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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长沙，高群书都是以一个状态示人：不高兴！
跟着《神探》制片方的工作人员找到高群书，他正与宁财神、张立宪等几个老友抽烟聊天。制片方想让他出面谈谈新戏，被高导狠狠斜了两眼。“这都是你们宣传的事儿吧，老TM把我拉上干嘛呢？”虽然嘴里骂骂咧咧，高导还是挺配合的挪开沙发上的行李，让记者坐下来。
“新电影挺好玩的，但我想你得先看看这个！”他一边抱怨西裤太窄，一边将裤腿挽起来，左腿的膝盖蒙着几层纱布。“你瞅瞅，前天晚上，我走在自家小区里，咯噔掉那污水井里头……”高群书费了大量“粗口句式”来表达他愤怒的心情，将手边的茶几敲打啪啪作响。“我掉进去了，费点劲还能爬出来，但要是谁家老头撞上这事，那还不得在井里过夜啊！”一旁的顾小白接过话头 ：“那是，没人敢在路边扶老头。”
或许，你会不习惯高群书莫名的义愤填膺，甚至偶尔爆粗。但与高群书一同来到长沙的助理说，“在片场，高导也是这样，总是不高兴，特话唠。”虽然2008年的《风声》票房奇佳，2010年上映的《西风烈》被盛赞，即将上映的《神探亨特张》是被业内寄予厚望的创新之作，但高群书依然处于对电影制作水准要求过高，与面对实际操作不得不妥协的矛盾状态之中。
据说双鱼座的人年轻时候都写诗。高群书也写。朦胧诗，还有个笔名叫岑寂。那个时候他留飘飘长发，整个一颓废派文艺男青年的姿态。如今，他叫膘客老高。“您看仔细了，是身上长的‘膘’，不是‘嫖’，上次有家报纸给写错了，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高群书说，就因为太多人叫他“嫖客”他现在已经把微博名改了。身为一位电影导演，少见这么贫嘴的。他爱和网友在微博上瞎侃，聊天气、聊路况，偶尔也爆个明星八卦什么的。看别人拍的电影，他得“炮轰”个几句，“没良心”“没道德”这样的词张口就来。即便只是参加综艺节目录制，他也有几句牢骚，“不专业的人特多”。
就是这样一个“讨人厌”的胖子，拍了十多年影视剧，他琢磨出了个愿望——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暴富的煤矿老板带着年轻的小蜜，把小山一样的钞票甩他面前，让他随便给拍个电影，题材不限。“只要能让我自由拍戏，就算那小蜜长得像母猪，我也绝对让她当女一号！”
高群书，不高兴电影与市场
在《风声》砍下2.5亿票房之前，高群书的名字不如他的作品红。
这位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近十年的新闻人，凭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打响，执导的《征服》更被公认为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直接带火了孙红雷。《东京审判》是他的电影处女作，此后，他的《千钧，一发》拿下第9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所以，今天的高群书会轻描淡写的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不带‘之一’！”
“不会‘装蒜’怎么拍大片？”
“我从不跟人讲那啥艺术手法，啥文化背景，啥拍摄技术。做商业片，你就是尊神，你也是要赚银子。”高群书是个实在人，他觉得当下国内的文化环境里，只有敢“装蒜”，精于“装蒜”的导演才能活。
从摄影记者，干到电视剧导演，再到电影导演。高群书一贯个性强势。《风声》算是他拍摄的第一部大片，陈国富找到他合作时，老高还在为电视剧《四大名捕》选景。“我当时一想啊，老陈在圈里也算德高望重了，作为导演，我不能让他压一头。陈国富原本设想的《风声》是部中片规模，我却告诉他《风声》必须是部大片。他说票房拿到8000万就是胜利，我喝了酒就冲他喊，8000万对我是个侮辱，必须得过亿！”
