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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的历史比军统早一些，当1928年徐恩曾成为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戴笠还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1932年，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戴笠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速，1933年以后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各大区以及各省站。其势力范围已经铺到了全国。组织机构也逐渐膨胀和细化。尤其是它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徐恩曾的调查科。特务处特别擅长抓捕、绑架、暗杀等勾当。本来两个人一个在党一个在军，是楚河汉界井水不犯河水。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特务处的飞速发展让徐恩曾十分的着急。调查科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5个分局，欲与戴笠在全国抗衡。
为了整合手上的特务力量，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由陈立夫担任局长。把原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是丁默邮。实际上是把调查科和特务处合并成了一个单位。但其实，此时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局长陈立夫也就是个虚职，戴笠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两大特务头子势不两立
戴笠与徐恩曾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对三处的争夺，三处也就是邮电检查处。在那个年代，邮电检查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三处隶属于局本部，工作内容上主要是为一处和二处服务的。三处的处长丁默邨跟徐恩曾是一个战壕的。在他的暗中主持下，全国各大城市的邮电检查所的所长基本都被一处的人把持，人员也是一处的人占十之七八。二处派的副所长基本是被权力架空的虚职，还经常要受一处人的欺侮。1935年，戴笠好不容易给手下余耀夺得了一个武汉邮电检查所所长的职位，但立即遭到了一处出身的副所长的强烈反对，最后为了避免双方闹僵，余耀只好作罢。
为了扳回一城，戴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抢情报。他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安插了亲信，专门窃取调查科向蒋介石上报的中共情报。为此，调查科几次根据情报去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时候，都被戴笠的人捷足先登了。徐恩曾知道这件事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报送蒋介石的重要案件，由以前的先呈报再行动，改为先行动再呈报备案。这样就有效堵截了戴笠的消息来源。
戴笠和徐恩曾的斗法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特务系统的正常运作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1938年，蒋介石以抗战时期，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情报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为由，以原军统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徐恩曾为局长。原军统局二处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为局长。自此，老军统局的一处和二处分家。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戴笠成为压垮徐恩曾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日战争爆发，戴笠和徐恩曾于是就敌占区特务活动范围开始猛烈争夺。其实戴笠并没有那么大本事，他只是压垮徐恩曾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1943年，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运钞车在通过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被军统检查人员扣留。很快，戴笠就将一份《中统局偷运假钞案》的报告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于是转批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置，將押运人员全部处死，以明法纪。这件事情让徐恩曾颜面尽失，他极力设法挽回残局。他苦苦哀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去蒋介石那里说明假钞案的来龙去脉，最后保住了那几个中统特务一命。
1943年春，戴笠急电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处长赵世瑞，让他在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说最近有两条运送伪钞的商船要在此通过，准备捉拿。赵世瑞接到命令后果然拿获了这两条商船，截获赝品新法币193万元。当场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搜查他们的证件发现，这三个人都是中统特务。显然这场抓捕戴笠是有预谋的。戴笠指示赵世瑞将这三人押送重庆，并设计诱捕主犯程士范归案。假钞案和伪钞案前后发生，已经成为交通部次长的徐恩曾被弄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更要命的是他已经在蒋介石和CC派那里失宠了。然而，祸不单行。戴笠给他送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他压垮了。这一回，是徐恩曾自家后院着火。
