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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语文必修二教学参考书》认为,《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少年。他深受德国军国主义教育的戕害却又浑然不知,甚至愿意为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牺牲生命,幻想着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也能刻上阵亡将士纪念碑。战争摧残了他的肉体,更摧毁了他的心灵,致使他无法真正明白生命的价值。
可笔者始终有一个疑问,如果“我”只是一个懵懂无知、对战争缺乏认识的少年又为什么会对自己身处何地一事耿耿于怀呢?“我”孜孜探寻的背后是否有着一些心理诱因呢?
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我”一直寻找的是一种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終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认同实现的。
小说中的“我”正是在对外在环境的观察和在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中迫切寻找着身份的认同感。这是一场艰辛的寻找过程,更是一个认清真我的过程,是一个被战争蒙住了双眼的少年真正走出战争阴云的过程。
一、迷失自我
在“我”被抬着上楼梯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直困扰“我”的那些熟悉的事物:搪瓷小牌,《美狄亚》,石膏复制品,赫尔墨斯圆柱……毫无疑问,这些物件都是属于美术教室的,“我”对他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可是“我”一直不敢与他们相认,因为“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这些“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即便看到香蕉上涂了些东西,“我”也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
从一开始,“我”就在种种可信的证据前进行“狡辩”,竭力保持自己和这些物件的距离,此时的“我”是矛盾的,纠结的。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我”早已在战争中迷失了自己,“我”确信在这个学校里呆了八年所接触的东西,不是仅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的。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心智的被蒙蔽甚至让“我”觉得炮声是“令人惬意的”,是“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而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在“我”眼里竟然也被赋予了崇高和尊严,“我”甚至想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那座纪念碑“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
二、寻找自我
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身在何方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正是体现了“我”对自己身份的茫然,以及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对眼前美术教室的环顾让“我”开启了对这间教室的回忆。回忆中的“我”有点不学无术,有点百无聊懒。“我”也终于明白“阵亡将士纪念碑并无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处都一样,都是按一种格式成批生产的。”抬担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躺在邻床的那个人任人摆布、生死未卜。“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思考到这里,“我”对自己的身份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对自己的胳膊不能动弹也很生气。“我”已经对战争有了一些清醒的认知,知道了它的无意义与虚妄,感觉到周围的一切是如此冷漠和无情。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面临着自我定义具体化的任务,也就是个体对过去连续性的主观感知。依照埃里克森所说,自我认同作为人格的本质,包含对意识形态、角色和价值观的承诺。如果在孩提时代没有充分考虑自我的定义,那么,或者会导致不成熟的承诺,或者会导致自我同一性的弥散,结果都是没有能力认识“我是谁”。因为军国主义教育的根深蒂固,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这种歪曲的教育下长大的,对战争、对侵略、对自己在这种制度下该何去何从,“我”从未有过清醒的认知。稀里糊涂上了前线,稀里糊涂受伤回来,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17岁少年的稚嫩的自我意识。即便面对确凿无疑的证据,“我”还是在怀疑,在否认,“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
三、认识自我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自我状态是逐步发展的,其发展过程是从生理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心理的自我。而从青春期到成年是心理的自我发展阶段,这时的自我意识趋向于成熟。由此可见,心理意识终究会有趋向成熟的那一刻。因为身份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那些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十字匠架被拿走了,但墙壁上的印痕深刻而清晰。纳粹分子想要去除十字架留下的痕迹,结果反而因为粉刷匠的失误使得印痕更加明显。这个棕色的十字架痕迹让“我”在短短的一秒钟内回忆起了发生在学校的一切。十字架象征着基督为救赎人类而死的伟大与博爱,而纳粹分子却要毁灭这些美好的事物。此时的“我”终于能够确信自己在母校了。
在经过了多次的怀疑、确信、再怀疑、再确信之后,小说的最后,当“我”在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存留的笔迹时,“我”终于想起了三个月前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写下“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这段铭文的经过。铭文“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300名斯巴达战士为了守卫自己的祖国壮烈牺牲,而“我”参加的却是一场非正义的、遗臭万年的侵略战争。如果说三个月前,“我”因为无知和绝望而去了前线的话,现在隔着三个月的光阴,借着斯巴达的那段铭文,“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幼稚和愚蠢。
至此,曾经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所处之地,完成了自己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他始终只是个学生,若不是因为战争他应该还在拿着他的画笔绘画;他始终属于热爱安定祈求和平的普通百姓,若不是因为战争,他应该还可以到比尔格勒那里去抽烟,去喝牛奶。从上学时的涉世未深到经历战争后的成熟深沉,透过战争的恐怖面纱,我们看到了少年在寻找身份认同时的艰难和心智的渐趋成熟。
可笔者始终有一个疑问,如果“我”只是一个懵懂无知、对战争缺乏认识的少年又为什么会对自己身处何地一事耿耿于怀呢?“我”孜孜探寻的背后是否有着一些心理诱因呢?
