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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其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启了后女性主义的思潮。但实际上，性别理论只是她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在她其后的研究中，围绕着对“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巴特勒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用一种文本学的分析方法，從巴特勒的三本主要著作为基础，可以看到巴特勒从性别理论走向身体政治学，继而转向激进民主政治的思想演变过程。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女性主义；生命政治学；激进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12
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其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启了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无怪乎在很多人眼中，朱迪斯·巴特勒是且仅仅是一个性别理论学家。但实际上，性别理论只是她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在她其后的研究中，围绕着对“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巴特勒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紧紧扎根于深远激荡的、为少数人争取发声机会的社会运动之中。通过对她的三本重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利的精神生活》的梳理，可以看到她的研究重心如何一步步地从性别问题渐渐转向民主政治研究的。
一、重思“性”与“性别”
巴特勒是以《性别麻烦》一书成名的，在这本书中，巴特勒主要做的是三个工作：一是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的颠覆性的反思，二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吸收，三是提出了她的“述行性”理论，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巴特勒在面对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变化之时，发现传统女性主义譬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都假定了一个能代表全体女性发声的“女人”的主体存在。巴特勒认为这个认同范畴不能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基础，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范畴，它无法包括种族、阶级、年龄等等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她要将“女人”这个概念去自然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对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关系进行了重思，她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连生理性别都不是自然的、先于文化存在的，生理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别，是社会中存在着的性别规范的标记让人的生理的身体成为“合格”的人类身体，如果不能符合这些标记，就不能拥有“人”的资格，这种性别化过程，在一个婴儿“是个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的时候就开始了。“女人”这个范畴是话语的产物，也是政治的产物，先于文化的生理性别在我们的话语之中是不存在的，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性别。“那些不能划入两种性别其中一个的身体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非人类、贱斥者的领域，人类世界是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反衬建构起来的。” [1]因此，在巴特勒看来，“性别”这个范畴是一种身份，预设了性、性别与欲望之间的一致性，是具有排除性的，而那些不符合异性恋强制逻辑的人，比如同性恋，是不具有文化的可理解性的。这个排除过程，因为假定了生理性别的文化先在性，而被隐藏起来了。
于是，巴特勒进而要去揭示这个性别化的过程。在《性别麻烦》里，她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理论的论辩来阐释的。对于弗洛伊德，巴特勒分析了他关于男性、女性的双性恋性格倾向的假设，认为他的理论中隐含着一种异性恋的先在性和自然性的假设，指出了弗洛伊德的性别形成理论的偏见所在[1]。同时，巴特勒吸收了弗洛伊德对哀伤与抑郁的区分，认为性别是一种抑郁结构，被禁止的欲望对象内化到主体之中，成为一种超我对自我进行申诉[2]。在内在的指令和外在禁忌的双重作用下，同性对象丧失了，异性恋结构得以巩固。
心理学大师拉康认为，一个孩子在习得语言、文化，进而可以理解事物的时候，需要获得一种与法则（或象征）相关的特定的性别定位，这是社会化的开端。对于拉康来说，这种性别定位，是通过与象征体系中的特定能指——菲勒斯的关系来决定的。巴特勒同意拉康所说的性别是在象征秩序之中、在文化之中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性别是为了获得文化位置而进行的一种伪装[1]。但是巴特勒认为拉康那里有过于浓重的男性中心色彩，并且排斥了同性恋等非异性恋的欲望形式。通过对拉康的解读，对菲勒斯权力视野的批评成为巴特勒之后的理论中心之一[1]。但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巴特勒认为他们的性别形成理论都是在对身体的论述中进行的，身体之上是权力进行性别规范的舞台，这个权力所用的过程，巴特勒是用其石破天惊的“述行性”理论来进行论述的。
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源自奥斯汀和德里达的语言学说[3]，她借用了奥斯汀的“语言力量”的观点，认为语言都是有行事能力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陈述，语言在言说的同时就会产生一种创造和生产的效果。她用这个理论去说明身体的性别不是固定的本质，而是具有述行性的，是语言的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别是一种行动（doing），这种行动背后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主体，反而是主体在性别述行之中被建构的。她还利用了德里达的“引用性”的观点，证明性别规范不断被引用的时候，因为语言符号的可重复性，可能会被引用、嫁接到其制定者所不曾预料到的方向，形成一个意想不到的主体，这种引用失败的可能性，就是性别身份的不稳定之处[1] 。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论述，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了一种看待性别的新的视角，她的目的是将性化身体去自然化，证明它是性别规范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使她面临一种指责，即如果身体是规范的产物，生理性别也是社会性别，那么我们应将身体的物质性置于何地？在其后《身体之重》中，她为了回应这些争论，也为了拓展了《性别麻烦》中将性别去自然化的讨论，她用更抽象的术语，通过考察身体的特定的政治本体论（比如异性恋体制如何决定了哪些身体是重要的），去发掘身体的物质性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二、走向以身体研究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
