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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5年到2005年间属于北京的《清明上河图》。”一个中年男士高声说道。
2013年12月29日，在草场地艺术东区一个小型的摄影交流会上，约有40多人冒着严寒前来，连州国际摄影节年度大奖和年度策展人大奖的获得者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打算在这儿和大家交流他的艺术项目《北京银矿》。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的法国人苏文，第一次全程用中文与大家交流了三个多小时。在座的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壁炉内炭火熊熊，大家谈兴很浓，大部分人都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赞赏——《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是可以传世的市民生活全景图卷。
也有人道出了圈内人的一点点遗憾——蜂鸟网的影像频道主编王江说：“我刚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这个事儿让外国人做可惜了，可后来我想，这个项目真得外国人做，他得有一点距离感才能做出这个来。”
最普通、最无聊的照片是最有意义的
2009年，苏文第一次见到在北五环外一个废品回收站工作的小马之前，几乎全北京所有的废弃底片都会和X光片、光盘等含硝酸银的垃圾一起，倒入一池制银酸中。回收垃圾是分门类的，有人负责处理啤酒瓶盖，有人负责处理塑料，小马专门处理含硝酸银的垃圾，制银酸让图像从底片上褪去，最后凝结成像水泥石块一样的银。
苏文被这样一个小小的银矿震惊了，他更为消失的图像感到可惜。经过协商，他以28元一公斤的价格，从小马手中买入这些废弃底片——这比制银划算，毕竟，海量的底片才能产出一点点银，苏文能从小马脸上看到那点隐藏的得意，小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傻，买垃圾能买这么贵的。
但这是一个双赢，苏文也觉得他骗过了小马，“这些用米袋装的成千上万张发霉发臭的、布满灰尘、被划损弄皱的底片，引领我走进一个充满了各种含意的视觉世界”。苏文在《北京银矿》的作品阐释中这样写道。
苏文把他买来的胶卷带回自己的工作室，透过一个大灯箱仔细浏览，将有意思的底片拿去扫描。他的确料想过，从这些照片中，发现一些“奇怪的、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是“我可能不应该看见的东西”，比如，一个裸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照片惊人的普通、无聊，普通和无聊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拥有这样的照片。
在彩色相机在中国开始普及，到数码相机取而代之的20年里，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初尝摄影滋味，他们用相机对准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拍摄家庭聚会、外出旅游、孩子出生、恋人相爱等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
这些照片惊人的相似，“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都笔直地站在图像中间，直盯着镜头。在中国，拍照始终是一个仪式，它总是涉及摆姿势和绝对的顺从”。人们喜欢拍摄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秤上的照片；喜欢和奇形怪状的雕塑合影；喜欢去天安门、颐和园拍很多张照片；喜欢把双胞胎孩子打扮得一模一样，放在绝对对称的背景下拍照；在卢浮宫和名画拍照的时候，总会开一个闪光灯，在名画上留下过度曝光产生的白点……
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五遍，他觉得这些照片是“朴实并且令人喜爱的”，六十万之巨的照片规模，让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集体回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里，普通人经历物质生活的飞升，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家庭开始购入现代电器，人们喜欢和新购买的电视机或者冰箱合影，这些图像的构成往往是——按苏文的话说——“一个冰箱和一个美女”。
他也发现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痕迹，“在最早看照片的那两年，一看到人们家里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就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照片，我不想看到任何跟西方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发现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我突然发现，太巧了，我有无数张包含玛丽莲·梦露海报的照片，这不是跟海报有关系，这跟对西方开放有关系”。
当然还有麦当劳来到中国后，纷纷和笑嘻嘻地麦当劳叔叔合影的普通人；以及国人开始出国旅游后，最先去到东南亚的“新马泰”，“几乎大家都会和人妖合影”。
“通过这些无名的中国百姓纪念照，我们真实地见证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苏文总结道。
中国好？还是中国坏？
苏文给所有的照片归档、编号，他挑选出一部分照片，开始做展览。展出的照片不多，他会挑选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100多张展出。他把这些照片分类处理，但是按原样保有这些“垃圾”的霉点、划痕、破损，不加任何修饰。
