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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0年前，焦裕禄书记为兰考种下了精神的根基，而今日，“普惠金融”为兰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兰考模式的成功对其他地区而言是部分适用，如何因地制宜的迁移同质部分，搭建鼓楼普惠金融框架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关键词】 普惠金融 市域普惠 鼓楼区 兰考模式
一、前言
虽然兰考与鼓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普惠金融工作开展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内核相通的地方，对于这些情况，我们采取同质迁移的方式，借鉴兰考成功经验，快速搭建鼓楼市域普惠的基本框架。
二、 基本要件：基层服务站
无论在县域还是市域，建设普惠金融基层服务站是开展普惠金融工作的先决条件，兰考县因其层级嵌套的行政体制与相对独立的村级建制，采用了在农村地区设立基层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办法，以365个基层服务站夯实了普惠金融开展的基础。而反观鼓楼区则是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了银行服务网点加基层服务站的方式，在城市社区地区，根据人口密度，金融可得性系数，经济发展相对指标选取10家银行网点合作设立市域普惠金融服务站，在下辖涉农街道与涉农办事处，根据授信规模与人口密度选取10个普惠金融服务站。
这样因地制宜的方式极大的节约了服务站设立成本，同时鼓楼区汲取了兰考县成功经验，在区域内同样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中心统筹区域普惠金融工作。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同，但鼓楼区的举措其根源是对兰考基层服务站模式的借鉴迁移并加以创新。因为共同的需求与服务基础，以基层服务站为根基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于鼓楼的市域普惠而言同样适用。
三、动力引擎：数字普惠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数字金融作为新的金融实现形式正勃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而当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碰撞的时候，我们发现，大数据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普惠金融对于信用与风险的支撑，使得普惠金融的“普”与“惠”的核心要义可以实现。这样，数字普惠应运而生，兰考县以数字普惠为核心搭建的“一平台四体系”的兰考模式，极大程度的解决了金融服务通达性的问题，借助数字普惠解决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大数据下的普惠金融产品定价精准化，大幅降低开展业务的边际成本，使得普惠金融产品的价格降低到合理区间;同时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画像和征信管理，使得风险可以精准管控，使金融机构的风险收益比维持在合理区间。而同样的，对于鼓楼的市域普惠，数字普惠同样居于核心地位，相比于兰考县域地区而言，市域更加复杂的区情区况，更加多样的信用风险以及更加丰富的产品需求，都需要通过数字普惠来加以贯穿。
四、 安全系统：风险保证金
兰考县在国家财政、省、市、县的大力支持下，以预算5000万实际到位8000万的规模组建了风险保证金，撬动10倍杠杆开展普惠金融信贷业务。兰考县采用的这种政府建立信用担保金，与金融机构共担风险的办法，极大程度地增强全县金融主体的信息，极大的提高了放贷效率并快速扩大了信贷规模，相比于兰考县，鼓楼区的经济规模更大，普惠信贷需求更高，我们综合运用KMA模型、JP摩根的VAR模型、RORAC模型和EVA模型[1]得出结论，鼓楼区需要约1亿元的风险准备金规模，在安全10倍基准利率下开展普惠金融信贷业务，可以达到最优的经济增速曲线。
政府建立风险准备金，是无论在何种区域都有必要且必须的一项举措，是政府在普惠金融领域发挥其公共职能的重要形式。当然对比兰考而言，鼓楼区除此之外更需要自主创新风险保证金的保值增值运作方式。
五、培育普惠文化，实现自我“造血”
