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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研究中国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73年，傅高义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1987年，在广东方面邀请下，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1989年，他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两本书目前都有了中译本。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记者：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记者：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记者：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记者：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共产党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记者：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记者：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他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记者：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
（据《南风窗》 赵义/文）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记者：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记者：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记者：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记者：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共产党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记者：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记者：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他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记者：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
（据《南风窗》 赵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