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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国之初，相似的反殖经历和诉求将中印两国联合在一起。然而，中印两国的合作基础十分薄弱，在由英国殖民遗产导致的主权纷争和领土矛盾激化后，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强硬乃至敌对。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众多，中印在反殖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尼赫鲁政府；反殖主义；对华政策
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快速走向敌对，学者们从地缘政治、外交决策、国际环境以及印度国内政治等角度进行了众多研究，但很少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考察。尼赫鲁一直拒绝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争斗，1962年中印冲突发生后他还刻意将反华与反共分开。然而，独立初期印度拒绝资社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意味着印度在外交方面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本文认为，相似的反殖经历和诉求将中印两国联合在一起，但中印在反殖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也是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走向敌视的重要原因。
一、印度外交政策的反殖主义取向
独立后，为了处理最为急迫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选择了和平、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他强调：“我们将尽可能地远离不同集团相互对立的强权政治，不与其中的任何一方结盟。因为这种对立的集团过去曾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今天仍可能给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中立政策，而是具有明显的反殖倾向，“印度对国际问题的反应经常是由其将世界分为前殖民集团和反殖民集团的事实所决定”。尼赫鲁不认同冷战后国际共产主义比殖民主义威胁更大的西方观念，他认为亚洲的真正问题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他还说殖民主义是亚洲与非洲的最大威胁并引发了共产主义。西方国家不愿放弃殖民统治，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数亚非国家面临着“新殖民主义”威胁，印度反对以寻求经济利用并最终达成以政治控制为目标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印度选择不结盟政策也与其反殖主义取向有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印度毫无疑问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殖民势力犹存厌恶和不信任感，不愿加入主要由殖民者和前殖民者组成的西方阵营。尼赫鲁信仰和坚持自由主义制度，但并不反感马克思主义，甚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和分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社会，没有共产主义的某种合法性，不结盟或民族主义呼吁都不可能成功。
印度的反殖主义首先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印度政策中的反殖主义源于其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自身经历，源于对殖民统治者利用殖民地的关系的基本感觉。”通过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的民众性反殖斗争，反帝反殖思想在印度深入人心，并最终迫使英国退出印度。独立后，印度的反殖诉求并未戛然而止，“印度政府和民间一致认为，印度实行的政策应该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推动世界向公正平等和无核化发展，促进民主、经济正义并捍卫国家尊严。”其次，反殖主义也是印度的现实利益需要。在英国政府和军队陆续撤离印度后，英国资本继续控制着印度重要经济部门和对外贸易，印度90%以上的外贸货物也是由英国船只装运，法国和葡萄牙还继续占据着印度的几个小岛，这些都阻碍着印度实现真正独立。此外，二战后，为了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帮助英、法、荷、比等北约盟友恢复对其亚洲殖民地的控制，并不断增加自身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组建军事集团，在南亚支持印度夙敌巴基斯坦并试图插手克什米尔问题，这对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造成了危害和威胁。再次，反殖主义还体现了印度对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印度将自己看作反对殖民主义的主要力量和象征，“作为首个从欧洲统治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印度有责任以和平方式解放其他殖民地，并促成地区合作框架的形成。”印度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殖斗争，独立前尼赫鲁组织了亚洲会议，独立后他发起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并积极利用联合国舞台推动反殖运动。印度积极推行反殖政策的部分动机是要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种力量，印度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当然领袖，而通过支持反殖斗争建立更为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有利于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但是，反殖主义只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一面旗帜，而不是基本原则。首先，印度的反殖立场并不彻底。在反殖主义者看来，印度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反殖斗争并不满新旧殖民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但独立后却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并一直积极争取和十分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在反共主义者看来，尼赫鲁政府的反殖立场也不彻底，是根据自身经历将殖民者界定为西方殖民统治者，并不反对苏联。其次，在支持亚非拉国家反殖斗争中，印度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色彩。如第一次印支战争时期胡志明向印度寻求援助，尼赫鲁口头上表示支持印支人民的自由事业，实际行动却是拒绝为援助越南的印度“志愿军”民间组织提供护照和交通便利，其时印度正在积极争取与法国谈判收复本地治理、开利开尔、亚纳昂等五个法属殖民据点，不愿意因支持越南反法斗争得罪法国。最后，在涉及印度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方面，印度政府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继续扩大英国的殖民遗产。1947年，印度政府拒绝西藏当局谈判收回利权的要求。1949年和1950年，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印度将对不丹、锡金以及尼泊尔等国内政外交的控制合法化。
总之，在外交政策上，印度反殖主义取向比较复杂，在国际社会是积极支持反殖斗争，但又十分注重维护本国利益，在南亚地区是坚持甚至是扩大英国的殖民遗产。印度的反殖主义取向和利己主义政策也影响到印度对华政策和中印关系。
