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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爱情永在！”这是许多年前，毕正波给马以群写的情诗中的一句。
今年，马以群54岁，毕正波50岁，他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陶醉在诗一般美好的爱情之中。时光远去，青春不再，而噩运降临。8年前，毕正波患上罕见的不治之症“小脑共济失调”，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她却用诗性情怀重新绽放生命；8年，她出版了10万字的个人诗集，将一档广播节目整理成20余万字的谈话录，还有一本50万字的文集也即将出版。这一切的背后，是丈夫马以群的憔悴而坚定的身影。
在一个爱情与诗情匮乏的年代，这对平凡夫妻，告诉人们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什么叫做爱情永在。
“生病是美丽的”
在上海曲阳社区一幢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公房，一间十三平方的朝北小屋，潮湿、照不进阳光，小屋里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最惹眼的是一架钢琴和一台电脑，木板床紧挨着屋子里唯一的窗户，床头站着一米高的氧气瓶。女主人毕正波大部分时间呆在床上，脸因为疾病而变形，面部肌肉萎缩，牙齿脱落了大半，说话也很困难；她总是眯着眼睛看周围，用颤抖的手用力地招呼身边的人。但是，毕正波却始终在微笑，她说，生病是美丽的。
毕正波是原上海市虹口区北郊中学语文老师，马以群是虹口区新沪高级中学的物理老师。
他们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毕正波是个才女，爱好文学，会弹钢琴、能作曲，马以群被她的才气深深吸引。
恋爱的时候，她给他写了很多情诗。
“我愿爱情永在！”许多年的今天，毕正波仍能把诗朗诵出来，一字一顿，很吃力，但饱含深情。
结婚后，马以群坚持不让毕正波做家务，“我也爱好文学，但是我写不出来。我不计较做家务，只要她写点东西给我精神上的安慰就行，她说我是‘第一个欣赏她诗的人’。”马以群说。
除了文学，旅行也是夫妻俩共同的爱好。1997年，他们十岁的女儿考过了钢琴十级，一家人一起去爬长城，没想到，这成为毕正波最后一次旅行。
“她爬坡都爬不上去了，但是当时我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以群说。
毕正波的手脚变得越来越无力，夫妻俩跑了好几家医院，最终确诊，她患的是罕见的小脑共济失调，俗称小脑萎缩，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二。病人全身肌肉会慢慢退化，而一旦心肌和呼吸肌萎缩，生命就会结束。这病至今无法治愈。
医生们说：“别再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
“天塌了”，马以群这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带着深爱的妻子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大医院，80元的门诊、1000元的针……有时为了能挂到专家门诊的号，马以群隔夜到医院去排队，第二天一早背着妻子去看病。他下定决心：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尽最大努力把妻子的病治好。
噩运之前，毕正波此时表现了惊人的乐观，她说：“这个病幸好是让我生，我还能抗上一阵子。老天爷给了我那么多智慧，拿走我的一点健康也是应该的。”
1997年底，毕正波站都站不稳了，她被迫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虽然在人们面前一直保持坚定，但她终于还是哭了。回到家，她花了七天时间，一气呵成写下中篇小说《林老师纪事》，来平复压抑的心情，并以此纪念自己的教师生涯。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用诗歌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两个人，一起写出一个“人”字
“二碗稀粥，两人分享/一瓶香槟，两人交杯/浪漫，一样的/驾宝马车的闲适/骑自行车的悠然/笑意，一样的/一百米跑的速度/马拉松跑的耐力/起点，一样的/没厅没堂的蜗居/有室有房的心灵/宽阔，一样的/风在动/旗在动/心动，一样的。”这是毕正波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
在毕正波的诗歌里，读不到丝毫悲伤和痛苦。
人们很难想象毕正波是如何完成她的诗作的：病越来越严重，她握笔的手越来越颤抖，她就用指甲掐住右手来稳定，一首诗写完，整个手臂都是指甲印。
最后，她终于不能自己动手写诗了。这时，马以群想出了一个办法帮助妻子继续写作。
