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天清晨，赵叔总是第一个到。赵叔任何时候来，都自带茶杯茶叶。他那只套了布套的不锈钢茶杯往桌上一放，很显眼。
　　我租的这地，民间有个统一的叫法，叫麻将大排档，全城有名。低消费，规模大，所有店子不临街，顺河，僻静，树木很好。从鱼嘴到上游的收容所，绵绵两百多米，全是一家连着一家，以麻将为主要娱乐的场所。这排低矮的平房，是老城区唯一没有改造的地方。这儿的房主见有商机，纷纷把老屋租出去或是自己经营。他们把屋子从中间隔断，临街那面当商铺，临河这面自己用。防洪堤建起之后，从石堤到房沿有几米宽空坝。开始只有少数几家在空坝摆上麻将桌，供人消遣。后来，麻将桌便越摆越多。各家都没有店招，但客人从不会迷路。每个店家有固定的熟客，客人也有自己中意的店家。
　　所谓大排档，就是将内屋与空坝连起来使用，能摆多少桌子就摆多少桌子。为了挡雨遮阳，各家都支起一块很大的布，花花绿绿的，成了老城区一道风景。我开的大排档位置最好，从鱼嘴过来拐个弯，几步就到。店子是开酱品厂的汪老板的老房子。最初他自己管，后来生意忙，就把店子盘给了我。其它店的老板不断换人，我却在这里做了整整十年。利润虽然不高，但收入稳定。六十多岁的老吴，在这儿做的时间最长。老吴先前在油脂厂当过工会主席。他的人脉广。他的店子容纳不下时，就把客人介绍给我。
　　后来，我学老吴的样，将老房子的屋顶吊了天花板，隔成小包间，装上空调和饮水机。投入虽然高了点，但收费增加，算大账还是有赚。讲究一点的，玩得大点的，坐包间。普通消费者，则选择外面的大排档。时间长了，客人自然分类。搓麻将的在里面，斗地主、抓鸡、玩长牌的在外面。
　　大排档使用的茶叶都次，茶具也是处理品，一元钱两个那种玻璃杯子。赵叔虽然自带茶杯茶叶，但还是按规矩付费，坐一次，一元。自带茶杯的还有几个。他们的茶杯不能与赵叔比。装香辣酱的，装老干妈的，装保健品的……只要是瓶子，废物再利用，掉了或者坏了，再捡一个。瓶口和内壁似乎从来不擦，茶垢已改变了瓶子的本色，显得肮脏难看。
　　赵叔的穿着很少变化。多数时间里，就是一套旧蓝布装。衣服上有四个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干部装。夏天他穿一条盖过膝盖的短裤，白背心任何时候都扎在裤子里。脚上穿皮鞋，套白袜。赵叔的头发掉光了，光得发亮，整个人很精瘦。
　　来大排档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兜里银子多的，会去环境更舒适的茶楼。赵叔从不到隔出来的包间里坐。他喜欢外面，说外面有树，空气好，能看见河水。
　　赵叔懂麻将，但他从来不打。他只打长牌。
　　长牌就是川牌。解放前，凡有茶馆、码头的地方，都打这个。打法比现在复杂。最初，我不懂。后来为了与客人搭摊子，旋學。教我的人就是赵叔。他把九十二张长牌分门别类摆在桌上，告诉我打长牌的规矩和方法。打乱戳，须剔出听用和财神，只要八十四张。原来这牌并不难学，打起来更有趣。它不像麻将，手气不好拿了一手烂牌，基本上就是死兔。但长牌不。长牌讲究相互制约，打法充满中国人的传统智慧。牌拿孬了，割牌无望，可以抱着炸药包冲，让拿了好牌的尽量损兵折将。最后，即使那人割了牌，赢面也小。四个人打，每盘都有一个人坐底。坐底的人旱涝保收，谁输谁赢，他都有收入。据说这个规矩，是袍哥们为了防止输赢过大，导致兄弟不和而立下的规矩。另外，据说这个坐底的办法，还有延缓节奏、重新分配手气的功效。
　　兴不起长牌摊子，赵叔就坐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报纸──一份《参考消息》。我早年经营过报摊。《参考消息》很受欢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舍不得掏钱，整天站在报摊前，戴副老光镜，一篇不落地读，没读完，吃了午饭又来。现在互联网发达，手机微信流行，《参考消息》慢慢成为弃儿，冷落一边。
　　老革命，你早！张体面身着紫色唐装，抱着一条短脚宠物狗，摇着纸扇来了。他早先与我同一个厂。是这里的常客。
　　赵叔欠身朝他点点头，算是回应。
　　叫赵叔老革命的不止一人。最初，我以为他们熟。后来才知道他们相互间并不认识，就是天天在这儿见面，成了熟面孔而已。我开了十年麻将大排档，叫得上名字的客人没有几个。干我们这一行，不精不行。太精了也容易招惹是非。说精，你要掌握每个客人的脾气、喜好。有的人急，有的人喜欢茶叶多，有的人打牌时爱唠叨，而有些人又反感。还有的人不喜欢有人在自己背后走，对座位方向讲究很多，等等。店主心眼不细，搭错摊子，吵架斗气难免，散了摊子对店主来说就是损失。
　　桌子摆好，久不来人，店主心里跟猫抓起一样难受。客人是店主的衣食父母。客人不来，店主喝风。眼毒、手快、话甜，是店主的基本功。但店主若是精过了头，好管闲事，也麻烦。有个叫秋霞的店主，啥事都想知道个究竟。客人中谁离婚了，谁的儿子遭公安抓起来了，她都晓得。秋霞又管不住嘴。客人少的时候，坐着与人家聊天，聊着聊着的，嘴巴就开始跑火车。某位客人有了点新闻，要不了半天就传得众人皆知。一般的事倒没啥，尤其那种涉及脸面和尊严的私事，谁受得了啊？秋霞为此吃了几次大亏，都是客人家里的人追上店子来，找秋霞讨说法。吵吵吵，推推推，客人们心烦。有一次，秋霞的嘴巴还遭一个长头发女人给抓得稀烂。
　　叫赵叔老革命的张体面，跟我在一个厂里待过。厂子垮了，等了十几年，他终于等到了吃社保的年龄。之前，张体面来这里，只坐，从来不上牌桌。上午来，下午还来。中午离开时，吩咐我不要倒了他的茶叶，他下午要接着喝。我知道他穷，一杯茶一块钱，他要坐一天。现在张体面吃社保了，每月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
　　吃了社保的张体面变了。每天来，手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条长不足一尺的宠物狗。狗腿短得出奇，站着就像趴着。而且他还不客气地开始挖苦我了，挖苦我的茶叶次，挖苦我给他泡茶的水是自来水。为了用纯净水，他经常朝包间跑。有几次不知啥原因，他跟包间里的客人吵了起来。
　　赵叔任何时候衣兜里都揣着一份《参考消息》。赵叔看完了，张体面接过来继续看。张体面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他那些东西听的人不多，只有赵叔听。赵叔有时听得眼睛鼓起，有时又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称呼某位上了年纪的人为老革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改革开放前，这称谓很高贵，不能乱用。只有那些在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参加革命早且德高望重之人才能享用。后来范围扩大，凡是退了休的，不管你是哪个行业，都可以享用这一称号。再后来也即现在，叫谁为老革命，更多了一些调侃戏谑之意。呼赵叔为老革命，始作俑者是张体面。之后大家见了赵叔，也改口叫老革命了。赵叔最初听了别扭，不理睬。不理睬也难阻挡大家热情。于是，赵叔改变态度，谁叫他，就朝谁举一举他那套了布套的茶杯，算是作了呼应。
　　二
　　最近，赵叔很高兴。大排档来了很多会打长牌的人。这些人来得早，占据了大部分的桌子。慢慢地，斗地主、抓鸡的少了。以前，每天能凑一两桌长牌就算不错了，现在却能凑上四五桌。不光我的店子如此，其它店子也一样。
　　这些人开始还有些拘谨，不咋说话，多来几次，踩熟了地盘，便嘻哈打笑，再不像初来时那般拘谨。开始，招呼他们坐，他们总是站着。直到凑起摊子了，才肯落座。这些人既会打麻将，也会打长牌。他们看见往包间走的，大多是挟着黑皮包的中年男子，或是穿着讲究的女士，自认为那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于是都在外面的空桌上等。他们年龄大多在五六十岁，穿着跟城里人差不多。只有当他们伸手拿牌，才发现他们手很宽大，皮肤很粗糙，且老茧重叠，明显是下苦力的，或者曾经是下过苦力的。
　　不知为啥，赵叔与这些人，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之前的赵叔不苟言笑，现在笑容多了，话也多了。赵叔慢慢成了他们的召集者，见他们来了就主动招呼。一桌凑齐，又有人来，赵叔还主动站起来，朝我打招呼，老板，又来客了，倒茶。
