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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民间建构,特别是从民间话语、日常化民间空间两方面予以分析:一、运用独特的对话式民间话语展开叙述;二、通过还原日常经验中的民间,重建了日常化的民间空间,展现了许三观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对苦难的承担与从容应对的态度。
关键词:民间建构;民间话语;日常化民间空间
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自《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似乎打破了贵族叙事模式,着力尝试并成功实现了民间建构,下面就从民间话语与日常化民间两方面分析《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民间建构。
一、民间话语
话语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写作趋向。《许三观卖血记》就运用了富有民间性的话语组织叙事,更为典型的是运用对话这种极富活泼性与生命力的方式。不论是都市民间还是乡村民间,无论是走在乡间小路还是穿梭于小都市的街头巷尾,都会见到悠闲的人们,三个一团,五个一群地在闲谈,他们的对话、闲聊便足以谱写民间的故事,对话式的民间话语似乎也更具有了真实性。因为对话者们说出的话语必须符合人物身份,顺应特定的情境。余华在苏大的一个学术中曾提到,在参加黄山的一笔会时,恰好碰见林斤澜,闲聊时林斤澜告诉他,沈从文认为写作应贴着人物写。余华当时很不屑,认为所有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干嘛非要贴着人物写,但是随着余华写作道路的延伸,却发现贴着人物写就会写对话了。
文中大部分叙述都采用对话形式进行,对话是从人物口中说出的,每段话语必须与人物一致,不能脱离话语者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是失败的对话,亦是失败的作品。可是如果话语表达恰当、贴切,便会产生画龙点睛的效果,就像许三观的四叔与桂花妈的对话,桂花妈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在这里的话语不仅仅传达着桂花妈对那人身体败坏的描述,同时也潜藏这样的信息:只有经常卖血的人,身子骨才会结实,这是乡土民间,许三观爷爷的那个村庄共认的原则,许三观爷爷也说:“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
在现实生活中,倘使我们对侃侃而谈者、高谈阔论者不作品行性评价,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肯定是充满能量、活力四射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就是在不断地对话,不停地说话,从宏观方面来看,是充满生命力的,满蕴着生命活力的,否则为什么能够在不停地谈论着,不断地叙说着呢?其实微观方面也是如此,就如许玉兰,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就不分地点、场合地诉说,甚至诉说个不停。在第四章中,许玉兰三次躺在产台上,没有一次不大声叫骂着,拼命诉说着;许三观向许玉兰发问一乐的身世问题时,许玉兰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边哭边问自己:“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一没守寡,二没改嫁,三没有偷汉,可他们说我三个儿子有两个爹,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三个儿子明明只有一个爹,他们偏说有两个爹……”许玉兰一遇到问题就爱哭诉,特别是坐在门槛上,尽情释放着内心的苦楚和烦恼,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她的哭诉,她总是尽情张显着她的爆发力,这是来自民间独有的一种生命力的释放,一种生命力的显示。
小说中有大量的对话,但也有许多对话内容是重复的,总是在重复地叙写。在一乐闯祸后,许玉兰去找何小勇求助时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许三观说了,他不来找你算账了,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放心了……何小勇,许三观说了,他不找你算账了,你只要把方铁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许三观每次卖完血后,几乎都要去胜利饭店吃菜喝酒,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同样的菜,一样的酒,但是每次许三观点菜的情境都重复地详细叙写。如果说许玉兰的话语重复可以勉强解释为,对话式语言的惯性,那么对于许三观点菜情境的重复叙写,又有何用意呢?同样的解释,似乎行不通。这群人没有更多的话语叙写周围的人与事,只能运用着单一的、重复的话语,他们是生活在民间(都市或乡间)的人们,其话语也就代表着民间的话语,这种话语的单一性恰恰体现了民间话语的贫乏。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民间个别人的话语丰富性。民间没有丰富的话语进行叙写、诉说,只能借助单一性的话语不断重复。
二、日常化民间空间
《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话式的单一性民间话语为我们叙述了什么呢?有许三观不断地卖血,许三观与许玉兰各自的一次出轨,许三观与何小勇家因一乐而产生的一系列琐事,文革期间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细细看来,不过是些日常琐细,如果说写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文(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化大革命,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也不过是以许三观、许玉兰的口吻进行叙说,颇有些刘姥姥在大观园对钟表描述的味道。重大历史期间,大部分文字只是写许三观一家的琐细事故及其变化,在这里,将历史悬置起来,重在构建日常化的生活空间、民间空间,当然透过日常民间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文中没有大篇幅地描写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景象,而是将视角内移,仅仅叙写许三观一家人的饥饿生活。特别是许三观生日那天,许三观用嘴给家中每个人炒了一道菜,既有烹饪方法的叙写又不缺调料配置那些琐细。从他们一家的日常生活隐约可见悬置的历史,饥饿的人群,生存的渴望。
