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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先生的专著《民国大学的文脉》从语言、学术和道德等若干方面分析了以两所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起点的“激进”和“保守”两种学风，对应着两种学术立场、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在空间中相互区隔，又交融斗争的复杂过程。书中充满大量细节，反映了作者在这个领域的深厚积累。对此，学界已有好评[1]，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细节的力量”[2]，表明其重视程度。然而，当前历史研究中并不缺乏细节的丰富性，特别是历史人类学更将长期被忽视的细节带入研究视野，同样展示了史实的复杂性，因此“细节丰富”本身并不足以概括本书的特点。我认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该书细节的特色和价值。
与当前史学著作大量细节相比，同样写微末的人和事，该书喜欢写有趣的故事。书中充满有趣的人事纠葛和个人行为。比如，写“学衡派”的重要人物梅光迪本来推崇的是中国的旧礼俗、旧制度，按理应该尊重包辦婚姻，但是在东南大学教课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李今英，最终抛弃了结发妻子和亲生儿子，与李结合，背叛了自己的主张。[2]136无独有偶，另一个“学衡派”“中国领导人”[2]135吴宓，也以他追求恋爱自由的浪漫行为反击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此对照的是激进一方的胡适，却成为“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语）。这些趣事不是没有意义的点缀，恰恰借此突显了新文化的力量，突显文化保守派与新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反映了历史人物心理的多层次性，以及思想交锋的复杂性。
这样的趣事在第七章《公德私情》里有更集中的展现。无论是写南方学人对胡适的嘲笑，还是鲁迅恋爱的故事，还是狂傲的黄侃对仅大自己两岁的刘师培行跪拜礼[2]203-216……这些有趣的细节都不是花边新闻，都能展现民国大学学人的情趣、品质和情怀，使“学风”更有实感，也更能反映当时思想的实况。再有，第一章吴汝纶出场时，顺便提到同门师兄张裕钊、黎庶昌和薛福成的未能高寿，吴汝纶几乎是偶然性地在那时成为语言革新和学制改革的推动者。这似乎是闲笔逸史，但其中有对历史无情的感慨和命运偶然的幽默。
有趣似乎是作者追求的。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大量这类有趣味的旁逸斜出，这倒不单纯是为了好玩儿，也不全是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阅读的趣味性，更多的是出于作者自己的好奇心和对历史的理解，其“史趣”的追求使得细节排闼而来，织成一张网络，流露的是对历史和人文的体贴。
同样倾向于分析日记、档案这类边缘性的文本（与正史记载相比），该书更喜欢分析历史关键点的文本，特别关注历史文本中具有转折意义的细节。比如，该书写到吴汝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的谈话，作者从日记记载的详细内容中，读出吴汝纶思想发生突破的要素。[2]20-22分析这部分内容时，作者感叹这里“颇有细节的冲击力”[2]20，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此处的“冲击力”就来自该细节抽绎出的思想变化契机，能瞬间呈现了新知识、新经验从日本进入中国的状况。作者就像一个地质学家一样从动物标本的一个细微变化看到一个纲目的出现。
与此取向一致，作者为了更真实地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关注了图像和歌词，这些文本一般很少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作者看中了其中隐藏的思想、心理以及变动发端的痕迹。比如，为了揭示中央大学教授的精神世界，该书写到他们设计的校色和校声。这些古怪的东西，既有趣又能反映南方学统的自我认同。[2]189-190在微末之处寻找历史大潮源头的方法，使图像声音和人的行动等统统成了考察对象，使该书呈现泛文本的特点。
同样写边缘化的小人物，该书更喜欢展现人际关系网络。作者的所有著作都会写到大量人物，靠的是作者读过的数百种民国人物传记，他对民国人物的家世谱系非常熟悉，也喜欢把历史人物之间的任何细小的关联爬梳出来。他写到的很多人物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梁启超所谓的“伟大人物”，不能算是时代的思想中心[3]。按照旧历史观，应该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通常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后见的遮蔽，有选择地寻找材料。本人查阅北大档案时发现，其中涉及邓中夏和李大钊的哪怕蛛丝马迹都被人标示出来，而大量人名则引不起他人兴趣。这样一来，结果就成了我们常常在旧的历史视野中做补充，很难做出新的历史叙述。当然，作者并没有经常用新的历史叙述来代替旧叙述，他对此相当谨慎，他的做法是对“非历史人物”也尽可能加以容纳，也许一时不能涨破原来的叙述，但可以侵蚀旧的叙述。
