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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从解构理论的发端之一，即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入手，参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中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属性外还有第三个属性即交换价值，试图说明与商品的交换价值同理，没有交流的、孤立的语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语言的意义只在交换中产生，并分析了语言有别于所指/能指不定关系之外的另一个特性，即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工具的交换性。
【关键词】语言 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 商品价值理论 交换性
一、 概述—从索绪尔到德里达
解构主义的很多思想得力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著作。索绪尔号称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语言学理论为现代结构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他引发了后现代思潮中的语言哲学转向。 他发明了“符号”（sign）这一术语来指称语言中的任意一词。根据他的观点，符号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声音，他命名为“能指”（signifier），另一部分是思维的概念部分，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是“任意的”（arbitrary），因为能指及其所指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联，没有自然意义上的必不可分。能指的任意有多层次的表象。同样的事物，在一种语言中是A，在另一种语言中则是B；在英语中tree，在法语中成了arbre，在中文的环境中却成了“树”。而且，“一种语言所具有的概念，另一种语言就可能没有”。 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语言环境中能指是确定的，所指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滑动的。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相同的能指，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遭遇该能指的语境不同，最终也会产生所指的不同。甚至就是对同一个人来说，相同的能指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差异，因而造成所指的不同。语言的概念，由于“符号”理论的影响，变得不再是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明晰、确定。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使语言走向了空前的意义多元。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结构、解构理论家。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正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向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发起进攻。既然语言如此多元，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如此不确定，我们何以知道作者所要表达的这一种意思不是另一种呢？而德里达，通过他的《言语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1967）、《文字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1967）、《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67）及《传播》（Dissemination）（1981）等试图要表明的正是这个。在《传播》中他分析柏拉图对话录《裴德若篇》的文章《柏拉图的药》。他认为柏拉图的药（Pharmacia）既是救人的药（medicine），也是杀人的毒品（drug），当然也是一种书写（writing）。文字的概念成为一种传播，（或者说是撒播），一种“语言上的散布状态”。由于解构的作用，语言不再被视为是能精确表达作者或说话者的工具。它表达的甚至是与作者原意相反的意义。这样的认知导致了“作者之死”，或者说，“主体的消亡”。文本的解读成为读者任意的游戏，超越了作者的存在。以语言为载体的如历史等学科也不再被认为是事实的纪录，也是一种意义不定的“书写”，或者说“话语”。主体的消亡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发明这一切的人类失去了对语言的操控能力，失去了自己在文本的世界甚至是现实的世界中的地位。
解构之后我们拥有什么？王治河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历数了现状种种，哲学成了“非哲学”，学术界弥漫着一股“非中心化思潮”，还有“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等等。结构主义之后我们可以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之后我们有后现代；但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之后呢？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中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不只是德里达，拉康，福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不仅仅是西方二十世纪哲学与文论领域的语言转向。我们不再是站在一战后的十字路口的迷惘的一代；我们的面前，连路也没。
二、 比较与参照——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
但是解构主义笼罩下，事情有必要这么悲观吗？从1966年德里达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到今天，解构主义走向了极端，人们对解构主义也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对解构的批评之一是解构太局限于文本或话语的分析，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解剖。也有学者如郑敏试图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搭起桥梁，在德里达和中国的老子进行比较，把前者的“异延”或“踪迹”与道家“有”与“无”的转换比较，将前者的“书写”与“道”比较，论证解构思维（不是解构主义）自古有之，中外同一。但是有一点学者们通常都忽略了，那就是人在语言中的作用。人类对语言具有的能动性，并不是任语言主宰的物。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的工具，这一点是过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可而正是被现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所抨击的。但是这个“交流”的过程却始终未曾得到详细的剖析。语言如何从说话者口中说出、表达大脑深处的思维（包括抽象和具体的形象思维）；又如何被听者接受、在后者的大脑平层中形成可理解的事物？（当然，误解、语义的含混不清和多元不是没有。但是人类发明语言文字、并借着它们不是实实在在地延续了历史了吗？）人脑的秘密至今未能解谜，语言的奥妙，或者说，说话者和听者如何用语言交流，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我想借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来说明一点：语言的交换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商品价值理论。开篇第一章就很明确地指出商品的两个属性，或者说，“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对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是包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的劳动。有趣的是，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出了“交换价值”这一概念，无意中为商品添加了第三个属性，即“交换性”或者说“交换关系”。 《资本论》是在论述商品使用价值的时候提出交换价值这一名词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那么，什么是交换价值呢？“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
