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倉央嘉措诗歌汉译本名目繁多，各译本又别具特色，但诗歌意义和内容甚至词语不完全背离，究其实质尚有关联之处;众多译本又是否有一权威定本，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或许，这些疑问可以从克里斯蒂娃的翻译理论——互文性中获解。
一 理论阐释
“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生造的一个单词，法语原文是“intertextualite”，英文“intertextuality”它旨在强调文本与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用克里斯蒂娃自己的话来说，“每一个文本都由马赛克般的引文拼接而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二 互文性视野下仓诗界定为道歌的实证探究
其实，作为写作者，他同时也是思考者，更是记忆的携带者和调动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身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因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而烙上了佛教的印记和维护政教大权的使命。尊者所携带的记忆必定关于精深的佛教伟业，有了记忆，互文性创作成为必然。而作为该记忆的调动者，他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唤起持有该记忆的广大民众，在全社会引起呼吁和共鸣。毫无疑问的说，尊者有这样的潜质和资源。
另一方面来讲，尊者有义务让“让文发声”，用作品表明立场、捍卫政权。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行动校正另一种行动的方式，它是一种支配或控制性力量。在他眼里，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是有形的权力表现形式，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是无形的权力。于是有形的权力与无形的权力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互文性网络。在藏族民众心中，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必须对自己的百姓有所交代。作为权力的象征，尊者选择了后者，写诗达意，隐晦的表明志向。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尊者无须彰显，一首道歌便能道尽其中就里，心诚者自然知晓其中一二。
纵观仓诗各个汉译版本，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翻译家不假思索地将仓诗理解为情歌，后续的翻译家们秉承前辈翻译家已有的见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而没有加以质疑或者将这固有的观念打破。龙冬，作为仓诗翻译者之一，在深入了解藏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先生认为，仓诗实属道歌，而非莺莺燕燕之词。先生之所以有此提法，不仅是他对藏文化掌握深厚之故，实则是有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为证。翻译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当然也会屈服于“权力”。翻译工作者更得顺着权力的贵杖游走于作者创作文本背后的那个时代。在与社会历史无关的领域里，是不可能进行翻译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文本，原著也好，译作也好，同样也不能孤立地存在。龙冬先生之作为，不违逆现实规律，深入当时社会潮流;没有一刀定论，思量再三，倒也难能可贵。
三 仓诗被界定为情歌译本中的互文性理据
沿时间脉络，翻译仓诗的分别有于道泉、刘希武、刘家驹、王尧等诸位翻译家，以至后来许多编译该作品的作者。诸位译者无论是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还是译作完成后的样本，都存在相似之处。究其为何相似？翻译实践之前，恐怕译者都须为所译之作定下基调，拿捏好方寸，内心必须有一个基准，唯其如此，才不会将翻译进程中断。以上译者，或多或少都对原诗进行了翻译创作，无疑是将仓诗定格在情诗的基准线上，而后临摹创作。为何说“临摹”，又为何说“创作”。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程序。所谓“临摹”，一定是在某成品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仿照，制作出有别于参照样品的新东西，但又跟原样品有区别。翻译也有潜在的“临摹”性。因为作为翻译这种话语实践活动的主体，译者不可否认的接受着所选定文本的某种限制，他遭遇着来自不同文化与国度的文本，同时他又面临着一定的读者对象，身处某种历史、文化语境，有一定的既定性，同时也蕴藏着某种可阐释性与可创造性。作为翻译主体的人具有互文性记忆，并在互文性记忆的运作下进行创作活动。具体到本文，互文性记忆可以是翻译实践者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的各种翻译成品，更可以是创作者的所有潜在意识。在互文性记忆的参与下，创作的成品显现出一些特征，诸如合理的思维模式、科学的世界观、人类共有的历史性记忆等等一系列特征都符合同一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审美理念。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有意无意受到互文性记忆的指引与约束。这也与著名翻译家们“带着镣铐跳舞”的言论相契合。不过互文性记忆旨在强调翻译活动中的潜在的规约性，“带着镣铐跳舞”的论断则泛指从事一切翻译工作都必须在遵循翻译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在繁多的仓诗译本中，互文性的固有特性得到一一凸显。
译者身为翻译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互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状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秦文华，2002：55）在指涉作用的牵带下，业已产生的文本会与译者笔下的各译本在内容、用词、文体等层面不谋而合并留有模仿的印迹。这些层面上的偶合为我们划分宏微观互文性提供了依据。
