众就立刻投入武装反抗的洪流。1927年4月25日，广东英德县城及小江乡汇集了五六百人的工农武装，攻打国民党县政府，建立北江地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失败后北上参加南昌起義）。这一事件让党内一些同志茅塞顿开——中国革命只有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才能打破反动派的残酷统治。6月13日，毛泽东、蔡和森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武汉接见了逃亡这里的农会干部，听取湖北农民被缴枪、被杀害的申述，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要求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保护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动员农民反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的袭击。此后，身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在汉口一家旅馆对湖南的农会代表说：“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毛泽东的启发下，6月29日湘潭西乡和宁乡农军在沩山宣布起义，同安源工人武装会合后掌握了千余条枪，成为秋收起义的先声。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对陈独秀把“农军”改成国民党的“安抚军合法保存”，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再度提出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7]
《布尔塞维克》和其他地方党报报道数月前发生的这些工农武装暴动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是旧闻，却让共产党人看到革命烈火在燃烧。7月26日，湖北发生了潭洞、鸡麻湖和鱼湾暴动，成立了丰霖乡和鱼湾苏维埃政府。8月初，八一南昌起义后，九江德安县召开数千人群众大会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组成一支30人的农民武装，在永丰、木环垄等地活动，两次打退国民党德安县警备队的进犯。南昌起义和中国工农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国外，共产国际幡然自悔，不再强调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其让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果断纠正和结束了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确定湘、鄂、赣、粤四省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布尔塞维克》刊载了这次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布尔塞维克》多次刊载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罗盘。
《布尔塞维克》从创刊到1929年末，不断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武装暴动”的号召，吹响农村武装斗争的号角，陆续报道了各地农民军抗击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对湘西、鄂中天门与沔阳、鄂东的麻城与黄安、皖北的阜阳和皖西六霍等地千人以上的26次暴动，都作了详细介绍，赞扬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分析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原因，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指引了方向。《布尔塞维克》用大量篇幅肯定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把白色政权包围下生存的红色政权，视为世界革命的范例。1928年《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5期刊载的《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文，记录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创举，描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率领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布尔塞维克》在《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战争的开展》的述评中，评价朱毛红军的胜利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写道：“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的农村斗争，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
《布尔塞维克》报道工农武装暴动的同时，还发表了多篇研究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策略的文章，预测了农村武装割据的胜利前景。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强调，建立工农政权是武装斗争的首要目标，“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9]《布尔塞维克》在《武装暴动的问题》《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两个国内战争》《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等文章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与历史条件，确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三、《布尔塞维克》对“三个战略转折”的宣传
在中国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布尔塞维克》这盏高悬的明灯不断照亮前进道路，多次引导革命者从曲折的困境中走出来。从1927年夏到1932年初，《布尔塞维克》先后宣传了党的路线的三次转折，既有正确的决定，也有沉痛的教训。这“三次转折”的要点是：（1）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报道中国农村暴动的同时，部分内容转向对世界革命形势和苏联成功经验的思考，引导读者摆脱大革命的失败情绪而转向迎接“革命高潮”;（2）由宣传发动农村暴动转向鼓吹夺取大城市，从批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转向推行“左”倾机会主义;（3）宣传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革命方针逐渐转向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
1928年末，《布尔塞维克》开始重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报道，拿出一定篇幅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成就，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1928年12月，《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之最后出路，只有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建设自己的专政。”“十月革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口头上的理想，它已经在世界上七分之一的土地上，建设了自己的国家。”？譼 1929年6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亦非常不普遍，对于反动派诬指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并不能为有力的辩明，甚至许多同志还感觉拥护苏联的口号，有些说不出口。苏联的实际生活，工人农民兵士妇女的状况，经济政治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我们都没有具体地向广大群众介绍。这样严重的缺点，不但使中国革命不能超出狭隘的民族的范围，并且显然不能号召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奸计。”[10]《布尔塞维克》刊载的《苏联十三年建设的成绩》《苏联集体农业运动近况》《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报道和评论，全面介绍了苏联工农业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布尔塞维克》在1929年6月集中宣传了中国农民暴动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布尔塞维克》报道“六大二次会议的宣言”时，配发言论号召中共全体党员带领群众为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中国革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宣言》说：“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处在大革命火山之上了！继续加紧斗争呀！促进这一火山更快的爆发起来，把帝国主义的统治炸毁，使中国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都得到彻底的解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吃人的制度，轰成灰烬，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共产社会！