在《身体之重》的分析中，巴特勒一步一步地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出身体是存在于文化之中的一种象征符号，是作为一种界限而存在的；二是指出女性在性别界划的过程中，被排除到文化之外，与物质性等同；三是指出身体的物质化是与话语的作用分不开的，这之间存在着建构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巴特勒反思了她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對规范力量的反抗的方式。笔者认为，巴特勒用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将她的这整个论述串联了起来。
她首先要说明，身体是一种界限，是在话语的述行性作用下获得其性别形貌和物质外观，获得欲望与性、性别的一致性的[1]。而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也是一种排斥性的过程，是一个划分主体和非主体的过程。对身体的“性别”的规定，就是一种划界，规定了什么是性别，什么不是，话语的力量在性别化的身体的形成过程中划分出了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性别领域。在巴特勒看来，这个处于界限之外的领域，可能会对象征霸权提出挑战，因为在对性别化身体进行固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异性恋二分的象征秩序是在一种反复的申诉、意指过程中被维持的，因此是具有历史性的，而非永恒不变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巴特勒用系谱学的方式去考察女性身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形塑过程，来证明这个话语秩序的历史性，以寻求颠覆的机会。
巴特勒认为， “受重视的物质性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女性主义所质疑的对女性的排斥与贬黜构成的。” [4]巴特勒认为“物质性”是在对女性的排斥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她要探讨的不是“性别之物质性”，而是“物质性之性别”，是为了说明“物质性是一部关于性别差异的戏剧”，她的阐释不仅是为了对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轻易回归身体的物质性提出警告”，还要去表明“论及物质就是在提及性别层级与性别抹除的沉淀的历史”[4]。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中，一部物质性概念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女性的排斥史。
在她看来，对女性身体的意指历史，是从希腊文化开始，经由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德里达、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等哲学家的身体观来整理的。她通过伊里加蕾对柏拉图的解读指出，柏拉图在说到本原的时候，认为本原只能是接收、接受、包容、穿入容器等形式。这种容器被比作身体、母亲或养育者的身体，这样的类比假定了这一本原与肉身的相似性。柏拉图认为，身体与母性是一致的，也就是和女性是一致的。巴特勒指出，她并不是要否定物质性，而是要追溯物质性是怎么具有一种性别的，即“物质性之性别”。她发现，物质性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就是女性被排除的历史，女性并不是生来就代表了物质，而是在与“生育者-容器”绑定的过程中，成为物质性的。在柏拉图的传统中，容器是不可指称的，而不可指称，就意味着在文化之中没有位置。女性因为与物质性的绑定，而失去了发声的机会[4]。但是巴特勒并不同意伊里加蕾的反抗方式，伊里加蕾希图寻找一种纯属女性的声音，而巴特勒认为，女性要进行的是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反抗，女性不能被禁锢在文化的他处，而应该在文化结构之中发声[4] 。
比如说，在权力机制所维护的异性恋二分体制中，男性被归为穿透者，女性被归为一种被穿透的容器，柏拉图的那个“共相”是穿透者的位置，但是，巴特勒认为被文化所排除者去占领这个“相”，那么这个结构就会呈现出不稳定，就会让人看到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实际上是通过排除来实现的。比如说这个二分结构就明显排除了女同性恋的存在，她们不符合这个结构，这个性别角色分配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女同性恋。巴特勒从女性以及其他被排除者身上看到，形而上学的假设实际上是有政治目的的，她想将身体、物质从其形而上学假设中解放出来，对身体物质性进行另一种假设。
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导致了她对权力的排除力量、禁制力量的思考，她想知道这些力量是如何作用于身体的。这种思考，她依旧是借助精神分析来进行的，她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去解释性别化的身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次她借助的是弗洛伊德的《论自恋》和《自我与本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身体的疼痛是自我发现的前提，自我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自我，而对疼痛最敏感的是菲勒斯，而且他认为身体的疼痛是力比多的回撤形成的[4]。这样，弗洛伊德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菲勒斯成为身体自我被发现的起源，这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二是弗洛伊德将身体的欲望和疾病联系在了一起，被否定的爱恋方式会引起身体的疾病，这使身体有了一种道德维度，比如同性恋就被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欲望被病理化了[4]。巴特勒发现，通过弗洛伊德可以看到，外界的禁制力量对身体的作用过程，是外界的道德力量通过一种精神的抑郁结构作用于身体的过程。这个力量是话语的力量、权力的力量，这个过程是隐蔽的。
因此，巴特勒走向了对身体与话语的关系的讨论。巴特勒一半辩白一半解释地说，她不否认身体的物质存在，但关心的不是身体的物质性本身，而是身体如何在话语中具有一种合法的物质形态。用拉康的理论来说，就是只有通过镜像的投射，人才获得身体的完整感。巴特勒认为这种镜像是虚拟的、想象的，因而是可变的，身份的认同总是处于构筑与调解之中。巴特勒认为，拉康通过菲勒斯的能指构筑的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巴特勒要去分离菲勒斯这个能指符号和男性之间的关联，所以她提出了“女同性恋菲勒斯” [4]，去释放男性、女性之外的其他性像，以挑战异性恋强制体制。但是，在这个时候，她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性别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么？还是完全由文化强制的呢？身体到底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还是主体的自由选择呢？巴特勒试图避免这两个极端，认为性别一方面如精神分析所说，是在恐惧中领受的，不是自由选择的；但另一方面，规范与性别认同之间又总是难以完全重合的，这个裂隙就是自由的可能性所在。那么这种裂隙在哪里？反抗的可能何在呢？
为此，巴特勒去寻找了几种反抗的可能，对这些可能性，她一方面是推崇，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反思。一是对被体制所排斥者的幽灵的寻找，她认为这些被排斥者存在于象征界之中，而非之外。比如同性恋对异性恋的挑战并不外在于异性恋体制，因为巴特勒认为异性恋身份实际上是依靠同性恋而建立的，如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一样。权力与权力的抵制是同在的，冲击着身份的稳定性[4] 。 第二个反抗的可能性是，给这些被排斥者寻找一个可以包容差异，承认主体的多样化、多元性的体系[4]。巴特勒提出要对权力的话语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并不是取消权力话语，而是先占用这些话语，再给这些话语新的意义，比如对“酷儿”这个词的使用历史，就说明话语可以在流变之中挑战原有的意义。所以，对酷儿在政治上的解构不等于要废除这个称谓，虽然这可能会与反对种族主义和女性憎恶话语的民主化力量产生冲突。巴特勒并不认为解构是一种抹除，解构的重要性在于，因为主体已经被证明不再是一个自我同一的实体，所以身份类别虽然不够充分，但它所表现的暂时性的统治力量，却被揭示出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酷儿”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肯定、保护它的不被限定的可能性，看到它的历史性，延续酷儿政治的民主化。可见，主体的多元化会拓展语言的意义边界，而未必会被语言的使用所压抑，这是巴特勒的乐观之处。
