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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作品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被选入各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本中。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到一个在东晋黑暗乱世中虽有强烈的用世情怀，但经过三仕三隐的痛苦徘徊，最后毅然与黑暗的官场决裂而归隐田园的清流诗人形象。作为隐者，回看官场，那是一张巨大的“尘网”，也是一个巨大的“樊笼”。归隐以后的陶公，像倦飞的鸟儿返巢，像池里的鱼儿回到故渊一样，找到了自由，找到了自我。他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墟室有余闲”的家中过着衣食自足、怡然自乐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有着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长着桑麻稻麦蔬果花草的田园， 还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而食、织而衣的人们，才是合乎“自然”的。他在这里走向了真淳、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仅从这几首诗来看，似乎给人这么个印象：只要摆脱了污浊官场的羁绊，只要回归田园，就可以过上逍遥自在优哉游哉的幸福生活。其实，诗人的生活远远没有那么诗意轻松，“诗意的生活”背后经历着情感的惊涛骇浪，隐藏着诗人自身境界的飞升。换句话说，支撑着诗人的生活信念，并不是我们一眼看到的老庄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而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儒家贤士的“固穷”信念。
如果说，在归隐之初，诗人感到的是无比的身心快乐，那只是彻底摆脱了“心为形役”的官场而获得的一种心灵解脱之感。田园的清新与仕途的污浊在他的想象世界中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归去来兮辞》描述了诗人刚刚归来时的内心独白。“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悦琴书以消忧”。帝乡富贵的诱惑远去了，建功立业的抱负不再时时涌在心头，不再纠结于人生的道路抉择问题。唯有如此，日常生活如饮酒、涉园、出游、耘耔等平常事务才有可能获得诗意。陶渊明在正式归隐的第二年（即406年）在《归田园居》五首中将对这种诗意的推崇抒发到极致。丘山、旧林、故渊、草屋、远村、炊烟、狗吠、鸡鸣等寻常之物，充满了淳朴的村野气息，但陶渊明却投射给它们以热烈的、值得向往的爱恋之情。相对于尘网、樊笼等令人失去自我的世俗追求，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自由、自然和闲适。
其实，隐逸生活不是那么轻松和安逸的。诗人除了要不断摆脱功名利禄对寻常士人的巨大吸引力，摆脱自己年轻时的济世有为的抱负外，还要面对作为一个平凡农夫必须面对的耕种劳作之苦。在归隐之初，陶渊明对田园生活还只是一种赞美心态，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直到义熙四年（408年）六月，家中发生火灾，烧毁了旧宅，做官时积累的一点“隐资”被荡尽，生活顿时变得困顿起来。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道：“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此后，诗人才真正进入到生活的艰难时期。在以前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锄地耕耘只是偶然为之，不用过多地考虑收成。携老酒访邻，乘落日而返，一切是那么地平和悠然。而现在，躬耕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诗人要“忧道又忧贫”了。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向知己倾诉了生活的窘迫之状：“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火灾、虫害、旱涝，让诗人苦不堪言。
但是灾难没有磨灭他躬耕的信念：“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里提到的“东户”指的是传说中的古之人君，据说其时“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淮南子》）。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反复歌咏历代固穷守贫的贤人。如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借用孔子弟子原宪清静守节，贫而乐道的故事表明自己的志向。《咏贫士》其四云：“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诗人化用《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表示安贫守道的决心至死不渝。
正是儒家固穷守志的先贤给了陶渊明以榜样，使得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人格。诗人的生活本身并不是诗化的、纯然审美的，但是，诗人用自己的理想给它镀上了圣洁的光芒。他不是隐逸于山林，更不是遁入空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躬耕于山村。纵然贫苦不堪，他依然自食其力，孜孜以求，只是，他追求的不是世俗的种种诱惑，也不是庄子那样的超然物外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桃花源记》中讴歌的境界：人民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淳朴，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乱，老幼怡然自乐……
