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祖父睡了。
　　月光在院子，明晃晃的。月光是黑夜的鸟群衔来的粮食。月光在一个苍老的梦里，日渐模糊，日渐稀薄。
　　我去三爸家看祖父的时候，门锁着。第二次去，还是锁着。只有墙角的蔷薇，歪着脑袋，守着大门。我第三次去的时候，祖父回来了。在廊檐下，洗脸。脸盆是旧式的搪瓷盆，白瓷蓝边，印着红花。红花儿，淡淡的了。有些瓷掉了，露出黑底，像一块块的疤。脸盆立在墙根，盆里的水，刚够一掬。麦村缺水，以前没通自来水，要驮水吃。村里人用水，都很节省。洗脸，盆是立起的，水倒进去，刚盖住底，不敢多，多了是浪费。我叫了声爷。祖父听力尚好，抬头，说，选选回来了，进屋里。我进屋，把茶叶、梨放在炕头。
　　“干啥去了？下来了好几趟，你都不在。”
　　“我走了一趟地里，把洋芋地的草，锄了一阵，春上我挖着种了点洋芋，一段时间没去，草长满了。”
　　“这么热的天，都一点多了，干一阵，就早点回来。”
　　“把剩下的一点挣着锄完了。你吃了没？没吃有馍，我给你取。”
　　“吃了，我给你倒水。你吃了没？”
　　“那倒一杯子，我十点多出门的时候，喝了茶，咬了一口馍，不饿。”
　　祖父脱了旧布鞋，爬上炕，取下帽子，放在窗台，盘腿坐下，接过我递去的水。祖父问我啥时候回来的，坐谁的车，车上有没有人，等等，我都一一作答。随后，我们还说到了我的工作，他说要踏踏实实干，更不要拿别人的，当然，他对当下某些不良的现象，也带着愤懑，批评了几句。最后，我们还是说到了庄稼，说到了粮食，说到了天气，也说到了村里的人和事。诸如，谁前些日子过世了，谁家的驴卖了，谁家申请了危房补贴，谁家的儿子喝酒把人打了，谁家拉上了电信的网，谁家装修房子时让切割机把腿上的筋割断了，等等，拉拉杂杂，零零碎碎，不紧不慢地絮叨着。水在窗台，热气渐退。窗外，是盛夏的烈阳。
　　祖父今年好像八十五了。1933年的人，或者1932年。我问过，也忘了。这就是当孙子的，该记住的总是模棱两可，不该记住的，牢挂于心。
　　我很小的时候，是不怎么常见祖父的，那时候，他还工作，在乡政府，具体搞哪一块业务，不清楚。有时候周末，祖父回来了，穿着一身蓝，戴着蓝帽子。帽子里垫了一圈报纸，总是很挺的。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银色铮亮的笔帽挂在衣盖上，在我们的童年里闪烁着光泽。祖父坐在炕上，眼前摆着用了几十年的红漆小方桌，桌子上，祖母端来了饭菜，还放着一碟腌蒜薹。腌蒜薹真好吃，碧绿透亮，嫩脆可口，很提胃口。祖父吃饭，祖母坐在椅子上，跟他絮叨家务。我们几个孙子，在地上一边打闹，一边偷偷把手指伸进铁皮罐里，蘸一指头麦乳精，舔着吃。有时来人，上炕和祖父盘腿坐着，说事，祖父总是不停地发烟。烟好像是双玉兰，有时是红奔马，都是我们本地产的烟。后面有一段时间，换成了大前门。那时候，村里人大多抽七八毛钱的凤壶，软盒子，红颜色，上面印一个金色的抽象的壶。祖父抽的这几种烟，一块钱，或者一块二，比凤壶档次稍微高一点。祖父是干部，是吃公粮的，烟也就抽得相对好一点。我们几个孙子，还是在地上，泼猴一般耍着，等着祖母再给一颗糖，或者一颗鸡蛋糕。糖纸被我们攥在手里，舍不得扔，沾着唾沫，黏乎乎的。祖父给来人介绍着我们，说，这是大儿子家的，这是二儿子家的……介绍毕，我们眨巴着眼，猴子吃过蒜一般。祖父打发我们去麦场背柴草，祖母要烙馍了。我们一哄而散，抢着背背篓去了。
