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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语翻译界，翻译家、教育家鲍文蔚大名鼎鼎。他翻译的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古典小说《巨人传》前两卷中的第一卷，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巨人传》书名也由鲍文蔚首译。
鲍译《巨人传》后三卷译稿在“文革”前已基本完成，“文革”中却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抄走，后下落不明，成为鲍文蔚心中的遗恨。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巨人传》时，尽管《巨人传》已有其他全译本，但是仍只采用仅存的前两卷的鲍译本。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和“含金量”都很高，凭借这部尚未完成的译著，鲍文蔚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笔者与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曾在一起工作，了解到鲍文蔚不但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作为中央特科高级情报人员，打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演绎出一段传奇。
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一位学者型翻译家，何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央特科不期而遇，成为高级情报人员?要弄清这点，首先得从中央特科的诞生和顾顺章叛变说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揭开了国共两党武装对抗的序幕，屠杀与反屠杀对决。1927年11月，为在上海隐蔽生存，中共中央在武汉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它诞生的时间比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调科”，为“中统”前身)还早几个月。当时，敌我双方互相渗透，此消彼长。中央特科与苏区根据地遥相呼应，形成了城市地下斗争和农村武装割据两条战线。
中央特科陆续建起4个科：一科是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是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的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是专门镇压叛徒、特务的特务科，也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俗称“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科长李强。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分批撤离，特科经历了三个阶段：t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特科领导为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在这一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特科领导为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等；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特科领导为武胡景等。
导致特科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湖北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顾不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幸亏打入南京特务首脑机关“中调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意外截获顾叛变的消息，才避免了中共中央的毁灭。尽管如此，顾的叛变仍造成重大损失：武汉方面中共联络员被全部捕杀；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要员死于顾顺章出卖；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及特科负责人陈赓的被捕，也与顾顺章叛变有密切关系。
顾顺章作为负责保卫中央领导、铲除叛徒的红队队长，不但对许多基层联络员、交通线非常清楚，对特科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也了如指掌。特科遂被迫迅速改组：周恩来、李克农、陈赓、钱壮飞、胡底等相继撤往苏区；周恩来仍任特科总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等组成新的特科领导班子，重新排兵布阵。
改组后的特科废除了顾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除进一步强调特科人员之间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往来，还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以掩护革命活动。
面对这种新变化，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鉴于顾顺章叛变的教训，周恩来在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写道：“特科工作之最主要的部分，是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为重新打入“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并占据关键位置，首先必须找到合适人选。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吸收鲍文蔚到特科工作，是陈云、潘汉年等特科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决定的。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而且他与潘汉年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
1923年暑假期间，江苏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的劣迹败露，当地教员联合暑假回乡的大学生，发起“倒周”运动。正在北京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鲍文蔚也积极参加，由此结识了年仅17岁、在宜兴县城励志社小学代课教书的潘汉年。鲍文蔚和潘汉年等百余人闯入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品高以“闯入会场，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在各界声援下，周品高不但败诉，还被解除了局长职务。解放后，鲍文蔚曾神采飞扬地对女儿鲍晓娜回忆当年“造反”的细节：“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办公桌上，大声斥责着，人们都对我鲍某人刮目相看……”鲍文蔚不但由此与潘汉年结为挚友，与潘氏兄弟中的潘梓年、潘菽也多有交往。
1925年夏，潘汉年从宜兴到北京找到鲍文蔚，通过鲍结识了周作人，由此有缘在周作人主办的《语丝》上刊登自己撰写的《苦哇鸟的故事》，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
1927年12月13日，鲍文蔚和潘汉年一起去拜访从广州到上海定居不久的鲁迅，他们聊了一个下午，晚上还到“中友天”饭馆共进晚餐。鲁迅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下午潘汉年、鲍文蔚、(章)衣萍、(李)小峰来，晚同至中友天饭。”潘汉年是共产党里较早与鲁迅相识的人之一，鲍文蔚起了牵线作用。
作为同受五四时期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的热血青年，潘汉年对同乡鲍文蔚的底细和为人相当了解，且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
1932年3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获“古典文学学士”学位的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回国。刚到家乡宜兴，鲍文蔚就收到潘汉年的来信，信中邀他赴上海面谈。
1985年10月，鲍文蔚委托其子鲍劲源笔录，口述了《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简称《简况》)，其中谈到这次会见：“我们在一秘密地点会面，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鲍文蔚曾对女儿这样解释当年参加特科的原因：“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据《简况》记载：“他(即潘汉年)当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详)为我找了住处，等待命令。大约5月份，潘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的戴戟，我的主要职 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而“一年后”和“很快”或“此后不久”，在时间概念上不能画等号。由此不难理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黄慕兰提供的情况，周恩来又已经知道向忠发带巡捕到其住所搜捕，中共为何在一年内都未能认定向忠发为叛徒呢?答案只有一个：身份特殊，证据不足!