比如，写文学研究会对《诗学研究专号》的“围剿”，除了让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等著名历史人物出场，还带进来薛鸿猷、缪凤林、欧阳翥等历史中的人物。[2]78-87前者因为后来做出历史贡献，是“历史正确”的，因此大多数读者耳熟能详，而后者则一直受到压抑，成为历史抛弃物。对于他们，作者一视同仁，让他们发声，尽可能考证这些“废人”的背景，展现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毕竟，如果没有他们的批评，新文学家的思想不会那样丰富，很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激进和保守两种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冲突才是塑造历史面目的力量。作者用人际交际网络来容纳那些与历史异质的因素和人物，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作者之所以喜欢选择这类细节，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好处以外，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点，即作者借助于有趣的、包孕历史顷刻的、人际交往和斗争的网络，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的大地对应于天上的星空。在个人与历史潮流之间建立具体联系，勾连起历史和人、时间和空间，使得思想史变得可感，使得理论概括变得可信。
从思想史方面看，结合了个人思想与历史潮流，把人物和思潮统一起来。一般做法是关注精英的思想和学术，认为精英人物的思想与历史同构，而一般“没有价值”的思想则受到忽视。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里就曾质疑过这种思想史处理方法，谈到一般生活思想与精英思想的不和谐。生活世界中大量沉默下去的思想也构成时代思想的一部分，甚至构成时代思潮的主体或者基础。而所谓思想家的思想必须与这些思想呼应才能成为大众思想的一部分。[4]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显赫的文本如《日本国志》和《新青年》前两三卷，因为超前于生活世界中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如果不是历史出现了新的动向，它们也许免不了被埋没的命运。 该书细节所构造的这个生活世界，涉及大量学生、教师、大师、校长，容纳了大量学校、刊物，展现了学校之间、校长之间、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背后则是各种思想及其斗争。南北学风的角力实则化为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角力，化为一系列的思想行动。由于该书融汇思想主流与思想支流，避免用“影响”“作用”这类空洞的名词来（有时是牵强附会地）描述思想的运动和传统的接续。因此，思想史变成一种思想的现实斗争的历史，显得真实可感。
从理论与历史细节的关系看，构造生活世界还把复杂的细节和简约的历史概括结合，使之更为可信。该书以激进和保守两种力量的斗争来梳理数十年民国大学的发展，喜欢复杂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过于简单，他们会摇摇头说：历史要复杂得多。该书建立在大量生活世界的具体运作描写之上，使两大力量的斗争变得具体和丰富。比如，该书虽然揭示了思想分隔常常体现为空间区隔，又同时用大量生活细节反映了空间区隔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书中既有朱希祖和陆志韦那样被双方各自驱逐的“弃民”，[2]161-162，118有抗战时期的沙坪坝和昆明的学风分立。也有罗家伦进入中央大学（固然可以看作激进一派的渗透和进攻，但是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北方热血青年刺杀周作人这样的北方内部的冲突[2]234。由于生活世界中有两派交流，文脉呈现流动性。空间也因此受到突破，的确，对立的空间也不是壁垒森严、一成不变的，而是会由于人员的生活际遇变化，发生移动和重新积聚。同样是北京大学，毕竟在刘哲做校长的时候以及日占时期，学风并不激进。可见，正因为有这个由细节构成的生活世界，使得两大学风对立的硬历史变得柔软了。
至于形成特色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首先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传记写作。作者很早就开始写作传记，一直坚持传记写作，这表明他对传记的偏爱。传记作家的视角已经形成他的第二天性，对其研究模式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传记虽然以伟大人物为中心，但是因为要写传主的精神世界，为了知人论世，必须兼顾其生活世界。除了其中有大量的人际交往，他还会更加关注传主的隐秘内心以及有趣的逸事。无论关于胡适自由派文人集团的研究，还是本书这种大学学人的研究都具有传记的痕迹。
其次是因为作者与后现代思潮的关联。作者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自80年代末告别启蒙以来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滋养，逐渐改变着学界的思维方式（我们至今还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近年出现所谓“民国文学”的提法以及编年史写作的潮流都带有后现代气味），作为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可能不感受到它的魔力。在沈卫威身上，这主要表现为将历史人物和非历史人物并列，发掘边缘的历史因素，模糊历史方向，具有反对宏大叙事的色彩。
