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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斋藏有胡适签名本一册。此论文抽印本，原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羽田亨题赠“胡先生教正”之自撰学术论文，后由适之先生“转赠援庵先生”。
胡适(字适之)与陈垣(字援庵)，一位是留学名校的“洋博士”，另一个为学无师承的“士学者”，但他们却一同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领军人物，且私交甚密。
1922年2月19日，胡博士前往北平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演讲，题目是《学生与社会》，陈垣时以教育部次长兼任该校校长(见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陈垣之孙陈智超所撰《胡适与陈垣》文中也如此记载：“19日，请胡适去平民中学演讲。”同年，胡适以北大教授身份兼署《国学季刊》编辑部主任，陈垣被礼聘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二人共同好友沈兼士则为《国学季刊》编委兼国学门主任。胡适任《国学季刊》编委会主任时，该刊曾相继刊发陈垣论文《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由此推定，堪称同事的胡适与陈垣，识荆的最晚时间当在1922年，最初引荐人或为沈兼士。
查《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知，1924年6月3日，胡适在《黄氏日记》卷86发现一篇摩尼教道士张希声所作《崇寿宫记》，可以补充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中材料不足，遂函告陈垣。翌日，陈垣即复胡适6月3日函，以示谢意。这是笔者所知现存胡、陈二人最早的往来书信。至于所见陈垣与胡适的最早合影，则是那帧摄于1924年9月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仁照，像片中人物均为学界巨子：顾颉刚、沈兼士、董作宾、朱希祖、蒋梦麟、胡适、陈垣……
陈垣治学的一重要特征，即善于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一般性规律，将之归纳成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类例，然后再简洁、系统地告知读者。对陈垣这位治学深邃而论证精密的学者，胡适甚为服膺，谦恭有加。
检《胡适日记》知，1926年7月，胡适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赴英国开会，途中他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首发1926年《现代评论》第4卷上)，开头第一篇便是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1930年，胡适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许国霖著)中则指出：“今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
1934年，胡适为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序。对此，他在1934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援庵嘱作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我久已许他了。今早他送校样来，我细读一遍，晚上翻看王念孙(按，清代校勘学名家，号高邮)的《<淮南杂志>序》，俞樾(按，清代经学名家，号曲园)的《古书疑义举例》等，准备作一篇校勘学序文。”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一文中，他颇为自得地讲到：“《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
《元典章》，为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由元代原始文牍资料组成，是考究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但《四库全书》未收。历代抄本、刻本因抄写者、刻工识字能力所囿等诸多因素，错字多多。陈垣经多方探求，历时二十余载，搜集各种版本和抄本，然后自1930年5月始用两个多月时间以几种抄本对清末学者沈家本刻本《元典章》进行对校、互校，共觅得沈刻本《元典章》一万二千条谬误。而后，他由此万余条谬误中选出千余条，进而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后分类归纳出四十二条误例，最终进行校补、释例，遂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参见《史学家陈垣传略》，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智超自选集》)。
对陈垣这部著作，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作出高度评价：“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路。”“他的释例，都是已证实了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在序中，他感慨地谈到：“我和援庵先生作了几年邻居，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胡适对此文可谓下了大功夫，正是由于他在文中从理论上首次阐明新校勘学的考据方法，该序也因此得以成为“校勘学方法论”。
《史讳举例》，为陈垣仿照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所撰的又一重头学术著作。1943年，时在美国的适之先生挥笔写就《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一文，予以品评、推介。随之，他写道：“援庵先生旧居米粮库一号，我居四号。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了万余字的长序。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能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胡适所说的米粮库，在北京东城地安门景山后街。1930年11月，他由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即寓居于此。1932年8月，陈垣也自丰盛胡同十八号迁至米粮库。直至“七七事变”，两人在米粮库实做了近五年的邻居。