二、反殖主义与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
长期以来，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秉持反殖立场，将中国看作天然伙伴。在1927年受压迫民族大会上尼赫鲁就提倡中印联合反帝，1936年他又提议建立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联盟。在《印度的发现》等著作中，尼赫鲁对中国的文化、民族精神和发展前途赞誉有加，一再提倡中印等国建立亚洲联盟。但是，独立印度政府拒绝蒋介石的中、印、缅等国组建反共同盟的建议，尼赫鲁是从反殖主义而不是资社斗争来确立对华政策的。因而，在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尼赫鲁政府继续对华友好的政策，1949年12月30日，不满英国的拖延和不顾美国的反对，尼赫鲁以印度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友好，但并不信任，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革命渗透十分警惕，关注着中国对印度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批评以及对印度学生、商人生活和财产的干涉。与此同时，尼赫鲁十分看重中国在反对新旧殖民势力和寻求改良世界秩序至少是建立亚洲新格局等方面的支持，“尼赫鲁把中国视为印度在亚洲的天然伙伴，他希望两国联合起来向把印度沦为殖民地、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挑战，并打败他们，自己来把握亚洲的命运。”为了实现中印联合，尼赫鲁拒绝包围中国、避免公开反对中国“占有”西藏、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还极力调和矛盾甚至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1954年，中印两国还签署协议，印度放弃从英国继承的在西藏的贸易和交通方面的殖民特权，两国同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双边关系，尼赫鲁政府对华友好政策最终确立。
尼赫鲁走向联合中国与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认知有关，他并不将共产党中国看作洪水猛兽，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多于“共产主义”的胜利，“新中国注定成为当今世界大国，但难说其共产主义模式和苏联模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首先尼赫鲁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将超越来自亚洲之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同印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其次，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也就是中国是摆脱了帝国主义束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亲近其西方共产主义国家，但寻求融入亚洲主流。再次，印度认为中国注定要成为世界大国，尼赫鲁将中国崛起看作亚洲民族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将中国视为印度建立亚洲新秩序的伙伴。对于中印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尼赫鲁相信近代共同的反殖经历将克服两国的国家个性差异。印度驻华大使萨尔达尔·潘尼迦还十分强调中印两国在争取独立和解决亚洲问题方面的共同点，也就是两国革命的政治目标都追求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以及在全部国土上建立唯一并不受挑战的政权，在建立亚洲秩序方面两国都不满西方国家不愿亚洲人处理亚洲问题和企图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在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后，面对美巴同盟的威胁，印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和联合中国。在反殖共同诉求的推动下，1954年中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友好关系，并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携手推动亚非国家联合反殖。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中印在历史、经济乃至社会文化方面的交往较少，以经贸关系为例，两国贸易总额较低，1953年仅有440万美元，1954年达到690万美元，1955年攀升到1970万美元，1956年也不过是增长到2550万美元。两国走向联合的主要动力是反殖特别是反美的共同诉求，1954年毛泽东向来访的尼赫鲁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然而，中印两国对待新旧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遗产的立场和政策并不相同，这导致两国在反殖问题上出现矛盾和分歧，最终分道扬镳、走向冲突。控制印度后，英国殖民政权继续向印度周边扩张，向东攫取了中国西藏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领土，迫使西藏政府给予贸易、交通等方面的特权，并将这些殖民遗产留给了印度。尽管中印都反对殖民统治，但在对待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及西藏问题上，两国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反对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要求废除英国在西藏的殖民特权。印度既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反对者，又是继承者，印度在对待英国殖民遗产上具有两面性，“印度虽然痛骂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的侵略，却是认为英国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之所得，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遗产。印度是大英帝国这一切权利的继承人。”在对华边界政策上，印度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尤为明显，印度一方面继承英国的边界遗产，延续英国的边境推进政策和建立“缓冲区”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历史边界论”，竭力反对中印边界是英国侵略的遗产的说法。印度民族主义者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拒绝英国的印度国家是由英国建立的观点，主张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相同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并努力重新恢复印度的独立自主地位。而且，在国家统一及国家身份方面，印度世俗民族主义者将领土与历史文化相连，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将领土与宗教相连，两者都是以领土来界定国家身份，都将印度的领土和边界“神圣化”，1947年分治后还将来自于内部或外来的任何领土挑战看作是对神圣领土的亵渎。因为，独立后印巴分治以及印巴克什米尔争议等，使印度存在严重的领土统一和国家身份问题，印度更加重视捍卫“神圣边界”。印度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大力宣扬历史边界观念和主张。尼赫鲁就曾指出，传统、习惯以及几个世纪的管理证明印度边界早已确定，英国做得更多的是开发、发现、争论和巩固这些证据，而不是制造证据。而且，英国在边界发展领域的政策与选择常常并不准确，尼赫鲁及其官员在独立后作出的某些决定是必要的。