的确，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前者在马克思看来是价值实体，后者是价值量。这明明白白是《资本论》中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一体两面，对商品的阐释似乎完整了，在马克思的二元分析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体现他者——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关系的概念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商品是如何拥有交换价值的呢？交换价值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的分析是，“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 （马克思，2000：61）。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关系）我们看到了人的介入，孤立的商品不会有交换价值；是人——商品的所有者——的需要造就了商品的交换性。交换是一个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变过程，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了它的社会属性。独立地考察商品，它的交换价值不会存在。“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不管商品本身有多少属性——物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量的质的，都不会影响交换行为。 “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只要需求在，交换就在。而在交换的那一刻，被交换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是不被交换所考虑的。因为新的属性诞生了，那就是交换价值。在本文中，我试图想大胆地指出的一点是，与商品的交换价值同理，没有交流、孤立的语言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语言的意义只在交换中产生，而语言的商品拥有者是人，交换，是为了信息。没有人类的需求就没有语言，要考察语言，我们必须同时考察人类在语言中的作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可以说是巨细无比地考察了语言本身，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但是语言与说话者及听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被忽略了。语言是说话者和听者之间进行的交换活动。在实际的交流中，语言符号负载的任务更多的是为了传达意义，而不是制造不确定性。语言几千前来一直记录着人类过去的、现在的种种，本身就证明了其交流/交换功能的卓越。
三、 退一步讲——语言和意识
且不论文字和语言在现实中确确实实为我们记载了过去现在的历史这一事实，建立在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基础上的解构主义本身就要凭借语言来传达他们的主张，这就构成了解构主义一个不可解的悖论。这使很多后来的学者走向了解构主义的反面。但是我们也不必一棍子打倒所有德里达等人代表的一切，他们所解放的一元思维，以及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形成的世界多元的格局。语言的不定，意义的多元，各种语言从古有之，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并没有阻碍我们通过文字和文本去把握这个世界，和历史。我们即使不能明确、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神经系统和大脑，或者说，“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也不必去否认它们在工作的事实。世界是客观的，但是人的意识是主观的，而语言，作为人脑的产物，客观地说，其实是主观的，即使它的存在是客观的。索绪尔认为“符号”是任意的，但是如果有了人的介入，这一任意性就大大减弱了。中国人称为“花”， 英国人称为“flower”，法国人称为“fleur”，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任意性几乎不起作用，因为即使两国人碰到一起，通常也只用一种语言交流。也就是说，在语言交换的作用下，在同一语境中，语言的任意性大大降低了。
那么，本文第一节引述索绪尔的论证，即，相同的能指对不同的人，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遭遇该能指的语境不同，导致所指的不同；相同的能指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造成所指的不同——所指的这一千差万别对语言的交换功能又有什么影响呢？ 或者说，会不会造成解构主义者力图证实的那种语言意义的不可捉摸？不能为人的主观意识所把握？似乎没有这样的忧虑。约翰 · 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中试图总结不可捉摸的意识的特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意识总是以统一的形式为我们所知”。这种描述当然还是太过模糊，不能精确表达大脑是如何拥有那种“突出的能力，就是把所有通过感觉神经末梢传导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刺激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融贯的知觉经验的能力”。但是塞尔起码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大脑，或意识，有能力把看似分散的经验统合起来。语言的不定性、多义性是不是在这种统合中转成了一种单一、只在个别情况下还有些许保留呢？如果我们仔细一些，我们会发现很多语义的模糊、文字游戏的双关，其实是有心造成而阻碍交流，或者说语意交换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天不留客人留”，在书面上因为没有标点符号而造成的歧义，点上了标点就明确了。塞尔也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大脑能够把意识经验组织成一个融贯的整体：
“画在纸张上的实际线条并非真的看起来就向一张人脸，但大脑对刺激输入的组织使你得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张人脸”。
四、 结论——存疑待考
语言的存在，正如商品的产生，一向都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即交流和交换。而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各路后现代的理论家似乎在孤立的语言哲学研究中越走越远，一直走入了一个到了今天可以说是众叛亲离的死胡同。要真正揭开语言的奥妙，人类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我们永远也追不上“理式”，“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的“理式”其实就是语言概括的抽象，也就是德里达拼命解构的意义。但是中国的祖先不会因为事不可为而不为，老子也在不可道时挥洒了五千言。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解构思维和行为。语言不会因为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的泛滥而成为洪水猛兽。我不希望西方的解构浪潮同样淹没有着不同语言文化根基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希望我们的前面不会没有路。
参考文献：
[1]Derrida.Jacques.Dissemination[M].Chicago：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1.