一台老式录音机，成了毕正波白天最好的伙伴。一个人在家时，她就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迸发的灵感；马以群则在下班回来后把录音整理成一篇篇诗稿，两人继续讨论修改，最后由丈夫把文字输入电脑。
一本厚厚的发黄的笔记本，封面上是娟秀的钢笔字：“我的诗——青春和爱的声音”。这本本子记录着毕正波从1992年元月到2005年年底的诗作手稿，而从1997年开始，页面上的字迹变得不一样——那时开始，都是马以群帮妻子抄诗的。
毕正波喜欢听一档凌晨直播的广播谈话节目：“相伴到黎明”，听众可以通过电波与主持人叶沙讨论情感话题。她喜欢叶沙的睿智和节目弘扬的人生观，和马以群商量之后，他们投入了另一场特殊的劳动中。每周二和周三的零点，他们从梦中被闹钟唤醒，开始录音，毕正波负责零点到两点，丈夫负责两点到三点，防止漏录。然后从中挑选典型的话题，一字一句整理成文。
“我们两个很有意思，有时候听到节目中的一些话，就会拍桌子讨论起来。”她抿了抿嘴，笑着说。
一年多的辛苦，换来的是20余万字的“谈话录”。2000年，文集结集出版时，夫妻俩却执意不肯在书上署名。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出名，只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
环顾他们住的小屋，除了几个堆满书籍的书架，就没有一件像样家具，房间里除了书就是药。
由于疾病，毕正波视力极差，为了能让她不间断地学习，马以群每天为妻子念书读报，他不时穿越半个城市，为妻子从上海图书馆借书回来。
“有的时候他在读，我却睡着了，他就继续录，第二天他上班了，我接着听。”她说，脸上分明透着发自内心的幸福。
一个大红的木盒子里，整齐地插着几十盘录音带，每一盒磁带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有毕正波的创作，有马以群的录音，有叶沙的谈话。毕正波的眼睛不好，要听的时候，她就用手摸——因为细心的丈夫为录音带分了类，所以她知道自己要找的带子在哪里。
“作为丈夫，我有责任把她的思想和情操发扬出来，至少记录下来。”马以群说。
玉田新村居委会支部书记庄菊娣认识这对夫妇是在2005年底，一走进他们的小屋，“震撼了，然后感动了”，她说：“为什么这么简陋的屋子里会有那么美的心情？很难想象一个病女子，会有几十万的写作。同样，没有马老师，就没有毕老师，两个人是一体的。”
“我们也一起年轻过，一起潇洒过，我是她的一撇，她是我的一捺，两个人一起写出一个大写的‘人’字，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是马以群给庄菊娣留下印象最深的话。
“我是他最甜蜜的负担”
毕正波说，马以群是自己的保姆、秘书、长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得靠他——就是家里油瓶打翻了，也只能等丈夫回来弄。
早晨，马以群要给女儿做早饭，照顾妻子的洗漱、吃药，出门前把家里的煤气开关和电器检查一遍，才放心离开。
中午，他从学校食堂买好饭菜，回来喂给妻子吃，自己扒几口饭，又匆匆赶回学校。
下班后，他安排好晚饭，开始整理妻子的录音稿，再为她念书读报。
“她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她在，我身后就有一座山，做人就有奔头。”马以群说。
为了方便妻子的治疗，马以群学会了打针，学会了推拿按摩，甚至还去学气功。毕正波说，丈夫打针比医生好，不痛。
看到太阳，马以群就像看到宝贝一样，他告诉妻子，要背她下去透透气，她说太辛苦不用了，他说没关系，背着她下楼，然后再上楼来给自己拿张凳子，坐着陪她晒太阳。
“憨厚、实干”是毕正波对丈夫的评价，“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在家又当爹又当妈。”
邻居知道这对夫妻的苦难，但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从来不张扬自己的努力。有时候别人来收费，只看到灯亮着，两个人坐在厨房，一个在读一个在写。
马以群则这样形容在可怕的命运前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我选择登这座山，我辛辛苦苦上去，却发现是座荒山，怎么办？我说，就在这荒山上开垦，不能下山，不能看看旁边的山风光无限好——这风景不属于你的。既然选择了，就要负责任。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好丢……”
他还像初恋时一样崇拜自己的毕正波：“我崇拜她的才情和德行。她的手脚不行了，但是依然头脑敏捷、品格高尚，我不能糟蹋掉那么好的生命。”
在《毕正波诗集》的序中，上海市北郊中学校长郑杰这样写道：“马以群先生是幸福的，当他说起她时，脸上洋溢出了幸福。他是她的丈夫，她的‘监护人’，她的记录员，她唯一的听众，她的‘经纪人’，她的欣赏者。这本诗集是他们夫妻又一爱情的见证。当我看到马先生瘦弱的身影时，我心中升起的更多的是敬佩，他是唯一真正配得上她的真正的男人。”
很多朋友都说毕正波是个幸福的女人，她承认，因为有马以群。
她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情：“我是他最甜蜜的负担，他是上苍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要珍惜。千年等一回，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编辑：卢劲杉
