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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的许善斌从十几年前开始泡在北京的潘家园文物市场,他收集的旧证照、票证自成一家,在全中国算得上是独一份了。从清朝末年到“文革”,从证书证件、喜帖讣告、请柬布告,几乎滴水不漏,许许多多时代的点滴印记,都能在他的藏品里找到。用老许的话说:“票证和证照收藏,有钱人不肯做,因为升值慢、保存难;有才华的收藏大家不屑做,证照知识含量低,人家大材小用,小贩不能做,因为不懂历史,看不出价值。”老许自嘲地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许善斌搞收藏开始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念头,就是为了“脱贫”,眼看着人家“下海”的、炒股的都发了,自己就想到晚年的时候能不能在文物市场“捞”一把。可是后来,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收藏“俘虏”了,如今他那2600多张“宝贝”是一张也舍不得出手,搞得家徒四壁,仍乐此不疲。
20世纪90年代末,各式旧硬皮笔记本在旧书摊出现了,因为很少有人问津,价钱低得跟一包方便面差不多。这些硬皮笔记本偏偏能勾起许善斌的回忆,忍不住多扫几眼。在老许年轻的时候,硬皮本可是身份的标志,都是表彰大会的纪念品,老百姓拿它就跟宝贝似的。没人舍得用来写字,有的用来镶照片当影集,有的用来夹重要文件,最佳用处是当婚前“聘礼”。因为“旧情”的驱使,老许忍不住干起了“去粗取精”的活儿。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出一套“硬皮本大全”:首先是“第一系列”,“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等;还有“人物系列”,纪念雷锋、王杰、焦裕禄;还有“政治事件”、“科技教育类”等等。最希罕的是一本光绪年间的硬皮本,居然在里面登了铁路客运、邮政、电报、印刷、教学器材等好多广告,那个本子的设计者肯定是个有“经济意识”的人。
也许是硬皮本勾起了老许追溯历史的激情,也许是他自身的坎坷经历幻化成灵感,老许说,有天晚上,他突然间醍醐灌顶,一拍大腿,跟着别人后面搞收藏根本没出路,只有独辟蹊径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此老许确定了自己专门收藏票证的方向。
老许收藏的第一本证照是上世纪60年代时中央美术学院工会征收会费的卡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师们都在上面——李苦禅、李可染、刘开渠、黄胄等,他们当时的工资看来也就一二百块钱,有缴两块钱的,还有缴一块钱的。纸片虽然小,可是却折射出一点时代印记。
有一次,老许发现一幅故宫博物院参观路线图,再一看吃了一惊,上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一尼克松总统参观路线示意图。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东西怎么流传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尼克松从哪里入口、到哪里参观、到哪里休息用红线标得清清楚楚,而且后面还附了一封信,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盖着故宫革命委员会的大印。摊主要价300元,偏偏老许身上钱不够,怎么说人家也不卖。回去后他心事重重,第二个开放日他早早就去了,找遍所有的角落也不见那个人的影子,以后他找了半年也还是大海捞针。再后来偶然在北京东四环的双龙旧货市场发现了它。摊主只要100元,他给了80元成交了。
有一次在报国寺文化市场,老许看见了一张大奖状,奖给内蒙古保音毕勒格打狼队的,落款是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主席团1950年10月。卖主要价3000元,老许虽然喜欢却是无能为力。结果第二天,这件东西在市场上消失了,老许又害起了“相思病”。3个月以后这张奖状在潘家园重新露面,还是那个摊主,开价才800元,老许运用了“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只用200元买了下来。老许查了一下资料,这次会议上全国有54个先进典型,也就是说才发了54张奖状。
在2000多张票证中,许善斌最喜欢的宝贝中有一张清朝的毕业证。从资料上看清朝末年办的这间学堂,共发了100多张毕业证,流传到现在只剩下了4张,属于国家的珍稀藏品。这种毕业证比报纸还大,可算是毕业证里的“巨无霸”,当时大概是为了炫耀吧。
