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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记者在西部某省和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进村调研农村养老问题时，被几户村民“围攻”了。
“还讲不讲公平”
山里的冬天干冷，阴了一上午也没下雪，直到太阳偏西才憋出一点雪粒。记者和这位乡镇党委书记从镇上出发，在山上开车绕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位置逼仄的村子。
下车后，记者正弯腰取设备，感到后面有人拽，回头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大姐，人粗壮，脸上带着常年日晒形成的暗红色，嘴唇干焦。
“什么时候给俺家放贷款？”这位大姐直接冲我来了一句，语速很快，音调有些怼。
记者一愣：“大姐，我不是银行的，放什么贷款？”
“我知道你不是银行的，镇上的（干部）吧？！凭什么别人有，到我家就没了，还讲不讲公平！……”大姐有些激动，一只手抬起来作势要抓住记者的衣领。
记者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拿眼睛一扫，只见那位镇党委书记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盯着晾晒在木架子上的甜荞麦出神，一副“我不认识你”的样子。大姐的语速越来越快，正当记者手足无措的时候，村上的支书匆匆赶到，大姐立马调转火力，冲着支书骂了起来。村支书一开始还争辩几句，后来干脆不再回嘴，低下头只管抽烟。
记者在一边站了半天，才大概听明白了。原来，这位大姐一家4口人，3个劳动力在外打工，日子还可以，但去年底家里因病返贫，今年被认定为精准扶贫户。
以前的精准扶贫户除了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以外，还有5万元的精准扶贫贷款，政府贴息。这个精准扶贫贷款政策是省上2015年开始实施，到2016年全部发放完毕，今年精准扶贫贷款的政策没有了。乡镇和村上的干部多次讲解政策，但这家人一直想不通，在村上、乡镇上见到干部就反映。
趁着村支书顶在前面，记者得以脱身走访了几户特困老人。两个小时过去，回到车前一看，人更多了。镇党委书记说破嘴皮子，大家的回应就是6个字：“不公平”“不相信”。
政策变动导致挨骂
天擦黑了，雪越下越大，大家逐渐散去，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被骂得一脸颓色。往回走的车上，记者和镇党委书记有了一番交谈。
“你们乡镇的干部经常挨骂吗？”“也不是，这个村是特困村，我和镇上的干部每周都要来入户，村民主动管饭。”
“那大家怎么不给你留点情面，说骂就骂？”记者问。
镇党委书记望着车窗外的秃山，过了一会答非所问地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政策变了，但5万元是几年都挣不来的大钱……”
镇党委书记说，每每遇到这种导致“一样人两样对待”的政策变动，必然挨骂，基层干部挨的骂，一多半是由政策变动导致的。
记者忽然记起，2015年到另一个省份采访，和一位乡长实地调研易地搬迁扶贫，被多位村民追着反映搬迁补贴问题。当记者停下脚步拿出笔记本，村民呼啦围了上来，一致声讨乡镇领导和村上的干部处事不公。
村民反映，去年和今年乡上对村子进行分批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但只有第一批搬迁户补偿款是4万元，剩下的几批都只有2万多元。村民越想越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于是到处“要说法”，也越来越不给乡上和村上的干部好脸色，见了面搭个腔话里都带着刀子。
那位乡长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一脸苦笑。等村民说完了，乡长才走上前来，当着村民的面跟记者道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这个村由于居住分散，户多人多，加上很多村民对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心里没底，迟迟下不了搬迁决心。于是乡上就先动员了村上最困难的几户，作为第一批搬下山，当个示范。2014年第一批搬迁户搬迁时，省国土厅有一个专项，对贫困户危房改造进行补贴，每户1.5万元，每个乡镇名额有限。乡上考虑到这个村子贫困程度深、搬迁任务重，就把名额集中使用到第一批搬迁户里了。
转过年这个专项没有了，但村民不相信是政策变动钱没了，都认定是乡上有钱不给，故意“看人下菜碟”，觉得背后有“黑幕”，拿到4万元补贴的肯定是“走了关系”。
“其实这个村家家户户穷富差不了多少钱，但补贴差了一万多，这事搁在谁头上都不容易接受，但乡上确实没办法，专项不用上面要追查，用了就要挨骂。”乡长说。
记者在下乡调研时，发现基层干部因政策变动挨骂的情况并不鲜见。许多县、乡、村的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像精准扶贫这样的大战役，涉及的人数多，地区广，时间跨度大，地方的政策设计一定要长远，要有持续性，政策红利只可增不可减，一旦有中断或者取消，造成的基层矛盾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和工作推进。
少找理由，多反躬自省