如今被认定为叛徒的向忠发，当年不但是中共一把手，而且还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对其定性准确与否非同小可。否则不但无法向全党交代，更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此外，我们不能以今日中共执政党地位去衡量判断昔日中共处于地下时的状态。顾顺章叛变对特科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潜伏工作带来重大影响，使地下党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内许多核心机密无法及时了解。向忠发被枪杀后，中央特科起初曾安排骨干，从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社会局入手，联络有关对象，以给国际社会民主党搜集情报为由，准备用高价收买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人员，来搞到向忠发全部供词，但没有成功。直到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搞到向忠发供词的条件才基本成熟。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即向忠发所了解的许多地下党机关地址和人员，在其被捕后并未受到破坏和逮捕，更增加了判断向忠发是否确已叛变的难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其所著《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写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这些人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的根据是，在向忠发写的“供词”里，“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洳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体门牌号码……)。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代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
笔者判断，向忠发之所以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隐瞒下来，或是想通过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这与顾顺章叛变后的某些行为有相似之处，或许这也恰巧成为蒋介石将向忠发迅速枪毙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向忠发本人绝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快就走到了人生终点。
潘汉年的两次劝告
从1932年月至1934年9月，鲍文蔚在特科工作期间，特科负责人经历了潘汉年和武胡景两个时期。1933年5月，由于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潘汉年熟悉的潘梓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潘汉年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由武胡景接任特科负责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鲍文蔚为特科做了许多工作。鲍文蔚提供的《简况》虽叙述平实，且仅为片断，但其中蕴含的机智勇敢与暗伏的刀光剑影，却是可以体会出来的。
搞到敌人密电码，对破译敌方情报，了解敌人动向至关重要。鲍文蔚说：“利用秘书室的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心里，然后写成字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前后共有二三十次。”鲍文蔚曾对外孙苗欣回忆说，他跟译电员在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核心机要部门。他的办公桌在前边，译电员的办公桌在后边。他常常借回头跟译电员说话之机，顺便看他桌子上密码本里的一组组数字。当时背下来，回家抄出后再交给组织。那人也没什么感觉，因为都挺熟的。
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鲍文蔚回忆：“一天，李(胖子)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使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并给当时50元以资鼓励。”
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为营救廖承志，首先要搞清他被关在什么地方。鲍文蔚回忆：“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我)特意请当时的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嘴里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当时原想由组织上营救，后其母何香凝就按照上述地址公开到关廖的地方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令文洪恩放人。”
在《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作者老拙撰文详细描述了鲍文蔚1934年参加处决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远生兄弟的行动。此时特科已进入由武胡景负责的第三阶段。除恶行动由武胡景的副手欧阳新组织实施，董健吾负责侦察行踪，发现黄氏兄弟二人经常出没东亚饭店，那里有他们一个秘密接头点。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负责为行动运送武器，鲍文蔚负责在东亚饭店开房间，供特科红队执行人员藏身、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队员负责执行。经周密准备，红队在东亚饭店电梯里成功击毙了黄永华和黄远生。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消息。对这次行动，鲍文蔚在《简况》里描述道：“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到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数日后，党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诉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民党内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把老拙的描述与鲍文蔚的回忆联系起来看，鲍文蔚第二次开的房间，应该就在黄氏兄弟秘密接头点对面。只是鲍文蔚把黄永华误记为王华，毕竟已过去那么多年，两者发音又非常接近。
老拙写道：“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况，只与欧阳新单线联系。”鲍文蔚的儿子鲍劲源认为，这个“欧阳新”就是父亲在“文革”后为证明自己曾参加特科，而苦苦寻觅的“李胖子”。据资料介绍，欧阳新原名不详，据说本姓刘。1929年他和刘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一起被分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欧阳新在特科化名王子春，在不同场合下人称“老王”或“老刘”。因其个高块头大，亦称“大块头”、“大块刘”。欧阳新在特科连续工作6年，历经特科三任领导，不但是潘汉年的主要助手，在潘 离开特科后还辅助武胡景参加特科领导工作。可惜他永远无法再出来为鲍文蔚证明了。因为在1937年苏联肃反时，欧阳新已被当做“托派”处决。与他同时被当做“托派”处决的还有武胡景。