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里跑来了一个要投靠军统的中统特务。这个人竟然是徐恩曾的亲信副官李子友。一了解这个人的另一个身份戴笠觉得有意思了，这个人居然是徐恩曾前妻王素卿现在的情夫。再一了解这里面的事，可就热闹了。这事最早源自于徐恩曾的一次出轨事件。徐恩曾想要跟前妻王素卿离婚，娶他的情人。然而这王素卿可不是好惹的主，她跑到国民党组织部大吵大闹，要求陈立夫为她主持公道。在重重压力之下，徐恩曾不得已“大出血”——他拿出大量美金和金条送给她，还动用自己中统头子的权力，拨出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助她回成都搞她的运输事业。王素卿见目的达到，也就偃旗息鼓回到成都。
王素卿和情夫李子友甜蜜的日子也过得好好的。不料他们的事情还是被成都的中统特务赵伯谦、葛炳生知道了。他们觉得徐老板前妻和副官干出如此不齿之事真是有辱老板声誉，于是决定把李子友干掉。李子友知道这件事后，惊恐万分，寝食难安，思索再三决定投奔戴笠，保全自己一命。戴笠对徐恩曾的家事并不关心，但对李子友说的关于王素卿在成都的所作所为却非常感兴趣。王素卿在成都大放高利贷、大做投机买卖。同时她让李子友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利用国难时期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的局面，囤积居奇、走私贩运紧俏商品大发国难财。而王素卿做这些事情都是打着徐恩曾的招牌，因此可以一路畅通无阻。戴笠得知这些事后，马上责令成都地区军统特务进一步搜集整理王素卿的犯罪材料，只待合适时机，一举将徐恩泽置于死地。
有一次，王素卿走私货物的驾驶员因酗酒打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公愤，一时间词得沸沸扬扬。戴笠就趁这个时机，把王素卿的犯罪材料一并摆在了蒋介石面前。1944年12月的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疾言厉色地质问徐恩曾：“你家里的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命案，有无此事？还打着次长旗号走私、贩私，有无此事？”徐恩曾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得不当着与会者的面，承认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在成都确有放高利贷、走私投机的行为。蒋余怒未消，继续申斥道：“身边的人都管不住，简直就是个饭桶。”这次申斥成了徐恩曾被撤职的直接原因。
1945年P月，国民党高层大换血。徐恩曾交通部次长一职被沈怡接任。仅隔一天，徐恩曾又等来了蒋介石一纸手令：徐恩曾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由叶秀峰接任。至此，活跃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十五年的徐恩曾彻底离开了国民党情报系统，也从此和政治再无瓜葛。1946年初，被国民党扫地出门的徐恩曾举家回到上海，住进了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丢了官的徐恩曾没有就此消沉，他开始下海经商。凭借自己往日积累的人脉，和特务特有的精明，他在上海商界混得是如鱼得水，日子过得也十分滋润。徐恩曾1985年死于台湾。跟坠机而亡的戴笠比起来，他还算幸运的。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之后发展极为迅速，1933年以后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各大区以及各省站。其势力范围已经铺到了全国。组织机构也逐渐膨胀和细化。尤其是它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徐恩曾的调查科。特务处特别擅长抓捕、绑架、暗杀等勾当。本来两个人一个在党一个在军，是楚河汉界井水不犯河水。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特务处的飞速发展让徐恩曾十分的着急。调查科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5个分局，欲与戴笠在全国抗衡。
为了整合手上的特务力量，1935年5月4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由陈立夫担任局长。把原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第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是丁默邮。实际上是把调查科和特务处合并成了一个单位。但其实，此时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局长陈立夫也就是个虚职，戴笠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两大特务头子势不两立
戴笠与徐恩曾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对三处的争夺，三处也就是邮电检查处。在那个年代，邮电检查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三处隶属于局本部，工作内容上主要是为一处和二处服务的。三处的处长丁默邨跟徐恩曾是一个战壕的。在他的暗中主持下，全国各大城市的邮电检查所的所长基本都被一处的人把持，人员也是一处的人占十之七八。二处派的副所长基本是被权力架空的虚职，还经常要受一处人的欺侮。1935年，戴笠好不容易给手下余耀夺得了一个武汉邮电检查所所长的职位，但立即遭到了一处出身的副所长的强烈反对，最后为了避免双方闹僵，余耀只好作罢。
为了扳回一城，戴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抢情报。他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安插了亲信，专门窃取调查科向蒋介石上报的中共情报。为此，调查科几次根据情报去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时候，都被戴笠的人捷足先登了。徐恩曾知道这件事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报送蒋介石的重要案件，由以前的先呈报再行动，改为先行动再呈报备案。这样就有效堵截了戴笠的消息来源。