　　这些人打长牌，赌资小，一元起码，一盘牌下来，输赢几元而已，打半天，输赢也不过十几二十元。他们把这个叫打小牌，说败不了家，纯粹是耗时光。
　　但没隔多久，赵叔就与这些人起了摩擦。
　　有天上午，才打几圈，赵叔就与牌友吵了起来。
　　他的下家，外号叫包公的男人，微胖，脸黑，有哮喘，年龄看起来比赵叔年轻。赵叔出手两张长二，包公脸一下拉长，出气也大声起来。轮到赵叔出牌，他又不动声色地甩出四和五。包公的嘴角抽搐一下，怒气顿时爬满黑脸。天牌下了，地八又吃不起，只得活生生扯烂手中的八人七。赵叔大概觉得下家手气好，已经连割几盘，应该管制得了，于是对下家连下重手。包公觉得赵叔有意跟他过不去，脸色黑里透红，像一堆干柴，随时可能点燃。
　　轮到赵叔和包公坐底，平安无事。
　　又轮到赵叔打头，出手一对二五。包公没有黑九，不得已破三根二六被下家吃掉。包公突然说，赵乡长，你是透、透视眼嗦！说完，气喘。
　　赵叔原来是乡长？看来他们早就认识。难怪这些人一来，赵叔表现那么积极主动。包公的牌本来很好，却被赵叔七拆八卸，成了一手烂牌。
　　他们最后终于大吵。起因是赵叔先丢一根梅子。包公正要过和牌，赵叔又扔下一根梅子。牌桌上讲究一手清。牌一旦离手，不能反悔。赵叔明显是犯规了。偏偏这一犯规又戳到了包公要害。包公抓了四根人牌和三根和牌，满满四大翻啊。但包公缺天牌保护，打一根梅子，包公可以牺牲一根地牌。打两根梅子，包公就惨了，不破和牌，就得破人牌。包公火了，霍地站起，一边喘着粗气，把牌往桌上一摔，高声叫骂，赵、赵铁锤，几十年哪，你还是那副德、德性，整人往死、死里整！
　　赵叔很尴尬。拿着牌的瘦手轻轻抖动。哎呀，老武，就是打個牌嘛，你咋这样子说呢。
　　包公不依不饶，继续怒骂。你、你以为你还是乡长，你的乡民永、永远都是你敬神的刀头嗦？包公因为喘得厉害，双手按着桌沿，歇了歇气，然后继续骂。你骑我头上撒尿拉屎的时代结束哪。收、收起你那阎王架子吧。在牌桌上，我们是、是平等的！
　　两位搭档上来劝。其他打牌的也扭头朝这边看。有人小声说，这老头平时斯斯文文，从不与人起争执，今日咋的哪？咋被那个黑汉老头骂得回不起嘴呢？
　　最后，赵叔先撤退，退到另一张桌子上，看报。
　　其余三人犹豫一阵后继续打牌。没人坐底，轮转速度加快。一元小币在桌上频繁转移。包公心不在牌，边出牌边骂，人跟狗一样，生活好了，顿顿有肉吃，还是改不掉吃屎的本性。我家那条黑毛狗，偶尔碰到一坨人屎，张嘴就吃，看着就恶心。包公怒气小了些，说话流畅多了。
　　牌友劝他安心打牌。包公才不安心呢。他时不时地扫一眼远处坐着的赵叔。赵叔倒是沉得住气，专心看他的《参考消息》。到了十一点半，打牌的人站起来，离开大排档回家。赵叔却比其他人走得晚。我想上前安慰他几句。在我摊子上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赵叔提着他的布套不锈钢茶杯，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经过，并不看我。
　　赵叔只来上午。他说，吃了午饭，他要午休。起床后，看会儿电视，浇浇花草，这一天便打发过去了。
　　下午，包公来得早。我想劝劝他，对年纪大的牌友，主动让让，莫让对方难堪。不料包公直言直语，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与赵叔的过往。
　　啥子他年纪大？他七十多，我也七十多哪。包公原来姓武，名字也奇怪，叫地。他说，那个地原来是帝。文化大革命中，社员认为这个字与封资修有关，斗争他，说他想复辟旧制度。武地嗨了一声，骂道，胡球鸡巴乱说，我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我复辟啥子旧制度嘛。但抗不住当时那个举国疯狂。连我的老大，也跟老子讲阶级斗争，喊老子正确理解革命群众，主动接受批斗，气得老子一拳挥过去，擂脱了老大两颗门牙。但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将皇帝的帝，改成了土地的地。
　　武地说得快了，又有点气喘，他歇了会儿。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当了生产队的队长。赵左原是公社书记，后来公社恢复乡制，改任乡长。
　　赵左是谁？
　　赵铁锤啊。哦，你们不晓得，这家伙办事牛皮得很，说一不二，铁锤，是老百姓送给赵左的外号。
　　牌桌陆续坐满。武地请帮他们找个新牌友。这时，张体面抱着他的短脚狗来了。我问张体面会不会长牌。张体面瞄了瞄三个略显土气的人，样子显得很委屈地说，我不会这种过时的玩法。为武地他们物色好新牌友后，张体面又抱着他的短脚狗，拉了根斑竹椅，坐到武地旁边，津津有味地看。 　　武地正说得起劲，从鱼嘴那边转过来一个人，是赵叔。
　　三
　　赵叔跟武地的矛盾还没有缓和，却又跟另外一个牌友闹起了矛盾。
　　这回，赵叔得罪的是一桌人。他们发生冲突的那天，我去参加一个熟人的再婚宴。那熟人是我们以前的供销科长。这家伙在厂子没垮的时候就绯闻不断。记不清他办过多少婚酒。因为他帮过我的忙，所以他每次的婚宴我都在。店子临时交给老伴。晚上回家，老伴说，下午又有人吵架。有个瘦老头子真怪，硬要追问同桌另外一个人是咋进的城，咋会买得起城里的房子。那人不愿说，老头子就生气了，脸绷起，不断打错牌，又不断悔牌。其他人忍不下了，就跟老头吵。
　　从老伴的叙述中，我猜到那个老头一定是赵叔。
　　果然，张体面第二天就告诉我，老革命又跟人吵架了。为首与老革命吵架的那个人，叫邢松毛，是个进城时间不长的农民。张体面指指不远处靠电桩坐着的男人说，那个就是邢松毛。
　　这人啥时候来店子的，我真没有留意到。邢松毛又瘦又矮，一件浅灰色衬衣好像从来没熨过，皱纹连着皱纹，不注意看，还以为布料本身就是那个样子呢。他喜欢挠脸，挠了左边挠右边。我以为他脸上有虫子，或是有毒疙瘩。其实啥也没有。他的眼睛因为脸小显得很大。他基本上不说话，坐上牌桌，到离开牌桌，没人与他搭话，他可以一句话也不说。一盘打完，他不算账，输多少赢多少，由别人去算。你少拿两块给他，他不问你要，你多拿两块给他，他也不退你。
　　与这样一个人闹矛盾，总觉得离谱。看样子，赵叔要大邢松毛二十几好远呢。邢松毛话那么少，一副与事无争的样子，咋会与赵叔吵呢？今天，他俩没坐一桌，中间隔了两张桌子。各人脸上都很平静，都专注地看着自己手上的牌。
　　打长牌的咋说也是少数。老吴的店子外面，留了两张折疊桌，其它的换成了机器麻将。他的这项改革举措，立马见效，摊子天天坐满。我问老吴，一张机麻带四张椅子，两千多元，四张机麻啥时候收得回成本？老吴正忙，嘴上应着我的话，手上却不歇着。他说也是听了牌友们建议才改的，原来每桌半天十元，现在改收二十元，差不多一个季度就能收回机器麻将的成本。当然，重要的是看麻将的翻桌率高不高。
　　我很犹豫。现在手搓麻将，大家嫌麻烦，也容易做手脚。机器麻将，自动洗牌、码牌，相对公平，还减少了客人洗牌的劳动强度。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效率。效率这个词，各行各业都在讲，但麻将大排档的客人落实得最好。比如，约好了一点半开桌，不会有人迟到一分钟。我这边打长牌的人多，改了未必见效果。我想再观察一下。
　　我正跟老吴说事，张面体抱着他的短脚宠物狗过来。他神秘地说，老兄，老革命可不是啥子乡长，是个大人物哦。我笑，他是不是大人物，与我有啥关系。张体面好像不满意我的说法，扯了一下我的手肘，老兄，你见过县级干部没有？我说没有。张体面得意地说，老革命当过啥子局的局长，退休后享受的是副县级待遇哦。
　　我有点烦。我说我正向老吴取经呢。张体面扭头望了望，没看着老吴。你取个鬼经哦。老兄，这河边的麻将大排档，真是藏龙卧虎啊，啥子人才都有。
　　我没理他，从老吴那里借了把斧头，准备修理一下两张折叠桌的伤腿。
　　张体面见我对他的话题不感兴趣，抱着短脚狗继续往上走。他喜欢一家一家地转。转累了，又回到原地。赵叔这段时间坐牌桌的时间多，少与张体面讨论国家大事，使老张有点落寞。说句公道话，张体面那口才，真的要几个人赶，国际国内，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没有他不晓得的，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要稿子，两个小时没有一句重复话。如果提拔他到大学当个教授，或是到舆论部门当个领导，真的太适合不过了。初次听他吹牛，真的让人过瘾。不知他从哪里趸来的这些。偶尔有人发表不同于他的观点，他立马就把人家批驳得哑口无言。张体面认为，唯一与他对得上话的，就是赵叔。但赵叔更痴迷于打牌。