今年，马以群54岁，毕正波50岁，他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陶醉在诗一般美好的爱情之中。时光远去，青春不再，而噩运降临。8年前，毕正波患上罕见的不治之症“小脑共济失调”，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她却用诗性情怀重新绽放生命；8年，她出版了10万字的个人诗集，将一档广播节目整理成20余万字的谈话录，还有一本50万字的文集也即将出版。这一切的背后，是丈夫马以群的憔悴而坚定的身影。
在一个爱情与诗情匮乏的年代，这对平凡夫妻，告诉人们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什么叫做爱情永在。
“生病是美丽的”
在上海曲阳社区一幢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公房，一间十三平方的朝北小屋，潮湿、照不进阳光，小屋里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最惹眼的是一架钢琴和一台电脑，木板床紧挨着屋子里唯一的窗户，床头站着一米高的氧气瓶。女主人毕正波大部分时间呆在床上，脸因为疾病而变形，面部肌肉萎缩，牙齿脱落了大半，说话也很困难；她总是眯着眼睛看周围，用颤抖的手用力地招呼身边的人。但是，毕正波却始终在微笑，她说，生病是美丽的。
毕正波是原上海市虹口区北郊中学语文老师，马以群是虹口区新沪高级中学的物理老师。
他们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毕正波是个才女，爱好文学，会弹钢琴、能作曲，马以群被她的才气深深吸引。
恋爱的时候，她给他写了很多情诗。
“我愿爱情永在！”许多年的今天，毕正波仍能把诗朗诵出来，一字一顿，很吃力，但饱含深情。
结婚后，马以群坚持不让毕正波做家务，“我也爱好文学，但是我写不出来。我不计较做家务，只要她写点东西给我精神上的安慰就行，她说我是‘第一个欣赏她诗的人’。”马以群说。
除了文学，旅行也是夫妻俩共同的爱好。1997年，他们十岁的女儿考过了钢琴十级，一家人一起去爬长城，没想到，这成为毕正波最后一次旅行。
“她爬坡都爬不上去了，但是当时我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以群说。
毕正波的手脚变得越来越无力，夫妻俩跑了好几家医院，最终确诊，她患的是罕见的小脑共济失调，俗称小脑萎缩，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二。病人全身肌肉会慢慢退化，而一旦心肌和呼吸肌萎缩，生命就会结束。这病至今无法治愈。
医生们说：“别再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
“天塌了”，马以群这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带着深爱的妻子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大医院，80元的门诊、1000元的针……有时为了能挂到专家门诊的号，马以群隔夜到医院去排队，第二天一早背着妻子去看病。他下定决心：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尽最大努力把妻子的病治好。
噩运之前，毕正波此时表现了惊人的乐观，她说：“这个病幸好是让我生，我还能抗上一阵子。老天爷给了我那么多智慧，拿走我的一点健康也是应该的。”
1997年底，毕正波站都站不稳了，她被迫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虽然在人们面前一直保持坚定，但她终于还是哭了。回到家，她花了七天时间，一气呵成写下中篇小说《林老师纪事》，来平复压抑的心情，并以此纪念自己的教师生涯。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用诗歌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两个人，一起写出一个“人”字
“二碗稀粥，两人分享/一瓶香槟，两人交杯/浪漫，一样的/驾宝马车的闲适/骑自行车的悠然/笑意，一样的/一百米跑的速度/马拉松跑的耐力/起点，一样的/没厅没堂的蜗居/有室有房的心灵/宽阔，一样的/风在动/旗在动/心动，一样的。”这是毕正波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
在毕正波的诗歌里，读不到丝毫悲伤和痛苦。
人们很难想象毕正波是如何完成她的诗作的：病越来越严重，她握笔的手越来越颤抖，她就用指甲掐住右手来稳定，一首诗写完，整个手臂都是指甲印。
最后，她终于不能自己动手写诗了。这时，马以群想出了一个办法帮助妻子继续写作。
一台老式录音机，成了毕正波白天最好的伙伴。一个人在家时，她就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迸发的灵感；马以群则在下班回来后把录音整理成一篇篇诗稿，两人继续讨论修改，最后由丈夫把文字输入电脑。