英国在西藏的殖民遗产包括英国在西藏特权的有形遗产和关于西藏地位的无形遗产。中印关于英国有形遗产的处理还算顺利，尽管1950年中国解放西藏后印度出现了指责中国侵略、要求实行军事干预、不愿放弃殖民特权等主张，但1954年尼赫鲁政府与中国签约放弃了在西藏的特权，因为印度没有进行干预的军事实力，印度需要联合中国推翻亚洲旧殖民秩序和对付美国新殖民主义威胁，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尼赫鲁对英国特权的拒绝和放弃。在为1954年中印协定辩护时，尼赫鲁指出，印度独立以来做得最好的是签署中印协定，这对印度、亚洲以及世界都有好处；印度不能延续英国在西藏保持治外法权的政策；印度即使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无论如何也是迟早要放弃这些特权；印度无权在其他独立国家驻军，英国帝国主义传统之下的印藏昔日联系是不合法的；条约与地图是英帝国主义的产物，时代已经变化。
然而，英国关于西藏地位的无形遗产一直留存，直至今日还严重干扰着中印关系。元代以来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着政治从属关系或朝贡关系，英国用“宗主权”翻译和界定清王朝与西藏地区的复杂关系，并试图迫使清政府放弃对西藏的统治和将西藏纳入英印政府的势力范围。但是，帝国主义的宗主关系与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及其藩属关系有着重要的差别，两者之间并不是同质的。英国制造“宗主权”观念并将西藏乃至整个中国纳入西方的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导致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成为问题，这也影响了印度的西藏地位认知和西藏政策。印度主要政治势力不接受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不少人强调印度与西藏在地理、经济、宗教、圣地、生活方式、文化、和平共处历史传统等方面的联系。从1951年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来看，尼赫鲁对西藏地位认知比较模糊，在谈到西姆拉会议和西藏签约时他说中藏平起平坐，但后来又怀疑西藏的独立地位，甚至对达赖所说的否定西藏独立会引发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问题十分恼怒。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尼赫鲁政府采取的也是模糊政策，接受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但更强调西藏的高度自治，只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宗主权”，不接受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甚至宣扬“西藏自由是印度的深刻感情和核心利益”。 长期以来，英国制造的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严重干扰了印度对华政策和中印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采取承认中国的友好政策，但在1950年西藏问题出现后，印度对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在印度国内引起激烈的争论。从印度战略利益、国家力量以及中印长期相邻等现实情况出发，通过签署1954年中印协定，尼赫鲁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对华友好政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在西藏的边防，尼赫鲁对华政策很快遇到边界问题的新挑战，好在中印都避免边界冲突，主张和平处理边界纠纷，中印边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因为，尽管独立后印度一直在边界推行蚕食政策，但边界问题也不是其优先事项，印度最为紧急的国内外事务是建设政权、发展经济和对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给印度造成巨大压力，尼赫鲁的考虑是：与中国友好最为重要，边界事务次之，西藏地位可以牺牲。从中国方面看，建国之初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立足未稳，从统一战线角度又需要争取和团结印度，不得不延续传统的拖延政策。此外，冷战初期还有众多的共同因素推动中印走向合作，“尼赫鲁在冷战冲突以来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反殖斗争以及强调亚洲团结使之寻求与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和统一战线战略使之多年来给予印度特别而友好的关注。”然而，在1958年中国修建完成新藏公路后，中印边界纠纷在印度公开化，印度对华友好政策遭受更大的挑战，在国内压力下尼赫鲁也不得不亲自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正当中印高层致力于和平处理边界争端之时，又一场西藏危机出现。1959年西藏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和边界争端扩大化，还对印度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形成巨大挑战。对于1959年3月西藏发生的全面叛乱，印度国内反应激烈，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西藏叛乱，一些媒体发表反华言论，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指责中国侵入、占领西藏并使之变成殖民地，宣扬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对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胁，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镇压西藏叛匪的行动进行抗议，甚至“重新估计”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除了印度共产党外，印度所有团体都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在印度议会，反对派激烈反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对中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和印度的不干预政策十分愤怒。
最初，尼赫鲁政府坚持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对西藏问题的反应相对克制，对于反对派对政府放弃西藏权力的指责和干涉西藏问题的要求，尼赫鲁强调印度以前的各届政府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或主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遗产，印度不能在西藏或世界上任何国家寻求特权。“从完全实际的观念来看，且不说感情，就法律条文及其履行来说我们不能在西藏做任何事情，这是很明显的。”尼赫鲁对西藏叛乱的处理是尽力稳定局势，在维护印度利益的同时保持中印友好关系，但印度竭力维持西藏高度自治与中国坚持在西藏主权难以相容，在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叛乱寻求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平衡政策难以为继。面对印度反对派和公众的激烈反应，尼赫鲁的天平逐渐偏向国内，对西藏问题的界定从“意愿冲突”上升为“民族起义”，他还指责中国的军事压力、军事扩张以及冷战语言。在中国顺利镇压西藏叛乱和加快西藏改革步伐后，印度国内对尼赫鲁西藏政策的不满和指责升级，随着与西藏问题相连的中印边界纷争走向公开化和扩大化，尼赫鲁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进一步增长。为了化解国内压力，1959年4月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及其追随者，尼赫鲁还亲自前往接见。同年10月尼赫鲁政府又将中印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文件公之于众，这些行动导致尼赫鲁丧失了对华政策的决策主导权，并加剧了中国的不满，恶化了业已十分紧张的中印关系。在舆论战中，中国指责印度是新旧殖民势力的仆从，企图将西藏变成半殖民地，印度非官方力量指责中国在西藏进行侵略和殖民。显然，中印在反帝反殖方面成为对手而不是伙伴，两国之间的联合基础不复存在，双方友好关系走向终结。