[2]Julie Rivkin
【关键词】语言 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 商品价值理论 交换性
一、 概述—从索绪尔到德里达
解构主义的很多思想得力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著作。索绪尔号称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语言学理论为现代结构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他引发了后现代思潮中的语言哲学转向。 他发明了“符号”（sign）这一术语来指称语言中的任意一词。根据他的观点，符号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声音，他命名为“能指”（signifier），另一部分是思维的概念部分，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是“任意的”（arbitrary），因为能指及其所指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联，没有自然意义上的必不可分。能指的任意有多层次的表象。同样的事物，在一种语言中是A，在另一种语言中则是B；在英语中tree，在法语中成了arbre，在中文的环境中却成了“树”。而且，“一种语言所具有的概念，另一种语言就可能没有”。 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语言环境中能指是确定的，所指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滑动的。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相同的能指，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遭遇该能指的语境不同，最终也会产生所指的不同。甚至就是对同一个人来说，相同的能指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差异，因而造成所指的不同。语言的概念，由于“符号”理论的影响，变得不再是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明晰、确定。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使语言走向了空前的意义多元。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结构、解构理论家。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正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向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发起进攻。既然语言如此多元，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如此不确定，我们何以知道作者所要表达的这一种意思不是另一种呢？而德里达，通过他的《言语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1967）、《文字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1967）、《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67）及《传播》（Dissemination）（1981）等试图要表明的正是这个。在《传播》中他分析柏拉图对话录《裴德若篇》的文章《柏拉图的药》。他认为柏拉图的药（Pharmacia）既是救人的药（medicine），也是杀人的毒品（drug），当然也是一种书写（writing）。文字的概念成为一种传播，（或者说是撒播），一种“语言上的散布状态”。由于解构的作用，语言不再被视为是能精确表达作者或说话者的工具。它表达的甚至是与作者原意相反的意义。这样的认知导致了“作者之死”，或者说，“主体的消亡”。文本的解读成为读者任意的游戏，超越了作者的存在。以语言为载体的如历史等学科也不再被认为是事实的纪录，也是一种意义不定的“书写”，或者说“话语”。主体的消亡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发明这一切的人类失去了对语言的操控能力，失去了自己在文本的世界甚至是现实的世界中的地位。
解构之后我们拥有什么？王治河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历数了现状种种，哲学成了“非哲学”，学术界弥漫着一股“非中心化思潮”，还有“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等等。结构主义之后我们可以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之后我们有后现代；但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之后呢？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中所指 / 能指的滑动、不稳定关系，不只是德里达，拉康，福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不仅仅是西方二十世纪哲学与文论领域的语言转向。我们不再是站在一战后的十字路口的迷惘的一代；我们的面前，连路也没。
二、 比较与参照——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
但是解构主义笼罩下，事情有必要这么悲观吗？从1966年德里达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到今天，解构主义走向了极端，人们对解构主义也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对解构的批评之一是解构太局限于文本或话语的分析，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解剖。也有学者如郑敏试图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搭起桥梁，在德里达和中国的老子进行比较，把前者的“异延”或“踪迹”与道家“有”与“无”的转换比较，将前者的“书写”与“道”比较，论证解构思维（不是解构主义）自古有之，中外同一。但是有一点学者们通常都忽略了，那就是人在语言中的作用。人类对语言具有的能动性，并不是任语言主宰的物。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的工具，这一点是过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可而正是被现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所抨击的。但是这个“交流”的过程却始终未曾得到详细的剖析。语言如何从说话者口中说出、表达大脑深处的思维（包括抽象和具体的形象思维）；又如何被听者接受、在后者的大脑平层中形成可理解的事物？（当然，误解、语义的含混不清和多元不是没有。但是人类发明语言文字、并借着它们不是实实在在地延续了历史了吗？）人脑的秘密至今未能解谜，语言的奥妙，或者说，说话者和听者如何用语言交流，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我想借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来说明一点：语言的交换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商品价值理论。开篇第一章就很明确地指出商品的两个属性，或者说，“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对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是包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的劳动。有趣的是，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出了“交换价值”这一概念，无意中为商品添加了第三个属性，即“交换性”或者说“交换关系”。 《资本论》是在论述商品使用价值的时候提出交换价值这一名词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那么，什么是交换价值呢？“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