中国革命万岁！共产主义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发生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起始于美国，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大萧条导致各国几千万工人长期失业，动摇了欧美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纳粹党及法西斯借机上台。全世界到处是反抗的呼声，从1926年起英国市民就拿起武器，组织了民间武装;奥地利出现了“黑色维也纳”与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的对抗，成立了名为“还乡团”（Heimwehr）的洋枪队。[11]1922年至1936年英国共产党组织了六次“全国饥饿游行”（National Hunger March 1928-1930年规模最大）;奥地利工人从1929年初开始不断上街游行，终于酿成1934年2月12日—17日的自发性武装起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世界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多次对中国共产党下达命令，立即组织城市工人罢工，在大城市夺取政权。《布尔塞维克》从1928年10月开始大量报道上海、苏州、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斗争，先后发表了《上海邮务罢工的经过与教训》《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海法租界水电厂工人罢工》等报道，对江南造船厂、華商电车公司、上海大生纱厂罢工等连续宣传鼓动。项英写的《一九二九年“五一”以来的工人斗争》一文还列出表格，对上海1929年5月—12月罢工的次数做了统计。？譾 《布尔塞维克》把报道城市工人斗争作为宣传重点，标志党中央由发动农村暴动向鼓动武装夺取大城市的转折。为了表达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尔塞维克》还发表了六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譿 ，高高举起加入世界革命行列的大旗。
《布尔塞维克》的宣传发生这种转折的同时，也开始由农村暴动向鼓吹夺取大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转折。这是一次由革命狂热走向激进失败的转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到了”。“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12]1927年11月，瞿秋白及其临时中央的领导制定了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农总暴动方针，《布尔塞维克》对“两湖暴动”“广州起义”“上海暴动”接连做了报道，特别是对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宣传，还出版了两期《广东报道特刊》。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表了多篇“盲动色彩”浓厚的文章，最典型的一篇是《中国革命低落吗？》，认为“中国革命无疑是在高涨，问题只在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广州起义就失败了。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低潮，夺取大城市的革命战略不可避免地把正在积蓄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的枪弹下，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瞿秋白写的《武装暴动》一文强调，“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讀 1928年7月，《布尔塞维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批判“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字眼，是小资产阶级式原始农民的急躁情绪，崇尚“烧杀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讁 “党在这样盲动的策略之下，又受到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 ？輮 1928年11月1日，李立三掌握《布尔塞维克》领导权，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接替瞿秋白任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开始推行更加激进的“左”倾冒险主义，史称“立三路线”。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即由布哈林总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1928—），“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剧、世界动荡不安、世界革命高涨、苏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观点，开始在《布尔塞维克》上宣传。李立三完全接受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对于这一理论的补充，1930年三四月间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和《红旗》上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论革命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和《怎样夺取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条件》等文章，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强调，“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组织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主要的策略。” 由于《布尔塞维克》《红旗》的编辑成员多是赞成李立三主张的人，发表的文章大都充满“冒险主义”的气息。
瞿秋白、李立三以及他们领导的党报党刊，之所以发生转向“左”倾的错误，第一，是执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形势没有清醒、客观的分析;第二，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统一的特点，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时期不懂得从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容易成功的道理。他们在党报党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一些主张，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没有慎重研究，也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只是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布尔塞维克》宣传内容的第三个转折是，从强调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和对中国革命的操纵，转向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隐晦地回到陈独秀多次坚持的“由中国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张。1922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738个决定，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所谓“陈独秀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责任、对自己文过饰非的产物。[13]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北伐革命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拉菲斯提出，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陈独秀针对拉菲斯的谈话指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陈独秀曾数次向共产国际建议中共要“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要决定夺取武装，不要为罢工而罢工”“要加强对武装暴动的宣传，宣传品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文字要特别显浅”。[14]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多次发来电报或由鲍罗廷等国际代表转达“不要过早地举行起义”，“暂时不进行公开作战，务必千方百计不同上海的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5]维经斯基、鲍罗廷多次要求陈独秀在同国民党合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在组织上实行领导”，“决不要打击蒋介石的意见”，“更远大的全部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16]陈独秀与其他党中央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对国民党步步退让，“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 。这就是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