　　麻将大排档的人气有规律。早上没啥人，大约到了九点，人浪子就来了。中午没人，下午三点至五点，人又多了。晚上还有一波人潮，就是八点到十一点。赵叔晚上不会来，张体面晚上也不来。
　　趁晚上生意高潮没来的空档，我得抓紧时间打扫卫生，重新摆放桌椅。张体面没走。他抱着他的狗，转到我的杂物间，查看我的锑锅和电饭煲。
　　你今晚吃啥？张体面揭开罩子，见有半碗芹菜肉丝。
　　我说，下面。
　　张体面说，多下点。我今晚没地方吃饭。
　　张体面蹭饭，不是第一回。我说，喝两口如何？
　　张体面脆声答应，要得！我去买半斤猪耳朵。
　　我晓得张体面的毛病。你要他出钱去买猪耳朵下酒，还不如直接割他的耳朵下酒。
　　我说，你帮我看着电炉子，水快开了。然后，我出了鱼嘴，往左一拐。晚上，那里有家卤菜摊子。
　　酒杯就用与客人盛茶的玻璃杯，一人倒满一杯。酒是托人从乡下小酒厂打的高粱酒。我举起杯子说，来，庆祝你吃社保了。
　　张体面挟了一块菜喂他的狗。那狗不吃。张体面骂，娘的哟，生活好了，只吃猪肝，今晚将就一下不行啊？
　　张体面说，老兄啊，你说这世道奇不奇怪，邢松毛那样的农民，居然也能住进城来。
　　咋哪？城里的房子敞开卖，谁有钱谁买。
　　张体面摇头。你不晓得。邢松毛是个懒得出奇的农民。据说他的草房，小雨小漏，大雨大淋。漏得没地方睡，他就移床，哪儿不漏移哪儿。整间屋都漏了，他干脆把铺盖卷到灰槽后面睡。灶房没地方躲了，又搬进猪圈，跟猪挤在一起。啧，啧，天下奇闻啊。
　　我说，喝酒吧，带话要带长，你趸来的这些话，多半信不得。
　　啧，啧，我亲口问过邢松毛。他没有否认呢。
　　邢松毛没老婆吗？我问。
　　张体面的短脚狗忽地从他身上跳下，嘴里咝咝叫着，朝鱼嘴那头跑。张体面一惊，起身去追。那头站着一只吉娃娃。张体面踢了吉娃娃一脚，抱起短脚狗重回座位。 　　邢松毛有婆娘，死了，他有个女。
　　我叹口气说，他那闺女怕是吃了不少苦。
　　张体面悄悄说。他闺女长大了。邢松毛现在就靠着他闺女吃饭呢。不过，不过……张体面神神秘秘，欲语又止。
　　我皱了皱眉，猜想张体面下面的话不是好话。
　　果然，张体面挟了一块猪耳朵送进嘴里，继续作神秘状，听说他女儿是只鸡。
　　我警告张体面，此话就此打住。我这店子小，经不住乱七糟八的事折腾。秋霞的教训记忆犹新。
　　张体面不好意思，慌忙解释，说他只对我说过，在其他人面前半字未提。
　　酒喝得差不多了。我进屋下面。
　　我真没想到张体面的胃口这么好。他吃了一大碗，说不够，我又为他下了一碗。最后，他酒足饭饱，抹抹嘴巴说，好久没这么享受了。
　　他又去端他的茶杯。我说，换换吧，喝了一天了。
　　張体面不客气，自己倒掉茶渣，把杯子往我面前一放。少抓点，你做生意也不容易。我差点笑出声来。说，谢谢老兄为我着想。
　　张体面说，你别看我平时嘴巴争强好胜，我其实是个软肠子。老革命跟邢松毛为啥相安无事了？我起了作用啊。我劝老革命，用不着跟邢松毛这样的人怄气，邢松毛算啥子嘛，低素质的农民。你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气坏身子可不是你个人的事。老革命一听，哈哈一笑，觉得我说的是那个道理，就不再与邢松毛纠缠了。
　　我问，他们之间有啥事用得着纠缠？
　　张体面见我不知道的太多，觉得不能白吃了我的东西，但他没有忘记我刚才的警告，就报复我说，别人家的事还是少议论些好。
　　你这话的意思？我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
　　不是，不是。张体面急摇头。你不晓得，老革命当了县里的局长，晓得了邢松毛的事，便千方百计帮助邢松毛，为他翻盖了房屋，为他买了母猪，还找人教邢松毛种啥子黄背木耳。可邢松毛是只扶不起的烂桶，竟背着老革命把母猪卖了，黄背木耳还没长出来，就连棚子一起卖。更可恶的是，邢松毛还把女娃子送人，说自己养不起。老革命气坏了，发誓再不管邢松毛的事。那天，老革命听说邢松毛也住城里来了，那个吃惊哦，眼睛、鼻子和嘴巴全都乱了地方，怪物一样看着怪物邢松毛。邢松毛，你发财了？你咋个发的？你懒得那个样子，咋买得起城里的房？你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吧……邢松毛被问毛了，顶了老革命，就你可以住城里，我就不可以？哪本书上有这规定？
　　哈哈。张体面笑起来。认识老革命这么久，我还没见他出过洋相。武老头骂他，他都没有那样狼狈，邢松毛顶他，你猜他咋了──想喝茶，茶杯举到嘴边，喝不到水，手抖啊，杯口老对不上嘴巴，磕得牙齿当当的，哈哈哈，真有趣。
　　张体面一会儿学赵叔的腔调，一会儿学邢松毛的腔调，说得眉飞色舞的。我不晓得他讲的有多少是真的。直到有客人来了，张体面才闭了嘴。怕影响我的生意，抱着他的短脚狗，端着我为他新泡的茶，坐到一边去了。
　　四
　　谁能想到，邢松毛，原来跟我竟然是邻居！
　　而且，我们还住在一个单元。我在底楼，他在七楼。他在这里住了近一年，我们竟然没有碰过面。或者说，之前碰到了由于互相不认识，谁也没有记住对方。这院子里的住户，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今天这户出去，明天那户进来。百分之八十的住户，早已不是原单位的职工。从外面来的，姓啥名谁，根本搞不清楚。就连住在我对门的那户住户，迄今为止，我们也只见过一面。而且见得十分尴尬。有年地震，我穿着短裤冲出去，心有余悸地站在院子里，忽然发现身边有个中年女子，也只穿着短裤。
　　我问，你住几楼？
　　她说，底楼。然后又问我，你住几楼？
　　我说，底楼。
　　四目对视，既惊讶又迷惑。
　　余震不断。双方忽然意识到光身子的问题，顿时尴尬不已。互相正犹豫冒不冒险进屋找衣服，老伴突然回来了。她咬死说，我与那女人有一腿，闹，闹，闹，闹到抗震救灾都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完。
　　晓得邢松毛与我是邻居，是因为那天下午他搬家。他要搬到河那边的新区。指挥搬家的是个女子，模样俊秀，精明能干，看样子有三十来岁。工人们扛着一个个柜子或箱子，缓慢下楼。院子里摆了各种箱包和家具，旁边停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
　　邢松毛看见我，很惊讶，你、你住这儿？
　　我也惊讶，你也住这儿？
　　邢松毛点点头，说一年前他买了七楼左边那套房。女儿嫌楼层高，担心他的腿，就在河东那边又买了套电梯房。
　　原来，邢松毛并非不善言词。他只是说话语速缓慢而已。张体面挖来的关于邢松毛的消息，似乎一点也不对不上号。
　　女子，你过来！那个指挥工人搬家的女子从单元门出来，邢松毛叫住她。来认识一下，这是陈叔，我经常在他店子上打牌，却不晓得我们还是邻居。
　　女子伸出手与我握了一下。我爸常念起你，说你从来不以貌取人，对哪个都很和气。
　　然后，那女子自我介绍，说她叫邢春柳，在一家药械企业工作。
　　邢松毛笑眯眯地看着他女儿，脸上满是得意之色。我女子是管销售的，是个大经理，是个领导。
　　邢春柳笑了。陈叔别见笑，我爸没啥文化，他说话很俗。
　　我说，我们做了一年邻居，竟然互相不认识。你们当初咋个想起买这里的房子？这里面的住户，条件好点的都在往外搬。
　　邢春柳一边清理盒子，一边说，都是我爸嘛。他不跟我商量，图便宜，就悄悄买了。他的腿不好，住了一年，吃了不少苦，才勉强同意卖掉。然后，在河东新区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
　　邢松毛嘿嘿笑，楼高怕啥，多爬几回就习惯了。我女子过场多，估倒我要换房。不然我才不得换呢。
　　这是个老院子，九十年代建的。原是塑料制品厂的仓库。那时，准许单位集资建房，厂里研究，中层以上的干部可以参与。底楼的垃圾门经常关不严，臭气熏天。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的苍蝇把守，让进出的人心惊胆战。那些肥大无比的老鼠更可恨，经常从两层楼中间的垃圾门拱出来，撵着人的脚往屋里蹿。楼道上经常听到有人尖叫，以为发生了凶案，后来才晓得有女孩子踩着了毛耸耸、软沓沓的老鼠。就是这样的房子，职工们也认为是高楼大厦，是神仙住的地方，是厂干部搞特权。所以一封又一封的告状信往上飞。张体面就是积极的告状者之一。上头来查，一切手续合规。有职工不甘心，指着这院子咒骂，不昌盛的，哪个住哪个死！ 　　底楼很潮湿。过年过节放鞭炮，楼上的人只管放，底楼的人负责打扫。有些人的洗锅水不往地漏里倒，而直接从窗户往外泼。我因工龄较短，荣幸地分到了底楼。也荣幸地洗了几次洗碗水澡。
