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疑罪从无”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刑事司法的重要证据法则，它来源于早期的“无罪推定”，是“无罪推定”的延伸。从字面上理解“疑”是指不信，因不信而猜度，或者指不能解决的，不能断定的。所谓“疑罪”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对能否定罪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即对是否构成犯罪存在疑问。在刑事司法中，当出现这种既不能排除犯罪嫌疑，又无铁证定罪的两难境地下，从法律上推定为无罪的一种处理方式，这就叫“疑罪从无”。“疑罪从无”作为一项普遍的刑事司法原则，经历了“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实行“疑罪从无”有着不可替代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疑罪 无罪推定 保障人权
　　我国对“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但近些年，立法机关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精神。该法第12条和第162条分别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除保留了前项规定，还规定了“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再次强调“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疑罪从无”之所以被再次强调，恰是因为其在践行过程中的不尽如人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阻力，主要表现在追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上的失衡。如过分算计司法成本、命案必破等绩效观念。刑侦审讯中对口供的过分倚重，也留下了漏洞1。从而导致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有些后果无法彌补。因此，让“疑罪从无”落到实处，刻不容缓。
　　一、“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司法民主的必然要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行司法民主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该法的任务之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进一步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去片面追求惩罚犯罪，甚至刑讯逼供，这必将造成冤假错案。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疑罪从无”，才能落实保障人权，实现司法民主，提高案件质量，避免悲剧的发生。
　　二、“疑罪从无”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增强司法人员工作责任心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还包括“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疑罪从无”对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作用是直观的、明显的。但它的适用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未能被追究，这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具有“嫌疑”的人不受惩罚，显得不可思议，而对于司法人员来说，“疑罪从无”还会被视为伤及司法权威和效率。为了完成《刑事诉讼法》的前述任务和避免消极因素的产生，势必促使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自觉提高办案水平，不断增强工作责任心。而且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实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侦察机关仍可进行案件调查，经重新调查收集的证据，足以对被释放着定罪量刑时，可以再次指控，犯罪者将依法得到惩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不但不会落空，反而高质量的完成。所以，不能片面地将之等同于放纵犯罪。
　　三、“疑罪从无”是社会秩序的保障
　　法的秩序价值就是要通过依法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来实现，从而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但是，我们在追求法的秩序价值的过程中，绝不能为所欲为，毫无节制的进行，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罪犯”同样属于公民的范畴，其合法权益当然在保护的范围内。我们不但要重视犯罪者是否得到追究和制裁，更要重视无辜者是否被冤枉，勒内·弗洛里奥说：“怀疑应该导致宣告无罪。因为，损毁一个无辜者的名誉，或者监禁一个无罪的人，要比释放一个罪犯更使人百倍地不安”，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犯罪对社会秩序已经产生了破坏，但如果在证据不足仅凭怀疑的情况下，就定罪科刑，一旦伤及无辜，对秩序的伤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样，谁能保证自己不招此横祸？“疑罪从无”虽然不能保证惩治每个坏人，但却能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因此，“疑罪从无”最终不仅带给我们公平正义，还将带来安定的秩序。
　　四、“疑罪从无”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好选择
　　近些年，媒体猛料爆出，如：“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人神共愤的冤假错案。“呼格”一个侠肝义胆的蒙古青年，本是报案人，却被误判为凶手，仅在案发后61天就被判处极刑，后终因“真凶出现”才真相大白。而“佘祥林、赵作海杀人案”均因“亡者归来”使案情水落石出。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这些案件，当时均发现了疑点，但由于办案人在“疑罪从有”思想驱使下，盲目追求“办案效率”，最终酿成惨祸。实行“疑罪从无”可能发生“错放”，而实行“疑罪从有”则可能发生“错判”，无论是“错放”或者“错判”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可放掉可能的坏人，也不能冤枉真正的无辜。况且前述我们已经提到，“错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补救，但“错判”的后果却不同，司法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这因此“疑罪从无”是我们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