眼下，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打满算还剩下2年时间，但有些地方还政策天天变、标准左右摆，耗虚功，瞎折腾，不是在发展致富产业、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而是从统计学上找捷径，日夜不停改数据、报材料，不仅让干部深陷其中，精准扶贫户也“见表色变”。
记者前段时间到一个贫困地区采访，有些包村干部告诉记者，因为上面政策经常变，上面一变，各种报表、统计就得重新做，都需要再到贫困户家里重新测算。有的贫困户烦不胜烦，对干部印象也逐渐变得不好，认为干部是在搞虚的，不扎实，不是真心想帮助脱贫。
“你相信吗，有一次我去一户贫困户家里入户，大门关着，我就在他家院墙外打电话，听着院里电话响，接通了我就问你在家吗，电话里竟然说我不在。”一位驻村干部讪笑着说。
“省上领导是贵人，县上领导是好人，乡镇领导是坏人，村上干部不是人。”这个顺口溜记者在多地听干部和群众说起。其中蕴含的东西值得细细品味，时时警醒。
首先，政策能否在基层落实落地，关键在基层干部是否有力执行。困难群众没在有政策的时候享受到政策，本身就反映出个别基层干部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组织不得力的问题。对每名基层干部来讲，政策可能随着社会发展、战略调整、产业升级等原因有所变动，这是应有的意识和觉悟，那么在政策执行上，就该对符合政策申请条件的群众进行深入宣传动员，对一些确实不想申请的应该讲清后果，做好记录，甚至可以签订一份不愿享受政策承诺书，这样一来，群众即便反悔也不可能总是指责基层干部。
其次，一些困难群众过怕了“穷日子”，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看待问题难免缺乏长远目光，不愿、不敢迈开步子实属正常。基层干部就该在政策执行之初，与困难群众一同算好“成本账”，描绘好未来蓝图，着力化解这些担忧。就拿报道中提及的群众认为搬迁补贴“有猫腻”来讲，如果当初基层干部能够把政策讲透彻，及时公开搬迁所能享受的“福利”，再带领困难群众去其他扶贫搬迁地区看看生活的改善与变化，相信会有不少困难群众愿意“先吃螃蟹”。
此外，基层干部也应反思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真的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如果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满足了困难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民主执行、透明执行，相信每名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不會太过无理取闹。
因此，对“基层干部为啥易挨骂”这个问题，最好的答题人是基层干部自己，不妨少找理由，多反躬自省，或许来自群众的抱怨和骂声会少很多。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还讲不讲公平”
山里的冬天干冷，阴了一上午也没下雪，直到太阳偏西才憋出一点雪粒。记者和这位乡镇党委书记从镇上出发，在山上开车绕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位置逼仄的村子。
下车后，记者正弯腰取设备，感到后面有人拽，回头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大姐，人粗壮，脸上带着常年日晒形成的暗红色，嘴唇干焦。
“什么时候给俺家放贷款？”这位大姐直接冲我来了一句，语速很快，音调有些怼。
记者一愣：“大姐，我不是银行的，放什么贷款？”
“我知道你不是银行的，镇上的（干部）吧？！凭什么别人有，到我家就没了，还讲不讲公平！……”大姐有些激动，一只手抬起来作势要抓住记者的衣领。
记者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拿眼睛一扫，只见那位镇党委书记站在几十米远的地方，盯着晾晒在木架子上的甜荞麦出神，一副“我不认识你”的样子。大姐的语速越来越快，正当记者手足无措的时候，村上的支书匆匆赶到，大姐立马调转火力，冲着支书骂了起来。村支书一开始还争辩几句，后来干脆不再回嘴，低下头只管抽烟。
记者在一边站了半天，才大概听明白了。原来，这位大姐一家4口人，3个劳动力在外打工，日子还可以，但去年底家里因病返贫，今年被认定为精准扶贫户。
以前的精准扶贫户除了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以外，还有5万元的精准扶贫贷款，政府贴息。这个精准扶贫贷款政策是省上2015年开始实施，到2016年全部发放完毕，今年精准扶贫贷款的政策没有了。乡镇和村上的干部多次讲解政策，但这家人一直想不通，在村上、乡镇上见到干部就反映。
趁着村支书顶在前面，记者得以脱身走访了几户特困老人。两个小时过去，回到车前一看，人更多了。镇党委书记说破嘴皮子，大家的回应就是6个字：“不公平”“不相信”。
政策变动导致挨骂
天擦黑了，雪越下越大，大家逐渐散去，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被骂得一脸颓色。往回走的车上，记者和镇党委书记有了一番交谈。
“你们乡镇的干部经常挨骂吗？”“也不是，这个村是特困村，我和镇上的干部每周都要来入户，村民主动管饭。”
“那大家怎么不给你留点情面，说骂就骂？”记者问。
镇党委书记望着车窗外的秃山，过了一会答非所问地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政策变了，但5万元是几年都挣不来的大钱……”