还有一个130多年历史的“结婚证”,婚书上写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婚书的封皮上就看出了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作地合”各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才能完整。这个奇思妙想把“天作地合”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婚书顶上还贴了4个小印花呢,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国民政府一门心思搞苛捐杂税,用交税来“确认”老夫老妻的“正式婚姻”,男方是咸丰四年即1854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60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一张光绪18年的“收照”,就是现在的记者采访介绍信,介绍一个举人去采访一个节妇,奇怪的是上面还盖了“一切不收分文”的大印。看样子清代就有防止“新闻腐败”的规定了。
他收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手册,这种代表证总共才600来个,流传到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代表手册上讲的是怎样签到,怎样使用汽车,怎样进行医疗,怎样进行联络,怎样看“怀仁堂会场及其附近简图”。最有意思的是还教代表怎样使用麦克风,强调话筒离嘴须在2寸以内,用了三四百字才算说明白了。
老许也收集伟人追悼会的请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有邓小平,还有—张鲁迅先生母亲的殡葬讣告,为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一手操办的。讣告前的祭文是周作人亲自写的。
许善斌搞收藏,还爱琢磨、学习、研究。他说,很多初涉收藏的人都喜欢到旧货市场捡漏,这些年也爆出许多传闻,有人花1000元买了一套古书,经人鉴定价值在百万以上;有人花10块钱搬回去一个石头,结果发现上面有个“佛像”花纹,买家上门出价10万。
比如一张日伪时期的结婚证,要是不琢磨、不研究,还真看不出来其中的蹊跷。其实是一个人把妻子卖给了别人,他还当上了对方的主婚人,这是在一张婚书原本上填充的,红色文字是婚书上原本印好的文字,黑色文字是买卖双方填充的内容,显得不伦不类。本应填写结婚双方姓名年岁籍贯的空格却填上了卖妻与买妻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年岁籍贯,应填结婚双方八字的空格却填上了交易日期,在婚书上又硬添加一些文字,说明买卖关系。
老许泡在旧货市场上,吃过不少亏,也捡过不少漏,捡个“小漏”兴奋好几天,捡个大一点儿的“漏”兴奋好几个月。那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有人只把捡漏归结为运气,却忘了另外还需要有才气,没有才气没有知识,捡漏就变成了“漏捡”。
许善斌搞收藏开始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念头,就是为了“脱贫”,眼看着人家“下海”的、炒股的都发了,自己就想到晚年的时候能不能在文物市场“捞”一把。可是后来,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收藏“俘虏”了,如今他那2600多张“宝贝”是一张也舍不得出手,搞得家徒四壁,仍乐此不疲。
20世纪90年代末,各式旧硬皮笔记本在旧书摊出现了,因为很少有人问津,价钱低得跟一包方便面差不多。这些硬皮笔记本偏偏能勾起许善斌的回忆,忍不住多扫几眼。在老许年轻的时候,硬皮本可是身份的标志,都是表彰大会的纪念品,老百姓拿它就跟宝贝似的。没人舍得用来写字,有的用来镶照片当影集,有的用来夹重要文件,最佳用处是当婚前“聘礼”。因为“旧情”的驱使,老许忍不住干起了“去粗取精”的活儿。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出一套“硬皮本大全”:首先是“第一系列”,“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等;还有“人物系列”,纪念雷锋、王杰、焦裕禄;还有“政治事件”、“科技教育类”等等。最希罕的是一本光绪年间的硬皮本,居然在里面登了铁路客运、邮政、电报、印刷、教学器材等好多广告,那个本子的设计者肯定是个有“经济意识”的人。
也许是硬皮本勾起了老许追溯历史的激情,也许是他自身的坎坷经历幻化成灵感,老许说,有天晚上,他突然间醍醐灌顶,一拍大腿,跟着别人后面搞收藏根本没出路,只有独辟蹊径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此老许确定了自己专门收藏票证的方向。
老许收藏的第一本证照是上世纪60年代时中央美术学院工会征收会费的卡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师们都在上面——李苦禅、李可染、刘开渠、黄胄等,他们当时的工资看来也就一二百块钱,有缴两块钱的,还有缴一块钱的。纸片虽然小,可是却折射出一点时代印记。
