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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进贾府》中贾母向黛玉介绍王熙凤时说：“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一个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几个称呼便把王熙凤的性格、作风、才干及在贾府的特殊地位揭示出来了，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这种对同一对象，从不同角度给以不同的称呼的手法，就是“异称”法。
一、“异称”的功能
（一）借助异称塑造形象。阿Q宣布投降革命党后，赵太爷以巴结的口吻称他“老Q”，且连呼两声，赵白眼也跟着叫他“阿Q哥”。一向不把阿Q放在眼里的赵太爷们，忽而都对阿Q“尊重”起来，深刻地表现出他们对革命紧张害怕的心理，鲜明地反映出他们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鲁迅先生在这里没有借助情节，只用几个称呼来反映人物的心理，足见手法之高明、异称之重要。
（二）借助异称表达好恶之情。提起杜甫，人们记得他字子美；提起秋瑾，人们自会想起“鉴湖女侠”。但是人们提到赵高、秦桧、袁世凯、汪精卫，恐怕就不知道他们的字号了，其实他们并非没有字号，只是人们不去用，不想用。在老百姓的心中，忠奸贤愚、泾渭分明。
（三）借助异称显示人物关系。《故乡》中“我”和润土本是无忌的童年朋友，向以兄弟相称。而几十年后“我”返乡时，润土却称“我”为“老爷”，神情也分外严肃，显示出等级之差带来的由亲变疏的现实。《一面》中的“我”始称鲁迅为“先生”，熟悉之后称之为“同志”、“朋友”、“师傅”，次第分明地表现出两人关系由生疏到亲近的发展过程。
二、“异称”的文化背景
“异称”，它既反映出文化内涵的历史性积淀，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古人有名、有字、有号，只就号而言，就有自号、他人封号、赐号、谥号等。古人称呼人可以直称姓名，可以称字称号，还可以称其官职、籍贯等等。同是陶渊明，在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的思想情感状态下，就会有不同的称谓：陶潜、陶渊明、陶令、陶彭泽、陶公、五柳先生、靖节先生等等。如果是其子女，又可称呼为家严、家尊；如果陶渊明故世，则又要尊之为“先君”、“先考”了。那么，如此多的称呼烦不烦?这实在是个问题，“异称”现象的产生及发展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异称现象源于等级森严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从来就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种要求在称呼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皇帝只能称为“圣上”、“陛下”、“万岁”，黎民百姓则可指名道姓。文人雅士读了几卷诗书，自觉与众不同，起出许多雅字、雅号，让人称用以示自己身份的高贵。人们在称呼自己尊敬的人时就称字、称号，而在自称时则直呼己名以示谦虚。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异称出现了新的发展情况。已经死去了的称呼，像“小姐”“先生”“女士”“太太”等迅速回潮，颇受人们的青睐；随着新兴行业的出现，新的称呼也应运而生，诸如“空姐”“巴嫂”“的哥”等已广为接受，“大腕”“大款”也成了常见称呼。这些鲜明地反映出新时期人们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个性的思想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由此，我们认为异称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历史的内涵，绝不是随意指称的散漫行为。而且异称的存在，丰富了语言、方便了交际，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其次，异称表现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历代统治者都给那些有贡献、有名望的人以封谥，以嘉其所为、树立榜样，集中反映了儒家用世思想。于是“忠”、“烈”、“威”、“文”、“肃”等词被广泛使用，人们在称呼欧阳文忠公、史忠烈公、王忠肃公、范文正公等时，就表现出对这种封谥的认同、对传统思想的接受和维护，表现出人们向往真、善、美的忠君报国思想和价值取向。
当然，封谥是统治阶级装饰门面、笼络人心的手段。封建社会更多的是黑暗、腐败，一些忧时伤世的士人怀抱救人济世的志向却不被重用，甚至惨遭迫害。于是他们为了表示不与世同污的个性，常自号以示节。“青莲居士”“白石道人”“醉翁”等无不表现出一种弃世思想、反叛精神和孤高傲世的脱俗气节。大众用这类称呼来称他们也是不满现实、鼓励抗争的思想表现。
人们这种感情还表现在对自己喜爱的人进行的私谥上。像以“靖节”私谥陶渊明。据说解放前清华学子曾私谥闻一多为“文正”、朱自清为“文敏”，也算一时佳话。用称谓表达情感倾向，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像称呼郭沫若、茅盾、巴金这些文坛巨匠时，人们喜欢呼曰郭老、茅翁、巴公。
此外，还有一种异称现象值得研究，就是“先生”、“同志”之类称呼的错位使用。人们对有名望、有影响的女性称之为“先生”。比如称冰心为先生，称杨绛、宋庆龄为先生等等，这类称呼法，看似给人肃然起敬之感，实际上是不规范的。
过去很长的时期，我们习惯于将党员、人民群众称为“同志”，某人一旦不再被称为“同志”，就表明此人已非我族类。“同志”这个称呼成了阶级阵营分野的标志，成了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签。丰富多彩的异称被高度简化，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语被严重异化，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例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不断地变换称呼，“白求恩”、“白求恩医生”、“白求恩同志”，从不同方面给他定位，把这位原本非我族类的国际友人也纳入了“同志”的范畴。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被当作封、资、修扫进垃圾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司徒雷登大使为“先生”，充分表现了人民对他的憎恨和蔑视。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用“先生”称呼鲁迅、孙中山，充满了感情，体现着尊重与崇敬。这些现象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综上所述，异称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鲜明地反映出历史内涵。异称现象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丰富的异称可以准确地反映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感情好恶。异称文化是一座富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恢复异称的文化生态，让异称为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地服务。