在中印关系恶化的同时，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快速改善，加剧了中国对印度的不满和不信任。1955年以来美国不再排斥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为了与苏联争夺印度，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都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并适度调整了印度十分忌讳的美巴同盟关系，印美关系大为改善。与此同时，因为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和主要威胁。在中国看来，尼赫鲁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主义的仆人，印度不再与中国结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印度开始日益依赖美国援助，其西藏立场损害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尼赫鲁将自治区理解为一种保护国是帝国主义态度。
更为糟糕的是，在西藏叛乱期间，中国在西藏西南部加强防务力量，阻止叛乱分子出入边境和进行骚扰，印度也扩充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中印边界现状急剧改变。在中印军队在边境地区形成对峙局势之时，印度对华政策完全为强硬声音主导，尼赫鲁政府又被“历史边界”的民族主义神话绑架，拒绝进行边界谈判，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烈并最终走向边界冲突，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快速走向敌对。
三、从中印反殖合作和分歧看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的脆弱性
建国之初，相似的反殖经历和共同的反殖诉求一度将中印两国联合在一起。但是，中印两国的合作基础十分薄弱，美国学者就指出中印密切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也缺乏足够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联系来促进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因为各有需要处理的紧急任务，两国愿意将边界争端之类的重要事务置于一边。中印联合主要是针对新殖民主义势力首领美国，但两国与美国的矛盾和敌对程度并不相同。美国十分敌视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采取的是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外交孤立等政策和手段。美国对印度的中立政策也有所不满，但为了反对共产主义世界，对印度实行的是争取和支持政策，在印度不愿加入西方阵营后，美国才选择巴基斯坦作为反共盟友，美国为反共而援助巴基斯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巴基斯坦对付印度的力量，导致印度的不满。总的来说，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美印矛盾只是美国建立反共同盟的一个副产品，一旦美国加强对印度的支持和安抚，两国矛盾可以得到快速缓解。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向印度伸出橄榄枝和加大援助后，印美关系很快走向缓和。 在对待旧殖民主义势力特别是英国及其殖民遗产方面，中印两国也存在很大差别，这是导致两国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中印两国反殖方式和独立道路差异较大，印度采取和平方式反对英国统治，没有发展到反英武装斗争阶段，也没有导致印英仇恨，印度还成为英印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如继承了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建立缓冲区势力范围政策以及在西藏的特权。独立后，印度一方面反对殖民统治和前殖民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又与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赖并积极争取其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方式反对和赶走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建国后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比较彻底的反帝政策，中国还将新殖民势力的主要力量美国看作首要敌人。对于中印边界和西藏地位等英国殖民遗产，中印两国更是立场对立，矛盾难以调和。
尽管中印曾经携手通过万隆会议等平台推进亚非国家在反殖斗争和维护独立方面进行合作，但两国在反殖方式及各自地位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引入潘查希拉和不结盟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尼赫鲁寻求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则急切地通过促进东方乃至世界的中国式革命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实际上，中印两国更为关注的是内部巩固和建设，为了解决国内问题，印度一直留在英联邦并竭力争取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中国则是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印无力、无意也无法在打击新旧殖民势力方面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
中印反殖合作有限，并在反殖立场和主张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这导致尼赫鲁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十分脆弱。在印度社会内部，对华认知和主张存在较大差距，印度左翼赞成中印在文化、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联系，右翼则在领土问题上作出激烈反应，还认为中国会损害印度的亚洲领导地位和国家尊严。尽管在尼赫鲁的主导下，印度对华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度化，但反殖主义无法弥合印度国内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尼赫鲁对华政策没有得到文武高官的普遍接受。在印度，不少民族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不满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威胁和敌人，极力抵制中印友好与和平共处，积极利用中印在边界和西藏问题等英国殖民遗产方面的矛盾与分歧煽动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逼迫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乃至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强硬立场。随着中印在边界和西藏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尼赫鲁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改变了对华政策。
总之，中印有着遭受殖民压迫的共同经历和反对新旧殖民统治的相似主张，在国际舞台上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双边关系。但是，中印两国的反殖方式和独立道路不尽相同，导致两国对待新旧殖民势力及其殖民遗产的态度和立场也不完全一致。在国际场合，印度反对殖民主义并不彻底，奉行实用主义，中印两国的反殖合作难以推进。在南亚地区，印度还成为殖民统治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不能彻底与殖民主义切割，反而将殖民遗产认定为“神圣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中印关系破裂，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共处快速走向强硬甚至是敌对。
