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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同志是一位深受人民大众欢迎的杰出作家，也是曲艺界的良师益友。我和他相识多年，回想往事，常常引起不尽的思念。
一
我認识赵树理同志是在1951年秋天。他时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在这个团体里工作。我早就读过他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他的作品，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生活的新面貌，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他又是那样了解和尊重群众的心理、爱好和艺术欣赏习惯，成功地把新文学和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的确如人们赞扬的那样，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曾这样地想象过赵树理同志：他一定是一位对农民怀有深厚而炽热的感情并具有农民所特有的朴实气质和幽默感的人，一定是一位能说会唱、多才多艺的人。初次见面交谈，他的态度非常诚恳、谦虚，没有一点架子，我便率直地讲了自己的这些想法。他听后“嘿嘿”地笑了：“我对农村是有感情，也真想写点合乎老百姓口味、对他们又有帮助的东西，可是，这不容易啊！我做得还很不够，我的才能还不高。”说起农村说书唱戏的情况，他好像又回到山西农村，时而用双手敲打着桌子，时而手舞足蹈，唱起上党鼓书和上党梆子来。在座的王尊三同志和我都乐得前仰后合。
同年冬天，北京文艺界整风开始后，他每周都来协会一两次，交谈的机会也多起来。以后，我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工作，他也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彼此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精神以及朴实、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
赵树理同志在与青年谈创作的时候，曾这样说：“鲁迅先生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们虽比不上鲁迅先生，但作为一个为人民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他认为，“人们把作家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首先可得掂掂这个称号的分量，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学习和修养，努力为人民创作更多的好作品。不然，我们就不配当一个作家。”他还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服务得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大众有好处。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比如说书，不能先和听众订合同，听众没有非听下去不可的义务，全看说的书能不能把听众抓住。创作也好，演出也好，一定要把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放在第一位，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我觉得他就是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创作的。比如他写的小说《登记》，通过小飞蛾的经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野蛮性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固性，热情地歌颂了以艾艾、小晚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的斗争的胜利。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构思巧妙，跌宕有致，引人入胜，既切合时代要求，又显示出作者过硬的艺术功力，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很快被评书演员讲说出去，并先后被改编为鼓词、评弹及戏曲节目上演。又如他写的短篇唱词《王家坡》，以诗的语言，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解放前后两代人截然不同的遭遇，既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也是对新社会的歌颂，谁读（听）了这篇作品，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也很快被许多鼓曲演员所采用。
赵树理同志在创作上精益求精，每写一件作品，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一点也不马虎；即使有些作品受到好评，他总觉得自己做到的和想做到的之间还有不少差距，永不自满。1955年，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受到好评。有一天，他和我谈起这部小说，说他这部小说，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的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使人们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为建设新农村加把劲；在写法上，他想多吸收一些说书、话本的优点。可是，准备得还不够，还有不少缺点。比方说，有些人物没写出来，写旧人旧事得心应手，写新人新事就不是那么生动；中国评书里边一些好的艺术技巧还没有都学到手，以后还得好好学习。
鉴于评书是很重要的艺术品种，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而新长篇又非常少，赵树理一直想写一部像样的评书。1958年，他把《灵泉洞》（上部）交给我征求意见，并嘱咐说，如在《曲艺》上发表，请标明是评书。这部作品写的是太行山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故事，着力塑造了田金虎这样一个从“傻大哥”变为精明强干的群众领袖式的人物。写战争场面的篇幅较少，主要是写人民的日常生活，却写得波澜起伏，娓娓动听。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认为是一部好话本、好小说，准备在《曲艺》上发表。没想到，他很快把书稿要回去，说这倒不是因为内容上有问题，而是考虑到结构上还需要调整，开头开得不理想，估计说出去不能很快把听众抓住。他修改后，又交给我说，现在改得好些了，但还是不够理想，可以先发表，以后再修改。北京著名评书艺人陈荫荣同志看到后，就把这部书说出去，受到听众的欢迎。陈荫荣还著文称赞赵树理同志“对评书的艺术技巧掌握得十分熟练，又没有受旧套套的限制，作了很多革新”。《灵泉洞》下部准备写田金虎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埋头苦干，建设新农村的故事，也将揭露和批判某些人在和平环境中思想蜕化，追求生活享受，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可以想见，这部作品将会具有更加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鼓舞、批判的力量。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灵泉洞》下部没能写完。
三