文中几乎四分之三的文字都是在叙述许三观一家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琐细,这些零散的日常片段凝合一处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清晰的许三观的形象。他不像《活着》中福贵那样,是如此坦然、淡定地活着,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许三观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更多地为周围人而活着,对于苦难有一种从容的应对态度。但是与福贵神似的是,都具有着坚韧的民间生命力,坚强的生存力。
许三观的大半生可以说是在苦水中泡着,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身上的血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少年丧父,母亲撇下他不管,自己一个人在城里生活,靠第一次卖血的钱娶了老婆,成了家,紧接着儿子闯祸,家中挨饿等等,他都以卖血的方式解决着。何小勇被车撞了,他女人迫不得已让一乐去给何小勇喊魂,刚开始时还愤怒地反对一乐为何小勇喊魂,可是面临着生命危在旦夕的何小勇,许三观不得不放下怨恨,主动劝说儿子为其喊魂。因为他始终相信“做人要有良心”,儿子一乐得了肝炎,去上海的医院治病,需要一大笔医药费,竭尽全力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后,为继续筹钱,他开始继续不停地卖血,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诉说,只是会时常提到儿子生病了,急需钱;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坚强地面对并承担着。这就是一种力量,恰似民间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生命力的展现,对于苦难勇于承担,并且从容应对着。
余华积极构建民间话语,并熟练运用着,并且用这种话语尝试并实现着日常化空间的构建,由此不得不承认《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民间构建。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
[3]张清华.《民间理念的流变和当代文学三种》[J].文艺研究,2002,(02).
[4]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J].文艺争鸣,2000,(01).
[5]陈思和.《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关键词:民间建构;民间话语;日常化民间空间
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自《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似乎打破了贵族叙事模式,着力尝试并成功实现了民间建构,下面就从民间话语与日常化民间两方面分析《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民间建构。
一、民间话语
话语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写作趋向。《许三观卖血记》就运用了富有民间性的话语组织叙事,更为典型的是运用对话这种极富活泼性与生命力的方式。不论是都市民间还是乡村民间,无论是走在乡间小路还是穿梭于小都市的街头巷尾,都会见到悠闲的人们,三个一团,五个一群地在闲谈,他们的对话、闲聊便足以谱写民间的故事,对话式的民间话语似乎也更具有了真实性。因为对话者们说出的话语必须符合人物身份,顺应特定的情境。余华在苏大的一个学术中曾提到,在参加黄山的一笔会时,恰好碰见林斤澜,闲聊时林斤澜告诉他,沈从文认为写作应贴着人物写。余华当时很不屑,认为所有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干嘛非要贴着人物写,但是随着余华写作道路的延伸,却发现贴着人物写就会写对话了。
文中大部分叙述都采用对话形式进行,对话是从人物口中说出的,每段话语必须与人物一致,不能脱离话语者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是失败的对话,亦是失败的作品。可是如果话语表达恰当、贴切,便会产生画龙点睛的效果,就像许三观的四叔与桂花妈的对话,桂花妈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在这里的话语不仅仅传达着桂花妈对那人身体败坏的描述,同时也潜藏这样的信息:只有经常卖血的人,身子骨才会结实,这是乡土民间,许三观爷爷的那个村庄共认的原则,许三观爷爷也说:“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
在现实生活中,倘使我们对侃侃而谈者、高谈阔论者不作品行性评价,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肯定是充满能量、活力四射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就是在不断地对话,不停地说话,从宏观方面来看,是充满生命力的,满蕴着生命活力的,否则为什么能够在不停地谈论着,不断地叙说着呢?其实微观方面也是如此,就如许玉兰,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就不分地点、场合地诉说,甚至诉说个不停。在第四章中,许玉兰三次躺在产台上,没有一次不大声叫骂着,拼命诉说着;许三观向许玉兰发问一乐的身世问题时,许玉兰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边哭边问自己:“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一没守寡,二没改嫁,三没有偷汉,可他们说我三个儿子有两个爹,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三个儿子明明只有一个爹,他们偏说有两个爹……”许玉兰一遇到问题就爱哭诉,特别是坐在门槛上,尽情释放着内心的苦楚和烦恼,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她的哭诉,她总是尽情张显着她的爆发力,这是来自民间独有的一种生命力的释放,一种生命力的显示。