据鲍文蔚的子女说，鲍文蔚有个叔伯弟弟叫鲍文杰，晚辈称”五叔”。五叔也参加了特科，是鲍文蔚介绍给潘汉年的。在潘安排下，特科以鲍文杰名义开了间杂货店，为红军购买药品、打击叛徒和营救被捕同志。有一次特科要处决一个叛徒，安排鲍文杰做接应。红队人员完成任务撤离现场时，鲍文杰等在路上。当该队员骑自行车过来时，鲍文杰骑上该车继续逃跑，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万一鲍文杰被捕，鲍文蔚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前往营救。
“后因戴戟等十九路军人物下野，蒋介石白色恐怖加剧，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鲍文蔚决定离开中央特科。1934年初，潘汉年从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鲍文蔚。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工作。出于朋友情谊，他语重心长地对鲍文蔚说：“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潘与鲍相知甚深，这番劝告可谓推心置腹。
潘汉年深知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才对鲍文蔚有这番推心置腹的劝告。这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朋友负责。可悲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不但鲍文蔚被打成右派，对此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潘汉年，也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
1934年9月，鲍文蔚离开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从此脱离特科开始翻译与教学生涯。特科也于1935年9月撤销，完成历史使命。
鲍文蔚在《简况》里记下了他与潘汉年的最后一次见面：“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一天晚饭后，潘汉年化名萧某(当时化名萧叔安，潘汉年去世后墓碑上刻的就是这个名字)，到我在北平的住地——地安门东不压桥火药局三条四号里来，直谈到深夜。我当时回顾说，不承想因日本侵华，一别十年，并表示想去延安的愿望。潘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让我留在北平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潘还说他来平以看牙病为名，且有日本共产党暗中保护，不会出问题的。没有想到，解放后因为他非常忙，我又赴青岛教书，不在北京，也未去沪，这一面竟成永别。”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因“内奸”问题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相继入狱，受“潘扬案件”牵连者达上千人。在鲍晓娜的档案中，记有潘汉年在狱中交代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所涉鲍文蔚的情况：“鲍文蔚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的工作，但是鲍文蔚比较重视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以后就脱离了。”鲍晓娜说：“这番话救了我父亲，后来潘汉年一案就没有牵连到我父亲。”
鲍译《巨人传》后三卷译稿在“文革”前已基本完成，“文革”中却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抄走，后下落不明，成为鲍文蔚心中的遗恨。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巨人传》时，尽管《巨人传》已有其他全译本，但是仍只采用仅存的前两卷的鲍译本。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和“含金量”都很高，凭借这部尚未完成的译著，鲍文蔚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笔者与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曾在一起工作，了解到鲍文蔚不但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作为中央特科高级情报人员，打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演绎出一段传奇。
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一位学者型翻译家，何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央特科不期而遇，成为高级情报人员?要弄清这点，首先得从中央特科的诞生和顾顺章叛变说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揭开了国共两党武装对抗的序幕，屠杀与反屠杀对决。1927年11月，为在上海隐蔽生存，中共中央在武汉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它诞生的时间比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调科”，为“中统”前身)还早几个月。当时，敌我双方互相渗透，此消彼长。中央特科与苏区根据地遥相呼应，形成了城市地下斗争和农村武装割据两条战线。
中央特科陆续建起4个科：一科是为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是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的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是专门镇压叛徒、特务的特务科，也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俗称“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四科是无线电通信科，科长李强。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分批撤离，特科经历了三个阶段：t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特科领导为周恩来、顾顺章、陈赓等，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在这一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特科领导为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等；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特科领导为武胡景等。
导致特科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湖北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顾不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幸亏打入南京特务首脑机关“中调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意外截获顾叛变的消息，才避免了中共中央的毁灭。尽管如此，顾的叛变仍造成重大损失：武汉方面中共联络员被全部捕杀；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要员死于顾顺章出卖；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及特科负责人陈赓的被捕，也与顾顺章叛变有密切关系。
顾顺章作为负责保卫中央领导、铲除叛徒的红队队长，不但对许多基层联络员、交通线非常清楚，对特科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也了如指掌。特科遂被迫迅速改组：周恩来、李克农、陈赓、钱壮飞、胡底等相继撤往苏区；周恩来仍任特科总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等组成新的特科领导班子，重新排兵布阵。