　　记得有一年“六一”，我们去镇子上参加汇演。中午，祖父找到我，带我到他的宿舍。那时候，乡政府有一座单面楼，应该盖起有些年月了，红砖露在外面，落满灰尘。楼房后面，是几排土坯房。祖父的宿舍，不大，白墙，刷着绿墙裙，支着一张单人床，摆着一張桌子，桌上有厚厚的书。午饭，是跟着祖父在乡政府食堂吃的。几十号人，端着各自的缸子或者大老碗，在灶台打饭，然后围着一张大圆桌，边吃边开玩笑。那一晚，我是住在祖父宿舍还是回来了，记不清了，毕竟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祖父退休之前的事，我能想起的屈指可数。退休后，他回到家，当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六十岁的祖父，虽然干了大半辈子公事，但地里的活，样样都能拿下。他跟三爸一家生活在一起。春天耕种，夏天收割打碾，秋天刨洋芋，掰玉米，种油菜小麦，到冬天，就该暖热炕了。
　　关于祖父年轻时候的事，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很多次，跟祖父在一起，想听他细细说说，但都不了了之，有时候说起，我也是无心，没有细究，听过也便模糊了。只晓得我们家以前很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给地主扛长工。祖父读书读到高小毕业，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高小毕业，已经算是读了不少书，属于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了。祖父先到大队后到公社，就这样一步步成了吃公粮的人。工作以后，祖父都在公社工作，换过好多个地方。期间，调到县委组织部，本应该有个好仕途，但我们家口大，人多劳力少，二祖父、三祖父又当兵去了，曾祖父就把祖父叫了回来，说在附近的公社干个公事，家里忙了，还能回来帮一把。祖父就回到了麦村所在的公社，一干就是好多年，直到退休。那时候的人，淳朴，老实，根本没什么升官发财的念头，也不会为了所谓仕途而不惜代价，更不会有让人瞠目结舌的贪腐。
　　当然，关于祖父的前半生，都是零零碎碎听来的，也不知是否确切。
　　祖父和祖母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姑姑在十多岁的时候，从拖拉机上掉下来，殁了。另一个姑姑，当时家里穷，养活不了，送了人。有一段时间，在陕西找到，认了亲，有走动，但最后也不知啥原因，不再往来了。具体是不是亲姑姑，也难说。另外四个，一个姑姑，嫁在邻村的邻村，今年也六十过了，还有大爸、我父亲、三爸。大爸高中毕业，20世纪80年代，祖父帮着找了工作，在一个乡政府，干了整整半辈子。我父亲排行老二，没念下书，也没啥手艺，当了农民。三爸人聪明，祖父最早给他买了拖拉机，他用其拉东西，碾场，粉洋芋面，平时也务地。 　　祖父对子女向来很严格，老是批评，这可能跟他干了一辈子公事有关。啥事都要有板有眼，有模有样，更不能给他丢人。
　　祖父一严格，儿子们就躲着他，跟他也不是很亲近。有时候，哪个儿子跟老婆吵架，老婆就借着势说，我去告诉你家老子你的德行。儿子立马住嘴，泄了气一般，该干啥干啥了。儿子们自然是怕极了的，万一被告状，又是一顿拾掇。我父亲爱睡懒觉，有时候睡到太阳冒尖。母亲急性子，要赶着去干地里的活，叫不动父亲，打也不是骂也不是，气得团团转，最后把头往窗台一探，说：他爷（我们这边儿媳妇背后把公婆，叫娃他爷、娃他婆，简称他爷、他婆，当面则随丈夫的称呼）来了，你好好睡着。父亲一听祖父来了，一骨碌爬起，衣服胡乱一套，下炕，蹬上鞋，眼睛两揉，摸一根烟抽了起来，制造出一种起来很久的假象。但等了半天，不见祖父进屋，揭门帘，一看院子空荡荡的，一摔门帘，骂道，不编谎能死啊。拉着脸出门收拾农具去了。