在《身体之重》里，巴特勒将身体看作一种权力斗争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一种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a politics of human life）的批判方式。她在这本书里尖锐地指出了身体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在规范力量的作用下，在物质化的过程中获得其形貌。在巴特勒那里，“规范的暴力”表现为，规范定义了谁是文化上可见的，谁又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在《性别麻烦》中，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在《身体之重》中，她已经对“社会死亡”现象进行了批判，到了后来的《消解性别》，这种思考才越来越清晰，她也开始了对宜居性（liveability）的考查，将性与性别的问题和持续生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走向了一种她称为“生命政治学”的政治。她并不是要崇尚差异，并不是要宣扬不一样，而是想建立一种能维持生命、反对同化、具有包容性的条件[6]。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重思可能性使那些被规范所驱逐的生命能获得承认，使那些不合规范的身体能得以存活，同样地，关于亲属关系和婚姻，她考虑的是，对于那些在性别上外在于婚姻联系以及相关的亲属关系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性别规范的重新组织是必要的，是能使他们能自由地获得社会和文化的承认的[6]。对性别规范的颠覆问题，应该被理解为如何使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化，如何使不可忍受的生活的可能性，或者说社会或者文化上的死亡最小化。
在其后的《权力的精神生活》这本书里，她延续了这种批判。如果说在《性别麻烦》和《身体之重》中，巴特勒的目的是去证明我们变成性别化主体所经过的那些实践，是规范和限制、能动和反抗同时且矛盾地發生的场所。那么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她的目标是去揭示出使我们顺从的权力恰恰也是我们能动性的源泉。在前两本书中，巴特勒认为，身体范畴的不稳定性，比如性、性别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它们并非能完全满足规范的理想，在规范与满足规范之间的裂隙可以带来一种对话语进行再赋义的主体的需求，这种需求的生发要用一种能动性的理论来解释。但在前两本书中，巴特勒都没有解释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巴特勒试图通过揭示欲望的双重面向，去解释主体的形成，去论证服从的非必然性，去寻找反抗的可能，她认为欲望的特质为主体提供了反抗的基础。
巴特勒首先描述了主体的精神形成的过程。她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来问，为什么个体会在听到询唤之后转身从而成为主体，为什么个体会依恋于对这个声音的服从。巴特勒认为这是因为个体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是因为“良心”的存在。重要的是，巴特勒指出良心并非真的来自个体的内心，而是来自权力。巴特勒将主体的精神形成分为三步：依恋、拒斥与抑郁。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抑郁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依赖权力形成，又拒斥权力，主体是分裂的。服从具有两面性，既被权力压制，又由权力生成。所以主体的能动性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主体一方面为了存在而采纳了权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会反抗权力。欲望被权力所控制，又不断冲击着主体的稳定[7]。巴特勒在讲述主体形成的故事的过程中，揭示了权力对主体进行压迫的隐蔽性。“去存在”的欲望被权力所利用，主体为了存在，只好去服从，而那些不能存在的会成为一种“社会死亡者”。
巴特勒试图在哲学史的流变中解读出权力内化到主体精神之中的过程。从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尼采的良心、弗洛伊德的抑郁、阿尔都塞的询唤到福柯的权力，巴特勒在对这些经典哲学家的重要概念的再解读中，揭示出那使我们屈服，使我们得以存在的权力，也是我们生发出对权力的反抗的能动性的权力[8]。巴特勒试图在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中寻找权力的裂隙，以寻找反抗的可能。比如在黑格尔的苦恼意识那里，她认为在被苦恼意识所放逐的身体之中，身体总是不会被意识完全征服，而可能会如福柯所言，身体会在权力之中增生，性能力的压抑会带来性快感的新的形式，律法可能会生产出一个被扩张的身体。主体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权力，因为只有在权力的运转中才会有主体的生产。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巴特勒揭示出了服从的非反思性，因为个体在转身之前，并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自己转向的原因。但是巴特勒也指出，意识形态的询唤并不能穷尽“存在”的可能，我们可以在那些没有被穷尽的地方找到一个去主体化的未来。
巴特勒从阿尔都塞那里找到的一个关键观点还在于，阿尔都塞取消了主体的内在和外在之分，也就是精神与社会的区分，对主体的理解，是要与社会规范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笔者认为，《权力的精神生活》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主体的精神维度与社会维度结合在一起。巴特勒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再次用弗洛伊德的抑郁理论来论述主体精神世界的形成。她认为抑郁形成了自我，而抑郁的产生要从社会世界来理解，因为是社会文化规范控制着什么是不能言说的丧失，这种丧失内化到自我之中，成为自我内部的他者，对自我进行着控制和申诉。自我，只有在内化了外在世界的时候才能形成，只有欲望着权力的欲望的时候才可以形成，所以主体不可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社会权力的力量总在控制着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生产了主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意识。 巴特勒的乐观在于，她认为在权力之中生产出了主体，也生产出主体的反抗，这种反抗可能可以得到一种过度发展，最后导致这个体制的崩溃[8] 。
在《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巴特勒以对主体形成的思考为主轴，对性、性别、精神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她之后的著作都是对这三本书的主要观点的发展或者运用。
三、投入激进民主政治
在这三本书之后，巴特勒的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理论转变，就是她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在与拉克劳、齐泽克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她提出了文化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重要作用，在《危在旦夕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中，她对“911”之后的美国政治进行了反思，在与斯皮瓦克合著的《谁为民族国家歌唱：语言、政治、归属感》和《战争的框架：不值得悲悼的生命政治学》中，她努力为那些被排斥的生命寻找生活的可能性。正如巴特勒自己所说，她处在学院之中，但又在学院之外过着生活。巴特勒不仅是个用抽象的语言论述学术问题的学者，还是一个活跃在社会运动中的活动家。在激荡的社会活动之中，她对规范的暴力进行了反思，试图去寻找一种激进民主的道路，想通过文化翻译来寻找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进行沟通的可能性。