改组后的特科废除了顾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除进一步强调特科人员之间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往来，还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以掩护革命活动。
面对这种新变化，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鉴于顾顺章叛变的教训，周恩来在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写道：“特科工作之最主要的部分，是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为重新打入“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并占据关键位置，首先必须找到合适人选。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吸收鲍文蔚到特科工作，是陈云、潘汉年等特科领导经慎重研究后决定的。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而且他与潘汉年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
1923年暑假期间，江苏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的劣迹败露，当地教员联合暑假回乡的大学生，发起“倒周”运动。正在北京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鲍文蔚也积极参加，由此结识了年仅17岁、在宜兴县城励志社小学代课教书的潘汉年。鲍文蔚和潘汉年等百余人闯入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品高以“闯入会场，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在各界声援下，周品高不但败诉，还被解除了局长职务。解放后，鲍文蔚曾神采飞扬地对女儿鲍晓娜回忆当年“造反”的细节：“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办公桌上，大声斥责着，人们都对我鲍某人刮目相看……”鲍文蔚不但由此与潘汉年结为挚友，与潘氏兄弟中的潘梓年、潘菽也多有交往。
1925年夏，潘汉年从宜兴到北京找到鲍文蔚，通过鲍结识了周作人，由此有缘在周作人主办的《语丝》上刊登自己撰写的《苦哇鸟的故事》，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
1927年12月13日，鲍文蔚和潘汉年一起去拜访从广州到上海定居不久的鲁迅，他们聊了一个下午，晚上还到“中友天”饭馆共进晚餐。鲁迅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下午潘汉年、鲍文蔚、(章)衣萍、(李)小峰来，晚同至中友天饭。”潘汉年是共产党里较早与鲁迅相识的人之一，鲍文蔚起了牵线作用。
作为同受五四时期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的热血青年，潘汉年对同乡鲍文蔚的底细和为人相当了解，且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
1932年3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获“古典文学学士”学位的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回国。刚到家乡宜兴，鲍文蔚就收到潘汉年的来信，信中邀他赴上海面谈。
1985年10月，鲍文蔚委托其子鲍劲源笔录，口述了《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简称《简况》)，其中谈到这次会见：“我们在一秘密地点会面，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鲍文蔚曾对女儿这样解释当年参加特科的原因：“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据《简况》记载：“他(即潘汉年)当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详)为我找了住处，等待命令。大约5月份，潘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的戴戟，我的主要职 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而“一年后”和“很快”或“此后不久”，在时间概念上不能画等号。由此不难理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黄慕兰提供的情况，周恩来又已经知道向忠发带巡捕到其住所搜捕，中共为何在一年内都未能认定向忠发为叛徒呢?答案只有一个：身份特殊，证据不足!
如今被认定为叛徒的向忠发，当年不但是中共一把手，而且还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对其定性准确与否非同小可。否则不但无法向全党交代，更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此外，我们不能以今日中共执政党地位去衡量判断昔日中共处于地下时的状态。顾顺章叛变对特科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潜伏工作带来重大影响，使地下党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内许多核心机密无法及时了解。向忠发被枪杀后，中央特科起初曾安排骨干，从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社会局入手，联络有关对象，以给国际社会民主党搜集情报为由，准备用高价收买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人员，来搞到向忠发全部供词，但没有成功。直到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搞到向忠发供词的条件才基本成熟。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即向忠发所了解的许多地下党机关地址和人员，在其被捕后并未受到破坏和逮捕，更增加了判断向忠发是否确已叛变的难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其所著《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写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这些人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的根据是，在向忠发写的“供词”里，“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洳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体门牌号码……)。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代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
笔者判断，向忠发之所以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隐瞒下来，或是想通过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这与顾顺章叛变后的某些行为有相似之处，或许这也恰巧成为蒋介石将向忠发迅速枪毙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向忠发本人绝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快就走到了人生终点。
潘汉年的两次劝告
从1932年月至1934年9月，鲍文蔚在特科工作期间，特科负责人经历了潘汉年和武胡景两个时期。1933年5月，由于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潘汉年熟悉的潘梓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潘汉年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由武胡景接任特科负责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鲍文蔚为特科做了许多工作。鲍文蔚提供的《简况》虽叙述平实，且仅为片断，但其中蕴含的机智勇敢与暗伏的刀光剑影，却是可以体会出来的。