小说中有大量的对话,但也有许多对话内容是重复的,总是在重复地叙写。在一乐闯祸后,许玉兰去找何小勇求助时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许三观说了,他不来找你算账了,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放心了……何小勇,许三观说了,他不找你算账了,你只要把方铁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许三观每次卖完血后,几乎都要去胜利饭店吃菜喝酒,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同样的菜,一样的酒,但是每次许三观点菜的情境都重复地详细叙写。如果说许玉兰的话语重复可以勉强解释为,对话式语言的惯性,那么对于许三观点菜情境的重复叙写,又有何用意呢?同样的解释,似乎行不通。这群人没有更多的话语叙写周围的人与事,只能运用着单一的、重复的话语,他们是生活在民间(都市或乡间)的人们,其话语也就代表着民间的话语,这种话语的单一性恰恰体现了民间话语的贫乏。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民间个别人的话语丰富性。民间没有丰富的话语进行叙写、诉说,只能借助单一性的话语不断重复。
二、日常化民间空间
《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话式的单一性民间话语为我们叙述了什么呢?有许三观不断地卖血,许三观与许玉兰各自的一次出轨,许三观与何小勇家因一乐而产生的一系列琐事,文革期间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细细看来,不过是些日常琐细,如果说写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文(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化大革命,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也不过是以许三观、许玉兰的口吻进行叙说,颇有些刘姥姥在大观园对钟表描述的味道。重大历史期间,大部分文字只是写许三观一家的琐细事故及其变化,在这里,将历史悬置起来,重在构建日常化的生活空间、民间空间,当然透过日常民间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文中没有大篇幅地描写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景象,而是将视角内移,仅仅叙写许三观一家人的饥饿生活。特别是许三观生日那天,许三观用嘴给家中每个人炒了一道菜,既有烹饪方法的叙写又不缺调料配置那些琐细。从他们一家的日常生活隐约可见悬置的历史,饥饿的人群,生存的渴望。
文中几乎四分之三的文字都是在叙述许三观一家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琐细,这些零散的日常片段凝合一处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清晰的许三观的形象。他不像《活着》中福贵那样,是如此坦然、淡定地活着,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许三观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更多地为周围人而活着,对于苦难有一种从容的应对态度。但是与福贵神似的是,都具有着坚韧的民间生命力,坚强的生存力。
许三观的大半生可以说是在苦水中泡着,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身上的血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少年丧父,母亲撇下他不管,自己一个人在城里生活,靠第一次卖血的钱娶了老婆,成了家,紧接着儿子闯祸,家中挨饿等等,他都以卖血的方式解决着。何小勇被车撞了,他女人迫不得已让一乐去给何小勇喊魂,刚开始时还愤怒地反对一乐为何小勇喊魂,可是面临着生命危在旦夕的何小勇,许三观不得不放下怨恨,主动劝说儿子为其喊魂。因为他始终相信“做人要有良心”,儿子一乐得了肝炎,去上海的医院治病,需要一大笔医药费,竭尽全力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后,为继续筹钱,他开始继续不停地卖血,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诉说,只是会时常提到儿子生病了,急需钱;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坚强地面对并承担着。这就是一种力量,恰似民间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生命力的展现,对于苦难勇于承担,并且从容应对着。
余华积极构建民间话语,并熟练运用着,并且用这种话语尝试并实现着日常化空间的构建,由此不得不承认《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民间构建。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
[3]张清华.《民间理念的流变和当代文学三种》[J].文艺研究,2002,(02).
[4]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J].文艺争鸣,2000,(01).
[5]陈思和.《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