如莫娅·劳埃德（Moya Lloyd）所指出的，巴特勒旨在建立一种“激进民主政治”，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激进民主[9]。她的目的是拓展那种定义了生命的合理性的规范的包容力量。如同对待理想的性别、身体一样，巴特勒很少对什么是理想的民主形式进行具体的描述，因为在她看来，民主是不会真正达到的，它总会朝向未来，总是开放的，任何的界定都可能带来一种强制和封闭。因为在她看来，普遍性永远都是有局限的，总是以某种排除为基础的，比如《人权宣言》就假定了一个男性主体，而排除了女性。
但是，普遍性并非一无是处，对普遍性的追求刺激了民主政治斗争，民主斗争又会反过来拓展普遍性概念的包容性，比如女性就因此为了争取人权去斗争，去寻找对女性的特质的承认。巴特勒认为这些斗争，扩展了普遍性的范围。虽然巴特勒拒绝从普遍性中寻求出路，因为她认为它是以一种总体化的、暴力的方式来运作的[10]。但巴特勒并不否认普遍性的政治必要性。她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中和拉克劳、齐泽克一起讨论了普遍性的问题。巴特勒认为普遍性总是在文化中的普遍性，总是已经被习俗实践所形塑过了的，普遍性因此是动力学的（dynamic）、时间性的概念，是会改变的[11]。必须指出的是，巴特勒从语言学的角度尋求一种新的民主方式的观点使很多理论家感到不安。有人认为巴特勒的民主观过于关注语言，而忽视了对物质条件的考察，以及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思考，将其看作是“寂静主义”（quietism）、虚无主义的，甚至认为巴特勒“杀死了主体”，是“与罪恶为谋”[12]。巴特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主体是被语言述行而成，如果没有一个自主的主体内在或者外在于统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反抗和颠覆如何可能？获取一种现实的民主生活的路径又在哪里？如果行动的背后没有一个行动者，这些反抗从何而来？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巴特勒对“女性”这个主体的质疑就带来了很多的争议。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艾莉森·阿斯特（Alison Assiter）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她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先行存在的自我去进行创造，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作为自我的我来？”并且“我们如何能创造出一种解构掉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政治学？” [13]
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巴特勒的理论中看到了一种政治颠覆的潜力，肯定了巴特勒去除主体和认同的稳定性的价值。巴特勒不再将主体看作是先在的、本质的实体，指出认同的建构性，意味着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可以挑战甚至颠覆现存权力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总是在问：什么是权力？什么是颠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在《词与物》一书的结尾，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14]。巴特勒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福柯的这种说法，她质疑了主体的稳定性，否定有一个先在于权力的质询的主体，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并且由于语言的多变性，使主体也总是处在一种变化的可能性之中。
如上文所述，巴特勒在其主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都认为，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权力反复质询的过程，这个反复和不断引用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其开放，所以总是存在着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重复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反抗的能动性所在。虽然在她的述行性理论中，作为主体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由以建构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但对这些话语进行反抗和修正的可能性却一直存在。就如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一书中坚持的：“行动者是一些散漫的可能性的不确定的运作，这些可能性本身也在变化” [15]127-143。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巴特勒实际上是将主体的形成置于文化、历史之中去考量，而拒绝了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主体的存在。在巴特勒看来，主体不仅仅是处于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的，也是文化地、历史地被建构的。巴特勒继承了福柯的精神，认为“我”不是行动的起源和原因，也不是知识的基础，而是一种历史的结果（history effect）。但是，巴特勒比福柯更多地强调了反抗的可能，她拒绝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性别实践也是一个改变的场所，她将这种反抗称为“批判的能动性”（critical agency），去思考一种无先在主体的批判如何可能。在她看来，在权力的作用下，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述行性行为获得主体性。这些话语和行为都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使能动性成为可能，并且能动性并不外在于这些条件。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中直言—— “我们通过一些话语习俗（discursive conventions）得以存在，没有可能置身在这些习俗之外。” [15]135-136 因此，对于巴特勒来说，批判是内在于具体的话语机制之中的，批判的实践也是内在于其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之中的，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权力结构的主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主体或许真的死了，但是却可能在意义的重新布局中重生。
巴特勒由性别理论出发，一步步地走向了激进民主政治的广阔天地，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激发学界的讨论和争辩。作为一个学者，巴特勒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提出了影响重大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二是她引发了足够多的争论，打开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思路。巴特勒的理论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些论争之中，巴特勒对主体、语言、身体、性别，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论，至今仍在继续。她对规范的思考，对存在与反抗如何被限制和允许的思考，对结构着当下的真实以及建立着人类生命的等级的权力关系的兴趣，对承认问题的关注，对主体性、语言和能动性的质疑等等，都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性别述行性理论虽然是巴特勒最著名的理论，但在笔者看来，她的著作的真正力量，在于对规范的质疑，对主体的反思，以及一个更好的民主社会的不懈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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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女性主义；生命政治学；激进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12