当然，空间并置手法和对于旧叙述的解构不过是表面上的后现代特征。从该书中，我们也同样看到现代的特征。即他努力关注结构性的东西，努力用一种新的叙述来代替单纯的解构。作者以往写胡适、吴宓和“学衡派”等，以及后来的大学研究都是以個人或者流派为中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都是作为背景，《民国大学的文脉》则转变为以结构性力量为主角。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
早年写作的历史“细节的冲击力量”重点放在改变对历史的理解，拆解宏大叙事，这种偏重是受时代研究氛围的感染，现在的转变也一样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因为如今学术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毕竟，解构的目的最终还在于建构。人们对于结构性的东西是有天然兴趣的，这是现代知识的需要。就历史学来说，没有阐释，史学就取消了自己，回到前现代的历史记录了。如果没有在广阔的视野中，怀有大的关怀，这类研究固然可以补充历史的细节，却无助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整体认识。目前历史人类学倾向带来的碎片细节已经呈现泛滥趋向，专著中充满在“田野”中收集来的大量意思不大的历史细节，这种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学界的不满。人们开始意识到后现代碎片化的弊端，进而认识到整体历史建构的必要。钱理群最近谈到历史叙述简约化和复杂化的对立时，开始意识到简约化的价值，其实就是反映了当前历史学开始趋于建构的迹象。[5]不过这一轮建构一定与解构之前的建构不同，概念、问题和方法都会有差异。该书中，激进和保守两种倾向存在于知识生活的各方面，虽然书中没有深说这一对双星矛盾体的源泉，但是它们是被看作历史的动力，构成该书的主旋律。该书出现结构性力量，似乎又是感风气之先。然而，也不尽然，我以为是时代激活了作者内心的欲求。正像对他影响较大的胡适一样，虽然表面上胡适不相信最后之因，[6]但是他所属的古典实用主义其实一直为最后之因保留着位置，只不过这个位置上摆放的不是“旧神”，而是他一直在找的“新神”而已。
《民国大学的文脉》里丰富而又有趣的细节像落叶一样被南北学风对立的旋风卷起，进入历史的叙述之中。既有有趣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又有历史的方向感。它从对历史的精细复原中提升，显得言之有据。几乎很好地平衡了历史叙述简约化和历史事实复杂化两种需要，平衡了知识的解构和建构两种欲求，为我们呈现了真实的历史，可供我们思索新历史写作时参考。
注释
[1]汤志辉.评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
[2]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38.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6.
[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26.
[5]钱理群.历史书写的化约问题与恢复复杂性、丰富性的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7（3）.
[6]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A].胡适文集（修订版）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9.
与当前史学著作大量细节相比，同样写微末的人和事，该书喜欢写有趣的故事。书中充满有趣的人事纠葛和个人行为。比如，写“学衡派”的重要人物梅光迪本来推崇的是中国的旧礼俗、旧制度，按理应该尊重包辦婚姻，但是在东南大学教课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李今英，最终抛弃了结发妻子和亲生儿子，与李结合，背叛了自己的主张。[2]136无独有偶，另一个“学衡派”“中国领导人”[2]135吴宓，也以他追求恋爱自由的浪漫行为反击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此对照的是激进一方的胡适，却成为“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语）。这些趣事不是没有意义的点缀，恰恰借此突显了新文化的力量，突显文化保守派与新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反映了历史人物心理的多层次性，以及思想交锋的复杂性。
这样的趣事在第七章《公德私情》里有更集中的展现。无论是写南方学人对胡适的嘲笑，还是鲁迅恋爱的故事，还是狂傲的黄侃对仅大自己两岁的刘师培行跪拜礼[2]203-216……这些有趣的细节都不是花边新闻，都能展现民国大学学人的情趣、品质和情怀，使“学风”更有实感，也更能反映当时思想的实况。再有，第一章吴汝纶出场时，顺便提到同门师兄张裕钊、黎庶昌和薛福成的未能高寿，吴汝纶几乎是偶然性地在那时成为语言革新和学制改革的推动者。这似乎是闲笔逸史，但其中有对历史无情的感慨和命运偶然的幽默。
有趣似乎是作者追求的。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大量这类有趣味的旁逸斜出，这倒不单纯是为了好玩儿，也不全是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阅读的趣味性，更多的是出于作者自己的好奇心和对历史的理解，其“史趣”的追求使得细节排闼而来，织成一张网络，流露的是对历史和人文的体贴。