的确，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前者在马克思看来是价值实体，后者是价值量。这明明白白是《资本论》中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一体两面，对商品的阐释似乎完整了，在马克思的二元分析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体现他者——商品使用价值——量的关系的概念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商品是如何拥有交换价值的呢？交换价值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的分析是，“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 （马克思，2000：61）。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关系）我们看到了人的介入，孤立的商品不会有交换价值；是人——商品的所有者——的需要造就了商品的交换性。交换是一个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变过程，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了它的社会属性。独立地考察商品，它的交换价值不会存在。“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不管商品本身有多少属性——物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量的质的，都不会影响交换行为。 “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只要需求在，交换就在。而在交换的那一刻，被交换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是不被交换所考虑的。因为新的属性诞生了，那就是交换价值。在本文中，我试图想大胆地指出的一点是，与商品的交换价值同理，没有交流、孤立的语言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语言的意义只在交换中产生，而语言的商品拥有者是人，交换，是为了信息。没有人类的需求就没有语言，要考察语言，我们必须同时考察人类在语言中的作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可以说是巨细无比地考察了语言本身，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但是语言与说话者及听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被忽略了。语言是说话者和听者之间进行的交换活动。在实际的交流中，语言符号负载的任务更多的是为了传达意义，而不是制造不确定性。语言几千前来一直记录着人类过去的、现在的种种，本身就证明了其交流/交换功能的卓越。
三、 退一步讲——语言和意识
且不论文字和语言在现实中确确实实为我们记载了过去现在的历史这一事实，建立在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基础上的解构主义本身就要凭借语言来传达他们的主张，这就构成了解构主义一个不可解的悖论。这使很多后来的学者走向了解构主义的反面。但是我们也不必一棍子打倒所有德里达等人代表的一切，他们所解放的一元思维，以及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形成的世界多元的格局。语言的不定，意义的多元，各种语言从古有之，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并没有阻碍我们通过文字和文本去把握这个世界，和历史。我们即使不能明确、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神经系统和大脑，或者说，“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也不必去否认它们在工作的事实。世界是客观的，但是人的意识是主观的，而语言，作为人脑的产物，客观地说，其实是主观的，即使它的存在是客观的。索绪尔认为“符号”是任意的，但是如果有了人的介入，这一任意性就大大减弱了。中国人称为“花”， 英国人称为“flower”，法国人称为“fleur”，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任意性几乎不起作用，因为即使两国人碰到一起，通常也只用一种语言交流。也就是说，在语言交换的作用下，在同一语境中，语言的任意性大大降低了。
那么，本文第一节引述索绪尔的论证，即，相同的能指对不同的人，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遭遇该能指的语境不同，导致所指的不同；相同的能指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造成所指的不同——所指的这一千差万别对语言的交换功能又有什么影响呢？ 或者说，会不会造成解构主义者力图证实的那种语言意义的不可捉摸？不能为人的主观意识所把握？似乎没有这样的忧虑。约翰 · 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中试图总结不可捉摸的意识的特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意识总是以统一的形式为我们所知”。这种描述当然还是太过模糊，不能精确表达大脑是如何拥有那种“突出的能力，就是把所有通过感觉神经末梢传导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刺激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融贯的知觉经验的能力”。但是塞尔起码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大脑，或意识，有能力把看似分散的经验统合起来。语言的不定性、多义性是不是在这种统合中转成了一种单一、只在个别情况下还有些许保留呢？如果我们仔细一些，我们会发现很多语义的模糊、文字游戏的双关，其实是有心造成而阻碍交流，或者说语意交换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天不留客人留”，在书面上因为没有标点符号而造成的歧义，点上了标点就明确了。塞尔也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大脑能够把意识经验组织成一个融贯的整体：
“画在纸张上的实际线条并非真的看起来就向一张人脸，但大脑对刺激输入的组织使你得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张人脸”。
四、 结论——存疑待考
语言的存在，正如商品的产生，一向都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即交流和交换。而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各路后现代的理论家似乎在孤立的语言哲学研究中越走越远，一直走入了一个到了今天可以说是众叛亲离的死胡同。要真正揭开语言的奥妙，人类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我们永远也追不上“理式”，“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的“理式”其实就是语言概括的抽象，也就是德里达拼命解构的意义。但是中国的祖先不会因为事不可为而不为，老子也在不可道时挥洒了五千言。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解构思维和行为。语言不会因为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的泛滥而成为洪水猛兽。我不希望西方的解构浪潮同样淹没有着不同语言文化根基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希望我们的前面不会没有路。
参考文献：
[1]Derrida.Jacques.Dissemination[M].Chicago：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1.
[2]Julie Riv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