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其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启了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无怪乎在很多人眼中，朱迪斯·巴特勒是且仅仅是一个性别理论学家。但实际上，性别理论只是她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在她其后的研究中，围绕着对“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巴特勒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紧紧扎根于深远激荡的、为少数人争取发声机会的社会运动之中。通过对她的三本重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利的精神生活》的梳理，可以看到她的研究重心如何一步步地从性别问题渐渐转向民主政治研究的。
一、重思“性”与“性别”
巴特勒是以《性别麻烦》一书成名的，在这本书中，巴特勒主要做的是三个工作：一是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的颠覆性的反思，二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吸收，三是提出了她的“述行性”理论，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巴特勒在面对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变化之时，发现传统女性主义譬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都假定了一个能代表全体女性发声的“女人”的主体存在。巴特勒认为这个认同范畴不能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基础，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范畴，它无法包括种族、阶级、年龄等等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她要将“女人”这个概念去自然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对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关系进行了重思，她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连生理性别都不是自然的、先于文化存在的，生理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别，是社会中存在着的性别规范的标记让人的生理的身体成为“合格”的人类身体，如果不能符合这些标记，就不能拥有“人”的资格，这种性别化过程，在一个婴儿“是个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的时候就开始了。“女人”这个范畴是话语的产物，也是政治的产物，先于文化的生理性别在我们的话语之中是不存在的，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性别。“那些不能划入两种性别其中一个的身体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非人类、贱斥者的领域，人类世界是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反衬建构起来的。” [1]因此，在巴特勒看来，“性别”这个范畴是一种身份，预设了性、性别与欲望之间的一致性，是具有排除性的，而那些不符合异性恋强制逻辑的人，比如同性恋，是不具有文化的可理解性的。这个排除过程，因为假定了生理性别的文化先在性，而被隐藏起来了。
于是，巴特勒进而要去揭示这个性别化的过程。在《性别麻烦》里，她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理论的论辩来阐释的。对于弗洛伊德，巴特勒分析了他关于男性、女性的双性恋性格倾向的假设，认为他的理论中隐含着一种异性恋的先在性和自然性的假设，指出了弗洛伊德的性别形成理论的偏见所在[1]。同时，巴特勒吸收了弗洛伊德对哀伤与抑郁的区分，认为性别是一种抑郁结构，被禁止的欲望对象内化到主体之中，成为一种超我对自我进行申诉[2]。在内在的指令和外在禁忌的双重作用下，同性对象丧失了，异性恋结构得以巩固。
心理学大师拉康认为，一个孩子在习得语言、文化，进而可以理解事物的时候，需要获得一种与法则（或象征）相关的特定的性别定位，这是社会化的开端。对于拉康来说，这种性别定位，是通过与象征体系中的特定能指——菲勒斯的关系来决定的。巴特勒同意拉康所说的性别是在象征秩序之中、在文化之中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性别是为了获得文化位置而进行的一种伪装[1]。但是巴特勒认为拉康那里有过于浓重的男性中心色彩，并且排斥了同性恋等非异性恋的欲望形式。通过对拉康的解读，对菲勒斯权力视野的批评成为巴特勒之后的理论中心之一[1]。但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巴特勒认为他们的性别形成理论都是在对身体的论述中进行的，身体之上是权力进行性别规范的舞台，这个权力所用的过程，巴特勒是用其石破天惊的“述行性”理论来进行论述的。
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源自奥斯汀和德里达的语言学说[3]，她借用了奥斯汀的“语言力量”的观点，认为语言都是有行事能力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陈述，语言在言说的同时就会产生一种创造和生产的效果。她用这个理论去说明身体的性别不是固定的本质，而是具有述行性的，是语言的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别是一种行动（doing），这种行动背后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主体，反而是主体在性别述行之中被建构的。她还利用了德里达的“引用性”的观点，证明性别规范不断被引用的时候，因为语言符号的可重复性，可能会被引用、嫁接到其制定者所不曾预料到的方向，形成一个意想不到的主体，这种引用失败的可能性，就是性别身份的不稳定之处[1] 。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论述，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了一种看待性别的新的视角，她的目的是将性化身体去自然化，证明它是性别规范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使她面临一种指责，即如果身体是规范的产物，生理性别也是社会性别，那么我们应将身体的物质性置于何地？在其后《身体之重》中，她为了回应这些争论，也为了拓展了《性别麻烦》中将性别去自然化的讨论，她用更抽象的术语，通过考察身体的特定的政治本体论（比如异性恋体制如何决定了哪些身体是重要的），去发掘身体的物质性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二、走向以身体研究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
在《身体之重》的分析中，巴特勒一步一步地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出身体是存在于文化之中的一种象征符号，是作为一种界限而存在的；二是指出女性在性别界划的过程中，被排除到文化之外，与物质性等同；三是指出身体的物质化是与话语的作用分不开的，这之间存在着建构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巴特勒反思了她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對规范力量的反抗的方式。笔者认为，巴特勒用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将她的这整个论述串联了起来。
