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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服务是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所能够提供的不仅满足个体需求，而且又满足经济社会需求的特殊产品。即对高职教育的需求存在着个人和社会的二元需求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教育的二元需求主体既有一致的利益关系，又有彼此的矛盾冲突；高职院校办学主体也是利益主体，也有其利益的诉求。由于存在着高职教育办学主体与高职教育需求二元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及利益的互动，高职教育办学主体在满足二元主体的需求时，不仅要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进行调节，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进而建立起既满足高职教育二元主体需求又能满足高职教育办学主体利益诉求的调控机制，以保障高职教育的协调发展。
一、高职教育需求主体与办学主体的利益取向及互动
（一）学生利益取向
学生对高职教育的需求是通过生源市场反映的，其利益诉求体现在两个层面：对学校的选择和学习过程中的更大发言权。高职院校招生处于高招过程中的最后批次，学生在面临高职院校时已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加上传统的对获得高学历教育的强烈愿望，这个批次的学生在面对高职院校时有一种整体的失落感。家长的意愿（如就业期望和学费价格等）、班主任的建议和高职院校的外在形象（如硬件条件和规模大小）等成为影响学生（家长）择校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展开恶性生源竞争和盲目建设提供了利益的驱动，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办学主体谋求以就业为导向进行办学的动力。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对管理、教学和校园生活都带有一种挑剔的眼光，这样的学生群体对办学主体施加了强大的办学压力，加剧了高职院校办学主体的困境，同时也驱使高职院校办学主体不得不强化对办学内涵建设的重视。
（二）社会利益取向
社会需求是通过人才市场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对各类专门人才和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的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影响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高职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这对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专业设置和教学改革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二是适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而高校办学资源有限，导致适龄人口的入学需求不能如愿以偿，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期望也将持续增长。这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盲目扩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利益选择动机。
（三）投资者的利益取向
政府的投资实际上是纳税人的投资，高职教育又是服务于纳税人的，不管是作为人力资源消费者的用人单位，还是作为劳动力再生产而交学费的学生（家长），他们都既是投资人又是受益人；与此相对的是民间资本和多元化的股份制形式的资金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他们的收益目标显然与公办院校不同，虽然因为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约，投资高职教育的资本也许会克制自己对于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冲动，但是，亏本的生意是肯定不会做的。这样，摆在不同投资者面前的利益诉求就是：(1)适应政府和地方的政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的特点；(2)找准自己在职业教育市场中的地位；(3)精心测算投资所在地人力资源生产的投入产出比。
（四）院（校）长的利益取向
对于公办院校，虽然理论上说其院（校）长肩负着院校生存和发展的重任，但是常常因为受控于政府制约，学院的院（校）长很难充分发挥经营和管理职能；与此相反，对于民办的高职院校而言，院（校）长的办学思路和经营管理方式受制于投资者的资本升值欲望，追求的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较少兼顾院校的长远发展。如不切实际地自我吹嘘，连哄带骗的招生策略等等；而股份制形式的办学，因为董事会的存在，学院的发展目标必须符合大多数股东的长期利益，院（校）长既是董事会任命的，也就必须向董事会负责，其工作目标和工作业绩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和评估，因而更有可能实现具体条件下的最大化发展。不管是何种办学体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院（校）长的利益诉求，一是抓产品（学生），二是手抓市场。而抓产品（学生）与抓市场的衔接是专业，高职毕业生能不能就业关键在于院校有没有名牌的专业以及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又会反过来为高职院校的发展赢得市场空间。
二、利益调控机制
（一）市场调节机制
高职教育作为“准公共物品”，要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 更要追求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只有在满足需求二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反映个人对高职教育需求的生源市场和反映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的人才市场存在着不一致的，会发生冲突。冲突主要表现在：个人对高职教育需求的增长与社会吸纳能力有限的矛盾、个人增强就业能力的期望与滞后教育而导致的失业之间的矛盾、个人收入的高期待与企业的低工资之间的矛盾等。这就导致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必须在生源竞争、盲目扩展与以就业为导向进行专业定位调整、教学改革等内涵建设之间寻找平衡。走产学研结合的办学之路，是实现平衡，使招生、培养和就业达到良性互动和循环，实现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自身利益诉求的最佳选择。
（二）政府调控机制
从经济角度讲，高职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必须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提供办学经费。市场对高职教育的调节主要在效率领域，政府主要在公平领域。按照“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实行学生受益学生缴费，社会受益政府投入的政策。在受益者中，社会是高职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政府应当是高职教育的主要投资方。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长期以来处于短缺的局面，导致个人购买高等教育服务的抢购心理，而抢购的物品经常不能发挥预想的收益。所以，政府加大投资提供充分的高职教育服务，人们对高职教育的服务性消费就会呈现理性态势，个人的需求才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人才市场的需求，二元需求主体的距离就将缩短。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在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因此，应加快制定与办学体制相适应的政策法规，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政府部门应通过创设环境、搭建平台、制定政策、提供信息服务等，引导高职院校面向市场、搞活机制、自主办学；应制定法规，推动行业和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建立行业职业教育咨询、协调机制等。
总之，只有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组合的调控机制才能协调好高职教育办学主体与二元需求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与矛盾。事实上，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投资就是对高职教育的控制和调节，但是，对于调节高职教育产品的需求来说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因为政府既要兼顾社会、个体的利益，又要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中企业的利益。制定宏观的政策和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高职教育二元需求主体的利益靠拢、方向一致。此外，政府还应对高职教育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控，以此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问题。