戴笠和徐恩曾的斗法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特务系统的正常运作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1938年，蒋介石以抗战时期，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情报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为由，以原军统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徐恩曾为局长。原军统局二处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为局长。自此，老军统局的一处和二处分家。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戴笠成为压垮徐恩曾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日战争爆发，戴笠和徐恩曾于是就敌占区特务活动范围开始猛烈争夺。其实戴笠并没有那么大本事，他只是压垮徐恩曾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1943年，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运钞车在通过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被军统检查人员扣留。很快，戴笠就将一份《中统局偷运假钞案》的报告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于是转批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置，將押运人员全部处死，以明法纪。这件事情让徐恩曾颜面尽失，他极力设法挽回残局。他苦苦哀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去蒋介石那里说明假钞案的来龙去脉，最后保住了那几个中统特务一命。
1943年春，戴笠急电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处长赵世瑞，让他在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说最近有两条运送伪钞的商船要在此通过，准备捉拿。赵世瑞接到命令后果然拿获了这两条商船，截获赝品新法币193万元。当场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搜查他们的证件发现，这三个人都是中统特务。显然这场抓捕戴笠是有预谋的。戴笠指示赵世瑞将这三人押送重庆，并设计诱捕主犯程士范归案。假钞案和伪钞案前后发生，已经成为交通部次长的徐恩曾被弄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更要命的是他已经在蒋介石和CC派那里失宠了。然而，祸不单行。戴笠给他送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他压垮了。这一回，是徐恩曾自家后院着火。
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里跑来了一个要投靠军统的中统特务。这个人竟然是徐恩曾的亲信副官李子友。一了解这个人的另一个身份戴笠觉得有意思了，这个人居然是徐恩曾前妻王素卿现在的情夫。再一了解这里面的事，可就热闹了。这事最早源自于徐恩曾的一次出轨事件。徐恩曾想要跟前妻王素卿离婚，娶他的情人。然而这王素卿可不是好惹的主，她跑到国民党组织部大吵大闹，要求陈立夫为她主持公道。在重重压力之下，徐恩曾不得已“大出血”——他拿出大量美金和金条送给她，还动用自己中统头子的权力，拨出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助她回成都搞她的运输事业。王素卿见目的达到，也就偃旗息鼓回到成都。
王素卿和情夫李子友甜蜜的日子也过得好好的。不料他们的事情还是被成都的中统特务赵伯谦、葛炳生知道了。他们觉得徐老板前妻和副官干出如此不齿之事真是有辱老板声誉，于是决定把李子友干掉。李子友知道这件事后，惊恐万分，寝食难安，思索再三决定投奔戴笠，保全自己一命。戴笠对徐恩曾的家事并不关心，但对李子友说的关于王素卿在成都的所作所为却非常感兴趣。王素卿在成都大放高利贷、大做投机买卖。同时她让李子友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利用国难时期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的局面，囤积居奇、走私贩运紧俏商品大发国难财。而王素卿做这些事情都是打着徐恩曾的招牌，因此可以一路畅通无阻。戴笠得知这些事后，马上责令成都地区军统特务进一步搜集整理王素卿的犯罪材料，只待合适时机，一举将徐恩泽置于死地。
有一次，王素卿走私货物的驾驶员因酗酒打人致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公愤，一时间词得沸沸扬扬。戴笠就趁这个时机，把王素卿的犯罪材料一并摆在了蒋介石面前。1944年12月的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疾言厉色地质问徐恩曾：“你家里的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命案，有无此事？还打着次长旗号走私、贩私，有无此事？”徐恩曾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得不当着与会者的面，承认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王素卿在成都确有放高利贷、走私投机的行为。蒋余怒未消，继续申斥道：“身边的人都管不住，简直就是个饭桶。”这次申斥成了徐恩曾被撤职的直接原因。
1945年P月，国民党高层大换血。徐恩曾交通部次长一职被沈怡接任。仅隔一天，徐恩曾又等来了蒋介石一纸手令：徐恩曾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由叶秀峰接任。至此，活跃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十五年的徐恩曾彻底离开了国民党情报系统，也从此和政治再无瓜葛。1946年初，被国民党扫地出门的徐恩曾举家回到上海，住进了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丢了官的徐恩曾没有就此消沉，他开始下海经商。凭借自己往日积累的人脉，和特务特有的精明，他在上海商界混得是如鱼得水，日子过得也十分滋润。徐恩曾1985年死于台湾。跟坠机而亡的戴笠比起来，他还算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