她首先要说明，身体是一种界限，是在话语的述行性作用下获得其性别形貌和物质外观，获得欲望与性、性别的一致性的[1]。而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也是一种排斥性的过程，是一个划分主体和非主体的过程。对身体的“性别”的规定，就是一种划界，规定了什么是性别，什么不是，话语的力量在性别化的身体的形成过程中划分出了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性别领域。在巴特勒看来，这个处于界限之外的领域，可能会对象征霸权提出挑战，因为在对性别化身体进行固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异性恋二分的象征秩序是在一种反复的申诉、意指过程中被维持的，因此是具有历史性的，而非永恒不变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巴特勒用系谱学的方式去考察女性身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形塑过程，来证明这个话语秩序的历史性，以寻求颠覆的机会。
巴特勒认为， “受重视的物质性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女性主义所质疑的对女性的排斥与贬黜构成的。” [4]巴特勒认为“物质性”是在对女性的排斥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她要探讨的不是“性别之物质性”，而是“物质性之性别”，是为了说明“物质性是一部关于性别差异的戏剧”，她的阐释不仅是为了对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轻易回归身体的物质性提出警告”，还要去表明“论及物质就是在提及性别层级与性别抹除的沉淀的历史”[4]。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中，一部物质性概念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女性的排斥史。
在她看来，对女性身体的意指历史，是从希腊文化开始，经由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德里达、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等哲学家的身体观来整理的。她通过伊里加蕾对柏拉图的解读指出，柏拉图在说到本原的时候，认为本原只能是接收、接受、包容、穿入容器等形式。这种容器被比作身体、母亲或养育者的身体，这样的类比假定了这一本原与肉身的相似性。柏拉图认为，身体与母性是一致的，也就是和女性是一致的。巴特勒指出，她并不是要否定物质性，而是要追溯物质性是怎么具有一种性别的，即“物质性之性别”。她发现，物质性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就是女性被排除的历史，女性并不是生来就代表了物质，而是在与“生育者-容器”绑定的过程中，成为物质性的。在柏拉图的传统中，容器是不可指称的，而不可指称，就意味着在文化之中没有位置。女性因为与物质性的绑定，而失去了发声的机会[4]。但是巴特勒并不同意伊里加蕾的反抗方式，伊里加蕾希图寻找一种纯属女性的声音，而巴特勒认为，女性要进行的是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反抗，女性不能被禁锢在文化的他处，而应该在文化结构之中发声[4] 。
比如说，在权力机制所维护的异性恋二分体制中，男性被归为穿透者，女性被归为一种被穿透的容器，柏拉图的那个“共相”是穿透者的位置，但是，巴特勒认为被文化所排除者去占领这个“相”，那么这个结构就会呈现出不稳定，就会让人看到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实际上是通过排除来实现的。比如说这个二分结构就明显排除了女同性恋的存在，她们不符合这个结构，这个性别角色分配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女同性恋。巴特勒从女性以及其他被排除者身上看到，形而上学的假设实际上是有政治目的的，她想将身体、物质从其形而上学假设中解放出来，对身体物质性进行另一种假设。
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导致了她对权力的排除力量、禁制力量的思考，她想知道这些力量是如何作用于身体的。这种思考，她依旧是借助精神分析来进行的，她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去解释性别化的身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次她借助的是弗洛伊德的《论自恋》和《自我与本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身体的疼痛是自我发现的前提，自我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自我，而对疼痛最敏感的是菲勒斯，而且他认为身体的疼痛是力比多的回撤形成的[4]。这样，弗洛伊德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菲勒斯成为身体自我被发现的起源，这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二是弗洛伊德将身体的欲望和疾病联系在了一起，被否定的爱恋方式会引起身体的疾病，这使身体有了一种道德维度，比如同性恋就被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欲望被病理化了[4]。巴特勒发现，通过弗洛伊德可以看到，外界的禁制力量对身体的作用过程，是外界的道德力量通过一种精神的抑郁结构作用于身体的过程。这个力量是话语的力量、权力的力量，这个过程是隐蔽的。
因此，巴特勒走向了对身体与话语的关系的讨论。巴特勒一半辩白一半解释地说，她不否认身体的物质存在，但关心的不是身体的物质性本身，而是身体如何在话语中具有一种合法的物质形态。用拉康的理论来说，就是只有通过镜像的投射，人才获得身体的完整感。巴特勒认为这种镜像是虚拟的、想象的，因而是可变的，身份的认同总是处于构筑与调解之中。巴特勒认为，拉康通过菲勒斯的能指构筑的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巴特勒要去分离菲勒斯这个能指符号和男性之间的关联，所以她提出了“女同性恋菲勒斯” [4]，去释放男性、女性之外的其他性像，以挑战异性恋强制体制。但是，在这个时候，她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性别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么？还是完全由文化强制的呢？身体到底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还是主体的自由选择呢？巴特勒试图避免这两个极端，认为性别一方面如精神分析所说，是在恐惧中领受的，不是自由选择的；但另一方面，规范与性别认同之间又总是难以完全重合的，这个裂隙就是自由的可能性所在。那么这种裂隙在哪里？反抗的可能何在呢？
为此，巴特勒去寻找了几种反抗的可能，对这些可能性，她一方面是推崇，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反思。一是对被体制所排斥者的幽灵的寻找，她认为这些被排斥者存在于象征界之中，而非之外。比如同性恋对异性恋的挑战并不外在于异性恋体制，因为巴特勒认为异性恋身份实际上是依靠同性恋而建立的，如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一样。权力与权力的抵制是同在的，冲击着身份的稳定性[4] 。 第二个反抗的可能性是，给这些被排斥者寻找一个可以包容差异，承认主体的多样化、多元性的体系[4]。巴特勒提出要对权力的话语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并不是取消权力话语，而是先占用这些话语，再给这些话语新的意义，比如对“酷儿”这个词的使用历史，就说明话语可以在流变之中挑战原有的意义。所以，对酷儿在政治上的解构不等于要废除这个称谓，虽然这可能会与反对种族主义和女性憎恶话语的民主化力量产生冲突。巴特勒并不认为解构是一种抹除，解构的重要性在于，因为主体已经被证明不再是一个自我同一的实体，所以身份类别虽然不够充分，但它所表现的暂时性的统治力量，却被揭示出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酷儿”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肯定、保护它的不被限定的可能性，看到它的历史性，延续酷儿政治的民主化。可见，主体的多元化会拓展语言的意义边界，而未必会被语言的使用所压抑，这是巴特勒的乐观之处。