高职教育办学主体与二元需求主体各自利益诉求的矛盾要协调一致，还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首先，要明确界定政府和学校的权责关系，并借助绩效合同予以规范。高职院校应依法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力，院（校）长在专业设置上的自主权必须得到保证。高职院（校）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在政府问责、家长和学生的需要以及院校自我管理之间的弹性空间中进行平衡的责任。院（校）长必须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管理者。院（校）长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需要扮演多重角色。院（校）长必须通过自己富有成效的工作，以专业建设为抓手，使院校的发展紧扣市场需求，求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一、高职教育需求主体与办学主体的利益取向及互动
（一）学生利益取向
学生对高职教育的需求是通过生源市场反映的，其利益诉求体现在两个层面：对学校的选择和学习过程中的更大发言权。高职院校招生处于高招过程中的最后批次，学生在面临高职院校时已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加上传统的对获得高学历教育的强烈愿望，这个批次的学生在面对高职院校时有一种整体的失落感。家长的意愿（如就业期望和学费价格等）、班主任的建议和高职院校的外在形象（如硬件条件和规模大小）等成为影响学生（家长）择校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展开恶性生源竞争和盲目建设提供了利益的驱动，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办学主体谋求以就业为导向进行办学的动力。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对管理、教学和校园生活都带有一种挑剔的眼光，这样的学生群体对办学主体施加了强大的办学压力，加剧了高职院校办学主体的困境，同时也驱使高职院校办学主体不得不强化对办学内涵建设的重视。
（二）社会利益取向
社会需求是通过人才市场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对各类专门人才和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的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影响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高职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这对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专业设置和教学改革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二是适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而高校办学资源有限，导致适龄人口的入学需求不能如愿以偿，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期望也将持续增长。这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盲目扩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利益选择动机。
（三）投资者的利益取向
政府的投资实际上是纳税人的投资，高职教育又是服务于纳税人的，不管是作为人力资源消费者的用人单位，还是作为劳动力再生产而交学费的学生（家长），他们都既是投资人又是受益人；与此相对的是民间资本和多元化的股份制形式的资金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他们的收益目标显然与公办院校不同，虽然因为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约，投资高职教育的资本也许会克制自己对于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冲动，但是，亏本的生意是肯定不会做的。这样，摆在不同投资者面前的利益诉求就是：(1)适应政府和地方的政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的特点；(2)找准自己在职业教育市场中的地位；(3)精心测算投资所在地人力资源生产的投入产出比。
（四）院（校）长的利益取向
对于公办院校，虽然理论上说其院（校）长肩负着院校生存和发展的重任，但是常常因为受控于政府制约，学院的院（校）长很难充分发挥经营和管理职能；与此相反，对于民办的高职院校而言，院（校）长的办学思路和经营管理方式受制于投资者的资本升值欲望，追求的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较少兼顾院校的长远发展。如不切实际地自我吹嘘，连哄带骗的招生策略等等；而股份制形式的办学，因为董事会的存在，学院的发展目标必须符合大多数股东的长期利益，院（校）长既是董事会任命的，也就必须向董事会负责，其工作目标和工作业绩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和评估，因而更有可能实现具体条件下的最大化发展。不管是何种办学体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院（校）长的利益诉求，一是抓产品（学生），二是手抓市场。而抓产品（学生）与抓市场的衔接是专业，高职毕业生能不能就业关键在于院校有没有名牌的专业以及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又会反过来为高职院校的发展赢得市场空间。
二、利益调控机制
（一）市场调节机制
高职教育作为“准公共物品”，要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 更要追求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只有在满足需求二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反映个人对高职教育需求的生源市场和反映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的人才市场存在着不一致的，会发生冲突。冲突主要表现在：个人对高职教育需求的增长与社会吸纳能力有限的矛盾、个人增强就业能力的期望与滞后教育而导致的失业之间的矛盾、个人收入的高期待与企业的低工资之间的矛盾等。这就导致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必须在生源竞争、盲目扩展与以就业为导向进行专业定位调整、教学改革等内涵建设之间寻找平衡。走产学研结合的办学之路，是实现平衡，使招生、培养和就业达到良性互动和循环，实现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自身利益诉求的最佳选择。
（二）政府调控机制
从经济角度讲，高职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必须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提供办学经费。市场对高职教育的调节主要在效率领域，政府主要在公平领域。按照“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实行学生受益学生缴费，社会受益政府投入的政策。在受益者中，社会是高职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政府应当是高职教育的主要投资方。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长期以来处于短缺的局面，导致个人购买高等教育服务的抢购心理，而抢购的物品经常不能发挥预想的收益。所以，政府加大投资提供充分的高职教育服务，人们对高职教育的服务性消费就会呈现理性态势，个人的需求才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人才市场的需求，二元需求主体的距离就将缩短。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在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因此，应加快制定与办学体制相适应的政策法规，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政府部门应通过创设环境、搭建平台、制定政策、提供信息服务等，引导高职院校面向市场、搞活机制、自主办学；应制定法规，推动行业和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建立行业职业教育咨询、协调机制等。
总之，只有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组合的调控机制才能协调好高职教育办学主体与二元需求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与矛盾。事实上，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投资就是对高职教育的控制和调节，但是，对于调节高职教育产品的需求来说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因为政府既要兼顾社会、个体的利益，又要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中企业的利益。制定宏观的政策和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高职教育二元需求主体的利益靠拢、方向一致。此外，政府还应对高职教育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控，以此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问题。
高职教育办学主体与二元需求主体各自利益诉求的矛盾要协调一致，还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首先，要明确界定政府和学校的权责关系，并借助绩效合同予以规范。高职院校应依法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力，院（校）长在专业设置上的自主权必须得到保证。高职院（校）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在政府问责、家长和学生的需要以及院校自我管理之间的弹性空间中进行平衡的责任。院（校）长必须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管理者。院（校）长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需要扮演多重角色。院（校）长必须通过自己富有成效的工作，以专业建设为抓手，使院校的发展紧扣市场需求，求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