　　能住进七十平米宽的房子，在当时洋盘得很，副县级干部的待遇哦。但没有光辉几年，房子政策就变了，允许新房、旧房自由买卖。厂子虽然不景气，但厂里发财的大有人在。于是不断有人搬出去，也不断有人搬进来。我想搬走，无奈两口子都下了岗，为了活命而四处打工。现在一家三口仍然住在这里。儿子三十多了，因为买不起新房，一张脸老跟我们绷着，连家也不想回。
　　邢松毛父女在我眼里，真的是个谜。他们家在农村，能进城已不容易。现在，说换房子就换，他们到底是啥子人？我的换房梦做了二十年，仍然是梦。这时，一种自卑感悄然涌上心头，我慌慌地看了一眼他们从屋子里搬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说不上有多高档。但起码比我家里的强。单说那台电视，有四十英寸大吧，还是那种时髦的叫啥液晶的电视。而我家的电视机，背后突出一大坨，把个五彩屏幕顶到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晃得我眼痛。他家那台电冰箱，更让我汗颜。我见过双开门的。但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我家电冰箱是十五年前买的，杂牌子，修了一次又一次。朋友上我家，以为它是破烂，挖苦地问我，你在搞收藏？
　　盯着人家东西看不礼貌。我说，耽搁久了，你们忙吧。
　　邢松毛突然扯住我的胳膊。我们喝两杯行不？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人家住了一年，我竟然不认识。现在人家要搬走了，我理当做一回东。但家里这时没啥吃的。我有些犹豫。邢松毛说，走，桥下有家苍蝇馆子，价钱便宜，味道还过得去。
　　见我犹豫，邢春柳说，陈叔，我们在城里亲戚少。你就认我爸做个朋友吧。搬家的事我管，他留下来也做不了啥。
　　我跟老伴打了个电话，让她多守会儿店子。然后，便与邢松毛朝桥下走。
　　今天，邢松毛穿了一件新的短袖白衬衫，裤子也换了。只有脚上的凉鞋没换。我笑说，开始学着打扮哪，想找个女人过日子哇？
　　邢松毛抬起一条手臂，往空中夸张地摇摇。你好像比我大三岁吧，我该叫你老哥子。你就别洗我脑壳哪，我的穿着让春柳哭了好几回，说我让她丢脸。我现在正学着穿衣服呢。女人的事嘛，这辈子就别想哪，我天生是个残废。
　　看你好好的，哪里残废？
　　我也不晓得是啥原因。小时候不明显，大了，腿老是没劲，担不起东西，一担就摔倒。只有我婆娘晓得我不是装病，生产队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装。婆娘死后，我没靠了。那几年活得真是遭孽，死的心都有。我在我们那一转，成了懒人的代表，说我懒得来把女娃子都送了人。简直胡说！我姑爷见我活得苦，担心误了女子，主动帮我养，哪里是我送人了嘛。邢松毛说得有些激动，另一条胳膊也抬起来，幅度很大地在空中挥动。
　　那家苍蝇馆子就在眼前。我们这地方说苍蝇馆子，绝不是说馆子里苍蝇多，而是形容它规模小，菜普通，价格低，是底层市民和打工者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邢松毛站在小馆子门口。他没有立即就要进去的意思。
　　这病怪得很。几年前，女子带我上省城大医院检查，旮旮旯旯都查遍了，就是查不出名堂。不過现在好哪，不做农活哪，真正成了闲人。
　　邢松毛说得很轻松。但我听了却不轻松。我想起张体面的话，想问赵叔帮助他的事。但始终不便开口。邢松毛已经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我不想让他想起过去的事难过。
　　我一再说，菜少点不要浪费。但邢松毛不管不顾，低着头一气点了四个菜──一盘卤猪蹄，一盘火爆肥肠，一盘麻辣鱼，还有一盘虎皮海椒。各人要了一瓶二两装的瓶装白酒。邢松毛说，在家他从来不喝酒，在外面也很少喝。今晚不一样，他高兴。
　　酒一下肚，我还是没有管住嘴巴。
　　我问，赵叔是咋样一个人。
　　他想了想说，农民不喜欢他，他做事死板。乡上的干部很多都是滑头，遇到不好做的工作就躲怕得罪人。但赵乡长不躲。他一根肠子不拐弯。上级喊学大寨放炮开山造梯田，他就放炮开山造梯田。上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就扛起锄头铲社员的小菜秧子。上头喊搞多种经营，他又发动下面种菜养鱼栽桑养蚕。毁林开荒他开，植树造林他也干。你说他究竟在干啥？他做的好多事都是前后矛盾的。他帮我是真心的。当时已经搞包产到户了，上面有指示，每个领导干部要联系几户贫困户。是我辜负了赵乡长的好意，听说因为没有帮好我，他还挨了批评。
　　邢松毛没咋吃菜，只喝酒。桌上的菜剩得多。我觉得可惜，就一个劲地吃。吃了一歇才觉得有失颜面，便赶紧放下筷子。
　　你后来咋个突然发财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问人家钱财的事极不礼貌。但邢松毛似乎不在意。他说，这辈子全靠了我那女子。春柳初中毕业就到沿海打工，换了很多家工厂。十年前回到县上，帮一家私人药械企业。老板见她有管理员工的经验，就提拔她。嘿嘿，她现在是销售经理，是领导啰。我不晓得他跟赵乡长比，哪个的官更大？
　　我忍不住笑。说这个不好比，赵乡长是行政领导，你闺女是企业领导。
　　邢松毛说，我不想进城，希望女子把家里的破房子整一下。女子不同意，说农村的房子不值钱，要在城里买。后来，政府搞啥子开发，把我的房子和地都占了。赔偿的钱，我没给女子说，自作主张进城买了套旧房子。女子晓得了，就骂我不长脑壳。嘿嘿，我人都住进去了，骂又咋个嘛。
　　你闺女成家了吧？这话一出口，我的脸颊突然发烧。我怕邢松毛晓得我儿子的情况，怀疑我这么问是不是有啥想法。
　　邢松毛喝干了最后一口酒，问我还要一瓶不。我说算哪。
　　嫁了七年了。女婿也是她那个企业的。两口子买的房子在上五里，离河东新房有七里多路。我还有个外孙，女儿不让我带，说我没文化教不好。其实啊，我女子是心痛我，怕老子累着。邢松毛又嘿嘿地笑。
　　我很羡慕邢松毛，养了这么个有孝心又有出息的女儿。老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邢松毛这一生看着就完了，却因了这女儿，生活突然大转弯。哎，我呢，还在苦苦经营那个麻将大排档，还要苦等三年才能吃到社保。我现在最怕得病，一得病家里就少个人挣钱。儿子的事更让人操心。现在的女子现实得让人害怕。男方没有新房，没有小车，没有稳定的收入，儿媳妇便会连个影儿也没得。 　　邢松毛见我似乎不开心，以为是酒不够。没经我同意，他又喊老板拿一瓶。
　　我酒量其实很小。最后这瓶全是我喝的。头晕乎乎的。
　　那晚是怎么回家的，我记不起来。只模糊记得，邢松毛陪着我，沿滨江路往北走。两岸闪烁着迷人的霓虹灯光，新区那些高楼一到夜晚，就变成了妖人，身形百變，挠首弄姿，向黑暗抛出各种各样的媚眼。散步的人摩肩接踵。我几次走不稳，险些掉到水里。邢松毛好像还问我，愿不愿过河去看看他的新家。他说他女子买的这个房大着呢，差不多是这边两套房子的面积。他要求买小点的，女子不肯，说逢年过节，外孙子要回来，房子小了一家人住不下。
　　邢松毛一提房子，我的头更晕。走路飘飘忽忽，像是在飞。我还记得在一个很多人跳舞的坝坝边上，我吐了，不顾羞耻地吐了。我分不清城市的轮廓，看不清城市的细节。四处都是一片红色，不是单一的红，是混和的红，铺天盖地的红。我最初怀疑我遭了脑溢血，或是被人捅了刀子，觉得快要死了。我真的倒了下去。有个人将我托起，然后我扒住了一个人的肩膀，后面好像跟着一个女人，她用手使劲抵着我的屁股。我仿佛在爬山。山好高好高啊，总也爬不到顶。我听见有人说，到了。然后，人没了，光亮也没了，只剩下了我。
　　我感觉好冷啊。
　　五
　　发现赵叔有些反常，是张体面。
　　有天，河堤下围了很多人。几个消防战士乘着一辆橡皮艇，拉着绳子，在河中捞人。麻将大排档的人纷纷涌向堤边看热闹。听说有两个年轻人，不知是不熟水性还是受了啥刺激，双双跳下河，往河中心游去，游着游着地就沉了下去。远处停着几只小船，因为没有任何人呼救，船上的人仍在专心修补鱼网。最后是在公园中散步的一对母女报了警。