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之宗”，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有一定的误导性。陶渊明受到后人崇仰，并不是因其浪漫的笔调或对生活的把玩，而是因其耿介操守和不凡志趣，展示了高洁的人格魅力。西晋那个时代隐者众矣，但陶渊明不是像谢灵运、陶弘景那样隐逸于山林，而是在人境车马的喧嚣声中，在躬耕生活的困顿中，洁身自好而又时时关注着生活。陶渊明虽超然物外却不废人事人理，志趣高远，臻于古之君子之境界。所以，我们读陶渊明的诗歌，不能只看到其道家悠然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作为儒士所坚守的生命底色。
[作者通联：江苏海门实验学校高中部]
如果说，在归隐之初，诗人感到的是无比的身心快乐，那只是彻底摆脱了“心为形役”的官场而获得的一种心灵解脱之感。田园的清新与仕途的污浊在他的想象世界中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归去来兮辞》描述了诗人刚刚归来时的内心独白。“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悦琴书以消忧”。帝乡富贵的诱惑远去了，建功立业的抱负不再时时涌在心头，不再纠结于人生的道路抉择问题。唯有如此，日常生活如饮酒、涉园、出游、耘耔等平常事务才有可能获得诗意。陶渊明在正式归隐的第二年（即406年）在《归田园居》五首中将对这种诗意的推崇抒发到极致。丘山、旧林、故渊、草屋、远村、炊烟、狗吠、鸡鸣等寻常之物，充满了淳朴的村野气息，但陶渊明却投射给它们以热烈的、值得向往的爱恋之情。相对于尘网、樊笼等令人失去自我的世俗追求，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自由、自然和闲适。
其实，隐逸生活不是那么轻松和安逸的。诗人除了要不断摆脱功名利禄对寻常士人的巨大吸引力，摆脱自己年轻时的济世有为的抱负外，还要面对作为一个平凡农夫必须面对的耕种劳作之苦。在归隐之初，陶渊明对田园生活还只是一种赞美心态，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直到义熙四年（408年）六月，家中发生火灾，烧毁了旧宅，做官时积累的一点“隐资”被荡尽，生活顿时变得困顿起来。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道：“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此后，诗人才真正进入到生活的艰难时期。在以前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锄地耕耘只是偶然为之，不用过多地考虑收成。携老酒访邻，乘落日而返，一切是那么地平和悠然。而现在，躬耕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诗人要“忧道又忧贫”了。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向知己倾诉了生活的窘迫之状：“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火灾、虫害、旱涝，让诗人苦不堪言。
但是灾难没有磨灭他躬耕的信念：“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里提到的“东户”指的是传说中的古之人君，据说其时“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淮南子》）。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反复歌咏历代固穷守贫的贤人。如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借用孔子弟子原宪清静守节，贫而乐道的故事表明自己的志向。《咏贫士》其四云：“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诗人化用《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表示安贫守道的决心至死不渝。
正是儒家固穷守志的先贤给了陶渊明以榜样，使得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人格。诗人的生活本身并不是诗化的、纯然审美的，但是，诗人用自己的理想给它镀上了圣洁的光芒。他不是隐逸于山林，更不是遁入空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躬耕于山村。纵然贫苦不堪，他依然自食其力，孜孜以求，只是，他追求的不是世俗的种种诱惑，也不是庄子那样的超然物外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桃花源记》中讴歌的境界：人民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淳朴，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乱，老幼怡然自乐……
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之宗”，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有一定的误导性。陶渊明受到后人崇仰，并不是因其浪漫的笔调或对生活的把玩，而是因其耿介操守和不凡志趣，展示了高洁的人格魅力。西晋那个时代隐者众矣，但陶渊明不是像谢灵运、陶弘景那样隐逸于山林，而是在人境车马的喧嚣声中，在躬耕生活的困顿中，洁身自好而又时时关注着生活。陶渊明虽超然物外却不废人事人理，志趣高远，臻于古之君子之境界。所以，我们读陶渊明的诗歌，不能只看到其道家悠然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作为儒士所坚守的生命底色。
[作者通联：江苏海门实验学校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