赵树理同志不但重视曲艺创作，而且重视改编工作。他认为，将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作品改编为曲艺作品，是解决曲艺创作跟不上的困难、丰富曲艺演出书（曲）目的一个有效办法；好的改编也是一种创作。1950年，他带头将诗人田间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改编为鼓词《石不烂赶车》，在《说说唱唱》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简单地以原作为骨架，将诗改为韵散相间的鼓词，而是在认真分析原作和尽量保持原作精华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技巧以及鼓词这种艺术形式所要求的特殊表现手法加以调整、增删和创造，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合情合理，生活气息更加浓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主题思想更加深化；韵文部分，写得形象、生动、精练、上口，是能唱的诗；散文部分，也写得简练、风趣、活泼，有抒情意味和节奏感，像散文诗。《石不烂赶车》发表后，很快就被北京著名琴书演员关学曾演唱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等地相继出版了单行本，听众和读者的反映很好，文艺界人士也交口称赞。诗人肖三说：“《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谈谈新诗》）语言学家罗常培说：“《石不烂赶车》比原作顺口，好听。”（《在北京诗歌朗诵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后来谈起此事时说：“我倒无意与哪位同志比个高低，更没想讽刺谁，我考虑的是好的鼓词也是好诗，人们不应当不问好歹，就认为诗是高级的艺术，鼓词是低级的艺术。那样不是实事求是，不公道。”《石不烂赶车》的确为改编工作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也有说服力地批评了某些人对曲艺的不恰当看法。 赵树理同志对别人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也热情地给予帮助和支持。王尊三同志是曲艺创作、改编的能手，先后创作了许多曲艺作品，并将《新兒女英雄传》《活人塘》等小说改编为鼓词，赵树理都认真阅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山西业余作者秦怀玉创作的鼓词《考神婆》，是经赵树理改写的，生动活泼，饶有风趣，又富于教育意义，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是一个保留节目。在发表和出版时，赵树理提出，只写原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写他的名字，只可标上“赵树理修改”。他说，帮助业余作者修改作品，是我们应当做的事，要尊重原作者的劳动。像《考神婆》这样的故事，如果原作者不给提供好的骨架，我是改写不出来的。这话讲得多么实在、诚恳、谦虚！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又多么值得人们学习！
四
赵树理同志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对在农村中长期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戏曲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他认为，我国的曲艺和戏曲，都有丰富的遗产，优良的传统。曲艺中的唱词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评书、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曲艺是普及的艺术，也是高级的艺术，拿到世界上也不丢人！他还常以《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和同名的说书、大鼓作比较，说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和曲艺艺术的成就，希望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很好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就难以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我们一定要把曲艺遗产中的优秀部分整理出来；搞创作的同志要好好学习、借鉴其中好的东西。他谈自己的体会时说：“我写过一些东西，但每听一次好的说书，总感觉自己赶不上它。”“中国评书的艺术，有许多完整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我还要全面地学习。”他的作品能够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我国的传统艺术技巧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有人说，赵树理同志对中国的传统文艺有偏爱，缺乏分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在谈话和文章中多次谈到应对传统艺术采取分析态度，指出我国的传统艺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精华的一面，去掉糟粕的一面，使它日臻完美，不断提高。他对传统曲艺的要求很严格，即使是名家演出的传统节目，他也常常发表意见，鼓励他们继续整理加工。还有人说，赵树理是个土作家，不懂外国的艺术。这也是误解。他对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但读了不少，而且对照中国小说的写法作了比较研究。他多次举例说，某某人物，某某场面，照西洋小说的写法是如何写，照中国小说的写法是如何写，讲得很有道理，并将外国小说中一些艺术技巧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他认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也要学习、借鉴，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但不能抄袭、模仿，要化为己有，要“中国化”。
五
赵树理同志到北京以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许多文艺团体的重要职务；他的作品相继出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的本色，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深入农村，与群众同甘共苦。他热爱农村的群众、干部，关心农村的建设，真心实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砖添瓦，写些合乎群众需要的作品。农村的干部、群众都把他当作最亲近、最知心的人，愿意同他交心。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的思想、感情、语言和艺术欣赏习惯的了解，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想，这正是他能够不断创作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的根本原因。
