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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迄今已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出版，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她的小说更是享誉世界，屡屡斩获国际文学奖。目前，她的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在家里排行老二。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受政府雇佣，运营着一个森林昆虫研究站，也因此，阿特伍德从小就跟着家人生活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北部的荒原上。这片原野进驻到她小小的心灵中，让5岁的她头脑里常常被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占据。父亲鼓励她将这些想象写下来，7岁的时候，阿特伍德便以一只蚂蚁为主角，写下了一篇小说。
1955年的一天，阿特伍德像往常一样，一边在脑海里秘密地构思着诗句，一边步行回家。穿过足球场时，一只足球打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意识到疼痛，相反，她的脑海里蹦出了一句诗。这种美妙的感觉让阿特伍德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
在那个年代的加拿大，一个年轻人是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的，阿特伍德一边打着各种零工，一边笔耕不辍。21岁时，她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一共印制了200本，每本定价50美分。当时谁也没有想过，这部小小的诗集在几十年后会成为各大书展上被竞相收藏的高价抢手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阿特伍德得到了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在学校里她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于1966年出版了诗集《圆圈游戏》，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这是加拿大的最高文学奖项。
有意思的是，要出席颁奖礼时，阿特伍德才发现自己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幸得一位好友借给她一条裙子，又陪着她去买了双鞋，她才勉强有了身出席颁奖礼的合适衣服。
28岁时，阿特伍德在哈佛与美国作家吉姆·波尔克相爱。婚后，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她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多所高校执教。1969年，阿特伍德出版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这部作品以食欲为契，讲述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一名年轻女性的异化过程。小说推出后大受读者欢迎，也让阿特伍德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浮现》和《生存》相继出版，阿特伍德的作品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扬。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敌意和嫉妒。有人批评：阿特伍德的作品有失偏颇，包含着浓烈的女权主义倾向。“不是我创造了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创造了我。”对此，她答复，自己所有的小说从未刻意描写政治或宣扬女权。虽然她承认，对于女权主义她“抱有同情”。
写作获得认可后，阿特伍德辞去了工作，决心做一名全职作家。聪敏加上无可比拟的勤奋，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特伍德已然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
此时她的生活和写作都有了改变，加拿大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成为阿特伍德的第二任丈夫。1980年，阿特伍德到西印度群岛旅行。途中，一个当地人偶然讲的故事彻底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她由此写下小说《肉体伤害》。
十多年后，阿特伍德正在苏黎世参加《肉体伤害》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某一天，她望着酒店的窗口，莫名觉得自己正被一个人窥视着，她的内心当即有种不安。这种窥视和被窥视的关系触动了她，于是她用酒店的信纸完成了《别名格蕾丝》的最初构思。这本书以加拿大极为有名的一桩刑事案件为原型，乍看充满现实主义叙事风格，随着情节的推进，笔法自然翻转，最终人们发现，对于阿特伍德的作品，实在很难以某种单纯的风格下定论。
凭借三部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别名格雷斯》，阿特伍德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却都遗憾地与大奖失之交臂，直到第十部小说《盲刺客》面世，她才终于摘得这项文学奖的桂冠。布克奖这样评价：《盲刺客》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有戏剧性。书中的情感纠葛描写丰富多彩，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写出了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
有人说：她是一个谜，就像她的作品那样。如今阿特伍德已经80岁，但她却似乎一直热衷于带有孩子气的生活乐趣。
阿特伍德和吉布森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时，给自己房子的地下室取名为“阿特伍德公司”，还煞有介事地挂了个牌子，写着“O.W.Toad”有限公司。“O.W.Toad”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就是将“Atwood”（阿特伍德）几个字母打乱后重新进行了排列。她很喜欢这种小把戏，每次看到邮递员先生一头雾水地询问：请问这里是托德先生的家吗？阿特伍德都会顽皮地回答：“不是，不是。”
每天早上，阿特伍德都要出門散步。她会拉着一辆标志性的小推车在家附近绕圈——这是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小小“旅行”。 阿特伍德经常在半路停下来，跟邻居聊聊家长里短。她还非常爱看手相，会拉着别人的手认真地说：“你的子女很孝顺你，你的金钱运比较好，再有你晚年比较幸福，但你比较固执，这点和我有点像。哈哈！”
阿特伍德的小推车里总是塞满了书。它们被阿特伍德推着，送到附近的图书馆里一一捐掉。这些书是她的宝藏，也像她写给世界的邀请函，更是她送给每一个渴望阅读的人的礼物。
虽然阿特伍德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不过近年来她又一次名声大噪却是因为一部早期作品——《使女的故事》。这本书被改编成系列剧后迅速走红，被誉为年度大剧。无论是寂寂无名，还是享誉世界时，阿特伍德始终专注地游走在纸张世界，在字里行间收获内心的平静。她说过：“我们不是夹在纸缝间生存的人，我们活在每页纸的黑白之间，文字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存在于万千故事中。”