什么叫大片？老高的解释像个冷笑话。“大片三要素，第一必须花钱搭景，第二必须有大场面，第三必须有航拍。”他认为好莱坞玩了半个世纪的手段就是如此。“既然叫大片了，你得有‘装蒜’的东西。大场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装蒜’，视觉上有开阔感，看完这个场面，你说投资多少，大家伙能信，觉得它值这个价钱。”为了追求老高坚持的大场面，剧组放弃了选景拍摄，而是斥巨资在峭壁上搭起了一座城堡。
另一个“装蒜”的大场面是影片开头汪伪政府“国庆”的一场戏，原剧本里是想用旁白资料表现，但高群书坚持实景拍摄，这个想法惨遭周围人的一致反对：政治不正确，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怎能出现庆祝汪伪政府国庆的戏？老高拍着胸脯，“出了事我负责！”在新闻喉舌中滚打多年的他，深谙尺寸拿捏之道，《东京审判》题材敏感、《征服》里血腥暴力毒品样样都有，《风声》里那些受虐场景连原著作者麦家都觉得“过了头”，但老高的作品却从未在审查中出过问题，“我就是能在这样的体制里游刃有余”
“中式英雄主义，确实俗气，但胜在管用”
顶着“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头衔已经很多年，后来人却一直迟迟没能追上来。问及高群书有没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他哈哈大笑“您别介，现在说你是拍商业片的，就像是骂人一样。”
“或许是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想要独特，想要与众不同。”高群书对此嗤之以鼻。“独特？就连小孩偶尔蹦出的梦呓，都能惊艳世人。这些独特，来得太容易了点。”高群书最忌讳的，就是拿小孩那一两句让人眼前一亮的“梦呓”来糊弄人。“独特是独特了，但它不适应大众的价值观取向，不代表大众的集体情感，观众为什么要给你的审美怪癖买单？”
太多电影人想要剑走偏锋，高群书偏偏不吃这一套。他拍大片，无他，就拍英雄主义。为什么？因为锄强扶弱、惩恶除奸才是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主流的价值观。在高群书心里一直有个清晰的指向——更多人接受，票房自然就好。“商业片要卖的好，单靠规模大、投资大也不行，大票房追求的实际上是大众的高接受度。”电影要做到面对整个社会说话，那么，没有比英雄主义更靠谱更讨巧的主题了。
更大一部分中国导演觉得英雄主义太庸俗了。高群书说：“他们喜欢用艺术片的心态拍商业大片。他们想，我一个堂堂大导演，怎么能拍这种没有水平的东西呢？”标新立异的结果就是，大众看不懂，票房惨败。“他们想拍出黑格尔式的真理，想拍缠绕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继承的真理。但他们没有想过，如今是一个快餐时代，没有人愿意为你晦涩的真理买单，甚至你作为导演本身，也耐不下心去发现真理。商业片票房过亿不一定是坏了良心，但拍电影让人看不下去肯定是可耻的。” “中国电影大师多是‘手淫者’，自己让自己爽”
“说的不客气一点，‘第五代’是毁了中国电影的……”谈到这里，一直在老高身侧打盹的顾小白立马来了精神，“我就爱听老高开炮。”高群书一摊手，接着说道，“我有这个发言权吧”。
“我一直想做一个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电影跳过第六代、第五代，直接跟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血脉相连。90年代，所有电影的终点都是电影节，得完奖回来，票房确实是很好，新鲜啊。但电影节代表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的口味。回头你面对观众时，情况复杂了，你不能认为那几个评委同意的事儿到这儿还有效力，没那回事儿。”
高群书认为，‘第五代’电影大师都受过刺激，环境逼着他们一定要绝处逢生。所以拍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不主流，“能拍出人是怎么死的，就是拍不出人们当下的活法。”