1927年5月，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内。“武汉国民政府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机关”，“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共产党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17]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突然发来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应开始组建八个或十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此事不得拖延”。随后，共产国际又给在武汉的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武汉领事）发来电报，即“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动员2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18]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5万人的军队，是根本做不到的。谭平山、张国焘等人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也抱怨莫斯科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形势。几天后，国际代表罗易竟然将此电报内容泄露给汪精卫，促使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陈独秀已经束手无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提不出主张。[19]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是敬仰和力图服从的，尽管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到1927年6月下旬，陈独秀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坚定地、公开地提出不同意见，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先前是没有的”。[20]
于是，1927年7月共產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要求陈独秀悔过。陈独秀气愤地回答：“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拒绝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1]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参加六大。他坚决不去，并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同时，斯大林认为，鲍罗廷、罗易“同样不执行共产国际紧急指示”[22]，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和罗易在先前被召回莫斯科的马林、维经斯基之后离开中国，接替者罗明纳兹由于鼓动“左”倾路线，在1927年12月（又一说是11月中旬）也被调回苏联，此后共产国际先后派来的米特凯维奇和米夫，指导中国革命仅有数月和一年左右，由于继续鼓吹“左”的路线不得不被召回。但米夫很重视自己的翻译王明，极力扶持王明成为中共领导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 从此共产国际除了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再没有任命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太上皇”，中国真正转向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的宣传，也完全转向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方式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31年7月28日，《布尔塞维克》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写道：“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革命的转变形式与速度与俄国革命将有许多不同，因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在中国机械地运用。”“农民在各个革命阶段对革命的态度，也就与欧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问题的策略也就不能把列宁对俄国农民的策略机械地来运用。” 1930年后，《布尔塞维克》发表多篇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批判文章，批驳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非马克思主义原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就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与列宁指示的‘不要与资产阶级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完全违反;这就是极可耻的以阶级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该文还对过去宣传罗明纳兹的“不间断”革命论和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批判了机会主义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
在毛泽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若干地区红军所控制的红色区域相继扩大，预示中国革命的这一独特道路将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以及如何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代表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和红军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影响。这两篇重要文献，为瞿秋白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根据。该文发表在1931年的第4卷的《布尔塞维克》上，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路线和策略，坚定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道路。 为此，《布尔塞维克》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发展并完成中国的革命》《目前几个主要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转变的前途和任务》等文章，引导中国革命转到正确的方向。
四、白色恐怖下的《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当时的中央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尹宽评价《布尔塞维克》说：“仅就已出的第一、二两期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布尔塞维克》已经比《向导》好得多。”这种“好”主要体现在“从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实际在政策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地位的态度，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了共产党独立的政治面貌来” ？輵 。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布尔塞維克》的出版和发行更加困难，编辑部也经常改变地点，而且按照共产国际“（出版物）的外表应与通常的货物一样，但内部则有我们的材料”的指示，采取封面伪装的方式送到读者手里。从第2卷第2期起，多次以《少女怀春》《金贵银贱之研究》《平民》《中国古史考》《虹》等书刊的名字做封面，掩人耳目。后来用《中央半月刊》出版了32至34期，第35期改为32开本，用《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印有“小学校高级用”“商务印书馆”字样）刊行。
《布尔塞维克》难以按时定期出版，中间曾几次休刊，并由周刊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直至不定出版，最后于1932年7月1日停刊。
中共六大后不久，李立三成为党内握有实权的四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罗绮园出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为加强宣传工作，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红旗》，交由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罗绮园与李求实筹备出版。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因工作颇有成效，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罗绮园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到1931年1月27日，根据中央的决议，《布尔塞维克》成为“中央理论机关报”。[23]