宏观互文性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文本的立意、主题思想以及整个写作手法与另一个或多个文本具有相似之处或是能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借用、改写的地方。于道泉、曾缄、庄晶等诸译本在翻译体式上都是七言四句，秉承情歌基调，无疑是互文性观照下翻译创作的结果。而微观互文性则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语或某些用法甚至某些段落的表达与他文本相关，离开了这些相关文本，或许这些词语和用法就难以理解。于道泉译本第四首：邂逅相遇的情人，与庄晶译本第四首：邂逅相遇的娇娘。“邂逅相遇”这一词语的用法相同。这就是译者们译场的微观互文性层面作出的感应和暗合。于道泉译本第二十一首：伊说：“若非死别，绝不生离。”译者译语如此，想当然的符合译语读者的审美心理。若是为此名言佳话寻一个出处 ，其难度实在不可估量。当然，被译者调动出来的互文书写材料或许不会仅仅是汉·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诗与北周·庾信 《拟连珠》的诗句，也有可能是译者调动的他处的互文性记忆， 如泰戈尔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也出现了这一词语。至于译者在翻译时到底是互文借用或是受哪个诗人作家的互文影响，还是他们与诗人或是跟更久远的该词语创作者 一样有着与大自然共同的参照，这些恐怕只有亲自与译者对话才能略知一二。译者于道泉或是龙冬互文运用了多少位作者的诗句与词语，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互文，又或者说他们都是互文参照了共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这些都难下定论。
四 《仓诗》译介无定本
互文性其本质不容“定本”神话的存在。互文性告诉我们，文本亘古没有独创性可言，追根溯源也无法寻觅得到，其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广度都难以衡量的穷尽。这无限深和无限广交织在一起，无休止地发展和演变，任谁也无法将其中断。那么，我们任何的翻译本就不可能超越无处不在的互文性而屹立不倒。所有文本，《仓诗》译本也好，原著也罢，都要在互文网络中共生共荣，彼此成就。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威廉姆·雷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品将另一个作品当成起点或是基础，其后该作品必将汇入其他作品，最终融为一体。”（William Ray，1984：117）因此承载着“绝对的理想的确切性”的翻译定本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蔡毅、段京华，2000：2）所以说，面对《仓诗》译本，没有最好，最好永远都是下一个。我们期待互文性的异质带来的突破。
参考文献：
[1]仓央嘉措著.于道泉等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10
[2]仓央嘉措著.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
[3]秦文华著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
[4]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外国语》[J]，2002年第二期
[5]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许峻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William Ray. Literary Meaning-From Phenomenology to Deconstrcution . England：Basil Blackwell.1984
一 理论阐释
“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生造的一个单词，法语原文是“intertextualite”，英文“intertextuality”它旨在强调文本与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用克里斯蒂娃自己的话来说，“每一个文本都由马赛克般的引文拼接而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二 互文性视野下仓诗界定为道歌的实证探究
其实，作为写作者，他同时也是思考者，更是记忆的携带者和调动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身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因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而烙上了佛教的印记和维护政教大权的使命。尊者所携带的记忆必定关于精深的佛教伟业，有了记忆，互文性创作成为必然。而作为该记忆的调动者，他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唤起持有该记忆的广大民众，在全社会引起呼吁和共鸣。毫无疑问的说，尊者有这样的潜质和资源。
另一方面来讲，尊者有义务让“让文发声”，用作品表明立场、捍卫政权。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行动校正另一种行动的方式，它是一种支配或控制性力量。在他眼里，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是有形的权力表现形式，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是无形的权力。于是有形的权力与无形的权力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互文性网络。在藏族民众心中，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必须对自己的百姓有所交代。作为权力的象征，尊者选择了后者，写诗达意，隐晦的表明志向。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尊者无须彰显，一首道歌便能道尽其中就里，心诚者自然知晓其中一二。
纵观仓诗各个汉译版本，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翻译家不假思索地将仓诗理解为情歌，后续的翻译家们秉承前辈翻译家已有的见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而没有加以质疑或者将这固有的观念打破。龙冬，作为仓诗翻译者之一，在深入了解藏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先生认为，仓诗实属道歌，而非莺莺燕燕之词。先生之所以有此提法，不仅是他对藏文化掌握深厚之故，实则是有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为证。翻译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当然也会屈服于“权力”。翻译工作者更得顺着权力的贵杖游走于作者创作文本背后的那个时代。在与社会历史无关的领域里，是不可能进行翻译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文本，原著也好，译作也好，同样也不能孤立地存在。龙冬先生之作为，不违逆现实规律，深入当时社会潮流;没有一刀定论，思量再三，倒也难能可贵。