实习编辑 王晨冰
[email protected]
荒原上点亮文学梦
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在家里排行老二。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受政府雇佣，运营着一个森林昆虫研究站，也因此，阿特伍德从小就跟着家人生活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北部的荒原上。这片原野进驻到她小小的心灵中，让5岁的她头脑里常常被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占据。父亲鼓励她将这些想象写下来，7岁的时候，阿特伍德便以一只蚂蚁为主角，写下了一篇小说。
1955年的一天，阿特伍德像往常一样，一边在脑海里秘密地构思着诗句，一边步行回家。穿过足球场时，一只足球打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意识到疼痛，相反，她的脑海里蹦出了一句诗。这种美妙的感觉让阿特伍德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
在那个年代的加拿大，一个年轻人是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的，阿特伍德一边打着各种零工，一边笔耕不辍。21岁时，她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一共印制了200本，每本定价50美分。当时谁也没有想过，这部小小的诗集在几十年后会成为各大书展上被竞相收藏的高价抢手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阿特伍德得到了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在学校里她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于1966年出版了诗集《圆圈游戏》，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这是加拿大的最高文学奖项。
有意思的是，要出席颁奖礼时，阿特伍德才发现自己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幸得一位好友借给她一条裙子，又陪着她去买了双鞋，她才勉强有了身出席颁奖礼的合适衣服。
成为最优秀的女作家
28岁时，阿特伍德在哈佛与美国作家吉姆·波尔克相爱。婚后，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她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多所高校执教。1969年，阿特伍德出版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这部作品以食欲为契，讲述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一名年轻女性的异化过程。小说推出后大受读者欢迎，也让阿特伍德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浮现》和《生存》相继出版，阿特伍德的作品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扬。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敌意和嫉妒。有人批评：阿特伍德的作品有失偏颇，包含着浓烈的女权主义倾向。“不是我创造了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创造了我。”对此，她答复，自己所有的小说从未刻意描写政治或宣扬女权。虽然她承认，对于女权主义她“抱有同情”。
写作获得认可后，阿特伍德辞去了工作，决心做一名全职作家。聪敏加上无可比拟的勤奋，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特伍德已然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
此时她的生活和写作都有了改变，加拿大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成为阿特伍德的第二任丈夫。1980年，阿特伍德到西印度群岛旅行。途中，一个当地人偶然讲的故事彻底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她由此写下小说《肉体伤害》。
十多年后，阿特伍德正在苏黎世参加《肉体伤害》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某一天，她望着酒店的窗口，莫名觉得自己正被一个人窥视着，她的内心当即有种不安。这种窥视和被窥视的关系触动了她，于是她用酒店的信纸完成了《别名格蕾丝》的最初构思。这本书以加拿大极为有名的一桩刑事案件为原型，乍看充满现实主义叙事风格，随着情节的推进，笔法自然翻转，最终人们发现，对于阿特伍德的作品，实在很难以某种单纯的风格下定论。
凭借三部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别名格雷斯》，阿特伍德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却都遗憾地与大奖失之交臂，直到第十部小说《盲刺客》面世，她才终于摘得这项文学奖的桂冠。布克奖这样评价：《盲刺客》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有戏剧性。书中的情感纠葛描写丰富多彩，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写出了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
永保孩子般的天真趣味
有人说：她是一个谜，就像她的作品那样。如今阿特伍德已经80岁，但她却似乎一直热衷于带有孩子气的生活乐趣。
阿特伍德和吉布森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时，给自己房子的地下室取名为“阿特伍德公司”，还煞有介事地挂了个牌子，写着“O.W.Toad”有限公司。“O.W.Toad”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就是将“Atwood”（阿特伍德）几个字母打乱后重新进行了排列。她很喜欢这种小把戏，每次看到邮递员先生一头雾水地询问：请问这里是托德先生的家吗？阿特伍德都会顽皮地回答：“不是，不是。”
每天早上，阿特伍德都要出門散步。她会拉着一辆标志性的小推车在家附近绕圈——这是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小小“旅行”。 阿特伍德经常在半路停下来，跟邻居聊聊家长里短。她还非常爱看手相，会拉着别人的手认真地说：“你的子女很孝顺你，你的金钱运比较好，再有你晚年比较幸福，但你比较固执，这点和我有点像。哈哈！”
阿特伍德的小推车里总是塞满了书。它们被阿特伍德推着，送到附近的图书馆里一一捐掉。这些书是她的宝藏，也像她写给世界的邀请函，更是她送给每一个渴望阅读的人的礼物。
虽然阿特伍德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不过近年来她又一次名声大噪却是因为一部早期作品——《使女的故事》。这本书被改编成系列剧后迅速走红，被誉为年度大剧。无论是寂寂无名，还是享誉世界时，阿特伍德始终专注地游走在纸张世界，在字里行间收获内心的平静。她说过：“我们不是夹在纸缝间生存的人，我们活在每页纸的黑白之间，文字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存在于万千故事中。”
实习编辑 王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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