镇党委书记说，每每遇到这种导致“一样人两样对待”的政策变动，必然挨骂，基层干部挨的骂，一多半是由政策变动导致的。
记者忽然记起，2015年到另一个省份采访，和一位乡长实地调研易地搬迁扶贫，被多位村民追着反映搬迁补贴问题。当记者停下脚步拿出笔记本，村民呼啦围了上来，一致声讨乡镇领导和村上的干部处事不公。
村民反映，去年和今年乡上对村子进行分批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但只有第一批搬迁户补偿款是4万元，剩下的几批都只有2万多元。村民越想越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于是到处“要说法”，也越来越不给乡上和村上的干部好脸色，见了面搭个腔话里都带着刀子。
那位乡长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一脸苦笑。等村民说完了，乡长才走上前来，当着村民的面跟记者道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这个村由于居住分散，户多人多，加上很多村民对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心里没底，迟迟下不了搬迁决心。于是乡上就先动员了村上最困难的几户，作为第一批搬下山，当个示范。2014年第一批搬迁户搬迁时，省国土厅有一个专项，对贫困户危房改造进行补贴，每户1.5万元，每个乡镇名额有限。乡上考虑到这个村子贫困程度深、搬迁任务重，就把名额集中使用到第一批搬迁户里了。
转过年这个专项没有了，但村民不相信是政策变动钱没了，都认定是乡上有钱不给，故意“看人下菜碟”，觉得背后有“黑幕”，拿到4万元补贴的肯定是“走了关系”。
“其实这个村家家户户穷富差不了多少钱，但补贴差了一万多，这事搁在谁头上都不容易接受，但乡上确实没办法，专项不用上面要追查，用了就要挨骂。”乡长说。
记者在下乡调研时，发现基层干部因政策变动挨骂的情况并不鲜见。许多县、乡、村的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像精准扶贫这样的大战役，涉及的人数多，地区广，时间跨度大，地方的政策设计一定要长远，要有持续性，政策红利只可增不可减，一旦有中断或者取消，造成的基层矛盾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和工作推进。
少找理由，多反躬自省
眼下，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打满算还剩下2年时间，但有些地方还政策天天变、标准左右摆，耗虚功，瞎折腾，不是在发展致富产业、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而是从统计学上找捷径，日夜不停改数据、报材料，不仅让干部深陷其中，精准扶贫户也“见表色变”。
记者前段时间到一个贫困地区采访，有些包村干部告诉记者，因为上面政策经常变，上面一变，各种报表、统计就得重新做，都需要再到贫困户家里重新测算。有的贫困户烦不胜烦，对干部印象也逐渐变得不好，认为干部是在搞虚的，不扎实，不是真心想帮助脱贫。
“你相信吗，有一次我去一户贫困户家里入户，大门关着，我就在他家院墙外打电话，听着院里电话响，接通了我就问你在家吗，电话里竟然说我不在。”一位驻村干部讪笑着说。
“省上领导是贵人，县上领导是好人，乡镇领导是坏人，村上干部不是人。”这个顺口溜记者在多地听干部和群众说起。其中蕴含的东西值得细细品味，时时警醒。
首先，政策能否在基层落实落地，关键在基层干部是否有力执行。困难群众没在有政策的时候享受到政策，本身就反映出个别基层干部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组织不得力的问题。对每名基层干部来讲，政策可能随着社会发展、战略调整、产业升级等原因有所变动，这是应有的意识和觉悟，那么在政策执行上，就该对符合政策申请条件的群众进行深入宣传动员，对一些确实不想申请的应该讲清后果，做好记录，甚至可以签订一份不愿享受政策承诺书，这样一来，群众即便反悔也不可能总是指责基层干部。
其次，一些困难群众过怕了“穷日子”，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看待问题难免缺乏长远目光，不愿、不敢迈开步子实属正常。基层干部就该在政策执行之初，与困难群众一同算好“成本账”，描绘好未来蓝图，着力化解这些担忧。就拿报道中提及的群众认为搬迁补贴“有猫腻”来讲，如果当初基层干部能够把政策讲透彻，及时公开搬迁所能享受的“福利”，再带领困难群众去其他扶贫搬迁地区看看生活的改善与变化，相信会有不少困难群众愿意“先吃螃蟹”。
此外，基层干部也应反思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真的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如果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满足了困难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民主执行、透明执行，相信每名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不會太过无理取闹。
因此，对“基层干部为啥易挨骂”这个问题，最好的答题人是基层干部自己，不妨少找理由，多反躬自省，或许来自群众的抱怨和骂声会少很多。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