普惠金融的迁移不能仅仅停留在手段、措施、模式层面，如何在模式迁移后快速实现自我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市域普惠研究的重要一环。兰考县因为凭借首个国家级实验区的优势，成为普惠金融的高地，吸引了大量的法人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研究机构，入驻兰考。并通过挂牌成立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培训基地，开展“建设推进活动周”，举办普惠金融高级研修班等举措，多层面、广角度、持续深化、普及金融知识。形成“兰考模式”背后的“智慧支撐”。而当将普惠金融在鼓楼区探索的时候，我们应该寻求适合本地区的自我“普惠智慧”培育机制，将普惠文化，扎根于市域，实现自我“造血”。鼓楼区可以结合区域内高校与研究机构情况，和数字普惠研究中心，中原发展研究院，河南大学取得联系，达成校地合作，培育“开封人才”，“鼓楼人才”。通过本地区域内的高级智库，深化研究本区域的市域普惠发展之路，有利于鼓楼普惠文化的培育，实现自我“造血”。
【注 释】
[1] KMA模型，以股价为基础的信用风险模型，是众多银行信贷风险的早期报警工具也是信贷规模的确认工具，模型为E=f（A，r，b，ζ）。;JP摩根VAR模型，即一种向量回归模型，主要用于计算风险价值，也叫风险价值模型;RORAC模型，资本收益率模型，是计算信贷规模与预期可得收入的模型，计算公式为RAROC=调整后收入/风险调整后资本;EVA模型：经济价值增量模型，是一个对企业真是利润的判断，计算公式为EVA=息税前利润*（1-公司所得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家务资本+股权资本）。
【参考文献】
[1] 李文启、王丽丽：《河南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15期。
[2] 李琴英：《保险精准扶贫之“兰考模式”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3] 徐诺金、崔晓芙：《普惠金融落地路径探析：基于兰考县的实证》，《征信》，2018年第3期。
[4] 田申：《实施普惠金融 推进“带动式”扶贫——基于河南省实施农村普惠金融扶贫的思考》，《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2016年第6期。
[5] 李通禄、郑长德：《普惠金融理论文献研究》，《武汉金融》，2010年第8期。
[6] 吴玲：《探索构建我国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金融经济》，2019年第4期。
[7] 范晓阳：《浅谈普惠金融银行客户精确营销策略》，《中国商论》，2019年第2期。
[8] 韦晓英：《新时期普惠金融背景下小额信贷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研究——基于“中和农信”的案例分析》，《农村金融研究》，2019年第2期。
[9] 赵雨濛：《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研究》，《纳税》，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黄晓彤（1998—03月—23日） 女，汉族，广东广州人， 研究方向：金融学
【关键词】 普惠金融 市域普惠 鼓楼区 兰考模式
一、前言
虽然兰考与鼓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普惠金融工作开展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内核相通的地方，对于这些情况，我们采取同质迁移的方式，借鉴兰考成功经验，快速搭建鼓楼市域普惠的基本框架。
二、 基本要件：基层服务站
无论在县域还是市域，建设普惠金融基层服务站是开展普惠金融工作的先决条件，兰考县因其层级嵌套的行政体制与相对独立的村级建制，采用了在农村地区设立基层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办法，以365个基层服务站夯实了普惠金融开展的基础。而反观鼓楼区则是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了银行服务网点加基层服务站的方式，在城市社区地区，根据人口密度，金融可得性系数，经济发展相对指标选取10家银行网点合作设立市域普惠金融服务站，在下辖涉农街道与涉农办事处，根据授信规模与人口密度选取10个普惠金融服务站。
这样因地制宜的方式极大的节约了服务站设立成本，同时鼓楼区汲取了兰考县成功经验，在区域内同样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中心统筹区域普惠金融工作。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同，但鼓楼区的举措其根源是对兰考基层服务站模式的借鉴迁移并加以创新。因为共同的需求与服务基础，以基层服务站为根基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于鼓楼的市域普惠而言同样适用。