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我”一直寻找的是一种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終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认同实现的。
小说中的“我”正是在对外在环境的观察和在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中迫切寻找着身份的认同感。这是一场艰辛的寻找过程,更是一个认清真我的过程,是一个被战争蒙住了双眼的少年真正走出战争阴云的过程。
一、迷失自我
在“我”被抬着上楼梯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直困扰“我”的那些熟悉的事物:搪瓷小牌,《美狄亚》,石膏复制品,赫尔墨斯圆柱……毫无疑问,这些物件都是属于美术教室的,“我”对他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可是“我”一直不敢与他们相认,因为“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这些“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即便看到香蕉上涂了些东西,“我”也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
从一开始,“我”就在种种可信的证据前进行“狡辩”,竭力保持自己和这些物件的距离,此时的“我”是矛盾的,纠结的。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我”早已在战争中迷失了自己,“我”确信在这个学校里呆了八年所接触的东西,不是仅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的。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心智的被蒙蔽甚至让“我”觉得炮声是“令人惬意的”,是“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而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在“我”眼里竟然也被赋予了崇高和尊严,“我”甚至想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那座纪念碑“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
二、寻找自我
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身在何方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正是体现了“我”对自己身份的茫然,以及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对眼前美术教室的环顾让“我”开启了对这间教室的回忆。回忆中的“我”有点不学无术,有点百无聊懒。“我”也终于明白“阵亡将士纪念碑并无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处都一样,都是按一种格式成批生产的。”抬担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躺在邻床的那个人任人摆布、生死未卜。“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思考到这里,“我”对自己的身份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对自己的胳膊不能动弹也很生气。“我”已经对战争有了一些清醒的认知,知道了它的无意义与虚妄,感觉到周围的一切是如此冷漠和无情。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面临着自我定义具体化的任务,也就是个体对过去连续性的主观感知。依照埃里克森所说,自我认同作为人格的本质,包含对意识形态、角色和价值观的承诺。如果在孩提时代没有充分考虑自我的定义,那么,或者会导致不成熟的承诺,或者会导致自我同一性的弥散,结果都是没有能力认识“我是谁”。因为军国主义教育的根深蒂固,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这种歪曲的教育下长大的,对战争、对侵略、对自己在这种制度下该何去何从,“我”从未有过清醒的认知。稀里糊涂上了前线,稀里糊涂受伤回来,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17岁少年的稚嫩的自我意识。即便面对确凿无疑的证据,“我”还是在怀疑,在否认,“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
三、认识自我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自我状态是逐步发展的,其发展过程是从生理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心理的自我。而从青春期到成年是心理的自我发展阶段,这时的自我意识趋向于成熟。由此可见,心理意识终究会有趋向成熟的那一刻。因为身份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那些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十字匠架被拿走了,但墙壁上的印痕深刻而清晰。纳粹分子想要去除十字架留下的痕迹,结果反而因为粉刷匠的失误使得印痕更加明显。这个棕色的十字架痕迹让“我”在短短的一秒钟内回忆起了发生在学校的一切。十字架象征着基督为救赎人类而死的伟大与博爱,而纳粹分子却要毁灭这些美好的事物。此时的“我”终于能够确信自己在母校了。
在经过了多次的怀疑、确信、再怀疑、再确信之后,小说的最后,当“我”在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存留的笔迹时,“我”终于想起了三个月前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写下“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这段铭文的经过。铭文“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300名斯巴达战士为了守卫自己的祖国壮烈牺牲,而“我”参加的却是一场非正义的、遗臭万年的侵略战争。如果说三个月前,“我”因为无知和绝望而去了前线的话,现在隔着三个月的光阴,借着斯巴达的那段铭文,“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幼稚和愚蠢。
至此,曾经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所处之地,完成了自己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他始终只是个学生,若不是因为战争他应该还在拿着他的画笔绘画;他始终属于热爱安定祈求和平的普通百姓,若不是因为战争,他应该还可以到比尔格勒那里去抽烟,去喝牛奶。从上学时的涉世未深到经历战争后的成熟深沉,透过战争的恐怖面纱,我们看到了少年在寻找身份认同时的艰难和心智的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