在《身体之重》里，巴特勒将身体看作一种权力斗争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一种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a politics of human life）的批判方式。她在这本书里尖锐地指出了身体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在规范力量的作用下，在物质化的过程中获得其形貌。在巴特勒那里，“规范的暴力”表现为，规范定义了谁是文化上可见的，谁又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在《性别麻烦》中，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在《身体之重》中，她已经对“社会死亡”现象进行了批判，到了后来的《消解性别》，这种思考才越来越清晰，她也开始了对宜居性（liveability）的考查，将性与性别的问题和持续生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走向了一种她称为“生命政治学”的政治。她并不是要崇尚差异，并不是要宣扬不一样，而是想建立一种能维持生命、反对同化、具有包容性的条件[6]。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重思可能性使那些被规范所驱逐的生命能获得承认，使那些不合规范的身体能得以存活，同样地，关于亲属关系和婚姻，她考虑的是，对于那些在性别上外在于婚姻联系以及相关的亲属关系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性别规范的重新组织是必要的，是能使他们能自由地获得社会和文化的承认的[6]。对性别规范的颠覆问题，应该被理解为如何使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化，如何使不可忍受的生活的可能性，或者说社会或者文化上的死亡最小化。
在其后的《权力的精神生活》这本书里，她延续了这种批判。如果说在《性别麻烦》和《身体之重》中，巴特勒的目的是去证明我们变成性别化主体所经过的那些实践，是规范和限制、能动和反抗同时且矛盾地發生的场所。那么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她的目标是去揭示出使我们顺从的权力恰恰也是我们能动性的源泉。在前两本书中，巴特勒认为，身体范畴的不稳定性，比如性、性别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它们并非能完全满足规范的理想，在规范与满足规范之间的裂隙可以带来一种对话语进行再赋义的主体的需求，这种需求的生发要用一种能动性的理论来解释。但在前两本书中，巴特勒都没有解释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巴特勒试图通过揭示欲望的双重面向，去解释主体的形成，去论证服从的非必然性，去寻找反抗的可能，她认为欲望的特质为主体提供了反抗的基础。
巴特勒首先描述了主体的精神形成的过程。她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来问，为什么个体会在听到询唤之后转身从而成为主体，为什么个体会依恋于对这个声音的服从。巴特勒认为这是因为个体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是因为“良心”的存在。重要的是，巴特勒指出良心并非真的来自个体的内心，而是来自权力。巴特勒将主体的精神形成分为三步：依恋、拒斥与抑郁。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抑郁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依赖权力形成，又拒斥权力，主体是分裂的。服从具有两面性，既被权力压制，又由权力生成。所以主体的能动性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主体一方面为了存在而采纳了权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会反抗权力。欲望被权力所控制，又不断冲击着主体的稳定[7]。巴特勒在讲述主体形成的故事的过程中，揭示了权力对主体进行压迫的隐蔽性。“去存在”的欲望被权力所利用，主体为了存在，只好去服从，而那些不能存在的会成为一种“社会死亡者”。
巴特勒试图在哲学史的流变中解读出权力内化到主体精神之中的过程。从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尼采的良心、弗洛伊德的抑郁、阿尔都塞的询唤到福柯的权力，巴特勒在对这些经典哲学家的重要概念的再解读中，揭示出那使我们屈服，使我们得以存在的权力，也是我们生发出对权力的反抗的能动性的权力[8]。巴特勒试图在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中寻找权力的裂隙，以寻找反抗的可能。比如在黑格尔的苦恼意识那里，她认为在被苦恼意识所放逐的身体之中，身体总是不会被意识完全征服，而可能会如福柯所言，身体会在权力之中增生，性能力的压抑会带来性快感的新的形式，律法可能会生产出一个被扩张的身体。主体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权力，因为只有在权力的运转中才会有主体的生产。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巴特勒揭示出了服从的非反思性，因为个体在转身之前，并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自己转向的原因。但是巴特勒也指出，意识形态的询唤并不能穷尽“存在”的可能，我们可以在那些没有被穷尽的地方找到一个去主体化的未来。
巴特勒从阿尔都塞那里找到的一个关键观点还在于，阿尔都塞取消了主体的内在和外在之分，也就是精神与社会的区分，对主体的理解，是要与社会规范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笔者认为，《权力的精神生活》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主体的精神维度与社会维度结合在一起。巴特勒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再次用弗洛伊德的抑郁理论来论述主体精神世界的形成。她认为抑郁形成了自我，而抑郁的产生要从社会世界来理解，因为是社会文化规范控制着什么是不能言说的丧失，这种丧失内化到自我之中，成为自我内部的他者，对自我进行着控制和申诉。自我，只有在内化了外在世界的时候才能形成，只有欲望着权力的欲望的时候才可以形成，所以主体不可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社会权力的力量总在控制着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生产了主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意识。 巴特勒的乐观在于，她认为在权力之中生产出了主体，也生产出主体的反抗，这种反抗可能可以得到一种过度发展，最后导致这个体制的崩溃[8] 。
在《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巴特勒以对主体形成的思考为主轴，对性、性别、精神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她之后的著作都是对这三本书的主要观点的发展或者运用。
三、投入激进民主政治
在这三本书之后，巴特勒的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理论转变，就是她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在与拉克劳、齐泽克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她提出了文化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重要作用，在《危在旦夕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中，她对“911”之后的美国政治进行了反思，在与斯皮瓦克合著的《谁为民族国家歌唱：语言、政治、归属感》和《战争的框架：不值得悲悼的生命政治学》中，她努力为那些被排斥的生命寻找生活的可能性。正如巴特勒自己所说，她处在学院之中，但又在学院之外过着生活。巴特勒不仅是个用抽象的语言论述学术问题的学者，还是一个活跃在社会运动中的活动家。在激荡的社会活动之中，她对规范的暴力进行了反思，试图去寻找一种激进民主的道路，想通过文化翻译来寻找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进行沟通的可能性。