一本厚厚的发黄的笔记本，封面上是娟秀的钢笔字：“我的诗——青春和爱的声音”。这本本子记录着毕正波从1992年元月到2005年年底的诗作手稿，而从1997年开始，页面上的字迹变得不一样——那时开始，都是马以群帮妻子抄诗的。
毕正波喜欢听一档凌晨直播的广播谈话节目：“相伴到黎明”，听众可以通过电波与主持人叶沙讨论情感话题。她喜欢叶沙的睿智和节目弘扬的人生观，和马以群商量之后，他们投入了另一场特殊的劳动中。每周二和周三的零点，他们从梦中被闹钟唤醒，开始录音，毕正波负责零点到两点，丈夫负责两点到三点，防止漏录。然后从中挑选典型的话题，一字一句整理成文。
“我们两个很有意思，有时候听到节目中的一些话，就会拍桌子讨论起来。”她抿了抿嘴，笑着说。
一年多的辛苦，换来的是20余万字的“谈话录”。2000年，文集结集出版时，夫妻俩却执意不肯在书上署名。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出名，只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
环顾他们住的小屋，除了几个堆满书籍的书架，就没有一件像样家具，房间里除了书就是药。
由于疾病，毕正波视力极差，为了能让她不间断地学习，马以群每天为妻子念书读报，他不时穿越半个城市，为妻子从上海图书馆借书回来。
“有的时候他在读，我却睡着了，他就继续录，第二天他上班了，我接着听。”她说，脸上分明透着发自内心的幸福。
一个大红的木盒子里，整齐地插着几十盘录音带，每一盒磁带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有毕正波的创作，有马以群的录音，有叶沙的谈话。毕正波的眼睛不好，要听的时候，她就用手摸——因为细心的丈夫为录音带分了类，所以她知道自己要找的带子在哪里。
“作为丈夫，我有责任把她的思想和情操发扬出来，至少记录下来。”马以群说。
玉田新村居委会支部书记庄菊娣认识这对夫妇是在2005年底，一走进他们的小屋，“震撼了，然后感动了”，她说：“为什么这么简陋的屋子里会有那么美的心情？很难想象一个病女子，会有几十万的写作。同样，没有马老师，就没有毕老师，两个人是一体的。”
“我们也一起年轻过，一起潇洒过，我是她的一撇，她是我的一捺，两个人一起写出一个大写的‘人’字，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是马以群给庄菊娣留下印象最深的话。
“我是他最甜蜜的负担”
毕正波说，马以群是自己的保姆、秘书、长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得靠他——就是家里油瓶打翻了，也只能等丈夫回来弄。
早晨，马以群要给女儿做早饭，照顾妻子的洗漱、吃药，出门前把家里的煤气开关和电器检查一遍，才放心离开。
中午，他从学校食堂买好饭菜，回来喂给妻子吃，自己扒几口饭，又匆匆赶回学校。
下班后，他安排好晚饭，开始整理妻子的录音稿，再为她念书读报。
“她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她在，我身后就有一座山，做人就有奔头。”马以群说。
为了方便妻子的治疗，马以群学会了打针，学会了推拿按摩，甚至还去学气功。毕正波说，丈夫打针比医生好，不痛。
看到太阳，马以群就像看到宝贝一样，他告诉妻子，要背她下去透透气，她说太辛苦不用了，他说没关系，背着她下楼，然后再上楼来给自己拿张凳子，坐着陪她晒太阳。
“憨厚、实干”是毕正波对丈夫的评价，“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在家又当爹又当妈。”
邻居知道这对夫妻的苦难，但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从来不张扬自己的努力。有时候别人来收费，只看到灯亮着，两个人坐在厨房，一个在读一个在写。
马以群则这样形容在可怕的命运前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我选择登这座山，我辛辛苦苦上去，却发现是座荒山，怎么办？我说，就在这荒山上开垦，不能下山，不能看看旁边的山风光无限好——这风景不属于你的。既然选择了，就要负责任。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好丢……”
他还像初恋时一样崇拜自己的毕正波：“我崇拜她的才情和德行。她的手脚不行了，但是依然头脑敏捷、品格高尚，我不能糟蹋掉那么好的生命。”
在《毕正波诗集》的序中，上海市北郊中学校长郑杰这样写道：“马以群先生是幸福的，当他说起她时，脸上洋溢出了幸福。他是她的丈夫，她的‘监护人’，她的记录员，她唯一的听众，她的‘经纪人’，她的欣赏者。这本诗集是他们夫妻又一爱情的见证。当我看到马先生瘦弱的身影时，我心中升起的更多的是敬佩，他是唯一真正配得上她的真正的男人。”
很多朋友都说毕正波是个幸福的女人，她承认，因为有马以群。
她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情：“我是他最甜蜜的负担，他是上苍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要珍惜。千年等一回，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