（编辑 毛悦）
[关键词]尼赫鲁政府；反殖主义；对华政策
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快速走向敌对，学者们从地缘政治、外交决策、国际环境以及印度国内政治等角度进行了众多研究，但很少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考察。尼赫鲁一直拒绝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争斗，1962年中印冲突发生后他还刻意将反华与反共分开。然而，独立初期印度拒绝资社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意味着印度在外交方面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本文认为，相似的反殖经历和诉求将中印两国联合在一起，但中印在反殖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也是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走向敌视的重要原因。
一、印度外交政策的反殖主义取向
独立后，为了处理最为急迫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选择了和平、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他强调：“我们将尽可能地远离不同集团相互对立的强权政治，不与其中的任何一方结盟。因为这种对立的集团过去曾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今天仍可能给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中立政策，而是具有明显的反殖倾向，“印度对国际问题的反应经常是由其将世界分为前殖民集团和反殖民集团的事实所决定”。尼赫鲁不认同冷战后国际共产主义比殖民主义威胁更大的西方观念，他认为亚洲的真正问题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他还说殖民主义是亚洲与非洲的最大威胁并引发了共产主义。西方国家不愿放弃殖民统治，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数亚非国家面临着“新殖民主义”威胁，印度反对以寻求经济利用并最终达成以政治控制为目标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印度选择不结盟政策也与其反殖主义取向有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印度毫无疑问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殖民势力犹存厌恶和不信任感，不愿加入主要由殖民者和前殖民者组成的西方阵营。尼赫鲁信仰和坚持自由主义制度，但并不反感马克思主义，甚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和分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社会，没有共产主义的某种合法性，不结盟或民族主义呼吁都不可能成功。
印度的反殖主义首先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印度政策中的反殖主义源于其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自身经历，源于对殖民统治者利用殖民地的关系的基本感觉。”通过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的民众性反殖斗争，反帝反殖思想在印度深入人心，并最终迫使英国退出印度。独立后，印度的反殖诉求并未戛然而止，“印度政府和民间一致认为，印度实行的政策应该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推动世界向公正平等和无核化发展，促进民主、经济正义并捍卫国家尊严。”其次，反殖主义也是印度的现实利益需要。在英国政府和军队陆续撤离印度后，英国资本继续控制着印度重要经济部门和对外贸易，印度90%以上的外贸货物也是由英国船只装运，法国和葡萄牙还继续占据着印度的几个小岛，这些都阻碍着印度实现真正独立。此外，二战后，为了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帮助英、法、荷、比等北约盟友恢复对其亚洲殖民地的控制，并不断增加自身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组建军事集团，在南亚支持印度夙敌巴基斯坦并试图插手克什米尔问题，这对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造成了危害和威胁。再次，反殖主义还体现了印度对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印度将自己看作反对殖民主义的主要力量和象征，“作为首个从欧洲统治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印度有责任以和平方式解放其他殖民地，并促成地区合作框架的形成。”印度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殖斗争，独立前尼赫鲁组织了亚洲会议，独立后他发起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并积极利用联合国舞台推动反殖运动。印度积极推行反殖政策的部分动机是要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种力量，印度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当然领袖，而通过支持反殖斗争建立更为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有利于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但是，反殖主义只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一面旗帜，而不是基本原则。首先，印度的反殖立场并不彻底。在反殖主义者看来，印度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反殖斗争并不满新旧殖民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但独立后却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并一直积极争取和十分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在反共主义者看来，尼赫鲁政府的反殖立场也不彻底，是根据自身经历将殖民者界定为西方殖民统治者，并不反对苏联。其次，在支持亚非拉国家反殖斗争中，印度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色彩。如第一次印支战争时期胡志明向印度寻求援助，尼赫鲁口头上表示支持印支人民的自由事业，实际行动却是拒绝为援助越南的印度“志愿军”民间组织提供护照和交通便利，其时印度正在积极争取与法国谈判收复本地治理、开利开尔、亚纳昂等五个法属殖民据点，不愿意因支持越南反法斗争得罪法国。最后，在涉及印度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方面，印度政府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继续扩大英国的殖民遗产。1947年，印度政府拒绝西藏当局谈判收回利权的要求。1949年和1950年，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印度将对不丹、锡金以及尼泊尔等国内政外交的控制合法化。
总之，在外交政策上，印度反殖主义取向比较复杂，在国际社会是积极支持反殖斗争，但又十分注重维护本国利益，在南亚地区是坚持甚至是扩大英国的殖民遗产。印度的反殖主义取向和利己主义政策也影响到印度对华政策和中印关系。
二、反殖主义与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