他有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比如有一对情侣站在自行车前，双手搭在对方肩上甜蜜对视的照片，当这张照片被以比较大的尺寸打印出来时，苏文无意中发现，在图像的正中央，是自行车品牌的英文单词——Forever（永久牌），他喜欢由此带来的关于爱情长久的寓意。
“啊，我也有这样的照片！”中国人会这样说，透过这种重新审视，不少人会联想起自己拍出类似照片时的一点点荒诞。恰恰是这种集体记忆吸引了苏文，他从不试图去了解照片中某一个人的故事——即使他有过机会去找到照片中的人，他甚至不会使用一个人的第二张照片。“我一去找，这就变成小小的私人故事的积累，项目的力量就不存在了。”
外国人的反应也挺有趣，2014年《北京银矿》的第一次展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不少当地人跟苏文说：“真没想到中国人能享受生活，中国人能那么幽默，中国人能那么放松。”照片中的中国人，在聚会上玩闹，戴一个假面具或者画一个大花脸，他们去海边游泳，惬意地半躺在花丛前，他们经历生老病死，像每个国家的人一样。
苏文避免谈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许多人透过摄影看中国的角度特别极端，让我不太舒服，要么特别爱，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早上五点练太极拳，书法，黄山；还有一部分人特别讨厌中国，一说中国就说西藏、艾未未、污染”。
在香港展出《北京银矿》时，有人抓住他问：“你做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说中国好，还是中国坏？”苏文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国好中国坏，这就是20年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评价？”
“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
“你愿意描述一下你眼中的北京吗？”
“我不玩儿这种游戏。”
“那你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呢？”
“这个游戏我也不玩。”
苏文并不愿意近乎矫情地评价他如今生活的地方。他说在他小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去一个远离法国的地方，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可以是印度……他没有对中国做一个预设，他只是来了再说。
1999年，苏文17岁，他有一个机会来北京，在一个中国朋友家呆了两周，“离巴黎很远，觉得很好，不断抽烟，不断喝酒”。2002年，他来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过了四年拿到毕业证，“让我妈放了心”，然后就留在了中国。
毕业后，苏文去连州摄影节给一个策展人担任助理，在这过程中，他又认识了很多摄影界人士，他开始为英国Archive of Modern Conflict（现代冲突档案馆） 汇编影像资料，并持续不懈地收藏着中国影像，这其中既有当代摄影，也有早期出版品和民间影像。
他在不断地收集、观看，当他发现北五环外那些废弃的底片时，他意识到这些东西跟以前见过的东西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到底怎么用它们，我不太清楚，收藏的初衷是为了好玩，今天继续收藏还是为了好玩，这些照片很幽默”。
他不觉得他非要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以及北京的强烈的爱，“我住在北京，我在这结婚，我在这有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感兴趣”。
那么政治观点呢？“在《北京银矿》这个项目是没有的，而且我个人的政治观点不重要，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有政治观点吧，我决定做这个展览，不对中国有任何的政治观点，这样就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新鲜，对吗？”如果一定说这些照片中有一些什么选择规则，苏文认为那是对人的尊重，“我要是想开人的玩笑，我可以用一个坏的角度，去选择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
眼下，他的资料库吸引了许多人，动画导演雷磊和他合作，做了一个名为《照片回收》的动画，在不少国际动画节上展出及拿奖；一个法国城市规划师，则对照片中城市景观的变化感兴趣，请苏文找到照片原拍摄地拍摄一段当下的录像与照片对比……这60万张照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矿藏，“我自己关注的就那么几个角度，只有我去探索的话就很遗憾”。
彩色底片越来越少了，苏文相信，6个月之内，他就收集不到它们了。他去废品回收站找小马的时候，小马想涨点价，他就说，除了我，谁还会买他们。小马就只好按着原价，28元一公斤卖给他。他有时候向小马炫耀：“我在国外做了展览哦，我新出了一本书你要看吗？”小马不感兴趣，总是回答一句：“哦，是吗？”小马把自己收到的黑白照片当宝贝，那些照片大多拍摄于“文革”时期，小马相信这些有历史事件的黑白照片，比苏文收集的那些普通人拍摄的彩色的生活照更有历史价值、更值钱。
小马不知道，《北京银矿》就是历史。
底片里的北京人