有一次,老许发现一幅故宫博物院参观路线图,再一看吃了一惊,上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一尼克松总统参观路线示意图。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东西怎么流传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尼克松从哪里入口、到哪里参观、到哪里休息用红线标得清清楚楚,而且后面还附了一封信,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盖着故宫革命委员会的大印。摊主要价300元,偏偏老许身上钱不够,怎么说人家也不卖。回去后他心事重重,第二个开放日他早早就去了,找遍所有的角落也不见那个人的影子,以后他找了半年也还是大海捞针。再后来偶然在北京东四环的双龙旧货市场发现了它。摊主只要100元,他给了80元成交了。
有一次在报国寺文化市场,老许看见了一张大奖状,奖给内蒙古保音毕勒格打狼队的,落款是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主席团1950年10月。卖主要价3000元,老许虽然喜欢却是无能为力。结果第二天,这件东西在市场上消失了,老许又害起了“相思病”。3个月以后这张奖状在潘家园重新露面,还是那个摊主,开价才800元,老许运用了“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只用200元买了下来。老许查了一下资料,这次会议上全国有54个先进典型,也就是说才发了54张奖状。
在2000多张票证中,许善斌最喜欢的宝贝中有一张清朝的毕业证。从资料上看清朝末年办的这间学堂,共发了100多张毕业证,流传到现在只剩下了4张,属于国家的珍稀藏品。这种毕业证比报纸还大,可算是毕业证里的“巨无霸”,当时大概是为了炫耀吧。
还有一个130多年历史的“结婚证”,婚书上写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婚书的封皮上就看出了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作地合”各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才能完整。这个奇思妙想把“天作地合”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婚书顶上还贴了4个小印花呢,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国民政府一门心思搞苛捐杂税,用交税来“确认”老夫老妻的“正式婚姻”,男方是咸丰四年即1854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60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一张光绪18年的“收照”,就是现在的记者采访介绍信,介绍一个举人去采访一个节妇,奇怪的是上面还盖了“一切不收分文”的大印。看样子清代就有防止“新闻腐败”的规定了。
他收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手册,这种代表证总共才600来个,流传到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代表手册上讲的是怎样签到,怎样使用汽车,怎样进行医疗,怎样进行联络,怎样看“怀仁堂会场及其附近简图”。最有意思的是还教代表怎样使用麦克风,强调话筒离嘴须在2寸以内,用了三四百字才算说明白了。
老许也收集伟人追悼会的请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有邓小平,还有—张鲁迅先生母亲的殡葬讣告,为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一手操办的。讣告前的祭文是周作人亲自写的。
许善斌搞收藏,还爱琢磨、学习、研究。他说,很多初涉收藏的人都喜欢到旧货市场捡漏,这些年也爆出许多传闻,有人花1000元买了一套古书,经人鉴定价值在百万以上;有人花10块钱搬回去一个石头,结果发现上面有个“佛像”花纹,买家上门出价10万。
比如一张日伪时期的结婚证,要是不琢磨、不研究,还真看不出来其中的蹊跷。其实是一个人把妻子卖给了别人,他还当上了对方的主婚人,这是在一张婚书原本上填充的,红色文字是婚书上原本印好的文字,黑色文字是买卖双方填充的内容,显得不伦不类。本应填写结婚双方姓名年岁籍贯的空格却填上了卖妻与买妻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年岁籍贯,应填结婚双方八字的空格却填上了交易日期,在婚书上又硬添加一些文字,说明买卖关系。
老许泡在旧货市场上,吃过不少亏,也捡过不少漏,捡个“小漏”兴奋好几天,捡个大一点儿的“漏”兴奋好几个月。那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有人只把捡漏归结为运气,却忘了另外还需要有才气,没有才气没有知识,捡漏就变成了“漏捡”。