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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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增杰
  谢增杰,1973年生于广东。2014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现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专职画家、中国画创作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二级美术师、中国画美术馆副馆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青年联合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出版个人作品集《道心惟微——谢增杰中国画作品集》《谢增杰艺术集花乌编》《师古国今:中国画名家档案·谢增杰卷》《当代艺术名家-谢增杰》《走近画家谢增杰》等。
  受荣宝斋(天津)邀请,我参加了画家谢增杰先生在呼和浩特画展的开幕式。其实,我关注谢增杰作品有一段时间了,经常能受到一些启发,但系统地看其原作,还是第一次。看完以后,我感觉很震撼!
  在著名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中,那些评委,如那英、刘欢、哈林等评价选秀歌手常用一句话“听他唱歌,浑身起鸡皮疙瘩”,来表明这首歌对听众的震撼力,尤其是对听众心灵的打动。看了谢增杰的画作,我似乎也有一种身上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其实,谢增杰绘画的意义,已经超越其自身范畴而具有一定的社會意义,可以称之为“谢增杰现象”。这个现象包括了三层内涵:第一,在当前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大写意作品?为什么“大写意”这个画种依旧散发出对普通观众的迷人魅力?第二,不断有人说中国的水墨画路越走越窄,或创新之路都被前人走尽了,在这种背景下,谢增杰为什么能杀开一条血路而走向成功?这带来什么启发?第三,有人说,画大写意者,尤其是画大写意花鸟者,均须“大器晚成”,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萧龙士、尤无曲等,前辈大师无不如此。而那些早逝的画家,如陈师曾、陈子庄、周思聪、李老十、朱新建等,总是让人扼腕叹息。那么,大写意究竟能否早成?刚入中年的谢增杰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这些问题都不仅仅是关乎谢增杰一个人艺术成就的问题,而且关乎艺术学上某一类现象或疑问的答案。但答案的寻求,又必须系统地解读谢增杰个案,必须了解其艺术特征的形成与学习取法的关系。
  下面不妨用几个字来概括对谢增杰作品的印象。
  第一个字是“大”。
  谢增杰的画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大格局” “大气象”“大写意”“大笔墨”。总之,评价他的画,离不开一个“大”字,大气是他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大笔墨,无论山水还是花鸟。
  众所周知,在近年的全国美展中,制作手段流行,很多入选画作,都系工笔或小写意作品,缺乏大写意手段。更有甚者,竟有画家将人物摄影照片用投影仪打在墙上的宣纸上,然后用工细笔触勾勒、皴擦,并经过多次渲染,精工细磨之下成就“巨构”。这至少造成了两个不良后果:第一,靡靡之音盛行,缺乏阳刚之气,本来这种风格是绘画的一种面貌,却成为主导当下中国画发展的风向标;第二,表面上的“宏幅巨制”,实则缺乏画家的独立人格,造成“干画一面”,感觉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画家的自我面貌不明显,这与艺术创新的发展规律完全相悖。
  谢增杰的画,扛起“大写意”的大旗,无异于一股狂风,正是纠正当前靡靡之音的良方,是矫正时弊、在美展中刮起“大写意”旋风的催化剂。其实,靡靡之音不只在绘画上存在,在社会上也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9月, “开学第一课”曾引发社会的广泛争议,就是因为一些演员非男非女的面貌特征。那些男性演员,被称为“娘炮”,没有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气魄,反而是充满了靡靡之音的气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审美观的形成都会产生不良影响。社会如此,绘画亦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大写意作品,因为社会需要阳刚正气。
  谢增杰的“大笔墨”,表面特征是“大”,其背后支撑则是扎实的笔墨基础。北宋韩拙曾说: “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山水悉从笔墨而成。”笔墨是中国画的根基所在,没有笔墨的“大”画面则徒有其表,是假大空。绘画的大气象必须有雄厚的笔墨支撑。谢增杰精通书法,他将书法用笔广泛应用于绘画,尤其是他在大篆用笔的基础上加以散锋改造,成为他画中常见的一种“线质”。这些都有利于确立其绘画作品的“骨法用笔”特征。读他的画似乎看到他正娓娓道来,缓缓写来,从容不迫。因此,他巧妙地化解了“大气象”与笔墨形质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
  在见到谢增杰以前,很难想象得出,一个南方人,笔下呈现出的是如此雄强的笔墨和勃发的精神状态!见到他以后,感觉其为人和其作品可以画上等号。因为他性格豪爽而不失细腻,待人诚恳而有独立人格。他虽然是岭南人,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北方汉子,他的画是铮铮铁骨的大笔墨。壮哉,老谢!