高群书直言自己不想当大师，“我的朋友牟森有个很粗俗的比喻， 他说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就叫巨匠了。我把他的话简述一下，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顾小白在一旁伸手鼓掌：“老高，巨匠啊！”
高群书嘿嘿一笑说“还真是。中国电影的失败在于人人觉得自己是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和钱、制作条件、体制没任何关系。在一个刚挣得温饱，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尚在为温饱挣命的国度，奢谈大师是不道德的。我们更应该吝惜资金，用电影给人慰藉平抚。”
高群书，不高兴现实与自由
采访进行到一半，王小山背着个旅行包匆匆闯进休息室，径直朝高群书走过来，“老高，飞机晚点，不赖我，我现在就特想知道你掉坑里那事怎么没了下文？”宁财神、张立宪等人好像突然找到了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你们知道不？今儿长沙的主干道上陷坑了，坑死一开宝马的”“微博上不是都炸开锅了？”“就说开宝马的比开夏利的命值钱……”
高群书也没有参合讨论，转过头对记者说：“物以类聚嘛，我这帮朋友脾气都比我臭，说得好听点咱叫斗士，说的俗一点，就是爱管闲事。这倒是可以联系新戏《神探》来说说，我叫上这帮朋友拍戏，一个专业演员都没用，因为演员没这些哥们好使。
“一部戏的预算三分之一点二给演员，不能再多了，这是我的底线。”
高群书自认脾气很不好，早在2008年拍摄《风声》前，他就给陈国富打预防针：“演员请谁来不要紧，但来了必须听话，别在我这儿耍腕，谁装我都要翻脸，管你是谁！”
电影开拍后，他果然说到做到。《风声》中苏有朋饰演的白小年是个昆曲名伶，一开始，苏有朋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造型师给他梳的中分头让他特扭，老是趁人不注意就偷偷梳回去。高群书把他叫到一边说“演男旦，前有张国荣，再前有梅兰芳，这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你也不能差太远吧？”
“是中国的演员培养体系有大问题，艺术院校高考低分录取就是个错误的开始。很多学生一入学就等于进了名利场，一门心思都想着怎么成名去了。”高群书直言，现在的很多专业演员文化修养不够，社会阅历欠缺，专业素质也不高。“但有趣的是，专业演员大多身价惊人。我知道，很多坏了良心的导演为了拍电影，花掉五分之四的预算请演员，这完全是把观众当傻子。三分之一点二给演员，不能再多了，这是我的底线，我能坚持。”
把非专业演员一把塑造成影帝是老高的专长之一。饰演《千钧，一发》男主角的马国伟，原本是派出所的警察，平时连电视都看得很少，但第一次拍电影，他就拿到了上海电影节的影帝。这次老高请来一帮牛人拍《神探》，他拍着胸脯说：“不是我没钱请演员，只是这戏只能让我这些‘喝过酒’的哥们拍，他们身上的个性没有演员能演得出来，我让王小山演个杀人犯，他那股狠劲我看了都犯怵。”
“这是个职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现实在荧幕上已经绝迹，我根本编不过生活”
“干，比说什么都强！”——还是记者时，高群书在太行山区采访，曾看到某乡政府墙上的一条标语。忍不住作愤青状时，这条标语总能让他清醒过来。但不论如何克制，高群书还是个“愤怒的中年人”，与他聊电影，他能扯到地沟油、苏丹红。与他聊生活，他就要给你看前天掉水坑里留下的伤疤。甚至和他聊到成长经历，他也要严肃的告诉你“如今的年轻人浮躁得不像话。”
“太多年轻导演，一出手就想弄出个昆汀范儿。很多人都想，宁浩凭一个电影就火了，那我也成。他在底下做了多少年副导演你知道吗？他自己掏几万块钱在草原拍片，这头正拍着戏呢，一个蒙古群众演员突然跑回去养马了。宁浩就开着自己那小破车，在草原上追了人家一百多公里，这些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整个行业里的职业道德缺失，人人都想一步登天，其实门都没有。”