长期以来，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秉持反殖立场，将中国看作天然伙伴。在1927年受压迫民族大会上尼赫鲁就提倡中印联合反帝，1936年他又提议建立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联盟。在《印度的发现》等著作中，尼赫鲁对中国的文化、民族精神和发展前途赞誉有加，一再提倡中印等国建立亚洲联盟。但是，独立印度政府拒绝蒋介石的中、印、缅等国组建反共同盟的建议，尼赫鲁是从反殖主义而不是资社斗争来确立对华政策的。因而，在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尼赫鲁政府继续对华友好的政策，1949年12月30日，不满英国的拖延和不顾美国的反对，尼赫鲁以印度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友好，但并不信任，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革命渗透十分警惕，关注着中国对印度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批评以及对印度学生、商人生活和财产的干涉。与此同时，尼赫鲁十分看重中国在反对新旧殖民势力和寻求改良世界秩序至少是建立亚洲新格局等方面的支持，“尼赫鲁把中国视为印度在亚洲的天然伙伴，他希望两国联合起来向把印度沦为殖民地、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挑战，并打败他们，自己来把握亚洲的命运。”为了实现中印联合，尼赫鲁拒绝包围中国、避免公开反对中国“占有”西藏、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还极力调和矛盾甚至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1954年，中印两国还签署协议，印度放弃从英国继承的在西藏的贸易和交通方面的殖民特权，两国同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双边关系，尼赫鲁政府对华友好政策最终确立。
尼赫鲁走向联合中国与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认知有关，他并不将共产党中国看作洪水猛兽，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多于“共产主义”的胜利，“新中国注定成为当今世界大国，但难说其共产主义模式和苏联模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首先尼赫鲁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将超越来自亚洲之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同印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其次，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也就是中国是摆脱了帝国主义束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亲近其西方共产主义国家，但寻求融入亚洲主流。再次，印度认为中国注定要成为世界大国，尼赫鲁将中国崛起看作亚洲民族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将中国视为印度建立亚洲新秩序的伙伴。对于中印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尼赫鲁相信近代共同的反殖经历将克服两国的国家个性差异。印度驻华大使萨尔达尔·潘尼迦还十分强调中印两国在争取独立和解决亚洲问题方面的共同点，也就是两国革命的政治目标都追求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以及在全部国土上建立唯一并不受挑战的政权，在建立亚洲秩序方面两国都不满西方国家不愿亚洲人处理亚洲问题和企图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在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后，面对美巴同盟的威胁，印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和联合中国。在反殖共同诉求的推动下，1954年中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友好关系，并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携手推动亚非国家联合反殖。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中印在历史、经济乃至社会文化方面的交往较少，以经贸关系为例，两国贸易总额较低，1953年仅有440万美元，1954年达到690万美元，1955年攀升到1970万美元，1956年也不过是增长到2550万美元。两国走向联合的主要动力是反殖特别是反美的共同诉求，1954年毛泽东向来访的尼赫鲁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然而，中印两国对待新旧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遗产的立场和政策并不相同，这导致两国在反殖问题上出现矛盾和分歧，最终分道扬镳、走向冲突。控制印度后，英国殖民政权继续向印度周边扩张，向东攫取了中国西藏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领土，迫使西藏政府给予贸易、交通等方面的特权，并将这些殖民遗产留给了印度。尽管中印都反对殖民统治，但在对待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及西藏问题上，两国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反对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要求废除英国在西藏的殖民特权。印度既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反对者，又是继承者，印度在对待英国殖民遗产上具有两面性，“印度虽然痛骂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的侵略，却是认为英国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之所得，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遗产。印度是大英帝国这一切权利的继承人。”在对华边界政策上，印度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尤为明显，印度一方面继承英国的边界遗产，延续英国的边境推进政策和建立“缓冲区”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历史边界论”，竭力反对中印边界是英国侵略的遗产的说法。印度民族主义者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拒绝英国的印度国家是由英国建立的观点，主张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相同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并努力重新恢复印度的独立自主地位。而且，在国家统一及国家身份方面，印度世俗民族主义者将领土与历史文化相连，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则将领土与宗教相连，两者都是以领土来界定国家身份，都将印度的领土和边界“神圣化”，1947年分治后还将来自于内部或外来的任何领土挑战看作是对神圣领土的亵渎。因为，独立后印巴分治以及印巴克什米尔争议等，使印度存在严重的领土统一和国家身份问题，印度更加重视捍卫“神圣边界”。印度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大力宣扬历史边界观念和主张。尼赫鲁就曾指出，传统、习惯以及几个世纪的管理证明印度边界早已确定，英国做得更多的是开发、发现、争论和巩固这些证据，而不是制造证据。而且，英国在边界发展领域的政策与选择常常并不准确，尼赫鲁及其官员在独立后作出的某些决定是必要的。