　　祖父有时候也教育我们，他说得最多的是四肢不勤、五谷不丰，还有黎明即起、洒  扫庭除，敬人者人恒敬之。当然，还会说不要向你们的老子学，没本事，还懒得很。顺便又把三个儿子从头给我们数落了一顿。我们还小，听或者不听，都是没关系的，反正祖父是不会拾掇我们的。
　　好多年以后，当我活到三十岁时，回想祖父对父辈的教育，虽然严苛，难以亲近，对子女的表现也有诸多不满，但这何尝不是所有传统中国农民对待子女的方式？几千年了，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传统中国，夸什么都不能夸儿子，即便儿子再有出息，也要谦虚、低调，说为不肖子。换个角度，这种严，不也是爱吗？况且，祖父干了一辈子公事，是个有面子的人，他的儿子，就更应该比别人做得好，即便做不好，也要尽力而为，仁义道德一定要讲，勤恳谦逊一定要讲，与人为善一定要讲。
　　几十年了，我们一大家子，极少跟村里人发生口角，父辈们和村里人关系都处得很好，见面总是热情地打着招呼，别家有红白干事也总是前去相帮，有来游转的人离开时总要送到大门口，背后闲话也不多说。麦村只有我们王家五户，其他都是别姓，我们是祖上搬来的，虽是外来户，但从未感觉被排挤被打压被小看，和村里人都和和睦睦。我想这一切，都和祖父多多少少有关。他就像家里的地基，稳稳实实撑起了我们几十口人的家族。
　　进入2000年以后，三爸和三妈带着两个孩子，进了城，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临巷道边，开了小卖铺，都是零碎商品。平日里，孩子上学，三妈守铺子，中午晚上做两顿饭。三爸跑货车。他们进城以后，留下了祖父母，老两口还种着好些地，养着两头驴。农忙时，三爸和三妈回家，一起播种收割。
　　后来，祖母过世了。祖母的过世，对祖父打击很大。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祖父生命的转折点。祖母走了，就剩下祖父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了。祖母活着时，两个人，是个伴，忙点家务，干点农活，说说话，甚至发发脾气，日子一天天很快就过去了，光阴也是有奔头的。但没有祖母，祖父一个人，终日都面对的是空荡荡的院落，和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云遮雾绕的回忆，以及一个人走后留下的枯寂的绝望的空白。
　　祖母走了以后，祖父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几近坍塌，虽然活了七八十年，啥风浪都经历过了，但祖母的离去，让祖父一生夯筑的情感堤坝还是出现了难以修补的溃口。毕竟一起生活了将近七十年的人就这么走了，阴阳两隔。有好长一段时间，祖父都坐在炕上，不言不语，坐着坐着，眼圈就红了。有时他给我们说起祖母，说祖母过世前，还念叨着几个孙子，说着说着，眼泪就挂在了他苍老的面孔上。我们听着，满心难过。但我们做子孙的，永远难以理解祖父内心铺天盖地的切肤的悲恸。
　　祖母走了以后，祖父就真的孤零零的了。
　　那些炕柜上祖母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那些衣襟上缝补过的针脚，那些厨房里被粗糙的手指打磨光的盆子，那门头立着的拐棍，那一起贴上墙的年画，甚至，那整夜的咳嗽，那刺鼻的炕烟，那飘忽而来的馓饭香，那隔著玉米架的怪怨，都那么真切地存在着，一喊叫，似乎就动起了，但，人确实不在了。一切恍恍惚惚，云里雾里，活着和死了，让人难辨真假。