搞到敌人密电码，对破译敌方情报，了解敌人动向至关重要。鲍文蔚说：“利用秘书室的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心里，然后写成字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前后共有二三十次。”鲍文蔚曾对外孙苗欣回忆说，他跟译电员在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核心机要部门。他的办公桌在前边，译电员的办公桌在后边。他常常借回头跟译电员说话之机，顺便看他桌子上密码本里的一组组数字。当时背下来，回家抄出后再交给组织。那人也没什么感觉，因为都挺熟的。
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鲍文蔚回忆：“一天，李(胖子)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使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并给当时50元以资鼓励。”
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为营救廖承志，首先要搞清他被关在什么地方。鲍文蔚回忆：“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我)特意请当时的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嘴里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当时原想由组织上营救，后其母何香凝就按照上述地址公开到关廖的地方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令文洪恩放人。”
在《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作者老拙撰文详细描述了鲍文蔚1934年参加处决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远生兄弟的行动。此时特科已进入由武胡景负责的第三阶段。除恶行动由武胡景的副手欧阳新组织实施，董健吾负责侦察行踪，发现黄氏兄弟二人经常出没东亚饭店，那里有他们一个秘密接头点。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负责为行动运送武器，鲍文蔚负责在东亚饭店开房间，供特科红队执行人员藏身、接收武器。红队队长龚昌荣和另一队员负责执行。经周密准备，红队在东亚饭店电梯里成功击毙了黄永华和黄远生。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消息。对这次行动，鲍文蔚在《简况》里描述道：“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到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数日后，党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诉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民党内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把老拙的描述与鲍文蔚的回忆联系起来看，鲍文蔚第二次开的房间，应该就在黄氏兄弟秘密接头点对面。只是鲍文蔚把黄永华误记为王华，毕竟已过去那么多年，两者发音又非常接近。
老拙写道：“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员的情况，只与欧阳新单线联系。”鲍文蔚的儿子鲍劲源认为，这个“欧阳新”就是父亲在“文革”后为证明自己曾参加特科，而苦苦寻觅的“李胖子”。据资料介绍，欧阳新原名不详，据说本姓刘。1929年他和刘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一起被分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欧阳新在特科化名王子春，在不同场合下人称“老王”或“老刘”。因其个高块头大，亦称“大块头”、“大块刘”。欧阳新在特科连续工作6年，历经特科三任领导，不但是潘汉年的主要助手，在潘 离开特科后还辅助武胡景参加特科领导工作。可惜他永远无法再出来为鲍文蔚证明了。因为在1937年苏联肃反时，欧阳新已被当做“托派”处决。与他同时被当做“托派”处决的还有武胡景。
据鲍文蔚的子女说，鲍文蔚有个叔伯弟弟叫鲍文杰，晚辈称”五叔”。五叔也参加了特科，是鲍文蔚介绍给潘汉年的。在潘安排下，特科以鲍文杰名义开了间杂货店，为红军购买药品、打击叛徒和营救被捕同志。有一次特科要处决一个叛徒，安排鲍文杰做接应。红队人员完成任务撤离现场时，鲍文杰等在路上。当该队员骑自行车过来时，鲍文杰骑上该车继续逃跑，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万一鲍文杰被捕，鲍文蔚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前往营救。
“后因戴戟等十九路军人物下野，蒋介石白色恐怖加剧，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鲍文蔚决定离开中央特科。1934年初，潘汉年从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鲍文蔚。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工作。出于朋友情谊，他语重心长地对鲍文蔚说：“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潘与鲍相知甚深，这番劝告可谓推心置腹。
潘汉年深知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才对鲍文蔚有这番推心置腹的劝告。这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朋友负责。可悲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不但鲍文蔚被打成右派，对此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潘汉年，也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
1934年9月，鲍文蔚离开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从此脱离特科开始翻译与教学生涯。特科也于1935年9月撤销，完成历史使命。
鲍文蔚在《简况》里记下了他与潘汉年的最后一次见面：“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一天晚饭后，潘汉年化名萧某(当时化名萧叔安，潘汉年去世后墓碑上刻的就是这个名字)，到我在北平的住地——地安门东不压桥火药局三条四号里来，直谈到深夜。我当时回顾说，不承想因日本侵华，一别十年，并表示想去延安的愿望。潘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让我留在北平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潘还说他来平以看牙病为名，且有日本共产党暗中保护，不会出问题的。没有想到，解放后因为他非常忙，我又赴青岛教书，不在北京，也未去沪，这一面竟成永别。”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因“内奸”问题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相继入狱，受“潘扬案件”牵连者达上千人。在鲍晓娜的档案中，记有潘汉年在狱中交代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所涉鲍文蔚的情况：“鲍文蔚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的工作，但是鲍文蔚比较重视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以后就脱离了。”鲍晓娜说：“这番话救了我父亲，后来潘汉年一案就没有牵连到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