（张则平 宋玮，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一、“异称”的功能
（一）借助异称塑造形象。阿Q宣布投降革命党后，赵太爷以巴结的口吻称他“老Q”，且连呼两声，赵白眼也跟着叫他“阿Q哥”。一向不把阿Q放在眼里的赵太爷们，忽而都对阿Q“尊重”起来，深刻地表现出他们对革命紧张害怕的心理，鲜明地反映出他们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鲁迅先生在这里没有借助情节，只用几个称呼来反映人物的心理，足见手法之高明、异称之重要。
（二）借助异称表达好恶之情。提起杜甫，人们记得他字子美；提起秋瑾，人们自会想起“鉴湖女侠”。但是人们提到赵高、秦桧、袁世凯、汪精卫，恐怕就不知道他们的字号了，其实他们并非没有字号，只是人们不去用，不想用。在老百姓的心中，忠奸贤愚、泾渭分明。
（三）借助异称显示人物关系。《故乡》中“我”和润土本是无忌的童年朋友，向以兄弟相称。而几十年后“我”返乡时，润土却称“我”为“老爷”，神情也分外严肃，显示出等级之差带来的由亲变疏的现实。《一面》中的“我”始称鲁迅为“先生”，熟悉之后称之为“同志”、“朋友”、“师傅”，次第分明地表现出两人关系由生疏到亲近的发展过程。
二、“异称”的文化背景
“异称”，它既反映出文化内涵的历史性积淀，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古人有名、有字、有号，只就号而言，就有自号、他人封号、赐号、谥号等。古人称呼人可以直称姓名，可以称字称号，还可以称其官职、籍贯等等。同是陶渊明，在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的思想情感状态下，就会有不同的称谓：陶潜、陶渊明、陶令、陶彭泽、陶公、五柳先生、靖节先生等等。如果是其子女，又可称呼为家严、家尊；如果陶渊明故世，则又要尊之为“先君”、“先考”了。那么，如此多的称呼烦不烦?这实在是个问题，“异称”现象的产生及发展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异称现象源于等级森严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从来就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种要求在称呼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皇帝只能称为“圣上”、“陛下”、“万岁”，黎民百姓则可指名道姓。文人雅士读了几卷诗书，自觉与众不同，起出许多雅字、雅号，让人称用以示自己身份的高贵。人们在称呼自己尊敬的人时就称字、称号，而在自称时则直呼己名以示谦虚。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异称出现了新的发展情况。已经死去了的称呼，像“小姐”“先生”“女士”“太太”等迅速回潮，颇受人们的青睐；随着新兴行业的出现，新的称呼也应运而生，诸如“空姐”“巴嫂”“的哥”等已广为接受，“大腕”“大款”也成了常见称呼。这些鲜明地反映出新时期人们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个性的思想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由此，我们认为异称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历史的内涵，绝不是随意指称的散漫行为。而且异称的存在，丰富了语言、方便了交际，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其次，异称表现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历代统治者都给那些有贡献、有名望的人以封谥，以嘉其所为、树立榜样，集中反映了儒家用世思想。于是“忠”、“烈”、“威”、“文”、“肃”等词被广泛使用，人们在称呼欧阳文忠公、史忠烈公、王忠肃公、范文正公等时，就表现出对这种封谥的认同、对传统思想的接受和维护，表现出人们向往真、善、美的忠君报国思想和价值取向。
当然，封谥是统治阶级装饰门面、笼络人心的手段。封建社会更多的是黑暗、腐败，一些忧时伤世的士人怀抱救人济世的志向却不被重用，甚至惨遭迫害。于是他们为了表示不与世同污的个性，常自号以示节。“青莲居士”“白石道人”“醉翁”等无不表现出一种弃世思想、反叛精神和孤高傲世的脱俗气节。大众用这类称呼来称他们也是不满现实、鼓励抗争的思想表现。
人们这种感情还表现在对自己喜爱的人进行的私谥上。像以“靖节”私谥陶渊明。据说解放前清华学子曾私谥闻一多为“文正”、朱自清为“文敏”，也算一时佳话。用称谓表达情感倾向，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像称呼郭沫若、茅盾、巴金这些文坛巨匠时，人们喜欢呼曰郭老、茅翁、巴公。
此外，还有一种异称现象值得研究，就是“先生”、“同志”之类称呼的错位使用。人们对有名望、有影响的女性称之为“先生”。比如称冰心为先生，称杨绛、宋庆龄为先生等等，这类称呼法，看似给人肃然起敬之感，实际上是不规范的。
过去很长的时期，我们习惯于将党员、人民群众称为“同志”，某人一旦不再被称为“同志”，就表明此人已非我族类。“同志”这个称呼成了阶级阵营分野的标志，成了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签。丰富多彩的异称被高度简化，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语被严重异化，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例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不断地变换称呼，“白求恩”、“白求恩医生”、“白求恩同志”，从不同方面给他定位，把这位原本非我族类的国际友人也纳入了“同志”的范畴。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被当作封、资、修扫进垃圾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司徒雷登大使为“先生”，充分表现了人民对他的憎恨和蔑视。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用“先生”称呼鲁迅、孙中山，充满了感情，体现着尊重与崇敬。这些现象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综上所述，异称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鲜明地反映出历史内涵。异称现象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丰富的异称可以准确地反映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感情好恶。异称文化是一座富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恢复异称的文化生态，让异称为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地服务。
（张则平 宋玮，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