很多人说老高拍现实题材“有劲”，但老高却说：“现实在荧幕上已经绝迹，我根本编不过生活，这个社会说老实话是没有安全感的。没有安全感怎么办？你不能去怨天尤人吧？你也不能杀人放火，就只有自救。每个人发挥他生活的智慧，去解决自己面临的种种问题。我可以还原生活碎片，但其实大家都知道，生活远没有电影美丽。”
“我乐意给人挣钱，但我渴望自由。”
“真想像鲁迅说的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高群书猛抽了一口烟。
高群书崇拜的导演是科恩兄弟，但他最羡慕的人，是小制作电影《透析》的导演刘杰。“拿的是数字摄像机，面对的是三五个演员。导演每天踱着闲步，走到外边瞅瞅天，然后撂下一句话，‘今天天气不太好，咱不拍了。’”高群书在电影里客串了一回，有幸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自由地拍电影。
“拍着玩儿，这是我的理想。”高群书说。他羡慕王家卫，羡慕杜琪峰——人家一部电影能拍三年。没空，电影往那一搁。等什么时间有空了，再回头来拍。自己呢，得天天赶集似的早出晚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商业导演之一，高群书注定得被赶鸭子上架。他其实不缺投资，也不缺钱，但他为什么会梦想有“煤老板”找他拍戏？“我听人说，‘煤老板’出手特随意，而且不太管事，你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拍戏，最多硬塞个姑娘进来，你就当带新人了……”
有人说，电影行业就像《红楼梦》里的大家族，贾宝玉是拍艺术片的，只顾着和林黛玉风花雪月；王熙凤就是拍大片的，掌管整个大家族的吃喝拉撒睡。“我想做贾宝玉，拍个小片子，不管票房，不管口碑，我自己高兴就行。”高群书想拍小人物的故事，“美国有《88种死法》那我就拍个《中国的800种活法》。”
很无奈，他没法成为贾宝玉。“我不想具备王熙凤的眼光，但拍了那么多大片，这种姿态已经渗透到我血液里边了，我时刻被提醒着，要以一个大片导演的眼光去选材、去掌控全局。”
跟着《神探》制片方的工作人员找到高群书，他正与宁财神、张立宪等几个老友抽烟聊天。制片方想让他出面谈谈新戏，被高导狠狠斜了两眼。“这都是你们宣传的事儿吧，老TM把我拉上干嘛呢？”虽然嘴里骂骂咧咧，高导还是挺配合的挪开沙发上的行李，让记者坐下来。
“新电影挺好玩的，但我想你得先看看这个！”他一边抱怨西裤太窄，一边将裤腿挽起来，左腿的膝盖蒙着几层纱布。“你瞅瞅，前天晚上，我走在自家小区里，咯噔掉那污水井里头……”高群书费了大量“粗口句式”来表达他愤怒的心情，将手边的茶几敲打啪啪作响。“我掉进去了，费点劲还能爬出来，但要是谁家老头撞上这事，那还不得在井里过夜啊！”一旁的顾小白接过话头 ：“那是，没人敢在路边扶老头。”
或许，你会不习惯高群书莫名的义愤填膺，甚至偶尔爆粗。但与高群书一同来到长沙的助理说，“在片场，高导也是这样，总是不高兴，特话唠。”虽然2008年的《风声》票房奇佳，2010年上映的《西风烈》被盛赞，即将上映的《神探亨特张》是被业内寄予厚望的创新之作，但高群书依然处于对电影制作水准要求过高，与面对实际操作不得不妥协的矛盾状态之中。
据说双鱼座的人年轻时候都写诗。高群书也写。朦胧诗，还有个笔名叫岑寂。那个时候他留飘飘长发，整个一颓废派文艺男青年的姿态。如今，他叫膘客老高。“您看仔细了，是身上长的‘膘’，不是‘嫖’，上次有家报纸给写错了，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高群书说，就因为太多人叫他“嫖客”他现在已经把微博名改了。身为一位电影导演，少见这么贫嘴的。他爱和网友在微博上瞎侃，聊天气、聊路况，偶尔也爆个明星八卦什么的。看别人拍的电影，他得“炮轰”个几句，“没良心”“没道德”这样的词张口就来。即便只是参加综艺节目录制，他也有几句牢骚，“不专业的人特多”。
就是这样一个“讨人厌”的胖子，拍了十多年影视剧，他琢磨出了个愿望——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暴富的煤矿老板带着年轻的小蜜，把小山一样的钞票甩他面前，让他随便给拍个电影，题材不限。“只要能让我自由拍戏，就算那小蜜长得像母猪，我也绝对让她当女一号！”