据顾廷龙笔谈，对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全祖望(清代史学名家，号谢山)《水经注》稿本，胡适起初并不认同出自全氏手笔，经陈垣鉴定后方信之。1948年，举世瞩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由胡适拟定的史学组四名候选人中，均为学界顶级人物：张元济、陈寅恪、傅斯年，还有一位，就是陈垣。由此来看，胡适推崇陈垣，已至无以复加程度。
至于陈垣，他也极为欣赏胡适之才情：“文成必先就正于伦(明)、胡(适)、陈(寅恪)诸公。”(1939年1月4日致子乐素家书)“惜胡、陈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1940年1月7日致陈乐素家书)1933年元月，陈垣以谭家菜宴请法国大学者伯希和，曾特函请胡适作陪(胡适因故缺席)。
胡适小陈垣十一载，两人本应存“代际差别”，但他们之间不仅没有发生时下所谓的“代际冲突”乃至学术争胜，反而始终过从尤密，互为“推手”。揣度其是由，桑兵先生推断：“一则陈垣在世，且与胡适新派的关系甚好，胡不愿与之结怨：二则陈垣严守史学界域，所治中外关系史，为胡适不大熟悉，而且少有动气之作。”(见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十章《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此外，笔者以为，还有一最为关键的原因，即此二人都对乾嘉考据学产生浓烈的兴趣，对乾嘉学者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都备加推崇，且均视考据学、校勘学、避讳学等专门学科为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一点，也是他们由相识到相知继而交好的最根本前提。
然而，对他们的密切往来，学界中人尤其旧派学者却大有不以为然者，认为陈垣屈尊近年少的胡适，有长他人志气之嫌，乃至有人竞面陈直抒胸臆，以示反感。据陈垣在《跋张尔田遗札》中回忆，1934年，《<元典章>校补释例》(胡适序)刻成。一日，在某宴会中，张尔田(字孟劬，著名学者)即对他讲：“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指胡适为序，按)吾一见即撕之矣。”(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张尔田》)陈垣请胡适为序之原委， 依笔者浅见，正应桑兵教授所言陈垣“中正平和，左右逢源，取长补短”的秉性(参见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八章《陈垣与国际汉学界》)，实无仰仗之意。至于张尔田如此深恶胡适之，据笔者推测，原因除新学与旧学相抵外，大抵与时任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解聘教授林损(字公铎，著名学者)一事有关。斯时，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在北大文学院的垄断，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而林、张均为浙人。
据陈垣嫡孙陈智超对笔者讲，他所见胡与陈之间往来书信计三十五通，仅1933年4月里，就达八通之多，内容大都为学术商讨(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十七通)。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再次致函陈垣：“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信中，胡适感谢陈垣将应邀参加17日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及讲演，另对他将自己关于杨守敬两札书写时间进行修正，一并深表谢忱(见《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此函系胡、陈毕生最后一次论学通信。两天后，炮声隆隆中，胡适飞往南京，而陈垣则未听其言随之南飞，毅然留平。两人二十六年的交往就此终止了。
1949年5月11日，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发表于《人民日报》，他呼吁：“我们的研究，应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胡适读到老友这封信后，十分不快，于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随即写出《跋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在信中，他断言自以为很了解陈垣，对其思想转变如此之快，难以置信，且这封信以白话文写就，与陈以往文风迥然有别，故此信并非出自陈垣手笔。诚然，信是由陈垣与弟子刘乃和、柴德庚等人一起研究写成，但胡适并不知道此前陈垣曾“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钻研三月，不知肉味”(陈智超著《史学家陈垣传略》)，思想确已发生巨变，赘上一言，1952年12月2日，陈垣曾由北京致长沙杨树达一函云：“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见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及《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此函内容，胡适也当不会得知，如若有知，他定会喟叹不已。
无论如何，1950年以后，动如参与商，两人天各一方，永无再度聚首之日，但彼此定难以释怀。胡适在谈论学术问题时常常会提到“援庵先生”(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而陈垣对胡适，因大陆“批胡”甚烈，缄口不提，亦合乎时情。至于思念之情，有无?几许?虽不得而知，但我想他是断断不会忘记这个曾与他有过频频文字交往的适之先生。
临了，谈谈题赠胡适此篇论文的作者羽田亨博士。羽田亨(1882—1955)，20世纪日本学界一流学者，曾任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东方学会首届会长，他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发表过多部有关中亚文学和历史学的论著(曾与伯希和合编过《敦煌遗书》)，其中，《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在国际汉学界影响深远。