三、动力引擎：数字普惠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数字金融作为新的金融实现形式正勃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而当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碰撞的时候，我们发现，大数据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普惠金融对于信用与风险的支撑，使得普惠金融的“普”与“惠”的核心要义可以实现。这样，数字普惠应运而生，兰考县以数字普惠为核心搭建的“一平台四体系”的兰考模式，极大程度的解决了金融服务通达性的问题，借助数字普惠解决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大数据下的普惠金融产品定价精准化，大幅降低开展业务的边际成本，使得普惠金融产品的价格降低到合理区间;同时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画像和征信管理，使得风险可以精准管控，使金融机构的风险收益比维持在合理区间。而同样的，对于鼓楼的市域普惠，数字普惠同样居于核心地位，相比于兰考县域地区而言，市域更加复杂的区情区况，更加多样的信用风险以及更加丰富的产品需求，都需要通过数字普惠来加以贯穿。
四、 安全系统：风险保证金
兰考县在国家财政、省、市、县的大力支持下，以预算5000万实际到位8000万的规模组建了风险保证金，撬动10倍杠杆开展普惠金融信贷业务。兰考县采用的这种政府建立信用担保金，与金融机构共担风险的办法，极大程度地增强全县金融主体的信息，极大的提高了放贷效率并快速扩大了信贷规模，相比于兰考县，鼓楼区的经济规模更大，普惠信贷需求更高，我们综合运用KMA模型、JP摩根的VAR模型、RORAC模型和EVA模型[1]得出结论，鼓楼区需要约1亿元的风险准备金规模，在安全10倍基准利率下开展普惠金融信贷业务，可以达到最优的经济增速曲线。
政府建立风险准备金，是无论在何种区域都有必要且必须的一项举措，是政府在普惠金融领域发挥其公共职能的重要形式。当然对比兰考而言，鼓楼区除此之外更需要自主创新风险保证金的保值增值运作方式。
五、培育普惠文化，实现自我“造血”
普惠金融的迁移不能仅仅停留在手段、措施、模式层面，如何在模式迁移后快速实现自我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市域普惠研究的重要一环。兰考县因为凭借首个国家级实验区的优势，成为普惠金融的高地，吸引了大量的法人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研究机构，入驻兰考。并通过挂牌成立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培训基地，开展“建设推进活动周”，举办普惠金融高级研修班等举措，多层面、广角度、持续深化、普及金融知识。形成“兰考模式”背后的“智慧支撐”。而当将普惠金融在鼓楼区探索的时候，我们应该寻求适合本地区的自我“普惠智慧”培育机制，将普惠文化，扎根于市域，实现自我“造血”。鼓楼区可以结合区域内高校与研究机构情况，和数字普惠研究中心，中原发展研究院，河南大学取得联系，达成校地合作，培育“开封人才”，“鼓楼人才”。通过本地区域内的高级智库，深化研究本区域的市域普惠发展之路，有利于鼓楼普惠文化的培育，实现自我“造血”。
【注 释】
[1] KMA模型，以股价为基础的信用风险模型，是众多银行信贷风险的早期报警工具也是信贷规模的确认工具，模型为E=f（A，r，b，ζ）。;JP摩根VAR模型，即一种向量回归模型，主要用于计算风险价值，也叫风险价值模型;RORAC模型，资本收益率模型，是计算信贷规模与预期可得收入的模型，计算公式为RAROC=调整后收入/风险调整后资本;EVA模型：经济价值增量模型，是一个对企业真是利润的判断，计算公式为EVA=息税前利润*（1-公司所得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家务资本+股权资本）。
【参考文献】
[1] 李文启、王丽丽：《河南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15期。
[2] 李琴英：《保险精准扶贫之“兰考模式”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3] 徐诺金、崔晓芙：《普惠金融落地路径探析：基于兰考县的实证》，《征信》，2018年第3期。
[4] 田申：《实施普惠金融 推进“带动式”扶贫——基于河南省实施农村普惠金融扶贫的思考》，《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2016年第6期。
[5] 李通禄、郑长德：《普惠金融理论文献研究》，《武汉金融》，2010年第8期。
[6] 吴玲：《探索构建我国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金融经济》，2019年第4期。
[7] 范晓阳：《浅谈普惠金融银行客户精确营销策略》，《中国商论》，2019年第2期。
[8] 韦晓英：《新时期普惠金融背景下小额信贷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研究——基于“中和农信”的案例分析》，《农村金融研究》，2019年第2期。
[9] 赵雨濛：《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研究》，《纳税》，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黄晓彤（1998—03月—23日） 女，汉族，广东广州人， 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