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人及他们的大学置身铺满常青藤的象牙塔中。但美国的学生已不能再靠念四年大学、拿一个学位，就能十拿九稳地在全球经济中找到一份好工作；雇主不太在乎他们的社交技巧，更关心他们在全球市场中能为公司贡献什么价值。
一如既往，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对此问题也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译注：美国1944年的一条综合法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教育或职业训练，以及为期一年的失业补助）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案。”不过这方案的目标是为眼下的失业者提供再培训，并重新引导美国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札卡瑞亚认为，美国未来教育应以技能训练、技术与理工学院，以及学徒计划为重心，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聚焦于通识教育。他表示，美国人应调整偏重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作的心态，仿效德国模式，让技术能力强、但仅接受过有限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赚取体面的回报。
2012年的美国大选，如今看来显然将是以创造职位为核心议题。近十年来，在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任内，美国仅创造了180万个职位，而提供劳动力的人口则增加逾1500万名。
两党显然对如何重振美国就业毫无头绪。雷曼兄弟2008年破产后，受金融与财务杠杆主导或是显著相关的产业，几乎全都受重创，随后持续萎靡。房屋营建、房地产中介、银行及零售业的就业人口，很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先前十年因为过度使用杠杆，引发过度消费时达到的水平。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美国并没有强健的制造业能马上重振经济。
近数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基础受侵蚀，举国日益依赖借由金融资产创造财富。如今随着这条路走进死胡同，利率降无可降，美国人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不但技能与投资显得不足，且债台高筑。
但是，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方案，看来均完全聚焦于纠正或削减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这当成了万灵丹。民主党人主张加税及温和调整法定福利支出，共和党人则认为应削减以万亿美元计的支出，并撤销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两者均认为只要平衡预算，未来十年即可为美国神奇地创造出2000万个职位。
事实上，两党的政策倾向均正反凯恩斯（anti-Keynesian）之道而行，不愿推行额外的刺激措施之余，还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奇怪地宣称只要平衡预算，“自然会有好结果”。
当局似乎认为，企业或投资者不知什么原因地将骤然间发现美国劳工恢复了竞争力，并因此重新投资美国。政界觉得保守的财政政策等同就业增长。但平衡财政若执行过急，大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正是这么说，他暗示国会有必要及早制定削减赤字的中期方案，但短期内致力削减赤字，可能危及仍然脆弱的经济，效果适得其反。
美国人若想维持较高的薪资水平，并且具备全球竞争力，则不但要培养“高”科技人才，“中等”科技人才也不能忽略。
但是，在此之外，政府必须担当创造职位的主角。长期而言，民间部门是职位增长的源头；但短期而言，理性的观察者均不会相信，在其他国家劳工便宜得多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或甚至是小型企业）会在美国投资。
因此，近期而言，美国不能再完全依赖鼓励企业增聘人手的税务优惠，企业可能不会因为这样的诱因而有积极行动，而是作壁上观。
华盛顿可成立一家基建银行，为美国迫切需要的重建项目融资。清洁／绿色能源投资也是一个好主意，此类投资多数需要政府出资，在政府推动下才能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位。政府必须暂时在美国经济中担当较大而非较小的角色，光是考虑到其他国家正以一些最终可能支配全球市场的政策创造大量职位，就应这么做。
最后，我想引用受人敬仰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说法；他可说是现代经济学教父，预见了次按信贷危机。明斯基写道，在危机之中，“大政府”应成为“最后的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为任何想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医疗、扫街，甚至是清理贫民窟。小罗斯福总统曾建立“公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财政赤字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可以等到经济较强、失业率较低时，再致力削减赤字。美国眼下的急迫问题，是就业。
作者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总监
一如既往，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对此问题也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译注：美国1944年的一条综合法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教育或职业训练，以及为期一年的失业补助）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案。”不过这方案的目标是为眼下的失业者提供再培训，并重新引导美国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札卡瑞亚认为，美国未来教育应以技能训练、技术与理工学院，以及学徒计划为重心，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聚焦于通识教育。他表示，美国人应调整偏重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作的心态，仿效德国模式，让技术能力强、但仅接受过有限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赚取体面的回报。
2012年的美国大选，如今看来显然将是以创造职位为核心议题。近十年来，在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任内，美国仅创造了180万个职位，而提供劳动力的人口则增加逾1500万名。
两党显然对如何重振美国就业毫无头绪。雷曼兄弟2008年破产后，受金融与财务杠杆主导或是显著相关的产业，几乎全都受重创，随后持续萎靡。房屋营建、房地产中介、银行及零售业的就业人口，很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先前十年因为过度使用杠杆，引发过度消费时达到的水平。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美国并没有强健的制造业能马上重振经济。
近数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基础受侵蚀，举国日益依赖借由金融资产创造财富。如今随着这条路走进死胡同，利率降无可降，美国人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不但技能与投资显得不足，且债台高筑。
但是，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方案，看来均完全聚焦于纠正或削减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这当成了万灵丹。民主党人主张加税及温和调整法定福利支出，共和党人则认为应削减以万亿美元计的支出，并撤销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两者均认为只要平衡预算，未来十年即可为美国神奇地创造出2000万个职位。
事实上，两党的政策倾向均正反凯恩斯（anti-Keynesian）之道而行，不愿推行额外的刺激措施之余，还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奇怪地宣称只要平衡预算，“自然会有好结果”。
当局似乎认为，企业或投资者不知什么原因地将骤然间发现美国劳工恢复了竞争力，并因此重新投资美国。政界觉得保守的财政政策等同就业增长。但平衡财政若执行过急，大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正是这么说，他暗示国会有必要及早制定削减赤字的中期方案，但短期内致力削减赤字，可能危及仍然脆弱的经济，效果适得其反。
美国人若想维持较高的薪资水平，并且具备全球竞争力，则不但要培养“高”科技人才，“中等”科技人才也不能忽略。
但是，在此之外，政府必须担当创造职位的主角。长期而言，民间部门是职位增长的源头；但短期而言，理性的观察者均不会相信，在其他国家劳工便宜得多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或甚至是小型企业）会在美国投资。
因此，近期而言，美国不能再完全依赖鼓励企业增聘人手的税务优惠，企业可能不会因为这样的诱因而有积极行动，而是作壁上观。
华盛顿可成立一家基建银行，为美国迫切需要的重建项目融资。清洁／绿色能源投资也是一个好主意，此类投资多数需要政府出资，在政府推动下才能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位。政府必须暂时在美国经济中担当较大而非较小的角色，光是考虑到其他国家正以一些最终可能支配全球市场的政策创造大量职位，就应这么做。
最后，我想引用受人敬仰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说法；他可说是现代经济学教父，预见了次按信贷危机。明斯基写道，在危机之中，“大政府”应成为“最后的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为任何想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医疗、扫街，甚至是清理贫民窟。小罗斯福总统曾建立“公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财政赤字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可以等到经济较强、失业率较低时，再致力削减赤字。美国眼下的急迫问题，是就业。
作者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