高群书，不高兴电影与市场
在《风声》砍下2.5亿票房之前，高群书的名字不如他的作品红。
这位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近十年的新闻人，凭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打响，执导的《征服》更被公认为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直接带火了孙红雷。《东京审判》是他的电影处女作，此后，他的《千钧，一发》拿下第9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所以，今天的高群书会轻描淡写的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不带‘之一’！”
“不会‘装蒜’怎么拍大片？”
“我从不跟人讲那啥艺术手法，啥文化背景，啥拍摄技术。做商业片，你就是尊神，你也是要赚银子。”高群书是个实在人，他觉得当下国内的文化环境里，只有敢“装蒜”，精于“装蒜”的导演才能活。
从摄影记者，干到电视剧导演，再到电影导演。高群书一贯个性强势。《风声》算是他拍摄的第一部大片，陈国富找到他合作时，老高还在为电视剧《四大名捕》选景。“我当时一想啊，老陈在圈里也算德高望重了，作为导演，我不能让他压一头。陈国富原本设想的《风声》是部中片规模，我却告诉他《风声》必须是部大片。他说票房拿到8000万就是胜利，我喝了酒就冲他喊，8000万对我是个侮辱，必须得过亿！”
什么叫大片？老高的解释像个冷笑话。“大片三要素，第一必须花钱搭景，第二必须有大场面，第三必须有航拍。”他认为好莱坞玩了半个世纪的手段就是如此。“既然叫大片了，你得有‘装蒜’的东西。大场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装蒜’，视觉上有开阔感，看完这个场面，你说投资多少，大家伙能信，觉得它值这个价钱。”为了追求老高坚持的大场面，剧组放弃了选景拍摄，而是斥巨资在峭壁上搭起了一座城堡。
另一个“装蒜”的大场面是影片开头汪伪政府“国庆”的一场戏，原剧本里是想用旁白资料表现，但高群书坚持实景拍摄，这个想法惨遭周围人的一致反对：政治不正确，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怎能出现庆祝汪伪政府国庆的戏？老高拍着胸脯，“出了事我负责！”在新闻喉舌中滚打多年的他，深谙尺寸拿捏之道，《东京审判》题材敏感、《征服》里血腥暴力毒品样样都有，《风声》里那些受虐场景连原著作者麦家都觉得“过了头”，但老高的作品却从未在审查中出过问题，“我就是能在这样的体制里游刃有余”
“中式英雄主义，确实俗气，但胜在管用”
顶着“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头衔已经很多年，后来人却一直迟迟没能追上来。问及高群书有没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他哈哈大笑“您别介，现在说你是拍商业片的，就像是骂人一样。”
“或许是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想要独特，想要与众不同。”高群书对此嗤之以鼻。“独特？就连小孩偶尔蹦出的梦呓，都能惊艳世人。这些独特，来得太容易了点。”高群书最忌讳的，就是拿小孩那一两句让人眼前一亮的“梦呓”来糊弄人。“独特是独特了，但它不适应大众的价值观取向，不代表大众的集体情感，观众为什么要给你的审美怪癖买单？”
太多电影人想要剑走偏锋，高群书偏偏不吃这一套。他拍大片，无他，就拍英雄主义。为什么？因为锄强扶弱、惩恶除奸才是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主流的价值观。在高群书心里一直有个清晰的指向——更多人接受，票房自然就好。“商业片要卖的好，单靠规模大、投资大也不行，大票房追求的实际上是大众的高接受度。”电影要做到面对整个社会说话，那么，没有比英雄主义更靠谱更讨巧的主题了。