　　张体面抱着他的短脚狗，沿着通往河边的石梯，登登地往下跑。警察拉了线，他过不去，就蹲在一处排污口看打捞。上游刚下了一场雨，河水很浑浊。大约捞了个多小时，没捞着。警察又扩大打捞范围，橡皮艇也朝下游划去。那几只打鱼船也加入了打捞行列。
　　牌友们放下手上的牌，议论刚才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故。有人说，那两个年轻人跳水前正在吵嘴，先跳的是个女的，男的去拉没拉住，也跟着跳下去。有的说，两个人跳水前哭了一会儿，然后一齐往下跳的。还有人说，这是两个学生，因为通宵上网，受到双方父母打骂，故而走上了绝望之路。说啥的都有，都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不过，随着打捞队慢慢向下游散开，麻将大排档又恢复了常态。
　　张体面抱着短脚狗过来，小声说，你发现没有，老革命精神不对哟。说着，他回头望了一眼坐在榕树边的赵叔。赵叔面前的桌上，摊开着一张《参考消息》。但赵叔没有看报，他的目光很空洞。
　　我说，是刚才堤下发生的事故，触动了老人吧。
　　张体面立即否认我的看法。他说，那么多人朝底下跑，他坐着不动，头也不往外转。这不对头吧，正常人不会这样。
　　经张体面一提，我开始回想这段时间见到的赵叔的情况，发觉赵叔的神情是有些反常。他每天照常来店子。但他似乎对长牌不再有兴趣。好几次牌桌凑不够人，赵叔都推了，一个人坐在榕树下看报。还有，以前赵叔每回见到我，都很客气地点一下头。现在赵叔见了人却十分迟钝，就连我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没有反应。武地最近来得少。邢松毛搬到河东新区后，也很少过来。赵叔与他们虽说有一些不愉快的过去。但他们毕竟来自农村，对乡村有着相同的感受。是不是熟悉的人少了，让赵叔感到了孤独？
　　张体面立马又否定了的我的猜测。张体面说，武地这人很怪，见着老革命就像见着野兽，仇气大着呢。他们之间咋可能有啥相同的感觉。邢松毛见了老革命，也是尽量绕着走。对了，听说武地肺气肿加重了，现在出不了屋。我问张体面咋个晓得这么多。他笑了。轻轻拍了一下怀中的短脚狗。自问自答，张体面是哪个？是这个城里最微不足道的市民，却是活得最明白的市民啊。
　　我正往水壶里灌开水，背后有人轻轻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三号包间的吴先生。吴先生穿着讲究，脸皮白净，手里任何时候都捏着个黑色真皮包。他指着外面榕树下坐着的赵叔问，那个老头是不是姓赵？我回答说是。吴先生哦了一声，眼睛朝外面虚着，表情上没有任何变化。
　　像吴先生这样真正体面的人，来我这儿的次数不多。他第一回来，我被他脚上的皮鞋吸引住了。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皮革，黑色，样式新颖，皮面上似乎有皱褶，细看又平如镜面，亮堂得很。后来，张体面讥笑我，乡巴佬了吧，那是鳄鱼皮，贵着呢，两只脚加起来一万多元呢。张体面觉得没把我损够，又说，一个麻将大排档的老板，盯着另一个老板的鞋看，哈哈，有趣，有趣。我早已习惯了张体面那种轻蔑的调侃。
　　有钱有身分的人，大多不会上这儿。掉价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这儿太乱，太杂，四处都是眼睛。吴先生那次来，记得好像是春节前的几天。他领着一男两女，进店查看，埋怨说全城的人都疯了，把城里好点的麻将室都预定光哪。不得已他们才找到大排档来。自那以后，吴先生十天半月来一回，随他来的人，男女混搭，穿着体面，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他经常来结账，十几二十元的零钱从不让找。对我们这样薄利的生意来说，十几二十元绝非小数。我很感激他。三号包间比较宽敞，隔音效果好些。晓得吴先生要来，我总会把里面的卫生多打扫一遍。张体面讥讽我，少让你找几个小钱，就巴结人家成这样，还不如我的桑巴。鹅肝吃腻了，不换口味，桑巴就绝食。张体面的比喻很伤人。我真想上前扇他耳光。但我缺胆。要是有胆，我今天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张体面的话，的确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活得确实不如他那条短脚宠物狗呢。
　　今年的伏天特别长。各家大排档都增加了几台霸王扇。这种电风扇，扇面直径大，扇叶子响起来噪声很大，如刮台风。即使有这样的降温设备，客人还是不愿意来。包间整天不开张，里面的空调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制冷效果不佳。空坝上，一天顶多凑得够两三张桌子，收入还打不开店子的租金。
　　越来越热，热得蝉子也懒得叫唤了。空气变成了火焰，舔着人的肌肤，肉皮子便似乎要融化成油和胶水一般。各家老板都望着老天发愁。希望这该死的鬼天气早些结束。但是那些投资大的，装修高档的，环境舒适的，空调效果好的茶室外面，却停满了小汽车，生意好得不亦乐乎。 　　连无所事事的张体面，也嫌热来得少了。他说我这儿的空气像火，他头上的摩丝容易化，漂亮的发型容易变形，这会影响他的形象。再热的天，张体面的装束都不含糊，像公务员们那样着正装，周武郑王。最重要的，是他的短脚宠物狗喜欢空调。他好几次偷偷摸摸钻进包间去开空调。我很生气，关掉了电源开关，张体面骂骂咧咧地说我不够朋友，说我的店子没有他在这里张五迎六，早就关门了。
　　邢松毛来得也少。刑松毛说，他的小区离这边远，要转两路公交车。公交车像个大蒸笼，里面啥气味都有。他说他的鼻子很灵，每回赶公交，都能嗅出一百多种臭味。他最受不了狐臭，还有屁股没擦干净残留在屁股眼上的屎臭味。他甚至还说，妇女们特有的某些妇科病气味尤其要他的命。他每次嗅到那种肠子烂掉般的气味，差不多都要晕死过去。
　　只有赵叔每天照来。
　　好多天，整个店上就我们两人。赵叔说，你把那个霸王扇关了吧，费电。我感激赵叔的理解。他见店子生意不景气，又建议，关掉所有电源，既节约了电费，也减少空气热量。
　　我发现，赵叔的走神状况，只是偶尔出现。他对酷热，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耐性。他轻轻地摇着纸扇，与我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些有关热天的故事。说这一生他经历过两次大热天。第一次因为年纪小记不清了，只晓得整个热天好多人夜里都不穿裤子，身上的毒疙瘩一片连着一片，淌着带臭味的黄水。第二次大热天，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那时是公社的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为了抗旱保苗，组织全公社的壮劳力赶挖水渠，借了二十多台抽水机，从十里开外的黑水潭抽水。抽了半个月，水在半道上漏的漏掉，偷的偷掉，到了最近的大队，还不够耕牛们饮饱一次。那年，粮食基本绝收，很多人外出逃荒。他作为领导，看到成群结队的社员背着背篼往外走，拦，拦不住，不拦，生产又没人搞。心里难受啊。他说这一生，他从没哭过，就那一年，他哭了。赵叔忽然声音哽咽，不往下说了。
　　我递给他一沓纸，他没接。他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取出一张。
　　停顿一会儿，赵叔又说，现在的人不晓得咋哪，农村的水利条件好了，天再干也有水放来。好多人却不稀奇土地哪，任其抛荒，尽往城里挤。城里是好，但城里产粮食吗？万一哪天全国全世界都天干，没吃的咋个办？难道全国人民都出去要饭？都没有吃的，又去跟哪个要呢？
　　赵叔说的农村，我不熟悉。赵叔担心的农村问题，我也不咋了解，只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一些报道，说现在的农村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蜕变。农村再也留不住青壯劳力，留在家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看赵叔情绪不好，我换了个话题。