三 仓诗被界定为情歌译本中的互文性理据
沿时间脉络，翻译仓诗的分别有于道泉、刘希武、刘家驹、王尧等诸位翻译家，以至后来许多编译该作品的作者。诸位译者无论是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还是译作完成后的样本，都存在相似之处。究其为何相似？翻译实践之前，恐怕译者都须为所译之作定下基调，拿捏好方寸，内心必须有一个基准，唯其如此，才不会将翻译进程中断。以上译者，或多或少都对原诗进行了翻译创作，无疑是将仓诗定格在情诗的基准线上，而后临摹创作。为何说“临摹”，又为何说“创作”。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程序。所谓“临摹”，一定是在某成品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仿照，制作出有别于参照样品的新东西，但又跟原样品有区别。翻译也有潜在的“临摹”性。因为作为翻译这种话语实践活动的主体，译者不可否认的接受着所选定文本的某种限制，他遭遇着来自不同文化与国度的文本，同时他又面临着一定的读者对象，身处某种历史、文化语境，有一定的既定性，同时也蕴藏着某种可阐释性与可创造性。作为翻译主体的人具有互文性记忆，并在互文性记忆的运作下进行创作活动。具体到本文，互文性记忆可以是翻译实践者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的各种翻译成品，更可以是创作者的所有潜在意识。在互文性记忆的参与下，创作的成品显现出一些特征，诸如合理的思维模式、科学的世界观、人类共有的历史性记忆等等一系列特征都符合同一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审美理念。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有意无意受到互文性记忆的指引与约束。这也与著名翻译家们“带着镣铐跳舞”的言论相契合。不过互文性记忆旨在强调翻译活动中的潜在的规约性，“带着镣铐跳舞”的论断则泛指从事一切翻译工作都必须在遵循翻译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在繁多的仓诗译本中，互文性的固有特性得到一一凸显。
译者身为翻译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互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状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秦文华，2002：55）在指涉作用的牵带下，业已产生的文本会与译者笔下的各译本在内容、用词、文体等层面不谋而合并留有模仿的印迹。这些层面上的偶合为我们划分宏微观互文性提供了依据。
宏观互文性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文本的立意、主题思想以及整个写作手法与另一个或多个文本具有相似之处或是能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借用、改写的地方。于道泉、曾缄、庄晶等诸译本在翻译体式上都是七言四句，秉承情歌基调，无疑是互文性观照下翻译创作的结果。而微观互文性则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语或某些用法甚至某些段落的表达与他文本相关，离开了这些相关文本，或许这些词语和用法就难以理解。于道泉译本第四首：邂逅相遇的情人，与庄晶译本第四首：邂逅相遇的娇娘。“邂逅相遇”这一词语的用法相同。这就是译者们译场的微观互文性层面作出的感应和暗合。于道泉译本第二十一首：伊说：“若非死别，绝不生离。”译者译语如此，想当然的符合译语读者的审美心理。若是为此名言佳话寻一个出处 ，其难度实在不可估量。当然，被译者调动出来的互文书写材料或许不会仅仅是汉·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诗与北周·庾信 《拟连珠》的诗句，也有可能是译者调动的他处的互文性记忆， 如泰戈尔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也出现了这一词语。至于译者在翻译时到底是互文借用或是受哪个诗人作家的互文影响，还是他们与诗人或是跟更久远的该词语创作者 一样有着与大自然共同的参照，这些恐怕只有亲自与译者对话才能略知一二。译者于道泉或是龙冬互文运用了多少位作者的诗句与词语，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互文，又或者说他们都是互文参照了共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这些都难下定论。
四 《仓诗》译介无定本
互文性其本质不容“定本”神话的存在。互文性告诉我们，文本亘古没有独创性可言，追根溯源也无法寻觅得到，其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广度都难以衡量的穷尽。这无限深和无限广交织在一起，无休止地发展和演变，任谁也无法将其中断。那么，我们任何的翻译本就不可能超越无处不在的互文性而屹立不倒。所有文本，《仓诗》译本也好，原著也罢，都要在互文网络中共生共荣，彼此成就。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威廉姆·雷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品将另一个作品当成起点或是基础，其后该作品必将汇入其他作品，最终融为一体。”（William Ray，1984：117）因此承载着“绝对的理想的确切性”的翻译定本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蔡毅、段京华，2000：2）所以说，面对《仓诗》译本，没有最好，最好永远都是下一个。我们期待互文性的异质带来的突破。
参考文献：
[1]仓央嘉措著.于道泉等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10
[2]仓央嘉措著.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
[3]秦文华著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
[4]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外国语》[J]，2002年第二期
[5]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许峻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William Ray. Literary Meaning-From Phenomenology to Deconstrcution . England：Basil Blackwell.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