英国在西藏的殖民遗产包括英国在西藏特权的有形遗产和关于西藏地位的无形遗产。中印关于英国有形遗产的处理还算顺利，尽管1950年中国解放西藏后印度出现了指责中国侵略、要求实行军事干预、不愿放弃殖民特权等主张，但1954年尼赫鲁政府与中国签约放弃了在西藏的特权，因为印度没有进行干预的军事实力，印度需要联合中国推翻亚洲旧殖民秩序和对付美国新殖民主义威胁，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尼赫鲁对英国特权的拒绝和放弃。在为1954年中印协定辩护时，尼赫鲁指出，印度独立以来做得最好的是签署中印协定，这对印度、亚洲以及世界都有好处；印度不能延续英国在西藏保持治外法权的政策；印度即使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无论如何也是迟早要放弃这些特权；印度无权在其他独立国家驻军，英国帝国主义传统之下的印藏昔日联系是不合法的；条约与地图是英帝国主义的产物，时代已经变化。
然而，英国关于西藏地位的无形遗产一直留存，直至今日还严重干扰着中印关系。元代以来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着政治从属关系或朝贡关系，英国用“宗主权”翻译和界定清王朝与西藏地区的复杂关系，并试图迫使清政府放弃对西藏的统治和将西藏纳入英印政府的势力范围。但是，帝国主义的宗主关系与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及其藩属关系有着重要的差别，两者之间并不是同质的。英国制造“宗主权”观念并将西藏乃至整个中国纳入西方的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导致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成为问题，这也影响了印度的西藏地位认知和西藏政策。印度主要政治势力不接受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不少人强调印度与西藏在地理、经济、宗教、圣地、生活方式、文化、和平共处历史传统等方面的联系。从1951年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来看，尼赫鲁对西藏地位认知比较模糊，在谈到西姆拉会议和西藏签约时他说中藏平起平坐，但后来又怀疑西藏的独立地位，甚至对达赖所说的否定西藏独立会引发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问题十分恼怒。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尼赫鲁政府采取的也是模糊政策，接受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但更强调西藏的高度自治，只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宗主权”，不接受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甚至宣扬“西藏自由是印度的深刻感情和核心利益”。 长期以来，英国制造的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严重干扰了印度对华政策和中印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采取承认中国的友好政策，但在1950年西藏问题出现后，印度对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在印度国内引起激烈的争论。从印度战略利益、国家力量以及中印长期相邻等现实情况出发，通过签署1954年中印协定，尼赫鲁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对华友好政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在西藏的边防，尼赫鲁对华政策很快遇到边界问题的新挑战，好在中印都避免边界冲突，主张和平处理边界纠纷，中印边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因为，尽管独立后印度一直在边界推行蚕食政策，但边界问题也不是其优先事项，印度最为紧急的国内外事务是建设政权、发展经济和对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给印度造成巨大压力，尼赫鲁的考虑是：与中国友好最为重要，边界事务次之，西藏地位可以牺牲。从中国方面看，建国之初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立足未稳，从统一战线角度又需要争取和团结印度，不得不延续传统的拖延政策。此外，冷战初期还有众多的共同因素推动中印走向合作，“尼赫鲁在冷战冲突以来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反殖斗争以及强调亚洲团结使之寻求与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和统一战线战略使之多年来给予印度特别而友好的关注。”然而，在1958年中国修建完成新藏公路后，中印边界纠纷在印度公开化，印度对华友好政策遭受更大的挑战，在国内压力下尼赫鲁也不得不亲自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正当中印高层致力于和平处理边界争端之时，又一场西藏危机出现。1959年西藏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和边界争端扩大化，还对印度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形成巨大挑战。对于1959年3月西藏发生的全面叛乱，印度国内反应激烈，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西藏叛乱，一些媒体发表反华言论，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指责中国侵入、占领西藏并使之变成殖民地，宣扬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对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胁，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镇压西藏叛匪的行动进行抗议，甚至“重新估计”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除了印度共产党外，印度所有团体都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在印度议会，反对派激烈反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对中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和印度的不干预政策十分愤怒。
最初，尼赫鲁政府坚持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对西藏问题的反应相对克制，对于反对派对政府放弃西藏权力的指责和干涉西藏问题的要求，尼赫鲁强调印度以前的各届政府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或主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遗产，印度不能在西藏或世界上任何国家寻求特权。“从完全实际的观念来看，且不说感情，就法律条文及其履行来说我们不能在西藏做任何事情，这是很明显的。”尼赫鲁对西藏叛乱的处理是尽力稳定局势，在维护印度利益的同时保持中印友好关系，但印度竭力维持西藏高度自治与中国坚持在西藏主权难以相容，在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叛乱寻求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平衡政策难以为继。面对印度反对派和公众的激烈反应，尼赫鲁的天平逐渐偏向国内，对西藏问题的界定从“意愿冲突”上升为“民族起义”，他还指责中国的军事压力、军事扩张以及冷战语言。在中国顺利镇压西藏叛乱和加快西藏改革步伐后，印度国内对尼赫鲁西藏政策的不满和指责升级，随着与西藏问题相连的中印边界纷争走向公开化和扩大化，尼赫鲁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进一步增长。为了化解国内压力，1959年4月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及其追随者，尼赫鲁还亲自前往接见。同年10月尼赫鲁政府又将中印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文件公之于众，这些行动导致尼赫鲁丧失了对华政策的决策主导权，并加剧了中国的不满，恶化了业已十分紧张的中印关系。在舆论战中，中国指责印度是新旧殖民势力的仆从，企图将西藏变成半殖民地，印度非官方力量指责中国在西藏进行侵略和殖民。显然，中印在反帝反殖方面成为对手而不是伙伴，两国之间的联合基础不复存在，双方友好关系走向终结。
