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零件。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把生活看作人生第一桩要事，所以不赞成早谈专门；早谈专门便是早走狭路，而早走狭路的人对于生活常不能见得面面俱到。前天G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颇有趣，很能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的水力都空费了！”这三句话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许多人因为站在狭路上，只能见到诸方面的某一面，便说他人所见到的都不如他的真确。前几年大家曾煞有介事地争辩哲学和科学，争辩美术和宗教，不都是坐井观天而诬天渺小吗？
　　我最怕和谈专门的书呆子在一起，你同他谈话，他三句话就不离本行。谈到本行以外，旁人所以为兴味盎然的事物，他听之则麻木不能感觉，像这样的人是因为做学问而忘记生活了。我特地提出这一点来说，因为我想现在许多人大谈职业教育，而不知单讲职业教育也颇危险。我并非反对职业教育，却深深地感觉到职业教育应该有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倘若先没有多方面的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则职业教育的流弊，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肤浅偏狭。
　　许多人一开口就谈专门，谈研究。他们说，欧美学问进步之所以迅速，是由于治学尚专门。原来不专则不精，固是自然之理，可“专”也并非任何人所能说的。倘若基础树得不宽广，你就是“专”，也绝对不能专到多远。自然和学问都是有机的系统，其中各部分常息息相通，牵此则动彼。倘若你对其他各部分都茫无所知，而专门研究某一部分，实在是不可能的。哲学和历史，须有一切学问做根底；文学与哲学、历史也密切相关。科学是比较可以专习的，而实亦不尽然，比方生物学，要研究到精深的地步，不能不通化学，不能不通物理学，不能不通地质学，不能不通数学和统计学，不能不通心理学。许多人连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基础也没有，便谈专门研究生物学，是无异于未学爬而先学跑的。我时常想，做学问这件事，先要能博大而后能精深。“博学守约”，真是至理名言。亚里士多德是种种学问的祖宗；康德在大学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授；歌德是一代文豪而于科学上也很有建树；亚当·斯密是英国经济学的始祖，而他在大学是教授文学的；近如罗素，他对于数学、哲学、政治学样样都能登峰造极。这是我信笔写来的几个确例。西方大学者（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大半都能同时擅长几种学问。
　　我从前预备再做学生时，也曾痴心妄想过专门研究某科中的某某问题。来欧洲以后，看看旁人做学问所走的路径，终觉悟像我这样浅薄，就谈专门研究，真可谓“颜之厚矣”。我此时才知道从前在国内听大家所谈的“专门”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一般学者的通病就在不重根基而侈谈高远。比方“讲东西文化”的人，可以不通哲学，可以不通文学和美术，可以不通历史，可以不通科学，可以不懂宗教，而信口开河，凭空立说。历史学者闻之窃笑，科学家闻之窃笑，文艺批评学者闻之窃笑，只是发议论者自己在那里扬扬得意。再比方著世界文学史的人，法国文学可以不懂，英国文学可以不懂，德国文学可以不懂，希腊文学可以不懂，中国文学可以不懂，而东抄西袭，堆砌成篇，使法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英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中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只是著书人在那里大吹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