同样倾向于分析日记、档案这类边缘性的文本（与正史记载相比），该书更喜欢分析历史关键点的文本，特别关注历史文本中具有转折意义的细节。比如，该书写到吴汝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的谈话，作者从日记记载的详细内容中，读出吴汝纶思想发生突破的要素。[2]20-22分析这部分内容时，作者感叹这里“颇有细节的冲击力”[2]20，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此处的“冲击力”就来自该细节抽绎出的思想变化契机，能瞬间呈现了新知识、新经验从日本进入中国的状况。作者就像一个地质学家一样从动物标本的一个细微变化看到一个纲目的出现。
与此取向一致，作者为了更真实地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关注了图像和歌词，这些文本一般很少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作者看中了其中隐藏的思想、心理以及变动发端的痕迹。比如，为了揭示中央大学教授的精神世界，该书写到他们设计的校色和校声。这些古怪的东西，既有趣又能反映南方学统的自我认同。[2]189-190在微末之处寻找历史大潮源头的方法，使图像声音和人的行动等统统成了考察对象，使该书呈现泛文本的特点。
同样写边缘化的小人物，该书更喜欢展现人际关系网络。作者的所有著作都会写到大量人物，靠的是作者读过的数百种民国人物传记，他对民国人物的家世谱系非常熟悉，也喜欢把历史人物之间的任何细小的关联爬梳出来。他写到的很多人物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梁启超所谓的“伟大人物”，不能算是时代的思想中心[3]。按照旧历史观，应该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通常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后见的遮蔽，有选择地寻找材料。本人查阅北大档案时发现，其中涉及邓中夏和李大钊的哪怕蛛丝马迹都被人标示出来，而大量人名则引不起他人兴趣。这样一来，结果就成了我们常常在旧的历史视野中做补充，很难做出新的历史叙述。当然，作者并没有经常用新的历史叙述来代替旧叙述，他对此相当谨慎，他的做法是对“非历史人物”也尽可能加以容纳，也许一时不能涨破原来的叙述，但可以侵蚀旧的叙述。
比如，写文学研究会对《诗学研究专号》的“围剿”，除了让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等著名历史人物出场，还带进来薛鸿猷、缪凤林、欧阳翥等历史中的人物。[2]78-87前者因为后来做出历史贡献，是“历史正确”的，因此大多数读者耳熟能详，而后者则一直受到压抑，成为历史抛弃物。对于他们，作者一视同仁，让他们发声，尽可能考证这些“废人”的背景，展现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毕竟，如果没有他们的批评，新文学家的思想不会那样丰富，很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激进和保守两种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冲突才是塑造历史面目的力量。作者用人际交际网络来容纳那些与历史异质的因素和人物，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作者之所以喜欢选择这类细节，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好处以外，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点，即作者借助于有趣的、包孕历史顷刻的、人际交往和斗争的网络，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的大地对应于天上的星空。在个人与历史潮流之间建立具体联系，勾连起历史和人、时间和空间，使得思想史变得可感，使得理论概括变得可信。
从思想史方面看，结合了个人思想与历史潮流，把人物和思潮统一起来。一般做法是关注精英的思想和学术，认为精英人物的思想与历史同构，而一般“没有价值”的思想则受到忽视。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里就曾质疑过这种思想史处理方法，谈到一般生活思想与精英思想的不和谐。生活世界中大量沉默下去的思想也构成时代思想的一部分，甚至构成时代思潮的主体或者基础。而所谓思想家的思想必须与这些思想呼应才能成为大众思想的一部分。[4]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显赫的文本如《日本国志》和《新青年》前两三卷，因为超前于生活世界中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如果不是历史出现了新的动向，它们也许免不了被埋没的命运。 该书细节所构造的这个生活世界，涉及大量学生、教师、大师、校长，容纳了大量学校、刊物，展现了学校之间、校长之间、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冲突，背后则是各种思想及其斗争。南北学风的角力实则化为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角力，化为一系列的思想行动。由于该书融汇思想主流与思想支流，避免用“影响”“作用”这类空洞的名词来（有时是牵强附会地）描述思想的运动和传统的接续。因此，思想史变成一种思想的现实斗争的历史，显得真实可感。