在中印关系恶化的同时，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快速改善，加剧了中国对印度的不满和不信任。1955年以来美国不再排斥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为了与苏联争夺印度，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都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并适度调整了印度十分忌讳的美巴同盟关系，印美关系大为改善。与此同时，因为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和主要威胁。在中国看来，尼赫鲁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主义的仆人，印度不再与中国结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印度开始日益依赖美国援助，其西藏立场损害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尼赫鲁将自治区理解为一种保护国是帝国主义态度。
更为糟糕的是，在西藏叛乱期间，中国在西藏西南部加强防务力量，阻止叛乱分子出入边境和进行骚扰，印度也扩充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中印边界现状急剧改变。在中印军队在边境地区形成对峙局势之时，印度对华政策完全为强硬声音主导，尼赫鲁政府又被“历史边界”的民族主义神话绑架，拒绝进行边界谈判，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烈并最终走向边界冲突，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快速走向敌对。
三、从中印反殖合作和分歧看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的脆弱性
建国之初，相似的反殖经历和共同的反殖诉求一度将中印两国联合在一起。但是，中印两国的合作基础十分薄弱，美国学者就指出中印密切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也缺乏足够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联系来促进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因为各有需要处理的紧急任务，两国愿意将边界争端之类的重要事务置于一边。中印联合主要是针对新殖民主义势力首领美国，但两国与美国的矛盾和敌对程度并不相同。美国十分敌视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采取的是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外交孤立等政策和手段。美国对印度的中立政策也有所不满，但为了反对共产主义世界，对印度实行的是争取和支持政策，在印度不愿加入西方阵营后，美国才选择巴基斯坦作为反共盟友，美国为反共而援助巴基斯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巴基斯坦对付印度的力量，导致印度的不满。总的来说，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美印矛盾只是美国建立反共同盟的一个副产品，一旦美国加强对印度的支持和安抚，两国矛盾可以得到快速缓解。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向印度伸出橄榄枝和加大援助后，印美关系很快走向缓和。 在对待旧殖民主义势力特别是英国及其殖民遗产方面，中印两国也存在很大差别，这是导致两国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中印两国反殖方式和独立道路差异较大，印度采取和平方式反对英国统治，没有发展到反英武装斗争阶段，也没有导致印英仇恨，印度还成为英印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如继承了英国制造的中印边界、建立缓冲区势力范围政策以及在西藏的特权。独立后，印度一方面反对殖民统治和前殖民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又与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赖并积极争取其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方式反对和赶走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建国后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比较彻底的反帝政策，中国还将新殖民势力的主要力量美国看作首要敌人。对于中印边界和西藏地位等英国殖民遗产，中印两国更是立场对立，矛盾难以调和。
尽管中印曾经携手通过万隆会议等平台推进亚非国家在反殖斗争和维护独立方面进行合作，但两国在反殖方式及各自地位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引入潘查希拉和不结盟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尼赫鲁寻求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则急切地通过促进东方乃至世界的中国式革命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实际上，中印两国更为关注的是内部巩固和建设，为了解决国内问题，印度一直留在英联邦并竭力争取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中国则是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印无力、无意也无法在打击新旧殖民势力方面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
中印反殖合作有限，并在反殖立场和主张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这导致尼赫鲁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十分脆弱。在印度社会内部，对华认知和主张存在较大差距，印度左翼赞成中印在文化、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联系，右翼则在领土问题上作出激烈反应，还认为中国会损害印度的亚洲领导地位和国家尊严。尽管在尼赫鲁的主导下，印度对华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度化，但反殖主义无法弥合印度国内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尼赫鲁对华政策没有得到文武高官的普遍接受。在印度，不少民族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不满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威胁和敌人，极力抵制中印友好与和平共处，积极利用中印在边界和西藏问题等英国殖民遗产方面的矛盾与分歧煽动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逼迫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乃至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强硬立场。随着中印在边界和西藏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尼赫鲁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改变了对华政策。
总之，中印有着遭受殖民压迫的共同经历和反对新旧殖民统治的相似主张，在国际舞台上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双边关系。但是，中印两国的反殖方式和独立道路不尽相同，导致两国对待新旧殖民势力及其殖民遗产的态度和立场也不完全一致。在国际场合，印度反对殖民主义并不彻底，奉行实用主义，中印两国的反殖合作难以推进。在南亚地区，印度还成为殖民统治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不能彻底与殖民主义切割，反而将殖民遗产认定为“神圣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中印关系破裂，印度对华政策从友好共处快速走向强硬甚至是敌对。
（编辑 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