　　祖母活着时，平日里，做饭、洗衣、填炕、缝缝补补，这些都是由她干的。虽然身体不好，颤巍巍的，但这些活还是统统干了。祖父是主外的，不会做饭，也不下厨，衣裳也不洗的。填炕，会帮祖母把麦衣、驴粪等倒在炕沿门前。祖母走了，这些琐碎的事，都要祖父去干。人老了，身子骨寒，加之麦村冷，白露一过，就该烧炕，祖父得每天自己填炕，填好了，炕是热的，填不好，灭了，就得睡一晚上冷炕。洗衣缝补也就罢了。最难心的是做饭，本该一天三顿，人老了，不方便，也觉得麻烦，就省成了两顿。一早起来，喝一罐茶。九十点，烧一碗鸡蛋糊糊，咬一口干馍，顶一顿。中午不吃。晚上，在电磁炉上煮一把挂面，将就着把肚子填饱了事。我们也会捎一些面包、馒头之类的回去，天长日久，祖父也吃怕了。他唯一改善一下伙食的，就是逢集时，步行十里路，到集上吃一碗羊肉泡馍。
　　这些年，祖父一个人磕磕碰碰、锅锅碗碗地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面对活着的无奈和坚韧。我一个三十岁的人，每天在城里，都为吃喝犯愁，祖父呢？真是难以想象。
　　三爸和三妈进城。大爸常年在外，大妈有时外出打工，我的父母也是常年打工。孙子辈在外上学、上班。家里，留下祖父一人。慢慢地，村里的老人一茬茬去世了，就剩下了祖父。他们大多没有迈过八十岁这个槛。有的几天前，还在地里干零活，几天后，就过世了。有的害了半辈子病，嘴上常常挂着阎王爷咋不收，后来就真的在病痛中被收了。也有的过世在了他乡，被车拉回来，埋在了西秦岭的群山里。
　　这样掰指头一算，祖父成了村里最年长的留守老人了。
　　这些年，我们为了各自的生活，父辈们为了子女的生活，群鸟一般，离开巢穴，在城里，挣扎，拼命，熬着，忍着，企图把日子过好一些。至于祖父，我们顾不上管，由着他独自冷清凄苦地活着。不光是我们家，麦村，甚至更多的麦村，都是如此，年轻人、中年人，走了，把老人丢下，由着他们冷清凄苦地活着。 　　真是艰难地活着，哪有什么天伦之乐，哪有什么老来之福，只有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中的不易，以及无助、昏沉、茫然——这是几千万留守老人共同面对的境况。
　　有时候，三爸会把祖父接过来，住些时间。但祖父很快就回去了，在城里，待不惯，车多人杂费钱，又没认识的伴，加之三爸家的房子小，住着挤。好多老人都跟祖父一样，城里待不惯，觉得不如乡下好。我一直没有房子，本想把祖父接过来，跟我住住，但仅仅是一种想法。
　　前些年，祖父还种着几亩地，大家劝说别种了，他很固执，反过来把我们训一顿。后来，身体确实不行了，才依依不舍丢下了一些。现在，随便种点洋芋、油菜，一来家里吃，二来打发时间。不种地，驴还养了一段时间。夏秋还好，把驴赶出去放，不用草料，冬春，就不行了，得铡草。但家里没人，谁帮着他铡？况且，养一头驴，还要起早贪黑添草、喂料、铲粪等等，手头也闲不下来。最后，实在没办法，把驴也卖了。猪啊、鸡啊、猫啊的，祖母过世后，再也不养了。现在，家里除了祖父，就没有一样会动弹的了。