　　赵叔，你老今年高寿？
　　赵叔顿了一下，淡淡一笑，高寿不敢称，蠢活了七十有八。
　　七十八的老人，腰不弯，背不驼，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看来赵叔是个长寿之人。
　　赵叔，你是在乡上退休的吗？
　　不是。赵叔说，我后来调到区上任职，后来又调县上农业局负责。跟农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那赵叔是农业专家了。
　　赵叔轻轻摇了摇头。农业是门大学问，越钻研越糊涂。当年，农业是基础，国家制定五年计划，农业摆第一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论十大关系，第一个要处理好的关系，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也是农业摆在基础地位上的。现在这个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口头上还在强调农业重要，但实践中，农业正在慢慢退位。
　　赵叔又开始激动，细细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略带不满的情绪。农业，第一位是人。人心不在农业，农业还有啥希望？以前，我每年都要抽时间回乡下看看，看到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现在懒得回去哪。再过十年二十年，户口本上的农民，连庄稼名都叫不上，连二十四个节气是干啥的都不晓得，农村会成个啥样？
　　赵叔讲的农村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我只晓得来麻将大排档坐的农民越来越多。不论散步还是上市场，随处遇到的都是一些穿着老气，操着不同方言的中老年人。我想，武地、邢松毛他们能进城买房，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农村的荒凉与这个有啥关系呢？我想不明白，向赵叔请教。
　　赵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他要想好了才给我答案。但赵叔一直闷着，脸色凝重，目光中充满了迷惑。我没有等来赵叔的解释，却等来了他的离开。
　　赵叔，你的茶杯。
　　哦。赵叔这才想起忘了东西，转身回来取。
　　六
　　儿子打电话来说，他要带女朋友回家。
　　接到这个电话，我和老伴又惊又喜。儿子三十好几哪，终于处好了女朋友！我和老伴很兴奋，就像我们自己才结婚一样。
　　我正跟老伴商量，如何把家里收拾得像个样子，儿子已经回来了。一个人，没带女朋友。儿子说，他是回来看家里准备的情况。
　　我们还没收拾好呢，你昨天才打电话，没说好久要来。对儿子的婚事，老伴最急。儿子一落屋，她就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问女朋友长啥模样，在哪里工作，双方耍了多久，等等。儿子很不满意地瞄了眼屋内陈设，说，这个家，女朋友一看，肯定搞不成。
　　我说。这房子说小也小，但有些人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呢。我和你妈想好了，你们处得成，结了婚，这房子归你们住，我和你妈到外面租房。城南那边的旧房子，面积小的一个月就四百来元租金。
　　儿子翘起嘴，不满。我跟你们说了几回，按揭一个房子，你们就是不动。
　　按揭房子的事，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么多年，我们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不足十万。儿子四处打工，没交家里一分钱。三年前有次机会没下手。当时想着再等等，看房价能不能降点，结果越等房价越高。现在，县城的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六千多元，我们哪里还敢下手嘛。这不怪儿子，要怪只能怪我们无能。那时若果断下手，或许新房的事就成了。拖到现在，增加的那点存款，一下子就被房子上涨的部分吃掉了，交首付的钱都不够。
　　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
　　我说，这样吧，老爸抹下这张老脸，找熟人借点，争取下个月按揭一套。 　　儿子哼了一声，来不及了。
　　啥意思？我和老伴追问。
　　儿子说，我都哄了人家好几回，说我们家买了套新房。
　　对啊，装修也要好几个月嘛。
　　啥子好几个月，我哄人家快一年了，人家快不信我哪。儿子居然掉泪了。
　　我的心如猫抓起一样难受。老伴也跟着掉泪。
　　这一夜，暑气闷得我们连房门也不敢关。楼道因为背对太阳落下那面，稍显凉快。但我们不能搬到楼道上去睡啊，那是大家走路的地方。于是，只好让门整夜半敞开，让屋里的气流通畅一些。
　　儿子那间小屋的灯光，彻夜未灭。我们自觉对不住儿子，不敢过问。老伴睡床上，我睡地铺。因为焦虑儿子的事，我们竟然忘了开风扇。我和老伴挖空心思，把她那边和我这边的亲戚都想了几遍，看哪家有可能借给我们钱。最后的结论是，借人家三两千可能，上万，万万不可能。儿子急的是，女朋友要来看新房。即使借到钱，凑得够首付款，至少也得等过一年两年才能拿到房。我们等得起，儿子等不起啊。
　　这一宿，老伴一夜无眠，流泪。
　　我更睡不着，心火急攻，嘴角上竟然起了指头那么大的泡。
　　早晨，老伴做好早饭，去敲儿子的门。儿子已不知啥时候走了。老伴又抹泪，埋怨我三年前不下手买房。我突然火了，老怪我！一家人都怪我！我不想买吗？我怪哪个？老伴见我生气了，急忙躲进卫生间。
　　我晓得她躲到里面除了嚎，还是嚎，就啪啪地拍了几下门。这時，心里突然不舒服，隐隐作痛。那痛最初仿佛在地的深处，慢慢就浮上地表，剧烈起来。
　　快、快拿药！
　　老伴听到我急促的呼救声，跑了出来。
　　我在家里躺了两天，店子上的事由老伴顶着。
　　老伴不敢在我面前再提买房的事。但我心里一直在想着房子的事。
　　老伴比我提前三年吃上社保。为了弥补家里的开支，她在一家家政公司打工。儿子读不得书，只上了一年高中。儿子不像我们这一代，总想一夜之间发大财。工资低了不做，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做不下。一度被人骗进传销集团，害得我们帮他赔了三万多元。我们这个家，与书香沾不上边，又缺乏绿林汉子的狠劲，似乎注定了就是过紧日子的命。
　　到了三伏天的尾巴上，来麻将大排档坐的人渐渐多了。
　　张体面抱着他的短脚狗，帮我招呼客人。我想不明白，张体面的日子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他和老伴都吃社保，两个的社保加起来，一个月就三千多点。他有一个女儿，也不争气。张体面却天天周吴郑王地操大爷，啥愁事没得。
　　张体面问我，你这段时间东一下西一下的，上哪弄大生意发财去了？
　　我没理他，提起扫帚打扫卫生。
　　邢松毛来了。他笑呵呵地说，老哥子，我给带来几个老乡。他身后跟着五个面容憨厚、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之间的汉子。邢松毛像半个东道主一样对他们说，这儿的消费低，打长牌的多，我这哥子啊，待人厚道，没得摆。
　　那些人迅速落座。
　　我奇了，问邢松毛，兄弟你住那么远，来回要倒几次车，不划算。
　　邢松毛笑。那边的环境确实好。麻将馆也多。但价格高得很，不是我们去的地方。还是你哥子这地方适合我们。天热，我们就赶公交车，不热，我们就走路，当锻炼身体。
　　与邢松毛分别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发现邢松毛越来越会穿着，黑色的短衬衫，灰白色的长裤子，质地不高档，但看起来干净整齐。只有爱挠脸颊的习惯没改。
　　今天没看见赵叔。武地也好久没来。张体面抱着他的短脚狗去巡视别的店子。
　　我问邢松毛，你们打长牌？
　　邢松毛说，今天不打，就喝茶，泡五元一杯的。
　　啥？五元一杯？