1922年，羽田亨来华留学，与胡适在学术方面交往甚密，此论文单行本当为此际持赠。适之先生颇为推崇其才学，在《白话文学史》序言中曾谈到：“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很多可供我们采用了。”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胡适也多次提到并激赏羽田亨。陈垣与羽田亨亦为旧雨，1955年6月10日，他在北京饭店会见日本学者桑原武夫，寒暄数语后即问：“羽田先生何在?”当被告知“在我们来中国前的4月13日因癌症去世”时，老先生伤感不已(参见《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胡适(字适之)与陈垣(字援庵)，一位是留学名校的“洋博士”，另一个为学无师承的“士学者”，但他们却一同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领军人物，且私交甚密。
1922年2月19日，胡博士前往北平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演讲，题目是《学生与社会》，陈垣时以教育部次长兼任该校校长(见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陈垣之孙陈智超所撰《胡适与陈垣》文中也如此记载：“19日，请胡适去平民中学演讲。”同年，胡适以北大教授身份兼署《国学季刊》编辑部主任，陈垣被礼聘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二人共同好友沈兼士则为《国学季刊》编委兼国学门主任。胡适任《国学季刊》编委会主任时，该刊曾相继刊发陈垣论文《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由此推定，堪称同事的胡适与陈垣，识荆的最晚时间当在1922年，最初引荐人或为沈兼士。
查《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知，1924年6月3日，胡适在《黄氏日记》卷86发现一篇摩尼教道士张希声所作《崇寿宫记》，可以补充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中材料不足，遂函告陈垣。翌日，陈垣即复胡适6月3日函，以示谢意。这是笔者所知现存胡、陈二人最早的往来书信。至于所见陈垣与胡适的最早合影，则是那帧摄于1924年9月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仁照，像片中人物均为学界巨子：顾颉刚、沈兼士、董作宾、朱希祖、蒋梦麟、胡适、陈垣……
陈垣治学的一重要特征，即善于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一般性规律，将之归纳成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类例，然后再简洁、系统地告知读者。对陈垣这位治学深邃而论证精密的学者，胡适甚为服膺，谦恭有加。
检《胡适日记》知，1926年7月，胡适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赴英国开会，途中他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首发1926年《现代评论》第4卷上)，开头第一篇便是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1930年，胡适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许国霖著)中则指出：“今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
1934年，胡适为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序。对此，他在1934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援庵嘱作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我久已许他了。今早他送校样来，我细读一遍，晚上翻看王念孙(按，清代校勘学名家，号高邮)的《<淮南杂志>序》，俞樾(按，清代经学名家，号曲园)的《古书疑义举例》等，准备作一篇校勘学序文。”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一文中，他颇为自得地讲到：“《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
《元典章》，为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由元代原始文牍资料组成，是考究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但《四库全书》未收。历代抄本、刻本因抄写者、刻工识字能力所囿等诸多因素，错字多多。陈垣经多方探求，历时二十余载，搜集各种版本和抄本，然后自1930年5月始用两个多月时间以几种抄本对清末学者沈家本刻本《元典章》进行对校、互校，共觅得沈刻本《元典章》一万二千条谬误。而后，他由此万余条谬误中选出千余条，进而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后分类归纳出四十二条误例，最终进行校补、释例，遂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参见《史学家陈垣传略》，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智超自选集》)。
对陈垣这部著作，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作出高度评价：“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路。”“他的释例，都是已证实了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在序中，他感慨地谈到：“我和援庵先生作了几年邻居，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胡适对此文可谓下了大功夫，正是由于他在文中从理论上首次阐明新校勘学的考据方法，该序也因此得以成为“校勘学方法论”。
《史讳举例》，为陈垣仿照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所撰的又一重头学术著作。1943年，时在美国的适之先生挥笔写就《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一文，予以品评、推介。随之，他写道：“援庵先生旧居米粮库一号，我居四号。我们作了多年的邻居，享受了多年的论文切磋之益，他的《<元典章>校补》，我曾替他写了万余字的长序。我们相隔几万里，不知何时才能重有聚首论文之乐，所以我很诚恳的把这两篇避讳的文字奉献给我的老朋友、老邻居陈援庵先生。”胡适所说的米粮库，在北京东城地安门景山后街。1930年11月，他由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即寓居于此。1932年8月，陈垣也自丰盛胡同十八号迁至米粮库。直至“七七事变”，两人在米粮库实做了近五年的邻居。
据顾廷龙笔谈，对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全祖望(清代史学名家，号谢山)《水经注》稿本，胡适起初并不认同出自全氏手笔，经陈垣鉴定后方信之。1948年，举世瞩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由胡适拟定的史学组四名候选人中，均为学界顶级人物：张元济、陈寅恪、傅斯年，还有一位，就是陈垣。由此来看，胡适推崇陈垣，已至无以复加程度。