赵树理同志自奉甚俭，家中除了一些图书和少量碑帖及简单的生活用品，别无长物。他从不讲究排场、从不讲究吃穿。有时开会在外边吃饭，他总是到附近的小饭馆随便吃点什么。说比起农村来，这就很不错了。然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助，他却是很慷慨的。五十年代，据有关单位统计，在同年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发行量最大，稿酬是最多的，但除了家庭生活等必需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支援了农村建设和交纳党费。为了减少农民读者的负担，他把《三里湾》交给面向农村、定价较低的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他还主动提出靠稿酬生活，不要国家再发工资。他就是这样处处为国家和人民着想，默默奉献！
六
赵树理同志从来淡泊名利，不愿意接受“挂名”的职务，更不想担任领导职务。他认为，一个人只能发挥自己的所长，认真做点适合自己的工作。作为作家，就要专心致志地为人民大众写些好作品，不能徒务虚名。1949年以来，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创作部长、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以及《说说唱唱》主编、《曲艺》杂志主编等职务，实在难以推辞，他也挤时间做了不少工作。
为了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他广泛接触曲艺艺人，深入到天桥和前门箭楼等曲艺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调查曲艺创作和演出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听取广大群众的反映和意见。《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缘起》是他起草的；协会主办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创作、研究和观摩演出活动，他都出席讲话或发表意见。当协会工作遇到困难时，他感同身受。1953年春天，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讨论协会设置问题时，一位文化部门负责人提出将曲协并入剧协的意见。赵树理和王尊三、王亚平等同志一致认为不妥。赵树理激动地说：“曲艺是一门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曲艺品种几百个，曲艺艺人好几万，到处有众多的曲艺听众，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曲艺方面的事不好办，我看就是因为有些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群众，如果放下架子，多到农村走走，多到城镇的书场、茶馆走走，多做些调查研究，就不会小看曲艺了！”随即由我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说明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对于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的重要性、必要性，请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阅转。很快，文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改建为中国曲艺研究会，以推动新曲艺创作、传统曲艺搜集整理和曲艺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正式成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做准备。《说说唱唱》《曲艺》杂志的方针、任务，以至约稿等，也是他和大家一起商定的。他关心爱护青年，热情鼓励和帮助业余作者。他尊重老同志、老艺术家。王尊三同志比他大几岁，他一直视为兄长，说王尊三同志对革命、对曲艺事业有突出贡献，是真内行。凡属曲艺方面的事情，他都虚心听取王尊三等同志的意见。
七
赵树理同志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横行，赵树理同志惨遭迫害，不幸逝世，实在令人倍感痛惜！我深信，赵树理同志的名字及其光辉业绩，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一
我認识赵树理同志是在1951年秋天。他时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在这个团体里工作。我早就读过他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他的作品，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生活的新面貌，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他又是那样了解和尊重群众的心理、爱好和艺术欣赏习惯，成功地把新文学和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的确如人们赞扬的那样，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曾这样地想象过赵树理同志：他一定是一位对农民怀有深厚而炽热的感情并具有农民所特有的朴实气质和幽默感的人，一定是一位能说会唱、多才多艺的人。初次见面交谈，他的态度非常诚恳、谦虚，没有一点架子，我便率直地讲了自己的这些想法。他听后“嘿嘿”地笑了：“我对农村是有感情，也真想写点合乎老百姓口味、对他们又有帮助的东西，可是，这不容易啊！我做得还很不够，我的才能还不高。”说起农村说书唱戏的情况，他好像又回到山西农村，时而用双手敲打着桌子，时而手舞足蹈，唱起上党鼓书和上党梆子来。在座的王尊三同志和我都乐得前仰后合。
同年冬天，北京文艺界整风开始后，他每周都来协会一两次，交谈的机会也多起来。以后，我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工作，他也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彼此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精神以及朴实、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
赵树理同志在与青年谈创作的时候，曾这样说：“鲁迅先生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们虽比不上鲁迅先生，但作为一个为人民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他认为，“人们把作家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首先可得掂掂这个称号的分量，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学习和修养，努力为人民创作更多的好作品。不然，我们就不配当一个作家。”他还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服务得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大众有好处。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比如说书，不能先和听众订合同，听众没有非听下去不可的义务，全看说的书能不能把听众抓住。创作也好，演出也好，一定要把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放在第一位，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我觉得他就是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创作的。比如他写的小说《登记》，通过小飞蛾的经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野蛮性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固性，热情地歌颂了以艾艾、小晚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的斗争的胜利。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构思巧妙，跌宕有致，引人入胜，既切合时代要求，又显示出作者过硬的艺术功力，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很快被评书演员讲说出去，并先后被改编为鼓词、评弹及戏曲节目上演。又如他写的短篇唱词《王家坡》，以诗的语言，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解放前后两代人截然不同的遭遇，既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也是对新社会的歌颂，谁读（听）了这篇作品，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也很快被许多鼓曲演员所采用。