如莫娅·劳埃德（Moya Lloyd）所指出的，巴特勒旨在建立一种“激进民主政治”，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激进民主[9]。她的目的是拓展那种定义了生命的合理性的规范的包容力量。如同对待理想的性别、身体一样，巴特勒很少对什么是理想的民主形式进行具体的描述，因为在她看来，民主是不会真正达到的，它总会朝向未来，总是开放的，任何的界定都可能带来一种强制和封闭。因为在她看来，普遍性永远都是有局限的，总是以某种排除为基础的，比如《人权宣言》就假定了一个男性主体，而排除了女性。
但是，普遍性并非一无是处，对普遍性的追求刺激了民主政治斗争，民主斗争又会反过来拓展普遍性概念的包容性，比如女性就因此为了争取人权去斗争，去寻找对女性的特质的承认。巴特勒认为这些斗争，扩展了普遍性的范围。虽然巴特勒拒绝从普遍性中寻求出路，因为她认为它是以一种总体化的、暴力的方式来运作的[10]。但巴特勒并不否认普遍性的政治必要性。她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中和拉克劳、齐泽克一起讨论了普遍性的问题。巴特勒认为普遍性总是在文化中的普遍性，总是已经被习俗实践所形塑过了的，普遍性因此是动力学的（dynamic）、时间性的概念，是会改变的[11]。必须指出的是，巴特勒从语言学的角度尋求一种新的民主方式的观点使很多理论家感到不安。有人认为巴特勒的民主观过于关注语言，而忽视了对物质条件的考察，以及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思考，将其看作是“寂静主义”（quietism）、虚无主义的，甚至认为巴特勒“杀死了主体”，是“与罪恶为谋”[12]。巴特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主体是被语言述行而成，如果没有一个自主的主体内在或者外在于统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反抗和颠覆如何可能？获取一种现实的民主生活的路径又在哪里？如果行动的背后没有一个行动者，这些反抗从何而来？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巴特勒对“女性”这个主体的质疑就带来了很多的争议。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艾莉森·阿斯特（Alison Assiter）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她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先行存在的自我去进行创造，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作为自我的我来？”并且“我们如何能创造出一种解构掉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政治学？” [13]
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巴特勒的理论中看到了一种政治颠覆的潜力，肯定了巴特勒去除主体和认同的稳定性的价值。巴特勒不再将主体看作是先在的、本质的实体，指出认同的建构性，意味着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可以挑战甚至颠覆现存权力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总是在问：什么是权力？什么是颠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在《词与物》一书的结尾，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14]。巴特勒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福柯的这种说法，她质疑了主体的稳定性，否定有一个先在于权力的质询的主体，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并且由于语言的多变性，使主体也总是处在一种变化的可能性之中。
如上文所述，巴特勒在其主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都认为，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权力反复质询的过程，这个反复和不断引用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其开放，所以总是存在着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重复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反抗的能动性所在。虽然在她的述行性理论中，作为主体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由以建构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但对这些话语进行反抗和修正的可能性却一直存在。就如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一书中坚持的：“行动者是一些散漫的可能性的不确定的运作，这些可能性本身也在变化” [15]127-143。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巴特勒实际上是将主体的形成置于文化、历史之中去考量，而拒绝了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主体的存在。在巴特勒看来，主体不仅仅是处于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的，也是文化地、历史地被建构的。巴特勒继承了福柯的精神，认为“我”不是行动的起源和原因，也不是知识的基础，而是一种历史的结果（history effect）。但是，巴特勒比福柯更多地强调了反抗的可能，她拒绝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性别实践也是一个改变的场所，她将这种反抗称为“批判的能动性”（critical agency），去思考一种无先在主体的批判如何可能。在她看来，在权力的作用下，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述行性行为获得主体性。这些话语和行为都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使能动性成为可能，并且能动性并不外在于这些条件。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中直言—— “我们通过一些话语习俗（discursive conventions）得以存在，没有可能置身在这些习俗之外。” [15]135-136 因此，对于巴特勒来说，批判是内在于具体的话语机制之中的，批判的实践也是内在于其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之中的，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权力结构的主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主体或许真的死了，但是却可能在意义的重新布局中重生。
巴特勒由性别理论出发，一步步地走向了激进民主政治的广阔天地，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激发学界的讨论和争辩。作为一个学者，巴特勒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提出了影响重大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二是她引发了足够多的争论，打开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思路。巴特勒的理论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些论争之中，巴特勒对主体、语言、身体、性别，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论，至今仍在继续。她对规范的思考，对存在与反抗如何被限制和允许的思考，对结构着当下的真实以及建立着人类生命的等级的权力关系的兴趣，对承认问题的关注，对主体性、语言和能动性的质疑等等，都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性别述行性理论虽然是巴特勒最著名的理论，但在笔者看来，她的著作的真正力量，在于对规范的质疑，对主体的反思，以及一个更好的民主社会的不懈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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