至于陈垣，他也极为欣赏胡适之才情：“文成必先就正于伦(明)、胡(适)、陈(寅恪)诸公。”(1939年1月4日致子乐素家书)“惜胡、陈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1940年1月7日致陈乐素家书)1933年元月，陈垣以谭家菜宴请法国大学者伯希和，曾特函请胡适作陪(胡适因故缺席)。
胡适小陈垣十一载，两人本应存“代际差别”，但他们之间不仅没有发生时下所谓的“代际冲突”乃至学术争胜，反而始终过从尤密，互为“推手”。揣度其是由，桑兵先生推断：“一则陈垣在世，且与胡适新派的关系甚好，胡不愿与之结怨：二则陈垣严守史学界域，所治中外关系史，为胡适不大熟悉，而且少有动气之作。”(见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十章《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此外，笔者以为，还有一最为关键的原因，即此二人都对乾嘉考据学产生浓烈的兴趣，对乾嘉学者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都备加推崇，且均视考据学、校勘学、避讳学等专门学科为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一点，也是他们由相识到相知继而交好的最根本前提。
然而，对他们的密切往来，学界中人尤其旧派学者却大有不以为然者，认为陈垣屈尊近年少的胡适，有长他人志气之嫌，乃至有人竞面陈直抒胸臆，以示反感。据陈垣在《跋张尔田遗札》中回忆，1934年，《<元典章>校补释例》(胡适序)刻成。一日，在某宴会中，张尔田(字孟劬，著名学者)即对他讲：“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指胡适为序，按)吾一见即撕之矣。”(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张尔田》)陈垣请胡适为序之原委， 依笔者浅见，正应桑兵教授所言陈垣“中正平和，左右逢源，取长补短”的秉性(参见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八章《陈垣与国际汉学界》)，实无仰仗之意。至于张尔田如此深恶胡适之，据笔者推测，原因除新学与旧学相抵外，大抵与时任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解聘教授林损(字公铎，著名学者)一事有关。斯时，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在北大文学院的垄断，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而林、张均为浙人。
据陈垣嫡孙陈智超对笔者讲，他所见胡与陈之间往来书信计三十五通，仅1933年4月里，就达八通之多，内容大都为学术商讨(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十七通)。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再次致函陈垣：“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信中，胡适感谢陈垣将应邀参加17日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及讲演，另对他将自己关于杨守敬两札书写时间进行修正，一并深表谢忱(见《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此函系胡、陈毕生最后一次论学通信。两天后，炮声隆隆中，胡适飞往南京，而陈垣则未听其言随之南飞，毅然留平。两人二十六年的交往就此终止了。
1949年5月11日，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发表于《人民日报》，他呼吁：“我们的研究，应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胡适读到老友这封信后，十分不快，于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随即写出《跋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在信中，他断言自以为很了解陈垣，对其思想转变如此之快，难以置信，且这封信以白话文写就，与陈以往文风迥然有别，故此信并非出自陈垣手笔。诚然，信是由陈垣与弟子刘乃和、柴德庚等人一起研究写成，但胡适并不知道此前陈垣曾“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钻研三月，不知肉味”(陈智超著《史学家陈垣传略》)，思想确已发生巨变，赘上一言，1952年12月2日，陈垣曾由北京致长沙杨树达一函云：“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见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及《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此函内容，胡适也当不会得知，如若有知，他定会喟叹不已。
无论如何，1950年以后，动如参与商，两人天各一方，永无再度聚首之日，但彼此定难以释怀。胡适在谈论学术问题时常常会提到“援庵先生”(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而陈垣对胡适，因大陆“批胡”甚烈，缄口不提，亦合乎时情。至于思念之情，有无?几许?虽不得而知，但我想他是断断不会忘记这个曾与他有过频频文字交往的适之先生。
临了，谈谈题赠胡适此篇论文的作者羽田亨博士。羽田亨(1882—1955)，20世纪日本学界一流学者，曾任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东方学会首届会长，他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发表过多部有关中亚文学和历史学的论著(曾与伯希和合编过《敦煌遗书》)，其中，《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在国际汉学界影响深远。
1922年，羽田亨来华留学，与胡适在学术方面交往甚密，此论文单行本当为此际持赠。适之先生颇为推崇其才学，在《白话文学史》序言中曾谈到：“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很多可供我们采用了。”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胡适也多次提到并激赏羽田亨。陈垣与羽田亨亦为旧雨，1955年6月10日，他在北京饭店会见日本学者桑原武夫，寒暄数语后即问：“羽田先生何在?”当被告知“在我们来中国前的4月13日因癌症去世”时，老先生伤感不已(参见《陈垣年谱配图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