苏文最开始拿到这些底片的时候并不知道可以用它来做什么，60万张底片被装在三十多个纸箱里，他每天在一个灯箱桌上看这些底片，并把他感兴趣的扫描进电脑编号整理。最初的两年他并没整理出一个思路，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看了五遍，一开始是快乐的，时间久了确实有些无聊，每天差不多六个小时，重复地看、扫描、编号归档，需要极大的耐心。渐渐地一些规律不断的出现，苏文从这些底片中提炼出三十多个系列，包括人们与电冰箱、麦当劳叔叔、家中的外国明星海报合影。还有一些系列是旅游的纪念：走出国门后中国人跟泰国人妖合影的系列、去博物馆与名画合影，因为使用闪光灯而在画上留下一个白色的光点的系列。再之外，还有恋人的系列、双胞胎的系列，人们聚会玩乐的系列。在不同的展览中他会选择展示不同的系列。当所有这些照片集中在一起，就汇聚成了属于中国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2013年12月29日，在草场地艺术东区一个小型的摄影交流会上，约有40多人冒着严寒前来，连州国际摄影节年度大奖和年度策展人大奖的获得者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打算在这儿和大家交流他的艺术项目《北京银矿》。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的法国人苏文，第一次全程用中文与大家交流了三个多小时。在座的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壁炉内炭火熊熊，大家谈兴很浓，大部分人都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赞赏——《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是可以传世的市民生活全景图卷。
也有人道出了圈内人的一点点遗憾——蜂鸟网的影像频道主编王江说：“我刚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这个事儿让外国人做可惜了，可后来我想，这个项目真得外国人做，他得有一点距离感才能做出这个来。”
最普通、最无聊的照片是最有意义的
2009年，苏文第一次见到在北五环外一个废品回收站工作的小马之前，几乎全北京所有的废弃底片都会和X光片、光盘等含硝酸银的垃圾一起，倒入一池制银酸中。回收垃圾是分门类的，有人负责处理啤酒瓶盖，有人负责处理塑料，小马专门处理含硝酸银的垃圾，制银酸让图像从底片上褪去，最后凝结成像水泥石块一样的银。
苏文被这样一个小小的银矿震惊了，他更为消失的图像感到可惜。经过协商，他以28元一公斤的价格，从小马手中买入这些废弃底片——这比制银划算，毕竟，海量的底片才能产出一点点银，苏文能从小马脸上看到那点隐藏的得意，小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傻，买垃圾能买这么贵的。
但这是一个双赢，苏文也觉得他骗过了小马，“这些用米袋装的成千上万张发霉发臭的、布满灰尘、被划损弄皱的底片，引领我走进一个充满了各种含意的视觉世界”。苏文在《北京银矿》的作品阐释中这样写道。
苏文把他买来的胶卷带回自己的工作室，透过一个大灯箱仔细浏览，将有意思的底片拿去扫描。他的确料想过，从这些照片中，发现一些“奇怪的、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是“我可能不应该看见的东西”，比如，一个裸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照片惊人的普通、无聊，普通和无聊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拥有这样的照片。
在彩色相机在中国开始普及，到数码相机取而代之的20年里，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初尝摄影滋味，他们用相机对准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拍摄家庭聚会、外出旅游、孩子出生、恋人相爱等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
这些照片惊人的相似，“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都笔直地站在图像中间，直盯着镜头。在中国，拍照始终是一个仪式，它总是涉及摆姿势和绝对的顺从”。人们喜欢拍摄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秤上的照片；喜欢和奇形怪状的雕塑合影；喜欢去天安门、颐和园拍很多张照片；喜欢把双胞胎孩子打扮得一模一样，放在绝对对称的背景下拍照；在卢浮宫和名画拍照的时候，总会开一个闪光灯，在名画上留下过度曝光产生的白点……
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五遍，他觉得这些照片是“朴实并且令人喜爱的”，六十万之巨的照片规模，让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集体回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里，普通人经历物质生活的飞升，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家庭开始购入现代电器，人们喜欢和新购买的电视机或者冰箱合影，这些图像的构成往往是——按苏文的话说——“一个冰箱和一个美女”。
他也发现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痕迹，“在最早看照片的那两年，一看到人们家里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就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照片，我不想看到任何跟西方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发现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我突然发现，太巧了，我有无数张包含玛丽莲·梦露海报的照片，这不是跟海报有关系，这跟对西方开放有关系”。
当然还有麦当劳来到中国后，纷纷和笑嘻嘻地麦当劳叔叔合影的普通人；以及国人开始出国旅游后，最先去到东南亚的“新马泰”，“几乎大家都会和人妖合影”。
“通过这些无名的中国百姓纪念照，我们真实地见证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苏文总结道。
中国好？还是中国坏？
苏文给所有的照片归档、编号，他挑选出一部分照片，开始做展览。展出的照片不多，他会挑选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100多张展出。他把这些照片分类处理，但是按原样保有这些“垃圾”的霉点、划痕、破损，不加任何修饰。
他有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比如有一对情侣站在自行车前，双手搭在对方肩上甜蜜对视的照片，当这张照片被以比较大的尺寸打印出来时，苏文无意中发现，在图像的正中央，是自行车品牌的英文单词——Forever（永久牌），他喜欢由此带来的关于爱情长久的寓意。