更大一部分中国导演觉得英雄主义太庸俗了。高群书说：“他们喜欢用艺术片的心态拍商业大片。他们想，我一个堂堂大导演，怎么能拍这种没有水平的东西呢？”标新立异的结果就是，大众看不懂，票房惨败。“他们想拍出黑格尔式的真理，想拍缠绕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继承的真理。但他们没有想过，如今是一个快餐时代，没有人愿意为你晦涩的真理买单，甚至你作为导演本身，也耐不下心去发现真理。商业片票房过亿不一定是坏了良心，但拍电影让人看不下去肯定是可耻的。” “中国电影大师多是‘手淫者’，自己让自己爽”
“说的不客气一点，‘第五代’是毁了中国电影的……”谈到这里，一直在老高身侧打盹的顾小白立马来了精神，“我就爱听老高开炮。”高群书一摊手，接着说道，“我有这个发言权吧”。
“我一直想做一个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电影跳过第六代、第五代，直接跟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血脉相连。90年代，所有电影的终点都是电影节，得完奖回来，票房确实是很好，新鲜啊。但电影节代表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的口味。回头你面对观众时，情况复杂了，你不能认为那几个评委同意的事儿到这儿还有效力，没那回事儿。”
高群书认为，‘第五代’电影大师都受过刺激，环境逼着他们一定要绝处逢生。所以拍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不主流，“能拍出人是怎么死的，就是拍不出人们当下的活法。”
高群书直言自己不想当大师，“我的朋友牟森有个很粗俗的比喻， 他说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就叫巨匠了。我把他的话简述一下，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顾小白在一旁伸手鼓掌：“老高，巨匠啊！”
高群书嘿嘿一笑说“还真是。中国电影的失败在于人人觉得自己是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和钱、制作条件、体制没任何关系。在一个刚挣得温饱，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尚在为温饱挣命的国度，奢谈大师是不道德的。我们更应该吝惜资金，用电影给人慰藉平抚。”
高群书，不高兴现实与自由
采访进行到一半，王小山背着个旅行包匆匆闯进休息室，径直朝高群书走过来，“老高，飞机晚点，不赖我，我现在就特想知道你掉坑里那事怎么没了下文？”宁财神、张立宪等人好像突然找到了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你们知道不？今儿长沙的主干道上陷坑了，坑死一开宝马的”“微博上不是都炸开锅了？”“就说开宝马的比开夏利的命值钱……”
高群书也没有参合讨论，转过头对记者说：“物以类聚嘛，我这帮朋友脾气都比我臭，说得好听点咱叫斗士，说的俗一点，就是爱管闲事。这倒是可以联系新戏《神探》来说说，我叫上这帮朋友拍戏，一个专业演员都没用，因为演员没这些哥们好使。
“一部戏的预算三分之一点二给演员，不能再多了，这是我的底线。”
高群书自认脾气很不好，早在2008年拍摄《风声》前，他就给陈国富打预防针：“演员请谁来不要紧，但来了必须听话，别在我这儿耍腕，谁装我都要翻脸，管你是谁！”
电影开拍后，他果然说到做到。《风声》中苏有朋饰演的白小年是个昆曲名伶，一开始，苏有朋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造型师给他梳的中分头让他特扭，老是趁人不注意就偷偷梳回去。高群书把他叫到一边说“演男旦，前有张国荣，再前有梅兰芳，这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你也不能差太远吧？”
