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年里，他和两位（有时是三位）朋友共同分摊他在纽约切尔西社区的公寓租金。但今年6月，他将迎来一位特殊的新室友：自己78岁的母亲丽贝卡·达尼格利斯（Rebecca Danigelis）。
　　“我们俩谁也没料到会遇到这种情况。”自由制片人瑞吉斯说。他的母亲当了40多年的酒店客房清洁工，最后升到了管理岗位。但是3年前她的职位突然被裁掉了。
　　从那以后，她就靠微薄的退休金和所有她能找到的兼职清洁工作过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她再次失业，而这个5月底，她在波士顿的保障性住房租约又即将到期。她付不起房租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做得更好，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做来避免这种情况。”瑞吉斯说，“她工作时间很长，从不请病假，工作之余靠打扫房间来赚外快，也没有任何不良习惯。”
　　35岁的希恩-皮埃尔瑞吉斯和他78岁的母亲丽贝卡·达尼格利斯在曼哈顿逛商店。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还是很难攒下钱。“当她失业時，她只有600美元存款。”他说，“她无依无靠。”
　　除了儿子，她什么都没有。这使得瑞吉斯成为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中的一员——他们在经济上供养父母，一些时候还为他们提供住处。父母搬去和成年子女同住的现象被称为“反向回巢效应”，而这种现象正在增多。
　　皮尤研究中心对人口数据的分析显示，2017年，住在别人家里的成年人中，有14%是户主的父母，高于1995年的7%。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但又无力养活自己，这一比例将会急剧增长。
　　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更直白地指出，如今一半的劳动者在退休后将没有足够的储蓄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到2030年，将有1/5的美国人年龄超过65岁（2017年为1/7），“届时他们能获得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数量将严重短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随着这种至少两代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现象增多，多代同堂家庭的数量开始复苏。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分析显示，在1980年跌至最低点之后，目前美国多代同堂的家庭的数量已经接近1950年的峰值，2016年达到了美国总人口的20%。
　　虽然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中年父母同住的20多岁的年轻人推动的，但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与1990年代相比，近年来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理财规划师乔治亚·李·赫西（Georgia Lee Hussey）表示，美国年轻人应该认真对待这一趋势。“我的大多数客户在制定理财计划时需要考虑到至少一位父母的需求。”她表示，“但棘手的是，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国白人文化中，60岁以上的人在谈论自己的财务状况时往往会感到不自在，也羞于向孩子求助。”
　　不要低估否认的力量。现在，许多美国人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却仍然没有足够的储蓄实现退休。
　　对于45岁的房产经纪人杜尔西尼娅·迈尔斯-纽科姆（Dulcinea Myers-Newcomb）来说，当她80岁的父亲来波特兰看望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没有离开时，她才意识到这一点。“父亲说，‘所以，我不是真的只是来看看你们，我从现在开始就住这了。’”她说，“我知道我父亲从来没有为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做过打算，但我和丈夫都没有准备好让他这么快就搬进来。”
　　为了给父亲腾地方，迈尔斯-纽科姆在她家的小后院里搭建了一套附属住屋——建在独立屋地块上的附属公寓。但11万美元的价格让这个家庭财务吃紧。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她和丈夫已经在偿还长期学生贷款和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攒钱之间奔命。他们申请了房屋净值信贷来支付这笔费用，她的父亲每月承担不到1000美元来帮助支付账单。
　　“我希望未来我的孩子们不必为我做这些，但让孩子们看到我们在照顾老人，这是件好事。”迈尔斯-纽科姆说，“在工作时我也越来越多地见到了这一幕：与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人正在照料他们的父母。”
　　对于其他一些家庭来说，这个话题从来都不是禁忌。
　　34岁的阿西娜·瓦伦丁·伦特（Athena Valentine Lent）是菲尼克斯一家非营利机构的项目经理。“我是拉丁裔，在我们的文化中，多代同堂是很正常的。”她说，“我一直都知道父亲未来会与我一起生活，我努力工作来为此做准备，但这仍然很难。”
　　她的父亲只有53岁，但她预计，以父亲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来看，他将在未来5年内住进她家。
　　“我有一个‘父亲基金’，我每个月投几百美元进去。”她说，“这影响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决定。如果我和我的伴侣决定买房，房子必须要大到足以让父亲和我们一起住。”
　　“有太多地方需要考虑，尤其是我还想在未来几年内有自己的孩子。”她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