  第二个字是“正”。
  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中国画经历了各种尝试、试验和创新之路。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一味仿古者,有推行西画基础教育先行者,有中西杂交试验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有坚守笔墨传统以立民族脊梁者,有推崇形式美而认为笔墨为零者。这些争论和尝试见证了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艰难历程,但客观上扰乱了中国画的治学思想。针对这一问题,新世纪有人提出“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等思想,以期重新树立中国画发展的精神旗帜。在这种背景下,谢增杰的水墨画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他的山水画,远追弘仁,近续赖少其,中接黄宾虹。他应该是从同为岭南人的赖少其那里受到启发,巧妙地借鉴了弘仁的“强骨线而少皴法”的山水画形式,并用大写意笔墨改造这一形式。我认为这种尝试至少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改弘仁的冷寂为激越,更加符合新时代的特征和审美标准,解决了其山水画体现时代性的问题;第二,用强骨线而少皴法的创作思路,加之他一以贯之的大写意笔墨的肆意豪放,确立了自家的山水面貌。另外,他借鉴和大量实践黄宾虹的墨法,加上对宿墨、宿色的强化运用,弥补了其画作山体少皴法的内容虚空缺憾,使山体皴法虽少而更加耐看,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笔墨语言。学黄宾虹,而不见黄宾虹的面貌痕迹,可以说,他深得黄宾虹画学之三昧。
  他的花乌画,我认为他引入了黄宾虹花乌画中强化以线造型的方法,借鉴了陈子庄用笔的轻松和造型的率意,仍然是强化对宿墨、宿色的使用。他还借鉴清代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大写意传统,把临写《散氏盘》的用笔心得及时用到绘画中,在其花卉长线条的挥写中加入了一些动作,增强了线条的复杂性。另外,他很早就关注和看好当代花乌画家崔兆礼,崔的大写意花乌自具面貌,喜欢用大笔触和简单的笔墨造型,善于在宿墨和宿色的交织中营造花乌形象和幽远的意境。谢增杰活用了崔氏的“低色阶”色彩处理办法,把宿墨、宿色的作用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大范围应用,初步确立了自身的色彩体系。一个画家形成自身的色彩体系十分重要,潘天寿说: “色凭目显,无目即无色也。色为目赏,不为目赏,亦无色也。不为吾人眼目所着意者,亦无色。”最后一句话,至为重要。一个画家的作品,如何为众人的眼目所赏,所着意?那就必须形成独具特色的色彩体系。谢增杰作品的色彩体系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深刻之处不在其色彩的艳丽,而在其色彩的浑厚和朴实无华。另外,在崔兆礼的基础上,他又强化了对长线条的应用,以及线条与宿墨多元层次之间的构成关系。能够看得出,他对“线质”更加强调。这也是他区别于崔兆礼的地方,是他的聪明之处。当然,在绘画线条“线质”的效果上以及通过笔法、墨法表达物象的手法上,他应该也借鉴了他的同乡画家谢天赐先生的一些手法。尽管某些方面还处于探索中,他的花鸟画整体画面给人大气轻松的感觉,已经面貌自立。   因此,谢增杰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乌画,都秉承了文人画大写意脉络,他有效地接续了弘仁、黄宾虹、陈子庄的绘画传统,走的是“逸格”的一路。美哉,老谢!
