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尖端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萌发了对预防疾病与防止早逝的浓厚兴趣。然而，在这种诉求下，越来越多的健康人群正在被界定为“病人”。实际上，很多人拿到医生开出的一纸处方，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患病的风险。
　　近期的一项分析指出，普通病症的界定范围已经被过度扩大了，照此下去，老年人中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
　　但是，对这类善意的医疗化过程不断审视发现，有时候我们把疾病的界限推得太远，而把治疗的门槛设得太低——那些仅有轻微问题的人群因此暴露在治疗中，其危害与损失却无人问津，这样的“医疗化的生活”有弊无利。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方面是，很多医疗专家小组的医生与公司有着经济关系，而这些公司将从扩大的“患者库”中获利。人们对此十分关注——担心医生群体对千千万万的健康人群采取了过度诊断。有人呼吁，疾病定义的方式需要重大革新。
　　2003年，一个12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创立了备受争议的诊断类别，即“高血压前期”。这个专家小组中11人曾被制药公司聘用，6人普遍与10多家公司有着公开的联系。批评人士反对“高血压前期”这一诊断，认为是一种危险的“伪疾病”，只会增加制药公司的市场；其他人士则指出，这几乎给全美国60%的成年人贴上了诊断标签。
　　类似的是，2009年发布二型糖尿病声明的12位作者中，11位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其中有咨询师、发言人或是被多家医药公司聘请的研究员。这个小组提倡一种有争议的降低血糖的指标，而且明确地为使用罗格列酮辩护——这种药物因其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被欧盟市场禁止。
　　在性功能障碍领域，医疗专家与药厂的利益纠葛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制药公司的员工直接与公司聘用的咨询师共同开发诊断工具，以此来确诊并使用药物治疗千千万万性欲低下的女性，而这种病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有利益冲突的专家小组扩大疾病界定范围的最著名案例之一，便是《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制定第四版《手册》的专家成员中，56%与制药公司有经济关系，而在确定“情绪紊乱”诊断标准的小组中，这一数字达到了100%。心理学家艾伦·弗朗西斯认为，第四版《手册》在不经意间给注意力缺陷、自闭症与抑郁狂躁型忧郁症等问题带来了很多无谓的诊断。关键的不仅是经济关系，还有知识上的冲突。参加制定疾病诊断标准的人会努力让公众认同自己所偏好的疾病。新的诊断标准会带来很多“假阳性的流行病”，比如，普通的暴食与情绪问题可能会被误认为新的疾病“症状”。医学专家们都不希望失去潜在的病人。弗朗西斯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定义疾病的方式。
　　实际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项政策变化纠正了扩大疾病治疗范围的趋势。2008年以来，在决定是否通过一种新药的权威专家小组中，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医生被严格地阻止在参与者之外。
　　对疾病定义范围的扩大给公众健康造成了很大的风险，扩大的病人群体吸引了很多人采取有弊无利的治疗措施。以胆固醇升高为例，一些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的血脂水平被诊断为“高出正常”，部分医生会因而开出不必要的降血脂药物。另有人观察到，如今治疗门槛已经低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一些未来患病风险很低的人却需要吃一年的药来预防疾病。
　　也许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于疾病的定义过程是否受到充分的监督，而不能像如今这样依赖于医疗专家的自我规范体系。世界上很多划定健康与疾病界限的团体基本上都是医疗行业的专业协会，而其专家小组充斥着利益纠葛。因而，我们定义疾病的过程过于随意，这会让千千万万的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治疗。
　　事实上，生活的过度医疗化一直在持续，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妊娠期糖尿病，即女性在妊娠期血糖升高的症状。2010年，这一症状的定义被国际专业协会小组修订，由于确诊该病的阈值被大幅降低，因而患这类疾病的女性人数提升了一倍多，占了全世界怀孕女性的20%。无数地区正采用这个新的标准，而被过度诊断的女性却未因此受益。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也承认，一些建议的措施主要是基于主观意见，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客观证据。
　　批评人士指出，目前，更多“过度医疗化”的案例分析正在进行中，无数人将面临被贴上无谓的“医学标签”的风险，利益冲突的专家小组扩大了疾病范围，降低了治疗门槛，大量的资源因而被浪费。
　　（译/王琛）
　　雷·莫尼汉
　　（作者系国际知名健康作家、《英国医学杂志》（BMJ）专栏作家，著有《贩卖疾病》《性、谎言和制药业》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