　　平时，上午祖父都去地里，干不了多少活，但他还是要去，去了种瓜点豆，用头刨着种几行洋芋，也栽几窝辣椒、茄子、西红柿。下午，割一割地埂上的草，或者用铁锨翻一块地。他常干活的那块地，是我们家新选的墓地，埋着祖母。我想，祖父去地里，说是干活，其实是陪祖母去了。两个人，在一起，说说话。说眼前的，说辽远的，说自家的，也说别家的。一起看着地头的茅草，在大风里，摇摆着，白茫茫的飞絮，和雪末一起，飘远了。看着路边的洋槐发芽了，又是一个春天，那嫩森森的毛茸茸的洋槐芽，在枝头，一天天伸开了手指，天暖了，碧玉般的洋槐花，指日可待了。看着三分地的麦子，从梢子上渐渐黄了，小南风吹来，田野里弥漫着麦香，那个戴草帽的人，背着背篓，在蓝盈盈的胡麻地里走了过去。看着不远处的山楂树落满了鸟雀，叽叽喳喳，又扑啦啦飞走了，那一树红彤彤的山楂，在秋天的夕阳下透明了起来，那只被惊吓的兔子，窜过山坡，窜过草丛，朝太阳落山的地方，跑去了。
　　天黑了。祖母睡了。黄土万丈，盖不住的心跳，把山河的胸口砸得生疼，生疼。祖父背着背篓，装着几根枯枝，回了。回来后，洗脸，弄点吃的。然后看《新闻联播》，几十年了，几乎一天不落。他老了，他在遥远的大山深处，但依然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变化，忧心着这世上的苦难，他对地球上的大事，一清二楚，有些认识，比我通透，比我深刻——他是个明明白白的人。
　　到了九点多，祖父就睡了。
　　有时，不去地里，祖父一个人，坐在炕上，抽着闷烟，或者翻看一些《资治通鉴》之类的书。有人来，上炕，祖父发烟，和来人聊半天。村里有红白干事，他也早早去，搭情或者烧纸。去了，人家把他请上炕，坐在上首，陪着客人说话，喝罐罐茶。他是村里很受尊抬的人。
　　但我依然不了解祖父一个人的日常。
　　面对着巨大的难以抵抗的孤独，面对着漫长的缥缈如浓雾的时间，面对着生活中的诸多艰难不便，面对着祖母过世后留下的空白，面对着熟悉的同龄人一天天消失，面对着子孙们如意也不如意的日子，他会想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只看到祖父八十五年光阴中的细枝末节。这个世上，真正懂祖父的人，除了不在人世的祖母，就只有他自己了。
　　有一次，祖父來城里，我送他回去时，想给他买一件衣物，他不要，说，身上穿的，好好的，又没烂。他还说，活不了几年了，你买了，穿不了，也是浪费。那一天，下着大雨，祖父的话，让人难过至极。
　　还有一次，祖父在村头碰见一位老人，两个人随便絮叨了几句，那老人说，我咋感觉身体明显不行了，怕是活不出六月了。祖父开玩笑说，你要好好活着，再活两三年，就小康了，咱们还要看看小康社会，是啥样子，那时候，你就能享福了。他们都笑了，那一刻，春末的阳光，河水一般明晃晃地漫过长满苔斑的屋檐。后来，那个老人，真的没有活出六月，就过世了。
　　有时候，我去看祖父，我叫祖父去城里看戏，他抽着烟，说，麻烦得很。我知道，他说的麻烦，是指什么。
　　有时候，我去看祖父，到了晚上，他执意要我留下，跟他睡。一开始，我还是回去了。后来，我理解了祖父留下我的心思。
　　八十五岁，一个人，真的够老了。祖父还是常常去地里干活，去陪祖母。那块地，将是他的长眠之地，也将是我们的长眠之地。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一块长眠之地。有些，自己知道;有些，自己不知道罢了。
　　我没有问过祖父对生死的态度，或许他已经用自己的活法告诉了我答案，或许我活到祖父的年岁的时候自然就知晓了。
　　祖父睡了。鸟群衔来粮食。鸟群又飞走了。
　　九点多的村庄，像极了每一位老人，此刻，在昏沉的梦里，把一生又艰涩地走了一遍，把所有的悲喜都捡起来打磨了一遍，把梦里的灯盏又拨亮了一点，把梦里的前路又修补了一番。
　　明天，祖父还会重复所有的旧日子，还是那个最年长的留守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