从理论与历史细节的关系看，构造生活世界还把复杂的细节和简约的历史概括结合，使之更为可信。该书以激进和保守两种力量的斗争来梳理数十年民国大学的发展，喜欢复杂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过于简单，他们会摇摇头说：历史要复杂得多。该书建立在大量生活世界的具体运作描写之上，使两大力量的斗争变得具体和丰富。比如，该书虽然揭示了思想分隔常常体现为空间区隔，又同时用大量生活细节反映了空间区隔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书中既有朱希祖和陆志韦那样被双方各自驱逐的“弃民”，[2]161-162，118有抗战时期的沙坪坝和昆明的学风分立。也有罗家伦进入中央大学（固然可以看作激进一派的渗透和进攻，但是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北方热血青年刺杀周作人这样的北方内部的冲突[2]234。由于生活世界中有两派交流，文脉呈现流动性。空间也因此受到突破，的确，对立的空间也不是壁垒森严、一成不变的，而是会由于人员的生活际遇变化，发生移动和重新积聚。同样是北京大学，毕竟在刘哲做校长的时候以及日占时期，学风并不激进。可见，正因为有这个由细节构成的生活世界，使得两大学风对立的硬历史变得柔软了。
至于形成特色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首先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传记写作。作者很早就开始写作传记，一直坚持传记写作，这表明他对传记的偏爱。传记作家的视角已经形成他的第二天性，对其研究模式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传记虽然以伟大人物为中心，但是因为要写传主的精神世界，为了知人论世，必须兼顾其生活世界。除了其中有大量的人际交往，他还会更加关注传主的隐秘内心以及有趣的逸事。无论关于胡适自由派文人集团的研究，还是本书这种大学学人的研究都具有传记的痕迹。
其次是因为作者与后现代思潮的关联。作者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自80年代末告别启蒙以来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滋养，逐渐改变着学界的思维方式（我们至今还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近年出现所谓“民国文学”的提法以及编年史写作的潮流都带有后现代气味），作为在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可能不感受到它的魔力。在沈卫威身上，这主要表现为将历史人物和非历史人物并列，发掘边缘的历史因素，模糊历史方向，具有反对宏大叙事的色彩。
当然，空间并置手法和对于旧叙述的解构不过是表面上的后现代特征。从该书中，我们也同样看到现代的特征。即他努力关注结构性的东西，努力用一种新的叙述来代替单纯的解构。作者以往写胡适、吴宓和“学衡派”等，以及后来的大学研究都是以個人或者流派为中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都是作为背景，《民国大学的文脉》则转变为以结构性力量为主角。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
早年写作的历史“细节的冲击力量”重点放在改变对历史的理解，拆解宏大叙事，这种偏重是受时代研究氛围的感染，现在的转变也一样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因为如今学术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毕竟，解构的目的最终还在于建构。人们对于结构性的东西是有天然兴趣的，这是现代知识的需要。就历史学来说，没有阐释，史学就取消了自己，回到前现代的历史记录了。如果没有在广阔的视野中，怀有大的关怀，这类研究固然可以补充历史的细节，却无助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整体认识。目前历史人类学倾向带来的碎片细节已经呈现泛滥趋向，专著中充满在“田野”中收集来的大量意思不大的历史细节，这种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学界的不满。人们开始意识到后现代碎片化的弊端，进而认识到整体历史建构的必要。钱理群最近谈到历史叙述简约化和复杂化的对立时，开始意识到简约化的价值，其实就是反映了当前历史学开始趋于建构的迹象。[5]不过这一轮建构一定与解构之前的建构不同，概念、问题和方法都会有差异。该书中，激进和保守两种倾向存在于知识生活的各方面，虽然书中没有深说这一对双星矛盾体的源泉，但是它们是被看作历史的动力，构成该书的主旋律。该书出现结构性力量，似乎又是感风气之先。然而，也不尽然，我以为是时代激活了作者内心的欲求。正像对他影响较大的胡适一样，虽然表面上胡适不相信最后之因，[6]但是他所属的古典实用主义其实一直为最后之因保留着位置，只不过这个位置上摆放的不是“旧神”，而是他一直在找的“新神”而已。
《民国大学的文脉》里丰富而又有趣的细节像落叶一样被南北学风对立的旋风卷起，进入历史的叙述之中。既有有趣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又有历史的方向感。它从对历史的精细复原中提升，显得言之有据。几乎很好地平衡了历史叙述简约化和历史事实复杂化两种需要，平衡了知识的解构和建构两种欲求，为我们呈现了真实的历史，可供我们思索新历史写作时参考。
注释
[1]汤志辉.评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
[2]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38.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6.
[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26.
[5]钱理群.历史书写的化约问题与恢复复杂性、丰富性的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7（3）.
[6]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A].胡适文集（修订版）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