赵树理同志在创作上精益求精，每写一件作品，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一点也不马虎；即使有些作品受到好评，他总觉得自己做到的和想做到的之间还有不少差距，永不自满。1955年，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受到好评。有一天，他和我谈起这部小说，说他这部小说，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的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使人们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为建设新农村加把劲；在写法上，他想多吸收一些说书、话本的优点。可是，准备得还不够，还有不少缺点。比方说，有些人物没写出来，写旧人旧事得心应手，写新人新事就不是那么生动；中国评书里边一些好的艺术技巧还没有都学到手，以后还得好好学习。
鉴于评书是很重要的艺术品种，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而新长篇又非常少，赵树理一直想写一部像样的评书。1958年，他把《灵泉洞》（上部）交给我征求意见，并嘱咐说，如在《曲艺》上发表，请标明是评书。这部作品写的是太行山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故事，着力塑造了田金虎这样一个从“傻大哥”变为精明强干的群众领袖式的人物。写战争场面的篇幅较少，主要是写人民的日常生活，却写得波澜起伏，娓娓动听。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认为是一部好话本、好小说，准备在《曲艺》上发表。没想到，他很快把书稿要回去，说这倒不是因为内容上有问题，而是考虑到结构上还需要调整，开头开得不理想，估计说出去不能很快把听众抓住。他修改后，又交给我说，现在改得好些了，但还是不够理想，可以先发表，以后再修改。北京著名评书艺人陈荫荣同志看到后，就把这部书说出去，受到听众的欢迎。陈荫荣还著文称赞赵树理同志“对评书的艺术技巧掌握得十分熟练，又没有受旧套套的限制，作了很多革新”。《灵泉洞》下部准备写田金虎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埋头苦干，建设新农村的故事，也将揭露和批判某些人在和平环境中思想蜕化，追求生活享受，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可以想见，这部作品将会具有更加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鼓舞、批判的力量。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灵泉洞》下部没能写完。
三
赵树理同志不但重视曲艺创作，而且重视改编工作。他认为，将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作品改编为曲艺作品，是解决曲艺创作跟不上的困难、丰富曲艺演出书（曲）目的一个有效办法；好的改编也是一种创作。1950年，他带头将诗人田间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改编为鼓词《石不烂赶车》，在《说说唱唱》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简单地以原作为骨架，将诗改为韵散相间的鼓词，而是在认真分析原作和尽量保持原作精华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技巧以及鼓词这种艺术形式所要求的特殊表现手法加以调整、增删和创造，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合情合理，生活气息更加浓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主题思想更加深化；韵文部分，写得形象、生动、精练、上口，是能唱的诗；散文部分，也写得简练、风趣、活泼，有抒情意味和节奏感，像散文诗。《石不烂赶车》发表后，很快就被北京著名琴书演员关学曾演唱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等地相继出版了单行本，听众和读者的反映很好，文艺界人士也交口称赞。诗人肖三说：“《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谈谈新诗》）语言学家罗常培说：“《石不烂赶车》比原作顺口，好听。”（《在北京诗歌朗诵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后来谈起此事时说：“我倒无意与哪位同志比个高低，更没想讽刺谁，我考虑的是好的鼓词也是好诗，人们不应当不问好歹，就认为诗是高级的艺术，鼓词是低级的艺术。那样不是实事求是，不公道。”《石不烂赶车》的确为改编工作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也有说服力地批评了某些人对曲艺的不恰当看法。 赵树理同志对别人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也热情地给予帮助和支持。王尊三同志是曲艺创作、改编的能手，先后创作了许多曲艺作品，并将《新兒女英雄传》《活人塘》等小说改编为鼓词，赵树理都认真阅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山西业余作者秦怀玉创作的鼓词《考神婆》，是经赵树理改写的，生动活泼，饶有风趣，又富于教育意义，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是一个保留节目。在发表和出版时，赵树理提出，只写原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写他的名字，只可标上“赵树理修改”。他说，帮助业余作者修改作品，是我们应当做的事，要尊重原作者的劳动。像《考神婆》这样的故事，如果原作者不给提供好的骨架，我是改写不出来的。这话讲得多么实在、诚恳、谦虚！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又多么值得人们学习！
四