“啊，我也有这样的照片！”中国人会这样说，透过这种重新审视，不少人会联想起自己拍出类似照片时的一点点荒诞。恰恰是这种集体记忆吸引了苏文，他从不试图去了解照片中某一个人的故事——即使他有过机会去找到照片中的人，他甚至不会使用一个人的第二张照片。“我一去找，这就变成小小的私人故事的积累，项目的力量就不存在了。”
外国人的反应也挺有趣，2014年《北京银矿》的第一次展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不少当地人跟苏文说：“真没想到中国人能享受生活，中国人能那么幽默，中国人能那么放松。”照片中的中国人，在聚会上玩闹，戴一个假面具或者画一个大花脸，他们去海边游泳，惬意地半躺在花丛前，他们经历生老病死，像每个国家的人一样。
苏文避免谈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许多人透过摄影看中国的角度特别极端，让我不太舒服，要么特别爱，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早上五点练太极拳，书法，黄山；还有一部分人特别讨厌中国，一说中国就说西藏、艾未未、污染”。
在香港展出《北京银矿》时，有人抓住他问：“你做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说中国好，还是中国坏？”苏文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国好中国坏，这就是20年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评价？”
“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
“你愿意描述一下你眼中的北京吗？”
“我不玩儿这种游戏。”
“那你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呢？”
“这个游戏我也不玩。”
苏文并不愿意近乎矫情地评价他如今生活的地方。他说在他小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去一个远离法国的地方，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可以是印度……他没有对中国做一个预设，他只是来了再说。
1999年，苏文17岁，他有一个机会来北京，在一个中国朋友家呆了两周，“离巴黎很远，觉得很好，不断抽烟，不断喝酒”。2002年，他来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过了四年拿到毕业证，“让我妈放了心”，然后就留在了中国。
毕业后，苏文去连州摄影节给一个策展人担任助理，在这过程中，他又认识了很多摄影界人士，他开始为英国Archive of Modern Conflict（现代冲突档案馆） 汇编影像资料，并持续不懈地收藏着中国影像，这其中既有当代摄影，也有早期出版品和民间影像。
他在不断地收集、观看，当他发现北五环外那些废弃的底片时，他意识到这些东西跟以前见过的东西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到底怎么用它们，我不太清楚，收藏的初衷是为了好玩，今天继续收藏还是为了好玩，这些照片很幽默”。
他不觉得他非要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以及北京的强烈的爱，“我住在北京，我在这结婚，我在这有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感兴趣”。
那么政治观点呢？“在《北京银矿》这个项目是没有的，而且我个人的政治观点不重要，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有政治观点吧，我决定做这个展览，不对中国有任何的政治观点，这样就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新鲜，对吗？”如果一定说这些照片中有一些什么选择规则，苏文认为那是对人的尊重，“我要是想开人的玩笑，我可以用一个坏的角度，去选择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
眼下，他的资料库吸引了许多人，动画导演雷磊和他合作，做了一个名为《照片回收》的动画，在不少国际动画节上展出及拿奖；一个法国城市规划师，则对照片中城市景观的变化感兴趣，请苏文找到照片原拍摄地拍摄一段当下的录像与照片对比……这60万张照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矿藏，“我自己关注的就那么几个角度，只有我去探索的话就很遗憾”。
彩色底片越来越少了，苏文相信，6个月之内，他就收集不到它们了。他去废品回收站找小马的时候，小马想涨点价，他就说，除了我，谁还会买他们。小马就只好按着原价，28元一公斤卖给他。他有时候向小马炫耀：“我在国外做了展览哦，我新出了一本书你要看吗？”小马不感兴趣，总是回答一句：“哦，是吗？”小马把自己收到的黑白照片当宝贝，那些照片大多拍摄于“文革”时期，小马相信这些有历史事件的黑白照片，比苏文收集的那些普通人拍摄的彩色的生活照更有历史价值、更值钱。
小马不知道，《北京银矿》就是历史。
底片里的北京人
苏文最开始拿到这些底片的时候并不知道可以用它来做什么，60万张底片被装在三十多个纸箱里，他每天在一个灯箱桌上看这些底片，并把他感兴趣的扫描进电脑编号整理。最初的两年他并没整理出一个思路，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看了五遍，一开始是快乐的，时间久了确实有些无聊，每天差不多六个小时，重复地看、扫描、编号归档，需要极大的耐心。渐渐地一些规律不断的出现，苏文从这些底片中提炼出三十多个系列，包括人们与电冰箱、麦当劳叔叔、家中的外国明星海报合影。还有一些系列是旅游的纪念：走出国门后中国人跟泰国人妖合影的系列、去博物馆与名画合影，因为使用闪光灯而在画上留下一个白色的光点的系列。再之外，还有恋人的系列、双胞胎的系列，人们聚会玩乐的系列。在不同的展览中他会选择展示不同的系列。当所有这些照片集中在一起，就汇聚成了属于中国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