  第三个字是“清”。
  谢增杰的绘画里包含了多种辩证法。方与圆,留与流,静与动,冷与暖,粗放与严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浊与清”。一般而言,宿墨、宿色易脏而不易净,易浊而不易清。但谢增杰轻松地化解了这一问题,画面表面“拙”实则“巧”,表面“浊”实则“清”,表面“感性”实则不乏“理性”的思考。但“清”又不是表面的“明净”。因此黄宾虹说: “浑厚华滋,宋元名迹,无不于斯致力。若以明净为工,即浅易耳。”他又说: “冲淡深沉,为元人设色之妙,唯深沉最为不易。”可见,“清” “淡”都不是表面的清与淡,都有复杂的辩证法支撑,这样“清”和“淡”才有深刻内涵。
  凡是中国大写意画家,必于用水上有独到的心得,方谈得上是“方家”,否则定还未人大写意门径。谢增杰无疑在用水上十分考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是水墨画家中善于用水者。也正因为他擅长用水,才更加彰显了其画面“清”的特点。谢增杰的用水方法是和宿墨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画葫芦、南瓜之类的瓜果,以线勾其外形,而内部着以淡宿墨,或局部渲染,或以大小不同的点进行点厾,这些点都洇出了水晕,幻化出一种“清气”,使画面具有独特的韵味。我很喜欢他画的墨荷,在大笔触下,墨分五彩,既豪放,又耐看,可谓“清气”满池塘。最关键的是,让人忘记了他不着颜色这一事实,也许观者压根就没想到他没有使用颜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水墨画的高明之处。
  谢增杰画面的“清”,伴随着他对画面“拙”与“重”的处理。这些本来属于相互矛盾的范畴,但高明的中国画家却可以把它们统一和协调起来,为我所用。社会上有很多人,为人过于精明、算计,让人厌烦,但这是小聪明,不是真聪明:真正的聪明者,必大智若愚,表面拙笨,而内心清澄。画画也是一样。谢增杰的画,常常表现出“拙”的特征,但他不是笨,而是真聪明,他的画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他的画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读者读画的时间并不短,因为画里有丰富的内容需要细品。他用线条去支撑和活化块面,又用各种点来丰富线条和块面结构。他用宿色凸显了用色的清雅,用宿墨彰显了用墨的内涵。他的重墨乌黑透亮,淡墨清而不轻。观他的画,如饮醇酿,酒不醉人人自醉;读他的画,如对清泉,一股清流,汨汨而出。真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妙哉,老谢!
  第四个字是“奇”。
  董其昌说: “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本来画与山水并非一回事,将二者如此相比似乎令人费解。但细思之,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人眼里,绘画的笔墨是山水审美要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的山水审美文化包括了绘画这一表现形式。山水之境,妙在“奇”。山水画,用毛笔工具实现, “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故山水画除了体现笔墨文化以外,应重塑自然山水之“奇境”,方为上品。
  当然, “奇”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构图之“奇”。在构图上,要有求“奇”的意识,但又不是一味求“奇”,要处理好“奇”与“正”的关系。孙过庭在《书谱》中说: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虽然讲的是书法字体结构规律,实际上也道出了绘画章法构成的规律。尽管绘画不一定完全对应于上述三个阶段,但无疑绘画构图的“奇”和“正”也存在着辩证法上的关系。绘画构图,既不可一味求“正”,也不可一味求“奇”,要“奇”中有“正”, “正”中求“奇”。李可染对此有他的看法。他提出: “绘画构图上的‘奇’与‘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构图要极尽变化,又要求稳定。只‘奇’不‘正’,就有不稳定的感觉。正中见奇,奇中见正,矛盾中求统一。顶好的构图要‘得奇反正’。”可谓金玉良言。细观谢正杰的构图,他显然深谙此道,尤其是他的山水画,山石周崚憎,树林葱郁,云泉流动,屋舍静美,无不统一于“奇正相生”的多样化构图中。可以说,构图之“奇”,有助于表达其山水境况之“奇”和意境之“美”,并且成为他山水画的一个有效表现方法。
  我看谢增杰的画,山水有奇境,花乌得奇姿,造境之“奇”与笔墨之“雄”相伴相生。当然,放大发挥宿墨、宿色的作用,强化少皴多线的山水图式,都是他出奇制胜的有效手段。而长期外出写生,搜尽奇峰打草稿,将野外写生有效地向创作实践转化,是他山水能“奇”的基础。可以说,画脉之正,造境之奇,笔墨之雄,是他绘画的典型特点。奇哉,老谢!
  陈传席教授说,人有秀骨,书画方佳。苏东坡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认为,画能豪放,又不失法度,还有新意,若人无秀骨,断难达如此境界。我看谢增杰不仅有秀骨,还有智慧。书画一道,天分在先。若无智慧,断难成就。谢增杰处于京津绘画高手林立之地,能自立面目而卓然成家,影响日盛,他一定有不一般的智慧。通过在呼和浩特画展期间的短暂接触,我发现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很多朋友尤其是企业家朋友从广东赶来给他捧场,就是其情商高的例证。智商情商兼具,他不成功,似乎天理不容。
  回应前文所提出的问题,大写意究竟能否早成?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看人。对于谢增杰这样的智者,中年可成不在话下。对于不具备这种智慧者,画到老年,又有何益哉?而在中国画的创新之路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谢增杰能杀开一条血路,这不是偶然的,仍然归结于他的高智商,不服不行。当然,谢增杰的画也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个70后画家,他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对他的建议是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书”与“画”的关系,增强画面题款形式的丰富性,花卉的用笔可适当增加一些细腻成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增杰的绘画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好谢增杰,未来的大家之象!
  約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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