赵树理同志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对在农村中长期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戏曲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他认为，我国的曲艺和戏曲，都有丰富的遗产，优良的传统。曲艺中的唱词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评书、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曲艺是普及的艺术，也是高级的艺术，拿到世界上也不丢人！他还常以《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和同名的说书、大鼓作比较，说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和曲艺艺术的成就，希望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很好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就难以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我们一定要把曲艺遗产中的优秀部分整理出来；搞创作的同志要好好学习、借鉴其中好的东西。他谈自己的体会时说：“我写过一些东西，但每听一次好的说书，总感觉自己赶不上它。”“中国评书的艺术，有许多完整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我还要全面地学习。”他的作品能够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我国的传统艺术技巧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有人说，赵树理同志对中国的传统文艺有偏爱，缺乏分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在谈话和文章中多次谈到应对传统艺术采取分析态度，指出我国的传统艺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精华的一面，去掉糟粕的一面，使它日臻完美，不断提高。他对传统曲艺的要求很严格，即使是名家演出的传统节目，他也常常发表意见，鼓励他们继续整理加工。还有人说，赵树理是个土作家，不懂外国的艺术。这也是误解。他对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但读了不少，而且对照中国小说的写法作了比较研究。他多次举例说，某某人物，某某场面，照西洋小说的写法是如何写，照中国小说的写法是如何写，讲得很有道理，并将外国小说中一些艺术技巧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他认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也要学习、借鉴，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但不能抄袭、模仿，要化为己有，要“中国化”。
五
赵树理同志到北京以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许多文艺团体的重要职务；他的作品相继出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的本色，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深入农村，与群众同甘共苦。他热爱农村的群众、干部，关心农村的建设，真心实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砖添瓦，写些合乎群众需要的作品。农村的干部、群众都把他当作最亲近、最知心的人，愿意同他交心。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的思想、感情、语言和艺术欣赏习惯的了解，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想，这正是他能够不断创作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的根本原因。
赵树理同志自奉甚俭，家中除了一些图书和少量碑帖及简单的生活用品，别无长物。他从不讲究排场、从不讲究吃穿。有时开会在外边吃饭，他总是到附近的小饭馆随便吃点什么。说比起农村来，这就很不错了。然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助，他却是很慷慨的。五十年代，据有关单位统计，在同年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发行量最大，稿酬是最多的，但除了家庭生活等必需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支援了农村建设和交纳党费。为了减少农民读者的负担，他把《三里湾》交给面向农村、定价较低的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他还主动提出靠稿酬生活，不要国家再发工资。他就是这样处处为国家和人民着想，默默奉献！
六
赵树理同志从来淡泊名利，不愿意接受“挂名”的职务，更不想担任领导职务。他认为，一个人只能发挥自己的所长，认真做点适合自己的工作。作为作家，就要专心致志地为人民大众写些好作品，不能徒务虚名。1949年以来，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创作部长、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以及《说说唱唱》主编、《曲艺》杂志主编等职务，实在难以推辞，他也挤时间做了不少工作。
为了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他广泛接触曲艺艺人，深入到天桥和前门箭楼等曲艺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调查曲艺创作和演出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听取广大群众的反映和意见。《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缘起》是他起草的；协会主办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创作、研究和观摩演出活动，他都出席讲话或发表意见。当协会工作遇到困难时，他感同身受。1953年春天，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讨论协会设置问题时，一位文化部门负责人提出将曲协并入剧协的意见。赵树理和王尊三、王亚平等同志一致认为不妥。赵树理激动地说：“曲艺是一门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曲艺品种几百个，曲艺艺人好几万，到处有众多的曲艺听众，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曲艺方面的事不好办，我看就是因为有些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群众，如果放下架子，多到农村走走，多到城镇的书场、茶馆走走，多做些调查研究，就不会小看曲艺了！”随即由我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说明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对于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的重要性、必要性，请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阅转。很快，文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改建为中国曲艺研究会，以推动新曲艺创作、传统曲艺搜集整理和曲艺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正式成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做准备。《说说唱唱》《曲艺》杂志的方针、任务，以至约稿等，也是他和大家一起商定的。他关心爱护青年，热情鼓励和帮助业余作者。他尊重老同志、老艺术家。王尊三同志比他大几岁，他一直视为兄长，说王尊三同志对革命、对曲艺事业有突出贡献，是真内行。凡属曲艺方面的事情，他都虚心听取王尊三等同志的意见。
七
赵树理同志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横行，赵树理同志惨遭迫害，不幸逝世，实在令人倍感痛惜！我深信，赵树理同志的名字及其光辉业绩，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