“是中国的演员培养体系有大问题，艺术院校高考低分录取就是个错误的开始。很多学生一入学就等于进了名利场，一门心思都想着怎么成名去了。”高群书直言，现在的很多专业演员文化修养不够，社会阅历欠缺，专业素质也不高。“但有趣的是，专业演员大多身价惊人。我知道，很多坏了良心的导演为了拍电影，花掉五分之四的预算请演员，这完全是把观众当傻子。三分之一点二给演员，不能再多了，这是我的底线，我能坚持。”
把非专业演员一把塑造成影帝是老高的专长之一。饰演《千钧，一发》男主角的马国伟，原本是派出所的警察，平时连电视都看得很少，但第一次拍电影，他就拿到了上海电影节的影帝。这次老高请来一帮牛人拍《神探》，他拍着胸脯说：“不是我没钱请演员，只是这戏只能让我这些‘喝过酒’的哥们拍，他们身上的个性没有演员能演得出来，我让王小山演个杀人犯，他那股狠劲我看了都犯怵。”
“这是个职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现实在荧幕上已经绝迹，我根本编不过生活”
“干，比说什么都强！”——还是记者时，高群书在太行山区采访，曾看到某乡政府墙上的一条标语。忍不住作愤青状时，这条标语总能让他清醒过来。但不论如何克制，高群书还是个“愤怒的中年人”，与他聊电影，他能扯到地沟油、苏丹红。与他聊生活，他就要给你看前天掉水坑里留下的伤疤。甚至和他聊到成长经历，他也要严肃的告诉你“如今的年轻人浮躁得不像话。”
“太多年轻导演，一出手就想弄出个昆汀范儿。很多人都想，宁浩凭一个电影就火了，那我也成。他在底下做了多少年副导演你知道吗？他自己掏几万块钱在草原拍片，这头正拍着戏呢，一个蒙古群众演员突然跑回去养马了。宁浩就开着自己那小破车，在草原上追了人家一百多公里，这些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整个行业里的职业道德缺失，人人都想一步登天，其实门都没有。”
很多人说老高拍现实题材“有劲”，但老高却说：“现实在荧幕上已经绝迹，我根本编不过生活，这个社会说老实话是没有安全感的。没有安全感怎么办？你不能去怨天尤人吧？你也不能杀人放火，就只有自救。每个人发挥他生活的智慧，去解决自己面临的种种问题。我可以还原生活碎片，但其实大家都知道，生活远没有电影美丽。”
“我乐意给人挣钱，但我渴望自由。”
“真想像鲁迅说的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高群书猛抽了一口烟。
高群书崇拜的导演是科恩兄弟，但他最羡慕的人，是小制作电影《透析》的导演刘杰。“拿的是数字摄像机，面对的是三五个演员。导演每天踱着闲步，走到外边瞅瞅天，然后撂下一句话，‘今天天气不太好，咱不拍了。’”高群书在电影里客串了一回，有幸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自由地拍电影。
“拍着玩儿，这是我的理想。”高群书说。他羡慕王家卫，羡慕杜琪峰——人家一部电影能拍三年。没空，电影往那一搁。等什么时间有空了，再回头来拍。自己呢，得天天赶集似的早出晚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商业导演之一，高群书注定得被赶鸭子上架。他其实不缺投资，也不缺钱，但他为什么会梦想有“煤老板”找他拍戏？“我听人说，‘煤老板’出手特随意，而且不太管事，你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拍戏，最多硬塞个姑娘进来，你就当带新人了……”
有人说，电影行业就像《红楼梦》里的大家族，贾宝玉是拍艺术片的，只顾着和林黛玉风花雪月；王熙凤就是拍大片的，掌管整个大家族的吃喝拉撒睡。“我想做贾宝玉，拍个小片子，不管票房，不管口碑，我自己高兴就行。”高群书想拍小人物的故事，“美国有《88种死法》那我就拍个《中国的800种活法》。”
很无奈，他没法成为贾宝玉。“我不想具备王熙凤的眼光，但拍了那么多大片，这种姿态已经渗透到我血液里边了，我时刻被提醒着，要以一个大片导演的眼光去选材、去掌控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