　　对啊。我今天领我们村的老乡来熟悉地盘。他们才进城，不熟悉地方。我今天办他们的招待，喝五元一杯的花茶。
　　唉。这小兄弟大概来这里次数多了，看出了我的窘境，才有意带了人来点五元一杯的花茶。我明白他是有意照顾我的生意，心里很感激。
　　邢松毛说，老哥子，有件事，我说出来，你肯定不信。
　　啥事？
　　我住的那个楼，居然有八家人来自我们村！你说这事奇不奇？其它村其它乡的我不认识，要是问一下，我估计超半数以上肯定是农村的，你信不信？
　　有那么一瞬间，我被邢松毛的话镇住了。
　　我不晓得这座城市在解放前的样子。但解放后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最初很小很小一点，只有一条稍微完整的街道，其它的只算作巷子，而且不长。四周还有围墙。墙外面到处是菜地。河坝这一块也是菜地。
　　改革开放才几十年，围墙没了，围墙外面的菜地也消失了。然后向外延伸，鱼嘴以下绵延数里的菜地和河滩也消失了。十几年前，街区又越过沱江，向一片广阔的平坝延伸。当时，反对过河的人不少，说老城区这块地方，发展用了七百多年，比老城区大若干倍的河东平坝，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结果没要五年，那边高楼林立，大道纵横，不剩一寸土地。如今城市又在河的那边，分出两枝，向南向北，似乎瞬间就把江岸线伸长了十多华里。这是啥子速度？简直难以想象。
　　邢松毛的话，让我骤然明白，那么多的房子是谁在买。里面当然有城市的老居民，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有来自乡镇的公务员和教师，还有少量的外地人……但比例会有多大呢？
　　邢松毛没坐多久，就领着他的老乡站起来。
　　我说你们是第一次来，茶钱就不收哪。
　　邢松毛哪肯，抓着我的手硬付了茶钱。他说，老哥子，你这里坐着舒服。他们熟悉路了，一定常来。
　　邢松毛没走出几步，我突然想起啥。我追上去说，兄弟等等。
　　邢松毛转身看着我。老哥子有啥事请说。
　　我觉得是有件啥事，却一时想不起来。脑子很乱。邢松毛耐心地等着。我挠挠头皮，突然想起来了。但开不了口。
　　邢松毛看出我的为难，请他的老乡在鱼嘴等他，说他要跟我商量事。 　　那些人走了。邢松毛说，老哥子，不要为难，我帮得上的尽量帮。
　　儿子的女朋友下周要来看房。我哪里有房子让人家看啊。我想借邢松毛的新房子一用，暂时把女方哄过去再说。但我开不了这个口。
　　说啊，老哥子。邢松毛催。
　　我觉得脸颊发烧，嗫嗫嚅嚅的，还是开不了口。
　　邢松毛嗨了一声。你们城里人做事咋像个婆娘人家哦，有屁就放，有痰就吐嘛。
　　我费劲地把儿媳妇来要看新房和我家的窘境说了一遍。我说，能否借你的新房子哄哄那女子，过了这一关，我打算拼了老命也要按揭一套新房。
　　邢松毛闭着嘴大笑，声音憋在喉咙里咕咕咕响。我以为是个啥鸡巴好大的事得。成，这个不算个事，我配合老哥子把戏唱好。
　　晚上，我把我的想法说与老伴听，老伴说行。又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先是不同意，后来经我们反复做工作，才勉强答应。
　　七
　　邢松毛领我去看他的新房。他将一张小卡片往一根立柱上挨一下，栅栏门就自动开启。我一边走一边看小区的环境，高接云天的大楼，一幢挨着一幢。绿化很漂亮，假山水池，花道小亭。还有不少健身器材，一些老妈子正领着小孩在器械上玩。小区叫啥罗马广场。我说这名字扯乱弹，广场在哪？邢松毛笑了。说他也不喜欢这叫法。后来去逛别的小区，名字古怪的多得很，啥子情人谷、依人河、巴黎小镇、纽约大厦……没得一点中国味道。
　　邢松毛的房子在三幢二单元十八层。他熟练地按了电梯，按了楼层号。邢松毛说，他妈的，最初他摁不来电梯，出了很多洋相。好几回钥匙捅进了别人家的锁孔，钻出来个穿着睡衣的女人，骂他神经病。
　　邢松毛的房子让我大开眼界。三室一厅。客厅很大。真皮沙发，电视机也换了，大得让人恐惧，放出来的人影子比真人还大。鞋柜、储物柜亮铮铮的，漂亮极了。三间卧室，两个卫生间。还有一间六七平方米大的内阳台。厨房宽敞明亮，全是组合式的。冰箱不大，却是名牌。唯一不协调的是邢松毛的衣物乱扔，沙发上，地板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邢松毛说，他女子限他三个月内学会收捡，要过得像城里人一样。邢松毛忽然想吐痰，又即刻止住，捂了嘴，慌慌地朝卫生间跑。
　　我帮邢松毛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临时装进一个纸箱。邢松毛把钥匙交给我。我说，明天中午你去哪里吃饭？干脆跟我们一起吃吧。我订了一桌，为了给儿子撑面子，我定在了皇帝屋，离你的小区不远。
　　邢松毛推了。说他最近又在小区里发现了几户老乡。他随便与他们中哪一位约顿饭就行了。分手时，邢松毛忽然说，不行啊，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土气得很，你们是城里人，人家一看就有问题。还有，万一你那儿媳妇心细，打开衣柜查看，没有一样女人的东西，会不会怀疑？
　　邢松毛的话提醒了我。于是，我与老伴急赶回家，呼哧呼哧地盘了一大箱东西，上邢松毛的家布置。
　　领着未来的儿媳妇看房的过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好几次差点穿帮。儿子的女朋友，看样子有二十四五岁，白白净净的，穿着打扮很得体，辨不出是城里的姑娘，还是来自农村的姑娘。
　　姑娘大大方方，进屋就这间屋奔那间屋。儿子心不在焉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和老伴战战兢兢地跟在姑娘身后。她每看一样东西，都要用长手指甲刮一下，似乎对材质不那么放心。主卧比较大。她伸手打开衣柜，发现有两件灰不溜秋的女人衣服，立即皱紧眉头。
　　我跟小陈结了婚住哪间呢？她问。
　　老伴抢着回答，当然是这间大的，我们老两口住儿子那间。
　　姑娘笑了一下。然后她又试马桶。说马桶的颜色要是粉色的就好哪。老伴连忙检讨，说当初没征求儿子意见，颜色买得有些老气。
　　看儿子住房时，又遇险情。
　　姑娘说，咦，小陈喜欢玩电脑，咋没得电脑呢？
　　这间屋的床比较窄，除了内藏衣柜，一个组合柜、一张平桌外，没啥摆设。老伴傻眼了，惊慌地看着我。
　　啊，是这样的。我说。不是不买电脑，当初与儿子意见不合，我们主张买那种背后有一坨的，他不同意，要买啥子苹果。才装了房，手上紧，暂时没买。
　　这个解释姑娘信了。没有不等于不买，蛋糕反正是会有的。她没表现出過多的不满。
　　正当一家人准备出屋往电梯走时，姑娘突然说，陈伯伯，能看看房产证吗？我和小陈结了婚，这房子……
　　儿子已抢先一步出去了。他对借人家的房子哄女朋友本就不愿意，觉得早晚会穿帮。老伴也担心这关过了下一步咋办？听姑娘这么一问，老伴的脚挪不动了，定在原地，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像突然患了疾病。我们啥都作了预案，唯独没有想到这个。
　　房产证的事嘛……我尽量稳住自己的情绪，句酌字斟地说，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房管局办事拖沓……
　　姑娘没再说啥，低头往外走。
　　看房这关，我们完全处于被动。我觉得不能让姑娘牵着鼻子走。吃饭时，老伴坐她旁边，不停地问她喜欢吃啥。人家还没表态，她就挟着菜强往人家碗里搁。
　　儿子依旧心事重重，没有味口，也不说话。
　　场面不免有些尴尬。
　　我问，姑娘，你老家在哪？
　　我老家在大山脚下。离这儿挺远。
　　农村的？
　　对。姑娘回答。
　　爹妈身体如何？
　　还行吧。我脚下还有个弟弟，跟我一样也在外面打工。家里的农活全靠父母。
　　接下来，我问啥，姑娘回答啥。态度还算诚实。可能是我问得比较多，姑娘慢慢表现出不适应。她低头吃着老伴挟给她的菜，目光却不似看房时那般勇敢和挑剔，显得怯。吃了饭，儿子和姑娘说要赶回上班，先走。
　　我瞄了一眼老伴。老伴赶紧拉姑娘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姑娘推辞，老伴便拉开对方的坤包，强塞进去。人家第一次来，尽管成的可能性很低。但我们还是得按传统规矩尽到礼数。