《红旗》在上海创刊后，由谢觉哉、罗绮园任主编，开始时是周刊（第1-22期），自1929年6月19日出版的第24期起改为周三、周六出版。在白色恐怖下，《红旗》曾化名《快乐之神》《真理》《出版界》《时事周报》《新生活》等名目出版，后来无法公开发行，请上海报社、海光日报社、各地赤色工会、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各分会、上海工联会各分会、各地党组织的支部帮助发行。为了指导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为《红旗》的特约撰述员，《红旗》大量刊载党的正式文件，新闻的鼓动性与时效性十分欠缺。
此后，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报》于1929年4月17日发行，最初叫《白话日报》，主要编辑有李求实、谢觉哉、李炳忠、陈为人、吴永康、萧洪升等人。出版不久，遭到当局查禁，没有印刷商敢承接印制，不得不改名《上海报》另觅地方出版。然而不到两周《上海报》又被查禁，印刷厂被封，老板被捕。《上海报》不断变换名称发行，至1929年11月12日才恢复了《上海报》的原名。《上海报》的报馆门旁公开挂出报社牌子，交报贩公开出售，在1929年纪念“五卅”活动中创下5小时售出8000份的纪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动警察逮捕报贩、没收报纸，采访部、发行部一再被查抄，经理和主笔被通缉，不得不又一次转入地下。《上海报》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直接发展工人通讯员，在工厂组织发行网，报道内容迅速反映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及时揭露工贼、改组派、取消派的欺骗性宣传及黄色工会的阴谋，对当时的上海工人运动具有指导作用。
1930年8月15日，党中央把《红旗》和《上海报》合并，在上海创办了《红旗日报》，报头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字样。1931年2月14日，《红旗日报》从第162期到第182期，又在报头下标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主编先后为潘文育、王稼祥，潘汉年为采访部主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全面负责对该报的领导。《红旗日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刊登小说和美术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不到一个月即达1.2万多份。上海海员工会曾接到美国纽约的文利索拉号和英国兵船号工会来信，要求代订《红旗日报》六七十份。根据读者要求，《红旗日报》还出版了副刊《实话》。1930年9月30日，《红旗日报》在第44期发表了《红旗日报宣言》称：“我们揭起了中国苏维埃的旗帜，号召了全国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战争的革命运动，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中之一切政纲与主张，发布了中国广大群众在目前时局中的斗争要求与战略，鼓励了全中国之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阶级斗争。” 该篇宣言一登出，外国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组成了搜查队，逮捕该报的发行人员四五十人，多次封闭承印厂，唆使包探和流氓破坏该报的印刷。1930年9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工人起来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工人阶级的出版物，并为《红旗日报》募捐。当时上海几乎每个工厂、每个赤色工会都建立了该报的代派处和通讯员。铁路工人、海员工人、邮政工人、纺织工人都主动帮助《红旗日报》发行，各校青年学生和各商店店员也帮助推销《红旗日报》。后因印刷所连续遭到破坏，已无法正常出版。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抵达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成为临时政治局主要成员。他根据《红旗日报》面临的困境，3月9日将其改名为《红旗周报》，恢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字样。为保证《红旗周报》按期出版，在上海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1180号设立了专门的秘密印刷所。这幢临街的三层楼房的三楼是印刷车间，安放着排字架和圆盘印刷机，地板和墙壁都以棉毯等物隔音。每次印完《红旗周报》，均以一楼烟杂店送货的名义传递到有关联络点。《红旗周报》第1至9期以报纸形式出版，从第10期起以书的形式伪装封面掩护发行，先后使用过《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等16种假封面。从第59期起又改为《红旗》半月刊。1933年1月，张闻天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紅旗》半月刊在1934年3月1日停刊，共出版64期。
此外，1928年10月12日在西安创办了《西北红旗》日报，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1929年2月—1933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英租界创办《北方红旗》，共出版72期;1930—1931年在湘鄂西苏区首府瞿家湾，创办了湘鄂西《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红色军人》等红色报刊20余种;1930年9月15日在沈阳创办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旬刊，1932年在哈尔滨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整个“红旗”系列报纸的内容同《布尔塞维克》上的新闻和理论文章一样，坚持报道农民暴动、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中央苏区三次打破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围剿，鼓舞全国工农群众以各种方式向反动派斗争。“红旗”系列同样报道了各地革命志士的被捕和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发表了多篇哀悼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反抗的滔天罪行。
1929年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查毁共党假名刊物》的密令与《中央查禁反动刊物名册》（附有《共产党反动刊物化名表》，残酷迫害《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印刷商、卖报人和读者。《上海报》先后有10名送报人和特派员被捕，其中有的被判8年重刑。国民党反动派除了驱使特务捣毁报馆和印刷所，还残暴地杀害知名的编辑记者。1928年4月《布尔塞维克》编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在上海杀害，1931年2月《上海报》主编李求实被杀，不久《向导》的主编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4月29日《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也在上海被杀，1935年6月《布尔塞维克》主编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长汀。《布尔塞维克》《红旗》等系列报刊虽然公开发行，但在广大读者的掩护与支持下，发行方式不断变换，编辑部行踪严格保密，才没有使更多的编辑人员被捕、被杀害。上述早期中共领导人和报刊工作者的牺牲，多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些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注 释：
①据《向忠发和苏兆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5日）提供的数据，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被杀害的工人、农民和党员达25万人，其中党员2.6万人，一些党员脱党、叛变，近6万人的党组织顷刻锐减到1万多人。
②《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③《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④《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⑤《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⑥《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一九三○年五月。
⑦《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⑧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⑨《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⑩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续）》，《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一九三○年五月。
同注释 。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这等于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义务。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輵 尹宽：《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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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