　　好累啊，这一天。我早早回家，躺在床上。我忽然想起赵叔那句关于农村现状乱套了的感叹，自己也跟着感叹起来。早年，我有个邻居，他儿子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邻居们觉得这孩子这辈子婚姻是无望了。哪晓得，在他长到十五岁那年，乡下的媒婆竟然起串串来提亲。这孩子挑肥拣瘦，丑的不要，胖的不要，比他矮了的也不要，最后选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邻居们预测，他们这日子肯定过不长，那么漂亮个姑娘早晚得飞。然而，两年后，女人不仅没飞，还给麻痹症的男人生了个胖儿子，男人天天坐茶馆，女人天天忙了外头忙屋头，完全像个奴隶。后来大家发现，不仅城里的脚跛眼瞎的男人是乡下姑娘们的香馍馍，连城郊边上那些不学好，经常打架斗殴，经常到派出所作客的小青年，身边也带着赛天仙般的农村姑娘。如今，我儿子也是城里人，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也基本算个本分人，却让一个农村姑娘挑来挑去，人还没嫁过来，就惦记着房产证的问题。将来，她还会惦记啥，我们不敢往下想。乱套哪，全乱套哪！ 　　我想睡，睡不着。想坐起来，又没有力气。床变成了一条河流。我的身体像个半僵的尸体，在水上漂浮。一会儿沉下去了，一会儿又漂了上来。为啥不涨一场大水？我愿意被激流冲走，冲得越远越好。我真的感觉累了，我希望我沉到水底，看看水底是个啥样，像不像岸上这般堵心。城边这条河，我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在河坝上玩，捉鱼抓虾，打沙仗，打水仗，身子晒得跟水牛一样黑。那个时候从来不想以后，不想长大后的事，只晓得玩。我们偷过火车站的煤，偷过糖果厂的糖渣，还偷过老城门外那个老头儿摊子上的杮饼。全城所有高大无比的桉树，我们都爬过，上去打桉树籽卖。我们被人逮起来绑在树上饿过饭，也被下家坝的孩子追打得几天不敢回家。现在想来，那些都很美好，哪像现在这般窝囊。城市越来越漂亮了，横跨沱江的大桥，比赛似的冒出来，一座比一座雄伟。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栖居的蚁窝，越来越逼仄，越来越凶险，随时有被掏掉的可能。我感到有股神秘的力量正在城市里捣乱、蔓延。它要打破所有原先的规矩，重新建立一种秩序。在这个打破和建立的过程中，有些人，就像我，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既如此，我愿意永远躺在水底，再也不浮上来。因为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似乎很讨厌我，在抛弃我。
　　我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一周。
　　老婆说我每天晚上都在说梦话，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她怕我心脏又出问题，所以不敢睡，一直守着。看她眼皮浮肿，满脸疲态，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这时，阳光从院子里唯一的乔木──那株三丈来高的槐树叶缝中透过来，洒在了小小的阳台上。我的心又活了，感觉不那么热了。这才想起处暑已过，这个恐怖的热天，很快就要结束，心里立时升起一股喜悦。
　　我想起了我的店子。
　　每天好歹有百把元的利润。老伴的社保维持全家人最低的生活开支，店子的利润则可用来支付银行的按揭还款。停业一周可惜啊。当我虚弱的身子走过鱼嘴，发现几十家麻将大排档都关着，树阴下空无一人。再细看，各家店铺的店楣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的字是打印机打印的──停业整顿。
　　怪啰，啥时候通知过停业整顿，为啥子要整顿？老伴咋没提过这事。我想找人问问，却找不到人。
　　我一边纳闷，一边提起店子的卷帘门。
　　张体面抱着短脚狗，幽灵般地从我身后转出来。你不怕遭起嗦！打开嘛，打开了罚款。我问为啥。张体面说，上面有人来检查环保。等检查的走了才能打开。
　　扯蛋。我又没有破坏环境，没有乱扔乱倒垃圾，何来停业整頓？
　　张体面嘻嘻笑。凑上来说，告诉你个小秘密吧。晚上可以打开。
　　真的？
　　哪个说谎话是孙子。张体面说，搬张椅子出来坐坐吧，走累哪，我才从公园那边逛了一圈。既然各家都没开，我也没胆子冒险，就把卷帘门拉下来，留个能弯腰进去的空隙。张体面说，整点好茶来泡吧，我向你透露晚上可以打开的秘密，你得回报我。
　　反正不能营业，我就烧了壶水，与张体面一起坐在外面喝茶。
　　张体面说，你这段时间不在。有天，老革命跟武地又整毛了。
　　咋的了？
　　武地也是好久没有露面。凑不够一桌长牌，几个人就坐着喝茶冲壳子。偏偏赵叔又在旁边。武地一边咳嗽，一边指责老革命是个老左。说老革命当了几十年干部，没办过一件好事，尽整农民。老革命毛了，反驳说咋哪，我是听组织的。武地顶他，组织喊你把吴老三弄去判刑？老革命说，我没那么大的权力，他搞投机倒把，贩运粮食、倒卖肥料，是他自作自受！武地说，老三才好多岁？十五六岁的娃，教育教育就行哪，你咋下手那么重？老革命气得又要喝水。茶杯还是对不准嘴巴，磕得牙齿当当响。武地穷追不舍，又揭老革命的老底。说人家赵寡妇拖着四个娃，揽点缝纫活做，你黑起良心斗争人家，差点逼出人命。老革命说，她晚上加班，白天出工就打瞌睡，生产那么忙，大家都像她这样，出工不出力，生产咋个搞？国家的粮食、棉花任务咋个完得成？武地的喘病发了，停下歇气。等气出匀了，他又抠老革命的底火。说那年割尾巴，好多公社就是走过场，你却黑起心整我们生产队。我们跟你没有过节，之前也没有得罪你。你跟我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气！老革命说，掐资本主义苗头，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其它公社阳奉阴违我管不倒，在我这个公社，必须坚决执行。呸唷！武地愤愤地吐了一口痰。说，你这个赵左就是个死硬派，土巴都快封到嘴巴了，还不晓得反省！你枉自吃了国家这么多年的俸──禄！武地又开始气喘，脸胀得像茄子的颜色……
　　这时，有几个打麻将的来了。我说不敢营业。他们说，我们在里面，外头不晓得。我看了一眼张体面，希望他帮忙拿个主意。我怕为挣几个小钱遭罚款停业，麻烦那就大哪。张体面的话没有说完，对我的求助无动于衷。我还在犹豫，那几个人已弯腰从卷帘门下钻了进去。
　　我把卷帘门往下放低一点。
　　张体面接着说。我以为老革命气得要摔杯杯的，武地的话的确戳心，换成谁都受不了。你猜，老革命咋说？
　　我没在现场。我咋晓得。
　　张体面说，老革命好一阵子没说话。最后，他提起他的布套茶杯，边走边说，我是听组织的，组织的决定未必会有错！
　　八
　　天气慢慢凉了。麻将大排档又热闹起来。包间天天满，下午满，晚上满。空坝也座无虚席，人多，又加桌子，挤得密不透风。
　　房子按揭的事终于落实。河东张家嘴有个新楼盘，起价每平方米六千二百元。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敢等降价，咬咬牙订了一套，九十平方米。七拼八凑，交了二十多万首付，其余的向银行贷，每月还贷两千五百元，十五年还清。十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也就七十二岁。这辈子看来就为这套房子活着了。
　　赵叔自从被武地剜了一顿后，再也没有来过。武地倒是常来。他的气喘病明显比以前重了。一场牌打下来，要喘好几回。
　　邢松毛的老乡越来越多。他不知受了谁的影响，迷上了走路。城市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逛遍了，就把脚伸向乡下。他说他的老家，已经面目全非，所有的农户都搬走了，土地全部被政府征用，老地名没了，换了个新名称，叫啥高新技术开发区。他回去看了几回，找不到一点点原来的痕迹。最气的是，到处都围了起来，有保安守着，不让进。他跟保安吵，说这儿原来是他的家，凭啥不让他进。保安态度很好，看他嚷得没了力气，就和颜悦色地说，你走吧，大叔，老黄历翻不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